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1岁。他是10位元帅中逝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元帅。
罗荣桓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培养的一名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最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在10年内战期间，一直担任红军中的要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第4野战军第一政委职务;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罗荣桓逝世的噩耗传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心中极为难过。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聂荣臻汇报科技工作10年规划。会前，他沉痛地对与会者们说：
“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请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大家为罗荣桓默哀后，毛泽东还深情地说：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不容易啊!”
毛泽东称赞罗荣桓是一个“最正直的人”，“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他又说：
“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聂荣臻见毛泽东讲完了，就开始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说道，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毛泽东高兴地插话说：
“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10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
聂荣臻汇报说，用20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插话说：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聂荣臻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400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他说：
“可以花1000万美元。”
聂荣臻汇报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和图书稿费比较低。毛泽东当即说：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聂荣臻汇报说，10年科技规划要有30亿投资。毛泽东说：
“每年3亿，不多嘛。”
聂荣臻汇报说，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毛泽东说：
“死光(指激光——笔者注)，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嬴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说道：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12月19日，毛泽东带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都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之中，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凄婉悲凉的悼念名篇：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有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就跟护士长吴旭君聊天。
吴旭君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她是在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后来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了婚。吴旭君不但负责毛泽东的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有时也兼一点秘书工作。
毛泽东在聊天中，回忆起往事，谈起他母亲父亲的死，又说到了自己。他笑着说：
“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
毛泽东又掰着手指说：
“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孔继宁，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回到爸爸家里，为爸爸祝寿。他们和妹妹李讷围在爸爸身边，争先恐后地同爸爸说笑，同爸爸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的拉着爸爸的手，有的拽着爸爸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引得毛泽东也呵呵地笑着。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
江青声到人到，她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都提出要为毛泽东做70大寿，毛泽东说：
“这个封建习惯要改，大家都不做寿。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工作人员们心悦诚服，做寿一事遂作罢。
毛泽东尽管不做寿，可老朋友们还是要聚一聚的。这天上午，他让秘书田家英给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叶恭绰4个人打电话，说是晚上请他们吃饭。这个邀请还附带了一个说明，田家英在电话里说：
“主席说很抱歉，今天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个子女。”
是日晚，章士钊带着女儿章含之，程潜带着大女儿，王季范带着孙女王海容，叶恭绰也带着女儿，先后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一一出门笑语相迎，握手寒暄。
在毛泽东邀请的这4位老人中，只有叶恭绰其人，本传中尚未提及，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叶恭绰是广东番禺人，字玉甫，曾任北京国学馆馆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叶恭绰身材短小精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他在1950年从香港回北京后，历任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委。
程潜老人，身躯高大，白发苍苍。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尊崇，怀着激情写出了12首诗，亲自誊写装帧成册，由章士钊题写封面，赠给毛泽东做贺礼。这12首诗中其中一首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是这样写的：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鵷鶵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毛泽东同4位老人谈笑风生，评古论今。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该吃晚饭了，毛泽东与客人及亲属和孩子们先后来到了餐厅。晚宴设了两桌，丰盛而不奢华，餐桌上摆满了豆豉、炒辣椒、熏鱼、腊肉、蔬菜等一些家乡菜。宾主大多是湖南人，他们操湘语，叙湘情，吃湘菜，频频举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饭后，宾主来到客厅叙话，毛泽东望着坐得远远的章含之问道：
“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
章含之告诉毛泽东说，她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下放劳动1年，又读了2年研究生，1960年开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已经3年了。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那你多大了?”
章含之说，28岁。
毛泽东打趣地说：
“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她：
“你教什么呀?”
“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语文学史讲座。”
“你喜欢文学?”
“很喜欢。”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说好。他又问道：
“章老师，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
章含之过去随父亲参加大型宴会，也和毛泽东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和毛泽东在只有十几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泽东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见毛泽东这样问，连忙摇头说：
“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啊!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哩!”
章含之见毛泽东不像是开玩笑，就恭恭敬敬地说：
“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还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章士钊马上插话说：
“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那就好。”
江青等毛泽东过完了生日，马上便去了上海。
原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于1963年12月25日已经在上海开始了，江青应邀到上海观看演出。这次活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1月22日才结束。
在此期间，江青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演出后，决定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并把演出任务交给了上海京剧院。
在上海京剧院排演《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江青说：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帐。《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甚至有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反对革命，至少是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再说12月27日，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12军1团2连连长郭兴福教学法。他在电报中写道：
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
罗瑞卿把叶剑英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行字下面，画了红杠杠。他还说：
“这一条我很感兴趣。”
罗瑞卿向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建议，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都在罗瑞卿的报告上画了圈。
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3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它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1963年，宋庆龄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由上海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这里原来是清朝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官邸，庭院之中有山水、树木、花草，亭台楼阁回廊，环境幽雅宜人。宋庆龄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幸福的晚年。
1964年1月1日，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二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1套《毛泽东选集》。
原来，江青在1963年秋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这出戏是根据新四军第6团“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张家浜一带的斗争故事改编的。因为沪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老百姓才能看懂，所以江青决定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回，江青把改编演出的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二团。她对主要演员们说：
“要坚决按照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后来，江青在京剧二团排练时，特意到后台去见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她对赵燕侠说：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江青还从上海调来了沪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演员，专门辅导赵燕侠。
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后来，毛泽东发现了他们的做法，指责了他们，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1月4日上午，章含之正在办公室里准备教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林克说：
“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天就开始。”
章含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在电话那一端说：
“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放心地来吧。走中南海西门，我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的。”
章含之晚上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还说自己紧张得要命，害怕教不好。章士钊很是高兴，他安慰女儿说：
“你大可不必紧张，我同主席数十年相知，主席很随和的。”
章士钊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毛泽东交往的一些趣事，还说毛泽东曾经要借他的书看，他要章含之带一套日文版的线装书《智囊》给毛泽东。章士钊一再叮嘱说：
“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
1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们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贪污、盗窃，做投机倒把，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5日下午，章含之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章含之，就对她说：
“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
章含之将父亲的《智囊》一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爱不释手，说：
“就是它，等我看完就还。”
章含之说：
“爸爸说了，您爱看，就留在您这里好了。”
毛泽东连忙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后来在几周后，毛泽东果然信守诺言，把《智囊》还给了章士钊，又换了另一套书。自此，毛泽东经常向章士钊借书看，章含之自然就成了毛泽东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章含之每逢星期天下午4点，就到菊香书屋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毛泽东每次都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读完英语，然后让章含之陪他去院子里散步，然后邀请她和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共进晚餐。
毛泽东和章含之散步时，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有一次，他问章含之说：
“你们学校教学生用什么教材?”
章含之回答说：
“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
毛泽东说：
“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
章含之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二十几岁的她不知轻重，就说：
“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好!”
毛泽东和善地笑了，说：
“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
“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学外文也应该一样多学一点文学啊!”
“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
“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好吗?”
毛泽东见章含之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笑了起来，说：
“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
一天下午，毛泽东学完英语，在等待开饭前，靠在沙发上，点燃一根香烟，问章含之说：
“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不加思索地说：
“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要同他划清界限。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闻听此言，忽地坐直了身子，有些惊讶地注视着章含之，大声说：
“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
“是的，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
毛泽东望着章含之，认真地问：
“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1957年1月。”
“啊呀!了不得啊!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喽!”
章含之忙说：
“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
毛泽东虽然看出章含之已经面有窘色，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
“你既然是个党员，你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毛泽东深深地吸着烟，接着说：
“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行老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他见章含之一言不发，态度就和缓了一些，微笑着问：
“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哪?”
章含之顺口就说：
“他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名批判他。同学们偷偷地拿讥讽的眼光看我，我坐在课堂里可真是如坐针毡。”
毛泽东听着章含之数说着她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道：
“就为这个?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和谈。我现在考考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子楞住了，睁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说：
“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
“我的朋友也有反动的呢!不过行老不是。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期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摇摇头。此时，她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才忽然意识到，自己除了读过鲁迅的文章，还从来没有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对父亲的了解竟然如一张白纸。毛泽东没有让章含之太难堪，接着说道：
“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毛泽东见章含之惭愧地低头不语，点燃了一支烟，笑着说：
“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年轻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他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毛泽东问章含之知不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说不知道。于是，毛泽东耐心地给她讲述了《苏报》案故事，然后问道：
“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泽东接着又给章含之讲述了他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章士钊劝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故事。他说：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章含之听了毛泽东的一番教导，使她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她心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的身世之谜，她泪流满面地告诉毛泽东，自己并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而是在出生8个月时被章士钊收养的。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讲述，开导她说：
“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章含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亲在晚年间父女温暖信赖的气氛。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有一天，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毛泽东体格康健，不戴围巾、帽子，章含之却是“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毛泽东突然问章含之：
“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完呢?”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和她开玩笑，就笑嘻嘻地说：
“主席欠债?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欠债，我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
“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是我见到你才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毛泽东就把他在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一部分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他找到正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请章士钊帮忙，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去欧州勤工俭学筹款。章士钊发动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讲完了故事，笑着对章含之说：
“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州。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去了!”
章含之像听一个传奇故事，她惊讶地说：
“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认真地说：
“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章含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哈哈大笑，说：
“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正是：人生七十不算老，国有疑难待推敲。
毛公生来多趣事，忙里偷闲亦英豪。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还债，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章含之的谈话很有一读的必要。他的那些话，一方面可以作为他在建立新中国时不是采取清一色、而是广泛地把那些有影响的各界著名人士吸收到新政权之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一方面也为后人在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待人处事方面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好榜样。可以说，和那些类似白开水或者是一根筋似的历史人物相比，毛泽东就是那甘甜醇香浓郁的茅台酒。读他的故事，品他的话语，使人有回味无穷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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