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和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他的博学多智、能言善辩、富有幽默感的语言魅力所折服。尤其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周恩来以超人的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手段，以精辟、准确、诙谐而又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的语言，在谈笑间使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深受人们钦佩。他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许。正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周恩来时说：“没有什么比外交谈判更能真正考验他的本领。”而美国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更赞扬周恩来“是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南京灵谷寺接见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左起：吴展、李勃曼、章文晋、周恩来、吴青
点化成语，简洁点评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倡导的“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加上‘革命的’这个形容词？”
周恩来当场予以反驳：“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吗？孙中山在这部书中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
周恩来的反驳看似咬文嚼字，其实暗示了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却是干着违背“三民主义”、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实行的是假“三民主义”，而不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时，也嘲笑了那些自称是孙先生信徒的人，连孙中山的原话都不知道，反证了共产党实行的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
1946年，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周恩来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托，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再次进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雄辩才能，使得对手深为折服。
有一次，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谈判进行还没几个回合，周恩来就把对方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叫嚷同共产党谈判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听后，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只是轻蔑地一笑，慢条斯理地巧妙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
周恩来精当地妙用标点符号进行字词的断句重组，使其语义幡然更新，针锋相对地将对方的叫嚣比作“牛弹琴”，既形象生动又极具杀伤力，从而既摆脱了自我困境，又迫使对方陷入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的窘地。
1960年4月28日，周恩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
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很敏感，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那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给尼泊尔留下深刻印象。
这年，周恩来亲自审查了一批出国节目。京剧《霸王别姬》是其中的一个。
演到这出戏时，周恩来对每个重要场景都下了评语。这些评语下得简洁奇巧，几乎都是“一”字打头的成语。
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听劝阻，执意出战时，周恩来评道：“一言堂。”项羽回宫后，虞姬规劝再三，千万不可发兵，以免中刘邦之奸计。项羽不容分说，回拒说：“孤意已决，明日发兵！”周恩来评道：“一家之长。”项羽孤军深入，落进了刘邦的埋伏圈。周恩来又评道：“一意孤行。”项羽被困垓下，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评道：“一筹莫展。”戏演到虞姬备酒，项羽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周恩来再评道：“一曲挽歌。”项羽四面楚歌，汉兵将至，虞姬自刎。周恩来指出：“一败涂地。”
周恩来的“一字”评语语言精当，言简意赅，给剧情以精辟的评论，让人感到风趣幽默，富有高超的语言艺术魅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代表到北京上访，周恩来接待了他们。
红卫兵代表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
周恩来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周总理为什么发笑，周恩来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周恩来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解释一遍说：“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大笑起来。
听了周恩来的这一番妙解，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周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恩来，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
周恩来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
周恩来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
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避实就虚，妙用数字
在外交场合中，当对方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或遇到突发尴尬的事情与场面时，周恩来总是善于运用变通性较强、委婉幽默的语言，避开对方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既使自己摆脱困境，又保持和谐气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看起来十分抽象、枯燥和单调，可是在周恩来口中，却变得生动活泼无比，显示出异样的光彩。
在一次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对外方针后，回答记者提问。富裕的欧洲人，轻视我们国家资源少、底子薄、人民穷，于是一位西方记者带有讥讽意味提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请问中国有多少钱，才能保证每个人吃上饭、吃上肉、穿上衣呢？”
面对此种恶意，周恩来正色“回敬”对方：“我们新中国用的是人民币，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全场愕然，鸦雀无声，记者们静听周恩来作进一步的解释。
紧接着，周恩来以风趣的语调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10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恩来稍停顿一下，接着严肃地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周恩来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他经典幽默的回答令提问者汗颜。
有一次，一个英国记者对周恩来说：“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
周恩来反驳道：“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英国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4500万，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曾经是如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而美国的人口还不及中国的1/3，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海外驻军150万。中国人口虽多，但没有一兵一卒驻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而是决定于它的社会制度。”
击中要害，言之有理。周恩来列举确凿的数据，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反驳了对方的错误观点，也用铁的事实支撑自己的论点，坚定有力。通过对比，突出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从不对外扩张的严正立场。
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周恩来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恩来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恩来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一次，周恩来盛宴招待尼赫鲁。这位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总理，对周围的人用中国话交谈有点不耐烦，便在祝酒时拉住周总理的手臂：“总理先生，讲一点英语好吗？”周总理微笑着举起酒杯回应说：“Ah，yes，How do you do？”（即“你好”），周恩来说完这句后照样讲他的中国话。尼赫鲁对此忍俊不禁。
外国总理要求周总理讲一点英语，他就“遵命”讲了一句，然后照样讲中国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母语的尊重。
1961年，周恩来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外长赴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有一位外国使节问他：“阁下可能再去日内瓦吗？”
对这个确实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周恩来避重就轻用英语答道：“Sorry，I am not the Foreign Minister any more！（可惜我不再是外长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使周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著名美国女记者和作家，她曾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英勇抗战的事迹。1965年11月1日在上海为她举行的80岁生日宴会上，周恩来的祝寿辞十分诙谐。
周恩来微笑着致贺词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在座的听到“ 40公岁”这个新词，都有点奇怪。
周恩来解释说： “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市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听完他的解释，大家开怀大笑，斯特朗听了更是笑得开心。他又接着说：“40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出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至此，把宴会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周恩来幽默风趣的贺词，深深地感动了斯特朗女士。她在答词中，满怀深情地说：“周恩来说我只有40公岁，还很年轻，我听了很高兴。我保证要继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写出大量的著作来。”斯特朗晚年，也好像真的回到了壮年，她勤奋笔耕，每半个月写一篇《中国书简》，宣传中国，借以表达她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972年2月，周恩来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周恩来又从容不迫、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轻松站起。
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他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但毛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
还是细心的周恩来看出了毛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后，他才肯走。”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毛主席道别。
周恩来突遭棘手问题或场面时能够避实就虚、灵活应急处理的睿智，由此略见一斑。
一语双关，意在言外
1945年9月，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中午，在会议休息时，蒋介石突然约周恩来对弈。蒋介石原以为周恩来不敢应战。没想到，他的电话刚一放下，周恩来就与王若飞等人过来了。蒋介石见面一惊：“你答应了？”
周恩来风趣地说：“岂有不来之理？桌面上两党谈判，棋盘上楚汉相争，多么有趣！蒋先生您说是吗？”
蒋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
在蒋介石的会客室中，两人隔着“楚河汉界”摆开了阵势。蒋介石问：“周先生是要蓝子还是要用红子。”周恩来手中早抓住了一个红“帅”，说：“我就用这个吧！”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随即排兵布阵，大有猛虎下山之势。周恩来见蒋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阵。无疑，蒋介石不谙对方看似平常的阵势，加上求胜心切，想先发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袭之术，首先来个当头炮，直逼红帅大本营。接着又是沉底炮，双炮齐上的火炮攻势，使周恩来的“帅”几乎无路可逃。蒋介石双眉一挑，对周说：“这一着，周先生大概还未想到吧！”
周恩来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将早已备好的“车”“卒”，紧密配合，齐头并进，很快，就在对手不经意间化险为夷了。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对方战术非同一般。在场的两方“观战”人，无不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棋艺。蒋介石边走子边问：“周先生你从小跟过名师？”周恩来笑道：“下棋不过是一个小玩意儿，哪从什么师哦。”其实蒋介石哪里知道，周恩来5岁就开始下棋，到9岁时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点是后发制人，一旦看准战机，既敢拼杀，又善诱敌，临危不乱，处险不惊，获胜不骄，往往以少胜多，以劣势而转危为安，直到最后胜利。第一盘蒋介石输了。
第二盘，蒋介石又是老招出手，到中局时便节节败退，多次进攻都被对方化解，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人们发现他的额头上已渗出一些汗珠。胜利在握的周恩来稳扎稳打，妙用“卒”“车”“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蓝棋之“将”。蒋介石一时乱了阵脚，来了个倾巢出动。可是战局已定，他无法挽回危局，只得丢卒保车，最后到抛车护将。周恩来问：“蒋先生，你看怎么办？”蒋介石有些不高兴地说：“我看还是和了吧！”一旁观战的王若飞趁机插话说：“不，我看蓝棋输定了，红棋必胜，岂能以和了之。”蒋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无可奈何地一声长叹：“周先生棋艺果然名不虚传，临阵不乱，棋高一筹，棋高一筹啊……我蒋某算是领教了。”
周恩来则笑言：“蒋先生的火炮攻势还是很有威力、功力不小的，可惜只是太轻视我的这些过河卒子了，以致铸成败局。失误在于轻视我的这些小米加步枪。”
周恩来一语双关，很巧妙地借下棋而说明：蒋介石只看见自己的飞机大炮，而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在反人民的内战中也将像在棋盘上一样注定要失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大批“白专道路”，一度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澄清和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1961年6月19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形象具体地打比方说：“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而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5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让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周恩来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对当时一些人政治认识上所存误区的明确态度，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博得了大家的一阵笑声和掌声。
尼克松率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道：“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四座皆惊。
周恩来马上洞悉到这名美国官员的恶意用心，不慌不忙微笑着说：“这并不奇怪。那是中国人民正在努力攀登上高峰，因为我们喜欢走上坡路嘛，而可惜我们的美国朋友在下山！看来你们喜欢走下坡路哟。”
周恩来的巧妙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还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有一次，周恩来出国访问时，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恩来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的，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这个国家的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
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人访华时，周恩来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的点心——油炸“冰棒”。想顺便以牙还牙教训一下对方。
周恩来当着这位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他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
周恩来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位外国领导，这位外国领导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周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就这样，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在猝不及防的诘难下，在别有用心的挑衅前，面临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时，难以数计地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应，准确的言词，自如地应对了各种意外情况，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在住地商谈。
借题发挥，拉近距离
周恩来特别善于借题发挥，消除对方的紧张心理，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并收到幽默风趣的效果。
1933年初，为了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士气，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这天上午，会议在宜黄县总部驻地召开，到会的首长有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总政主任王稼祥等。
当周恩来刚刚讲到要提高警惕时，突然有6架敌机出现在驻地上空，低空盘旋，寻找目标。当时担任总政青年部部长的萧华才18岁，和在场的许多青年人一样，缺乏防空经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吓得急忙往外跑。周恩来盯着当空坠下的炸弹，猛地一把将萧华按倒在身边，用身躯掩护着他。好几颗炸弹在门口几步远的地方爆炸，掀起和震落的尘土厚厚地盖了人们一身。敌机走了，王稼祥的腰部被炸伤了。只见周恩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用手帕揩了揩脸，凝视着准备继续开会的同志们，诙谐地说：“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祝来了。”
一句话逗得大家大笑起来，惊魂未定的情绪顿时缓和了下来。
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歌舞十分感兴趣，便抓住这个宣传中国的极好机会，马上通知工作人员，建议给与会者放一部中国的经典大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看看。熊向晖很纳闷地问：“外国人能看懂吗？”
周恩来说：“那得看你怎么来做了，动动脑子吧。”
于是，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给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
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接着，周恩来风趣而信心十足地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略作停顿后便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
看见对方一脸的疑惑，周恩来自信地笑着给他吃个定心丸：“你试试，我保证你不会失败。”
按照周恩来的点子放映电影后，果然引起外国友人的极大兴趣，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一次，国务院宴请前清皇族成员。末代皇帝溥仪入席时神态有些拘谨，他见周恩来也在场，便不肯坐上首座。周恩来当即笑着说：“您是‘陛下’嘛，是应当坐首位的。您不入座，大家就不好坐了。”这样一讲，宴会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溥仪也放松了许多，彼此间的相处就自然多了。
1961年5月初，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
在一次社员座谈会上，为了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周恩来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周恩来平易近人中不失幽默的一句话，逗得大伙儿笑成了一片。于是，拉近了国家总理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随即一些社员自然而然地倾吐出了自己对农村现状的真实看法。
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摩洛哥王国。哈桑国王在接待周恩来时，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国宴。
在宴会上，国王陪着大家围在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上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放着一只烤好的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了一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恩来的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恩来也照样回敬。
宴后，哈桑邀请周恩来、陈毅到会客室饮茶。宾主边饮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
蓦然，哈桑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
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毕，三人皆哈哈大笑。
哈桑的问题提得十分巧妙，而周恩来与陈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奉总统尼克松之命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而秘密访华。基辛格一一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当他向周恩来介绍随行官员彼尔德世奇时，周恩来握住对方的手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仅会讲北京话，还会说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当基辛格介绍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己报姓名：“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其间，周恩来还与美国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说：“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呢？”
1971 年7月9日至11 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周恩来与他们如同亲朋好友聊家常，这使得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心理很快消失，会谈自然就会在比较友好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了。
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原来，当时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世界轰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
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不但熟记了每个美国代表的名字，而且对每个代表作了适度赞扬，并通过一些得体的诙谐幽默话语，使美国人的紧张心情很快放松下来，使交谈能够顺利进行。美国代表无不深深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睿智解释，巧妙应辩
在对外事务和国内政务活动中，当遇到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时，周恩来总能冷静沉着，机智应变。尤其是在对方猝不及防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周恩来总能针锋相对地用幽默的语言痛击对方，既不失体面，又反驳有力。
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时期，有些外国记者敌视中国，利用采访机会发泄对中国的仇视态度。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刚批阅完文件顺手放在桌上的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大国，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呢？你们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
周恩来听了风趣地笑着答道：“提起这支笔啊，那可说来话长。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它是一位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想谢绝，哪知那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那个记者听后哑口无言。
外国记者的话是在讽刺周恩来：你们不是一直批评美帝国主义吗，为什么还用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恩来立即反唇相讥。周恩来的论点是：这支钢笔为美国货不假，但并非我们有意购买，而是抗美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这支钢笔见证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这样的反驳不露声色地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既维护了国家的形象，又向世界展示了他那文雅坦荡的领袖风范。
1950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在一次涉及我国东北问题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不准第三国公民进入和居留东北地区，并且要求我国承担义务。
周恩来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蒙古人了。”
周恩来的回答，既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又让斯大林难以再就这一问题说下去，巧妙地将话题引开了。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英国的对华态度有所改变，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站在美蒋一方，反对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周恩来同英国驻北京代办杜威廉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其中一次杜威廉表示，英国建议中美双方克制，英国认为中国把美蒋条约说成是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是错误的”，英国“绝对相信”这个条约的目的是要起制约作用，所以英国表示欢迎。
周恩来马上进行了反驳。他说：“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一拳，第三人出来劝架，他不劝第一人放下拳头。却要求第二人不还手，甚至责骂被打的人，这如何能说要求双方克制？如果一个强盗跑到你家里，霸占楼下的屋子，竟然说可以用条约容许他占据楼下的屋子，只是不让霸占者上楼去，试问，你住在楼上会感到安全吗？一个外国武装霸占了我们的领土，这怎么能说是制约？英国承认美国的侵略，这对中英关系是不利的。承认‘慕尼黑’就是承认既成事实。英国现在连慕尼黑的教训都拒绝接受了！”
周恩来寥寥数语，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使对方无言以对。
1957年9月，周恩来接见来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一名成员问：听说现在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内的政策意见很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百花齐放”的政策。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你是否认为现在有个人争夺权力的问题？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很遗憾，我都不晓得，你倒晓得了？中国政府的总理都不知道的事情，一个外国青年都能‘知道’，显然是有人别有用心造谣中伤。”
周恩来接着声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挑拨，如果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发生他们所希望的这种事情，那他会落空的。”
有一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周恩来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两人谈话十分不投机，周恩来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恩来进行刺激，冲着周恩来喊道：“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无论如何，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周恩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
周恩来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敬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恩来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鲁晓夫本人射去。短短一句话，一针见血，赫鲁晓夫再也不敢无端找事。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另一次，周恩来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
这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
周恩来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
周恩来马上轻快地接过话茬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周恩来这一句话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这次国宴上，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和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
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
然而，这道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由于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一个醒目的法西斯的标志———竟是一个“卍”形图案，活脱脱地呈现在贵客眼前。原来二战期间，“卍”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
来宾们见此刺眼的图案，不禁大惊失色，吓了一跳，面面相觑，不知此时出现这种“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何种用意？连忙向周总理请教：“为什么这道汤里有法西斯标志？”一时间，宴会的气氛变得凝固紧张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将汤中那片图案翻过来，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万事如意’‘福寿绵长’，是对远方客人的最良好的祝愿！”
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就是了！”话音刚落，便逗得宾主都哈哈大笑起来，气氛更加热烈。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了。最后连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周恩来冷静沉着，机智处理，运用妙语解释，风趣幽默地让突发性事故烟消云散，且增添了友好热烈气氛，充分显示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可见，周恩来应对和解决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有多强！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他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在一条毛主席语录面前，他站住了。原来，这条语录最后的署名用的是简化字，不过“毛泽东”的“泽”字的右半部分被写成了“尺”。
以细致入微、火眼金睛著称于世的周恩来一下子发现问题后，对周围的人开玩笑说：“我们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可不是这样写的呀，主席也没有说改成这样吧。”
这个错别字连当时的馆内人员都没有发现，却被周恩来发现了，大家既尴尬又佩服。在一次招待会上，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
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洪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
待翻译立即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之后，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综上所述，周恩来语言的睿智幽默艺术，可以归结为如下4个显著特点：一是继承和发扬了“委婉含蓄”的中国式幽默文化传统，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二是格调高雅，不落俗套，语意含蓄，情趣盎然，引人回味。三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有分寸地巧妙运用幽默语言。四是自然、切题，不是生硬的逗笑。而是清淡中寄深刻，隽爽中寓严肃，微笑中含讽刺，含蓄中孕真谛，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受用不尽的宝贵遗产。我们要认真学习、继承，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让幽默发挥出应有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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