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看毕福剑主持的《星光大道》开播十周年特别节目，一个叫王二妮的歌手和她来自陕北农村的爸爸妈妈同台演唱《我的祖国》，那动听的歌声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也穿过电视屏幕深深地感染了我：“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和平的阳光，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美妙的文字，只有从战争中走来的人，才能更加体会到和平的温暖和宝贵。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和平是苦难之花，当我们聆听和平的天籁之声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炮火连天、红旗招展、冲锋陷阵的场景，会浮现出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英雄的身影，因为那是和平阳光的发源。
我想到了毛泽东，中国的和平离不开毛泽东。
在烽火连绵的历史天幕下，他疾驰而来，他是一个书生，挥斥方遒;他是一个战士，纵横驰骋;他是一个哲人，成竹在胸;他更象一个逐梦人，欲“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中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中指出：“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 1936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也就是他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1936年，毛泽东在给东北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说：“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中说：“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指出：“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21日，毛泽东给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发电报指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为了化解一些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不理解，毛泽东在抗大学员讲课时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1937年3月6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指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指出：“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我党代表团即将出席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和国民党重新谈判，为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指出：“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中写道：“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⑴。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几次庄严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得干干净净之后，在用刺刀向着要和平反内战的学生群众之后，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政治上毫无经验的人们之外，什么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了。……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中指出：“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1949年2月2日，毛泽东在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电中说：“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 主的和平而奋斗。”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闭幕词中说：“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说“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一一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次全会上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结论中指出：“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我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中指出：“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国家代表谈“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时指出：“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次扩大会议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集团，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集团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们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们并不巩固。……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舰就来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条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指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10年、20年的时间搞建设。”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同澳共总书记夏基谈话时指出：“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系列谈话中指出：“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在内8个拉丁美洲朋友时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与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关于中美关系指出：“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提起他跟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他还说：“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和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对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敌人打进来，我们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同智利新闻工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总有一天两国(中美)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依赖的。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深信，社会主义中国手中的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为了反对美国的核威胁，为了反对美国在它的侵略集团中间扩散核武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响应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建议。美国核垄断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这对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大有好处的。防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希望，绝不在于巩固美国的核垄断，而在于打破这种核垄断。把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打破得越彻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同斯诺关于越南战争的谈话中指出：“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同叙利亚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呼取“三五”计划及三线建设时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说：“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针对外国记者问“中国好战”和陈毅本人是不是“好战分子”问题回答：“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 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说：“讲得好呢，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一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世界格局重新构筑的时代，是新的世界平衡形成的时代，是超级大国角力的时代，是两个阵营冷战的时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原子战争浓云密布的时代，是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世界充满了不安和燥动，世界游走在新的混乱的边缘。面对这样纷繁芜杂、矛盾种种的国际环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千难万险换来的和平是脆弱和岌岌可危的。毛泽东无疑是个从容应对复杂局面和化解矛盾的高手，为了给新中国赢得一个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他游刃于世界冷风疾雨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腾挪移闪，纵横捭阖，对内建工业，增实力;搞尖端，强国防;深挖洞，广积粮;划“三线”，有后方;全民兵，威四方。对外高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十六字诀，近守远交，和平共处，旗帜鲜明，以战扼战。新中国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和平，而且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成为扼制战争的中流砥柱。
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燃起了战火，当傲慢的麦克阿瑟发出“进军鸭绿江”的命令，当狂妄的美国大兵朝着鸭绿江撒尿的时候，毛泽东用他的“大仁政”和“大道理”作出了举世的决定。他说：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唱着“保卫和平、保卫新中国”跨过了鸭绿江，让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头一次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对这段战争有这样的描述：“直到1950年11月，推进中的美国军队已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后，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了美国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
和平要由实力保障的，以斗争求得的和平才可以长存。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陡升，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11月15日，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发言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这一天，57个国家代表在联大上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科威特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说：“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名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米·巴霍利说：“我们从这个讲坛上欢迎光荣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马里代表团副团长布巴卡·坎特说：“在那些年代，许多人妄图加以排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他们非常热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孜孜不倦地继续把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强大和和平的国家。……诽谤者们已经看到，中国事实上是强大的，还看到，中国已经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准备着在文化道德遗产已经过重新评价、原子已被驯服、技术已经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进经济的情况下迎接历史的使命。胜利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被公认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上，除日本外，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某些把自己的实力用作进行侵略和征服的工具的国家相反，它把它的巨大的力量完全用于和平和援助生活在各地的人们。……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了各国人民和平抗击、而且也是坚决抗击剥削和镇压的象征。”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变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这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世界的历史，直到今天，和平的曙光也并没有普照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也不会象那些幼稚的人们所希望的只要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世界也会张开双臂拥抱我们那样。当我们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当我们放声歌唱温暖的和平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念毛泽东，感念他为中国和世界和平所做的一切，我们更应该从毛泽东那里传承那些关于和平的智慧和深远的思想，让和平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也不落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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