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走近西柏坡的理论断想

    

    胡锦涛：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一）

    9年前的12月5日至6日，瑞雪飘飞，胡锦涛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党的十六届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历史责任，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
    时间回溯60多年前，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短短1年10个月里，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指挥了同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夺取了三大战役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于发动内战的军事力量；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农村转入城市、由革命转入建设的伟大转折期。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创造的历史伟业已经融入祖国的锦绣山河，泽被后世；西柏坡积淀的伟大精神已融入我们的思想血脉，历久弥新！

                                     （二）

    西柏坡纪念馆里复制了当年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的情景：清瘦的刘少奇头发稀落，一脸菜色。他站在一块土台上讲话，朱德和来自各解放区的代表都坐在石头上听报告。
    1947年面临着黑暗与光明选择的中国，已经被乌云笼罩，胡宗南已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预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无奈延期。这年5月，在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之后，立即发出“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令，107个代表从各个解放区冒死穿越封锁线汇集西柏坡。这是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在内战中奋起自卫的共   共产党人为什么“急需”召开这样一个看似经济话题的会议？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农民是人口主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时国统区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并榨取占全收获量50～70%的地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获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拥护。从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无不为穷苦人民争取利益。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在1946年5月发布著名的《五四指示》，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由于全面内战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原有的土地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制定一个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大纲颁布不到1年的时间里，解放区有1.6亿农民获得了土地（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37%）。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前。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他们就送什么。仅淮海战役，就动员了354万支前民工，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往前方。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押送路上，“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队伍经过这些地方，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了，真是怪事”。他向支前民工寻找答案。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共两党争天下，蒋介石撕破和平协定，发动内战，争的是一党私利，夺的是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的土地；共产党争天下，争的是最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夺的是广大劳苦大众失去的土地。国民党围攻解放区，后面跟着的是还乡团，他们叫嚣让穷鬼们“把分到的土地还回去，把吃了的粮吐出来”，极尽惨无人道之手段。人民被逼上梁山，只有选择自己的靠山——共产党。这就是答案！
    傅作义在动员军官和平起义时曾说：“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之后就不用再打仗了。”为什么？因为人民已经站到共产党一边，傅作义从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等看到国军注定失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收复失地，但他那些官员收复的是什么呢？是日伪留下来的汽车、洋房和金条，而共产党人则脱下皮鞋，下到乡村，发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毛泽东预言，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一定会胜利。外国人也看懂了，美国人韩丁说，中共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恰如林肯《解放黑奴宣言》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作用。但是自以为三个月就能够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却看不到失败根本症结，说什么：“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其实，国民党失败于接收只是表面的“脓”，根子烂在背叛了人民。可以说，解放战争最早是从土地革命开始打响的，而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本质上就是土地革命的决战。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
星移斗转，沧桑巨变，以民为本，永远不变。今天，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顺应了最广大人民呼声。人民的利益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反映，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都是当今人民利益的关注点。我们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振奋人心的政治动员来自于西柏坡。
    这是一次走向新中国的极其重要的会议。1948年9月，自撤离延安后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解放区领导云集西柏坡，又被称为一次“群英会”。这次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将用5年时间（1946年起）打倒国民党统治，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5年胜利的关键一年。毛泽东自邓小平1945年在延安一别后3年未见。之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从前线赶来的邓小平又黑又瘦，毛泽东心痛地说：“邓小平、邓小平，你都快成邓小猴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是一部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壮烈诗篇。
    ——当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在人员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双方兵力之比是3.37∶1。面对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敢不敢于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毅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教育全党全军辩证地看待敌我力量对比，运用“得地失人，人地皆失；得人失地，人地皆得”运动战法则，以内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革命的战略机遇显现。国民党从战略进攻开始转为全面防御，以固守城市为战略要点，企图使人民解放军“啃不烂”、“吃不掉”。党中央审时度势，积极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提出“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去”，指出，今后的局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的统治可能垮得早些，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可能出兵，战争可能延长，人民解放军要果断转入外线战略进攻，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强大的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点据守和重要设防的城市。我军科学地抓住了斗争战略枢纽，不失时机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当解放战争摧枯拉朽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动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毛泽东针锋相对，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响亮口号。四个月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除台湾等少数地方之外的中国。顶住压力、不惧外来干涉，迎接重重挑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写照。
    战有阵，勇为本。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显现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成为撼天动地的精神财富。一支军队以昂扬的战斗精神为支撑，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支柱，以灵活机动战略战术为指导，往往能够创造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伟大奇迹。敢于斗争就是要敢于“破釜沉舟”，毛泽东告诫将士们“根据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敢于斗争又不是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指导解放战争的军事法典。
    今天，世界并不太平，总有一些国家习惯采取暴力的方式来攫取利益，总有一些势力习惯性地制造摩擦挑战我国主权。能战方能言和，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铁律，准备战争是为了捍卫和平，敢于拥有力量、敢于展示力量、敢于使用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内在要求和固有之意。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坚强后盾”。盾之坚强，方能克敌之矛，人民军队必须大力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障，决不能让某些势力把中国人民的善意误读为中国人民软弱。

                                     （四）

    凡是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的人都会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留影，许多新党员在这里举手宣誓，高声朗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经典语录。“两个务必”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旨。其中既包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又有共产党人以民为本、以民为师的唯物史观和励精图治、永不停滞的开拓精神，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经常会说到一个人，他叫李自成；经常讲到两个字，就是“赶考”。一支胜利之师以一位功败垂成的人物为镜，并随时保持学生进考场的敬畏之心，用心可谓深远、良苦。中国历史上，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军队被和平打败，英雄被享乐打败，自己被自己打败，这种教训不胜枚举。其根子在于丧失了忧患意识。
    共产党人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对此，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向全党同志敲起了警钟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并做出了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等“六条规定”。“两个务必”体现了在形势大好、不断胜利之时一种难得的冷静和清醒，承载着由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历史而凝成的经验和教训。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必然亡身。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也毫无先进性可谈。
    任何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赶考”不仅是舞台，也是竞争，也是淘汰，苏共等赶考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苏共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苏联解体。
    殷鉴不远，警钟长鸣，“赶考”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永无止境的；“赶考”主题依然不变，就是坚持党的宗旨；“赶考”考官依然不变，就是广大人民；“赶考”标准依然不变，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今天，我们的党已经有了90年的光荣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而自豪，但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因此而自满，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这番话，是对全党同志“赶考”的再次警示。

                                     （五）

    最后，让我们再次观看西柏坡纪念馆用虚拟成像再现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关于“进京赶考”的精彩对话：
毛泽东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