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
话说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编制第3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设想，他插话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这是毛泽东向全国正式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原来早在1964年4月间，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进驻大寨，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再说毛泽东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执行任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3个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剥削谁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的，还要搞武的，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总而言之，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了准备，不怕，就有劲。”
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和平演变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赫鲁晓夫就是第三代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条：
第1条，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2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3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5个指头，4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辨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24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5朝领袖，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第4条，要有民主作风，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覃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
第5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3个仗，胜2个，败1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毛泽东讲的这5条内容，被写进了“九评”里面。
6月17日，从5月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毛泽东委托刘少奇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一下调整。于是，刘少奇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6月17日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来信。毛泽东指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了“九评”再说。
6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到场时，陆定一已经在座，彭真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续到场。毛泽东首先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人民日报》1961年12月发表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代，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对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
“你搞中苏论战文稿，1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京剧工，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周恩来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京剧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阵地搞颠覆我们政权的活动。”
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1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2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江青还在讲话中3次赞扬了中共上海市委，她说：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的。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张春桥也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亮了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会后，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彭真等人说，周恩来认为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宣传?彭真等人说，一是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二是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就这样，他们压下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新闻工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月23日晚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观看现代京剧《芦荡火种》。他在看了《芦荡火种》之后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毛泽东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说：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那天晚上，汪曾祺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于是，毛泽东就对《红灯记》、《沙家浜》两出戏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他在谈到《智取威虎山》时说：
“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的最后又加写了一段唱词，他写的是：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后来，京剧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之后，《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
毛泽东在6月到7月的整个会演期间，凡是江青和张春桥他们搞的剧目，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等剧目，他都会去看戏。他一去，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也都要去看。而且，毛泽东在接见演员的时候，公开为这些剧目叫好。
毛泽东对这场文艺革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此后几年间，他没有时间看戏，江青就录了像，让他在家里看。
后来，据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乐于称道的“毛衣风波”。演员的更替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姑且不论，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再说6月26日，江青把现代京剧观摩大会办公室在6月24日为送审她《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记录给她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谈京剧革命》的记录稿，在那封信上批示道：
一阅，讲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被称为对文艺界的第2个批示。
6月底，毛泽东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和她谈了话。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一个时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她时常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毛泽东在和王海容的谈话中了解了学校的情况，研究了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他认为，目前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有不少是旧的一套东西，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1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地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 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
后来，这个小组又叫做文化革命5人小组。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自此首先在文艺领域开始了。
7月初，毛泽东在谈到部队工作的时候，再次强调说：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1个团，每团先搞1个营，每营先搞1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大家都会。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200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1个‘夜老虎’连。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的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1个营先搞1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我们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想，完成任务最可靠的还是步兵。战争来了，还是靠近战、夜战，还是靠两条腿，靠炸药，靠炮兵。要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
7月间，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干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摆花。”
毛泽东反对房间内摆花，反对院子里种花，他主张种树木、粮食、蔬菜、油料作物等。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他在写给吴冷西的批语中说道：
“要广泛采访、转载各省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在几年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报道的做法必须是真实的、典型的。对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也要这样做。
7月5日，毛泽东和放暑假回到菊香书屋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一开头就问毛远新：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回答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泽东说：
“看来你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
“看过了。” 毛远新说。接着，他把“九评”上所讲的内容讲了一下。毛泽东说：
“讲是讲到，懂不懂?这5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2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被敌人拷打，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着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中间派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么!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
“我还是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说：
“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接着解释5条标准，他说：
“3、4、5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毛泽东讲到第3条时说：
“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他讲到第4条时问毛远新：
“你是否和群众合得来?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常让人家讲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在讲到第5条时，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在行了。”
接着又问道：
“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回答说：
“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要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回答说：
“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农联合政府，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说：
“据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情况，受到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过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们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毛泽东说：
“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
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毛泽东说：
“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泽东要毛远新天天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游泳，他说：
“水，你已经认识它，已制服了它，这样很好。你们骑马吗?”
毛远新回答说，不会。毛泽东说：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打过枪吗?”
毛远新说，有4年没有打了。毛泽东说：
“现在民兵枪都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的。”
他还对毛远新说：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习法?只听讲课能学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
“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同，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
“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都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说：
“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笔者注)。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10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27年我们学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泽东又问：
“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毛远新说：
“这次考试我们队用新的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泽东说：
“早就该这样办了。”
毛远新说：
“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泽东说：
“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你们的教学就是生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义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员们抄，把学员限制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后来，高等教育部在11月9日将毛泽东于7月5日与侄儿毛远新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给全国各地。
欲知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最了解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本传就所能见到有关史料，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生活和办学经历，已经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从9岁那年开始，先后在7个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旧式教育。在家里参加了两年劳动后，17岁又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驻省湘乡中学读了将近1年书后，参加辛亥革命军，当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半年，接着，又在定王台自修了半年。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4师范、第1师范读了将近5年的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还旁听了不少名家的课。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办过工人夜校。走上社会后，又先后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教过小学、中学，办过工人夜校。在广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课，接着又亲自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红军时期，他还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且在这些大学里无数次地走上了讲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求学、办学经历，还是他的求学、办学体会和经验，也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和教育现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上，他都是无以伦比的。那些上过正规大学和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辈人，除了理工科专业知识之外，又有哪一位在学问、才识和成就上，能够与毛泽东相匹呢?至于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些留法、留德、留苏、留比等等勤工俭学镀过金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论述，历史上和现代有那么多人的言论和专著，有兴趣的人，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再看一看那些人各自的学习经历和生平所作所为，孰优孰劣，应该说是一件并不难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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