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毛主席的老战士继续革命的带头人

　　——写马宾读其文随其想(续)

　　陶冶

　　三 坚持批邓

　　马老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始终不忘批评邓小平。自2001年1月19日—5月8日写了一系列批邓文章达6万多字，这在当今的形势下是十分少见的。老人家陆续在互联网上发表之后，到2005年9月集结成《批评反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笔者读了之后，觉得很有史料价值，故全文抄录在这里：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对立统一。当邓小平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候，二人都是站在党内正确路线一方同错误路线是对立的;当二者矛盾发展起来的时候，二者主要是对立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转化为统治地位。但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真理，邓小平理论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对立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终究要转化为统治地位。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灭亡。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实践证明，大谬不然。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相互评论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论。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工作的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转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16页)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谈话(经毛泽东审阅批准)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论。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三中全会以来》第444页)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三中全会以来》上448页)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三中全会以来》第449页)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三中全会以来》第456——457页)

　　从以上对立统一的评论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论是：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论是：毛泽东1957年后犯了20年“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超过了过去的路线错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是谁非?有了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实践，就可以判明了。

　　(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过程

　　从51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约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凡27年，是毛泽东司令部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期间由于最高领导上曾分为一线二线，从而产生了以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是一个过渡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22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亡党亡国的前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首领因时而异，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邓小平，十四大以后是江泽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复存在，但路线斗争仍然存在。现在51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事件，叙述如下：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治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3页)回头翻看这一段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

　　七届二中全会开过，4月10日到5月2日，刘少奇到天津调查，作了多次座谈和报告。刘少奇讲话中说：“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简称《回顾》第5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我国东北农村大部分于1948年完成土改，仅仅经过1949年一年，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有些农民因为翻身不彻底，缺乏生产资料，或是遇到天灾人祸，开始出卖土地，借粮借款;一部分农民生活富裕开始雇工放债。农村出现了新富农。党员允不允许雇工?允不允许成为新富农?党员是否都应参加变工组?1950年1月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征求毛泽东同意，1月23日对安子文答复：“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回顾》198页)

　　中央组织部据此答复东北局：“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因而也是错误的。”(《回顾》197页)

　　其实，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规定个人成份是富农的人可以入党。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指出：“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页)注释中说：这一部分人指“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又重申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纠正了刘少奇的错误。

　　晋东南是老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就实行了减租减息，1946年实行耕者有其田，1947年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到1950年开始出现农村分化。早在1943年，在农村党支部领导下开始组织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的互助组。到1950年，有的农村党员产生了“退坡”(比喻老牛拉车上坡，上到中途不想上了，要退下来)思想，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认为“革命到头了”。襄垣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支部，他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支部宣布解散。”“退坡”思想严重的地方，贫苦农民卖地，借高利贷，富裕农民开始雇工、放帐，互助组涣散。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坚强的地方，常年互助建立了公积金制度，有了公共财产，实行了一定范围的按劳分配，相当巩固。这样的互助组晋东南全区有340个。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支持群众的创造，主张在长治地区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4月17日向中共中央华北局作了报告。(据陶鲁笳著《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

　　7月3日，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批语说;“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达到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据薄一波《回顾》188-189页)

　　毛泽东得知这一争论后，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互助组织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且在12月15日写了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税收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用国家政权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在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多种经济成分进行改造，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排挤的一种方法。在党内走资派统治时期，是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墙角，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1950年初，我国政务院颁发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要则》规定，在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工业企业加工，按工业税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说。新成立的供销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三年。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新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这个通告是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却征求了资本家的意见制定的。修正税制规定，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取消了对供销社的一些优待条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薄一波把新税制概括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新税制发表以后引起物价波动。1953年毛泽东发现后，对修正税制提出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薄一波《回顾》235页)

　　1953年6月13日到8月12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毛泽东在8月12日作了讲话。他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薄一波在会上作了两次检讨，会后又到华北各地作了调查研究，进一步作了检讨，并在全国第三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毛主席认为，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1955年薄一波任国家建委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56年2月14日到25日，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大反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认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无战争、无武器的“三和两无”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斯大林早在1936年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地主阶级和旧时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被消灭。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所有一切剥削分子，即资本家、商人、富农和投机者，都被消灭了。所保存下来的只有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的少数残余，这种残余在最近时间就会全被消灭。(《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531——532页，解放社1949年9月出版)毛泽东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谈话)以后，斯大林在言论和实践中对这个错误虽然有纠正;但是，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后，在《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发表的社论说：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将随着我们的成就扩大而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的。苏共二十大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项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谬论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党内来。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报告都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却未送毛泽东并大会主席团审阅。《决议》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1页、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说：“刘(少奇)、邓(小平)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61页到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八大”开过一年，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9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同志讨论三中全会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指资本主义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经过三中全会讨论，毛泽东对主要矛盾问题作了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4页、629页)

　　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回顾》第631页)刘少奇、邓小平不通过八大主席团，不经毛泽东审阅，擅自塞进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又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予以纠正。

　　1958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实践中遇到三年困难。以后，对于三年困难的形势和造成的原因，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不同的估计。毛泽东认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刘少奇则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人民公社，毛泽东提出要整顿，并且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条例草案。刘少奇、邓小平则主张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否定人民公社。

　　毛泽东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的抵抗。(《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26页)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讲话，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邓小平文选》第323——324页)就反映了富裕农民对人民公社化的一种抵抗。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9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包产到户。8月5日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6日讲话强调：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关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一段话转引自薄一波《回顾》第1087——1088页)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段话，经过我国38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读起来觉得十分亲切。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多么系统、完整和正确啊!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再次作出在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共十条，后来把它称为前十条。毛泽东在文件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防止出修正主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四清”，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要团结大多数，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退赔要合情合理;干部要参加劳动，转变工作作风等等。当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刘少奇派他的妻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予指导。1964年9月1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从而加剧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这实际上是强调所谓扎根串连，采取一种秘密工作方式。这个措施，重复了刘少奇1947年土地改革中提出的“一脚踢开老基础”、“搬石头”，打击广大基层干部的错误。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在制定《二十三条》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主要是两点：

　　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刘少奇认为运动是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

　　毛泽东认为，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刘少奇主张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不能依靠等等。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同意，强调不可搞的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在争论中，刘少奇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几位科学家和劳模与他同桌过生日，批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错误认识，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讲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以后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以上均见《回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这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没有点名，但矛头是指刘少奇、邓小平，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1967年4月6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从1956年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等问题上有严重错误，但有转变的可能性，因此，与刘少奇区别开来，采取“一斗二帮”的政策。1967年11月5日，在谈到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说“刘(少奇)、邓(小平)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二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61——62页)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

　　1969年4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和林彪在革命斗争中，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林彪有才干有战功，毛泽东很欣赏，但出身于剥削阶级，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十年内战初期，就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遵义会议后，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的三人团，林彪反对三人团，要求让彭德怀指挥红军。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认为“讨嫌”。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且抛出由陈伯达选编的“称天才”的语录。毛泽东认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南巡时不断批林彪。林彪集团制定了“五七一工程”，阴谋暗害毛泽东失败，1971年9月13日叛党出逃，最后“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罕。

　　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听了林彪叛逃的传达以后，于11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求工作。1972年8月3日，第四次听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报告以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他写道：“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快到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15页)

　　这里，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是离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则就没有“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了。

　　这里毛毛公布了党的机密文件。这个文件曾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传达后收回。我记得邓小平的检讨是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甚至说了提倡“包产到户”是“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原则的话，并且保证永不翻案。事隔30年，记忆可能不准确，但大意不会错。毛毛既然要公布党的秘密文件，不应该将决定事物性质的话，向全国全世界隐瞒。她的书后为乃父“永不翻案”辩解，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邓小平一旦当权，就大力推行“包产到户”。

　　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央领导机关设一线、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处在一线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毛泽东处在二线掌握中央大政方针的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给予批评，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工作，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原则分歧，实际上形成两个司令部。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列为全国第一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已经打倒。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希望经过七斗八斗，邓小平能够悔改。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检讨后，认为邓小平有了悔改的表现，当即将邓小平的检讨和他的批示，请周恩来总理阅后，印发中央各同志。毛泽东批示主要内容见本文开始所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论。邓小平的检讨毛毛虽然公布了一部分，但隐瞒了主要内容，全文有待解密后供后人研究。

　　1973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1973年12月，毛泽东经过一段观察，决定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评论邓小平的一生是“三七开”。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75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的职务和地位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高。周恩来病重后，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在毛泽东支持下，对军队、工业、交通进行全面整顿。在整顿中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整顿的方针。整顿有成绩。在整顿的过程中，康生、毛远新发现邓小平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毛泽东为了挽救邓小平，1975年11月20日提出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邓小平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周总理逝世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会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关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活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同上第423页)

　　6月5日，毛泽东病重，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这是毛泽东的交代，他对中国的未来，在场人的未来，下一代的演变，看得何等深刻、何等深远、耐人寻味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多的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过渡到邓小平理论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过渡到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就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变为资产阶级投降派的过渡时期。

　　1977年3月10日到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申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同时提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希望会议不要触及。会上陈云、王震还是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4月7日，华国锋派汪东兴找邓小平谈话，要他出来工作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8月12日至18日，中共举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1978年11月10日—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本来打算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际重点讨论了历史遗留问题。会议开了36天。经过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12月13日，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

　　12月18日—22日，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第580页)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拟出的。从1980年6月邓小平对起草这个决议提出的意见有：“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三中全会以来》第456—457页)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同上书第462页)邓小平还说：这里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和教条化，搬错了。(同上书第464—465页)显然，邓小平这一段话是针对毛泽东这段话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我将在下一节评论。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把毛泽东的错误性质分析“超过了”过去路线错误概念的呢?现在引用这个决议的一些论断。

　　《决议》说：“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反对个人崇拜。”(《三中全会以来》802页)这就使当时处在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背着处于二线的中央主席毛泽东私自塞进八大《决议》中的论断，经过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纠正了的错误论断，重新堂而皇之地登上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三中全会以来》第807页)

　　《决议》还说：“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决议》还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中全会以来》第810页)“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三中全会以来》第814页)

　　这个《决议》把1956年八大以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归结为刘少奇、邓小平是正确的，毛泽东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这个《决议》标志着，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继续和发展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也将沿着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向资本主义私有化走去。苏共自从1956年提出修正主义路线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历时35年。中共将如何演变?且看历史如何答复。

　　邓小平1972年向毛泽东要求工作时检讨说要“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旦重新掌权就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抛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代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且声称这个路线要管一百年。同时否定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说是“左”的错误。

　　邓小平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

　　邓小平在向毛泽东和全党检讨时承认，他讲“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犯了走资派错误;可是，这几年他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包产到户。1983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万里讲话说：1983年是联产承包制全面落实并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纵深发展的一年。以家庭经济为主联产承包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欺人之谈，实质上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说白了就是恢复单干，改变在土地、大农具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为家庭个体劳动。这种改变，必然要恢复剥削制度，像毛泽东早就说过的那样。

　　邓小平说：“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现在，让我们看看城市改革是怎样进行的?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就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主要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先例，所以遇到抵制。

　　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且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指出应当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

　　“多种经济形式”，允许不允许剥削行为?报告没有说明。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其实，凭个人劳动是“赚”不了一百万的。这个傻子，名年广久，曾经是炒卖瓜子的个体户，到1981年9月，已经雇了4人，《芜湖报》报道后，年底雇工30多人。1982年雇工60多人，1983年雇工103人。1982年全年获利润十余万元。1984年年广久因偷税漏税、投机倒把、打骂工人、霸占别人妻子，被罚款判刑。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年广久正因病监外执行，讲话后，年广久老板再出江湖。

　　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建议中国为激发大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采取一种非社会主义国家常用的办法，在企业中建立不受政府干预的有战略决策权的董事会，适当分散现有国有企业的自由资本从多种所有制筹集资金，实行社会主义股份所有制。(引自马宾著《企业改革与股份制》第1页)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的这个建议，是在我国逐步实行私有化的建议。为什么要建立董事会?就是要企业摆脱国家的干预。什么是股份制企业?就是要改变企业社会主义性质为混合所有制。这本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

　　1984年10月20日，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由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成了“商品经济”的形容词。决定指出，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努力办好特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等等。

　　1985年9月陈云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说：“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文选》[1956—1985]第304页)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说：“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同年10月，召开了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在1979年3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这反映了陈云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法有保留。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动乱事件。赵紫阳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江泽民担任总书记。邓小平退下来。1989年6月邓小平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谈话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要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不干预大家的事情。”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一切仍然按邓小平的意旨办，直到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人称“垂帘听政”时期。

　　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9号文件，指出：私人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了十四大。十四大报告提出，党的工作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是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实行经营承包制，积极试点股份制，国有小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会后，江泽民为了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建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此书由马洪主编，1993年10月出版。十四大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马洪主编的这本书，以我观之，它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向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全面投降。我将在下面分析。

　　1996年江泽民与叶利钦在上海会晤。新华社1996年4月27日报道，《江泽民与叶利钦亲切话别》：“江主席感谢叶利钦总统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你们一定能找到一条符合俄罗斯特色的好的发展道路。”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下降了一半左右，直到他下台。江泽民相信叶利钦搞私有化一定能找到一条好的发展道路。

　　198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在马尔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对布什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制即是明显的例子。”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这标志着他的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发表声明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后两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台发表讲话，赞扬叶利钦等人所起的卓越的作用。叶利钦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叶二人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罪魁祸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徒。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且发表谈话。南巡谈话，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说“傻子瓜子”不能动。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南巡时，没有同江泽民等打招呼，到武汉同关广富谈话后，才由关广富到北京向江泽民等人报告。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

　　1997年9月举行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报告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以来》第10页)过去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十五大报告改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以来》第22页)并且据以修改了我国《宪法》。报告说：国有企业改革“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十五大以来》第22页)“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十五大以来》第23页)

　　很明显，这是以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的建议为蓝本，又经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讨论补充，再加上苏联解体的经验得到的向私有化过渡的纲领。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是很敏感。1997年9月12日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报道说：“中国主席发誓要对国有公司的所有权实行革命，从而将导致陷于困境的国有部门大规模私有化。”

　　1997年10月26日到11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10月29日中美宣布《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月24日。克林顿跑到“美国之音”电台发表演讲，说：“一个稳固、开放、不具侵略性、崇尚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的中国，契合全美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经济成长，已使它愈加依赖外国投资、市场及能源。”“与日俱增的依赖，将在中国产生自由化的影响。”一句化，就是要中国“和平演变”。江泽民怎样配合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呢?从社会实践来看，他是全力发展市场经济，吸引外资(列宁帝国主义论叫“资本输出”)，借外债，把马克思主义弃如敝履，高举邓小平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尊崇西方政治经济学，闭口不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配合得真好啊!

　　美国前总统布什问朱镕基：你们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朱镕基答：你们误解了。股份制是国家控股。(见1998年朱镕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实，布什是根据苏联解体的经验提出问题的。1989年12月1日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把股份公司看作集体所有制形式，美国断定戈尔巴乔夫“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控股公司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混合所有制，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

　　十五大以后，中国掀起了卖国有企业高潮。《青海日报》社论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朱镕基在前述全国总工会讲话说：当前卖国有企业成风，大的也卖，长春大企业在卖。买者是临时工，名为卖，实为送。所谓卖，七折八折，卖给厂长、厂长亲戚。与俄罗斯私有化相同，有的地方还大吹特吹。

　　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召开十五大，由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余威，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发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使中国人民吃了很大苦头。

　　(1)二十多年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10倍

　　通货膨胀是剥夺居民，是一种灾难性的特种租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武汉市，二十世纪50年代，大中学住读学生，每月膳食费约为10元，90年代，同样标准的伙食至少每月为100元。1985年武汉大学研究生，在食堂进餐每月25元，90年代150元。(《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刘涤源文章《扼制通货膨胀应本标兼治，尤重治本》第251页)

　　对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群众很有意见。有人编了个顺口溜道：“毛主席坏，一块顶一块;邓小平好，一块顶一毛。”对政治经济形势，嬉笑怒骂，鞭笞入骨。

　　(2)国有资产流失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承包经营、国家管理不严被无偿占用，利用贯彻“两则”调账冲销等手段，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每天平均流失1.3亿元。1991年国有资产总量为26846亿元(净资产)。(参看《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7期童兴文章《国有资产流失概况》)显然，这是走资派掠夺国有经济的诸种手段。

　　(3)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私有企业比重上升

　　我国工业总产值中1952年国有工业占41.54%，1978年占80.8%，1993年降到48%，1997年占25.5%，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28.24%。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访问俄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列明科对他说：现在俄罗斯国有企业占30%，私有化企业占70%。私有化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在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占25%。(《当前经济管理界的意见分歧》第211页)由此可见，1997年中国国有企业比重下降，超过了俄罗斯1995年。

　　王祥光《论中国当代资本家》一文称：他们(中国当代资本家)不但以不到10%的人口占有80%以上的民间金融资产，资本规模也超过国有资产净值，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资本家多是一些掌红吃黑、权利寻租、走私犯私、偷税漏税，对工人超经济剥削很招人怨的资本家。文章还描述了当代资本家的原始积累的暴发性，积累过程的腐朽性等等。(见《中流》2001年第1期)

　　(4)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已大批产生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华莱士问时说：“我们的政策不至于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见1986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把最后一句删除。经济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全国来说，据1993年10月11日《文汇报》报道：1991年国家工商局通过抽样调查，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488名。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后认为全国有百万富翁5000户。1995年《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拥有100万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同年3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3还保守。(见《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2期蔡仲德《“奇迹”辨踪》)

　　(5)邓小平家族现象

　　据1997年2月21日香港出版的刊物说：

　　邓小平南巡后，他的儿女们纷纷下海。单是来港收购的十四间上市公司，市值便逾164亿元。然而家长去了，邓家亦大撤退。到1997年只余市值20几亿的上市公司控股权。邓小平的5个儿女，或多或少都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借着本港首富李嘉诚的协助，邓家在港的短短三年时间，急促壮大成长。尤以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更直接与李嘉诚有商业搭档关系。邓质方、周北方伙同李嘉诚二公子李泽楷，晋身“首长四方”董事局，“首长四方”的业务以物业和金融投资为主。“四方房地产公司”在上海西郊宾馆附近，兴建六十多幢花园别墅。1993年5月邓质方来港推销这批别墅时，瞬间便被香港富豪买个精光。1995年周北方涉嫌贪污被捕。

　　以上据香港报刊，只可参考，确否尚待查证。周北方已被判处死缓，邓质方却被放出了国。此中奥秘，当有后人揭露。邓小平家族带头，当权者纷纷效仿，此事亦将有后人揭露。

　　(6)党的工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到十五大提出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起来。邓小平文选三卷和他一生的作为中，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可以包括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中;邓小平不符合的(或者说“发展”了的部分)就归结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其实是考茨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这个发展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对立的。在哲学上是把辩证唯物论“发展”为“实验主义”。“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为“傻子瓜子”不能动，为“股份制”、“证券、股市”等资产阶级剥削方式辩护，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是邓小平真正的理论。

　　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取消了集体劳动，取消了人民公社。结果“包产到了户，不用党支部”。实行股份合作制，就把一些支书、村长、富裕党员变成剥削者。

　　工厂实行了缺乏工人监督的“厂长负责制”，一些蜕化变质的工厂领导变成了剥削压迫工人的老板。

　　实行邓小平理论的结果，共产党员丢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思想，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准则，成为庸人，有的变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共产主义的叛徒。

　　(7)社会风气变坏

　　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滑坡;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化思想、崇洋媚外思想泛滥。“理想，理想，见利就想;前途，前途，见钱就图。”

　　社会两极分化，笑贫抖富。

　　农民负担很重，集体经济瓦解。

　　两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全国每天都有游行、上访、闹事。鞍山工人游行旗帜上写着：“一生为了党，老了没人养，叫去找儿女，儿女下了岗。”

　　性病流行，艾滋病传播。

　　吸毒贩毒，我国2001年登记吸毒者66万人。

　　假冒伪劣流行，市场欺诈不断。

　　邪教急剧发展。法轮功1992——1999年发展到200万人。2001年，我国股民5800万人，占人口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大赌场。

　　人民群众把这一切消极现象记到邓小平账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群众编了新陕北民歌，调仿《东方红》。歌词是：“西方白，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为儿女谋幸福，呼儿咳吆!老百姓们各顾各。”这个新民歌揭露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向资本主义复辟。

　　(三)两条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上的对立斗争

　　一哲学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7年8月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演。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演的两个章节。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又说“我们的结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并且给予发展。“实事求是”一词，来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传记说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这个词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作的通俗阐释。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当他还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他蓄意作欺人的假检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改变毛泽东经过中国和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概括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成为“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来源于美国，又称“工具主义”，它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真理是帮助人们整理经验，适应环境和手段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成功就证明手段合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一书中批判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判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指出：“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也是对“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批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往何处去?历史实践证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路线。两条路线在国内的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通过八大《决议》擅自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错误提法被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否定，改为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四清”时，刘少奇、邓小平又企图改变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遭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刘少奇被打倒;1972年邓小平检讨承认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要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邓小平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更为重用。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握，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选华国锋为接班人，邓小平又故伎重演，1977年4月10日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表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邓小平给中央的信)，并且称赞华国锋为“英明领袖”;同英国朋友詹金森谈话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说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为副的是谁?当然是他自己。这些话言犹在耳，邓小平就发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声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条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把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并且说这条路线要管一百年，真是“嘴是两张皮，说话有转移”。无怪乎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做出了善于变化的评论：“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邓小平说的是“实事求是”，行的是“实用主义”。

　　(2)邓小平口口声声说“实事求是”，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呢?

　　这就归结到《实践论》中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性和实践性上去。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唯物主义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方法，预见并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出的理论判断。这个判断又为毛泽东去世以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重受二茬罪的历史教训所证明。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和全党检讨他讲过“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能恢复农业生产就行，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时候;当他向英国朋友詹金森声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苏联变修，党内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的时候;当他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检讨是欺人之谈，对英国朋友的谈话是欺人之谈。以后，又以他为核心，把他承认的错误改为正确，把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改称正确路线，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称“左”倾，写的毛泽东的错误比路线错误还重的时候，他不但表演了川剧“变脸”，也暴露了他从1956年“八大”以后思想上的修正主义真实面目。

　　他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自称百年不变的基本路线，是一条继承考茨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路线，就是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大家知道，考茨基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词”。

　　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否认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在国际范围内是“三和两无”，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

　　邓小平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两个基本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批判了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刘邓在“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生产建设上来。这就是犯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犯了“经验主义”的修正主义错误。这一点我们将专门讨论。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他还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他惯用的欺人伎俩。历史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口头上的，实际上是假的，实用主义的。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否认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没有限制地让资本家在社会主义社会大批产生，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刘邓司令部，就是肯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所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欺人的实用主义口号。

　　(2)“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它在1958年出现，当年在全国推广。建社初期发生了“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当时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根据本地情况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且兴办社队工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从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2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为2万万吨，1978年为30477万吨。社队工业也有发展。中国农民创办人民公社应当说是成功的。

　　任何新生事物，既是有生命力的，又是软弱的，不完善的。我国成立人民公社初期，刮了一阵“共产风”，使粮食减产，发生饥荒。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制定适合当时各地情况的政策;而刘少奇、邓小平却利用新生事物遇到挫折主张倒退。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代表时说：“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规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里，刘伯承是讲的打仗，如何消灭敌人;邓小平讲的是生产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邓小平1972年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这是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犯了走资派错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邓小平的检讨批转全党。也就是说邓小平这个检讨是向全体党员的检讨。可是，1980年以后他又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废除人民公社。邓小平以为假检讨有用，就是真理。推广“包产到户”成功了，就证明讲假话，做假检讨，言行不一，前后相伐是“手段合理”。这不正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嘛!

　　(3)“摸着石头过河”。

　　这也是“实用主义”的欺人之谈。过河，亦称过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全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邓小平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当然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广大人民不答应的。因此，邓小平一步一步提出新措施、新口号，骗取党和人民承认，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在1978年到1997年向资本主义过渡，摸着的石头有：

　　1980年到1983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1978年到1997年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剥夺居民。

　　不准动“傻子瓜子”。雇工出现，看两年再说。过了两年，又说再看几年再说。直到中国产生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年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十二大到十五大经济改革体制不断变化提法。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定为指导思想，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要“抓大放小”“以资本(请注意这两个字)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所有制……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4)邓小平理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不仅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并且作了精辟的解释。

　　马克思、列宁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对立统一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时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动员无产阶级带领人民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考虑到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长期占据优势，指出社会主义的国家职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以后，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374页)这个报告以后，中国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件，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引起中苏论战。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国家职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发展。

　　邓小平理论却全面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宣扬了“唯生产力论”。

　　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第一，这段论述，不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生产力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发展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所有制一经建立，资产阶级就服服帖帖地拥护，不会疯狂地反抗，阴谋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不会想重新恢复旧的剥削制度，因此，资产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左”了，忽视、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唯生产力论”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唯心史观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邓小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把自己列入历史唯心主义阵营了。

　　第二，邓小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在三个领域里进行：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理论方面。这是彻底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从1945年在七大报告中说得很鲜明，以后一贯坚持这个彻底的阶级概念。他批评了斯大林1936年苏联《宪法》上写“资产阶级消灭了”是犯了大错误。他还领导中国党同苏共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作了十年论战。当时主持写《批评》文章的邓小平，却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熄灭了，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斗争抛到九霄云外。

　　第三，邓小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邓小平以为只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要政治挂帅，经济就可以很快发展。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条总路线受到“左”的干扰。“左”和右都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有些“左”是形“左”实右。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过二十年来社会实践检验，究竟比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占统治时期，生产发展(泡沫经济不算数)是快还是慢，它的社会效果如何?这条路线将要发展到何处去，我们将要专门论述。

　　第四，邓小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邓小平只承认发展生产力，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将在邓小平修正科学社会主义一节专门论述。

　　二政治经济学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1949年到1978年30年为一段;1979年到2000年22年为另一段。前一段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后一段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成功的。这3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发展如下：

　　1949年(万吨)1978年(万吨)

　　粮食11.31830.477

　　棉花44.4216.7

　　油料256.4521.8

　　纱32.7238.2

　　原煤320061800

　　原油1210405

　　钢15.83178

　　布18.9(亿米)110.3(亿米)

　　(据国家统计局编的《光辉的三十五年》)

　　为了说明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引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审计署特邀顾问周光春写的《支持国有工业企业重振雄风》(登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4期)为证。他说：1980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13.7倍，年均递增9.8%，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8%。我国用32年时间，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相当于西方国家一百几十年的所走的历程。

　　第二阶段，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多年来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1)邓小平理论使国家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

　　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创立了市场经济，也就是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以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为准则的国内和世界市场。无产阶级创立了计划经济制度。这一点，陈云讲得很清楚。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20页、221页)

　　邓小平却一步、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是：

　　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变成商品经济的形容词。

　　1985年，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表现了他服从多数又有保留的态度。

　　1987年，党的十三大仍然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这是由衷的警告。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且把非公有制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以“资本”为纽带“抓大放小”。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和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建议国务院发展中心和社会科学院，由马洪主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马洪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第6—7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似”、“差不多”就是对两者异同的解释。

　　江泽民专门为这本书作《序》。《序》说：“改革的实践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一旦脱离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抓紧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页)

　　什么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本书说：“配制资源的功能，即价格的变动可以引起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变动，进而引起资源流向的变化。”又说：“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第16页、第7页)原来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改换为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

　　这本书在第20页上说：“这里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与此相对应，生产要素价格则是指劳动者的工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地租，等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要素?翻开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第110页，上面清楚的写着：生产要素就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和条件，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前者是人的因素，后者是物的因素，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就是两个阶级的生产要素论。由江泽民作序，马洪主编的生产要素论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论，是为剥削工人阶级，为资本家和地主获取剩余价值辩护的理论。由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写的《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一文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评论说：“现在报刊一些文章对市场经济的推崇有些过分，似乎一下子变成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运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供给和需求——这是一种在其他事物长期不变的假定之下所做的推测，并不是实际情况。”

　　还是陈云讲得好：“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会乱套。”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邓小平文选》三卷查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只是讲到计划与市场都是两种经济手段，以后不要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1989年他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退下来时交代说：以后，对错都是第三代领导的事了。他虽然出席了十四大，但可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担责任。这个责任只能记到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上，虽然，他在“垂帘听政”。

　　(2)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修正为“生产要素价值论”。

　　修正的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得出的“剩余价值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否定剥削。二十多年来，大体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言行相伐阶段。邓小平施用实用主义手段，说的是“消灭剥削”，做的是“发展剥削”。第二阶段是江泽民把剥削制度确定为“邓小平理论”，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修正“劳动价值论”。

　　邓小平1991年在南巡谈话中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做的是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发展剥削，加紧两极分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消灭了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诱发了城乡的剥削行为以后，引起干部群众的反对，邓小平采取“放两年再看”，“不准动”等限制，放纵剥削行为无限制的发展。

　　1984年，城乡雇工剥削现象迅速发展，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向中央作了报告，大家议论纷纷。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1992年，邓小平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江泽民说：党的十四大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上，资本主义创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转引自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6页)既然“差不多”，于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受到盲目推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弃如敝履。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要素”论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论有原则上的区别。

　　什么是“生产三要素”?这本《辞典》说：生产三要素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一种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这三个生产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决定的。

　　马洪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却鹦鹉学舌般地按照萨伊说：“‘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与此相应，生产要素价格则是指劳动者的工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地租，等等。”承认商品价格由“三要素”构成必然承认商品价格也要按“三要素”分配。

　　为了说明马洪怎样把“劳动价值论”修正为“生产三要素”价格论。我们稍微谈谈剩余价值学说史。

　　亚当·斯密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建立者。他创立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彻底。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说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方面，批判了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方面。后来西方庸俗经济学家否认“劳动价值论”，只承认“三要素”构成。马洪这个解释反映了修正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投降。

　　“生产三要素”论的理论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实践结果如何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9页写道：“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进行流动和交流的场所。它的作用就是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需关系，推动人才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说白了，就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可以买卖，成为资本家的剥削对象，剥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这一现象已为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外资本家在中国大陆上雇佣中国工人，剥削压迫工人的大量事实所证明。

　　按“资本”要素创造价值，就是允许“资本”剥削劳动，吸吮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上述这本书第87页说：“资本市场是指提供长期运营资本的市场。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所需投入的资本使用。因此称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证券市场。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长期信用工具是有价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两大类。”这里略去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工具。

　　按“土地”要素创造价值，这本书106页上写道：“土地市场上则是土地使用权的流通，而没有所有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有期限的，它限制在一定期限内，不可一次购买、永久使用。”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权钱交易。批一块地的使用权，就可以产生百万富翁，中外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不知赚了多少万元。别墅卖不出去，只好喂猪，浪费了中华民族的多少财富!

　　把“劳动价值论”修正为“三要素价值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动。

　　(3)邓小平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痛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选集》卷3，第934页)这就是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组织互助组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组织农业合作社的一贯思想。

　　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在社会主义时期，山西省农民开始创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引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场争论。刘少奇认为不应动摇、削弱、否定私有;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农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全国掀起了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高潮。1958年农业合作社发展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并且于当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建社初期发生了“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错误。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于1961年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从而纠正了“共产风”，制定了符合当时农村情况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人民公社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本地资源条件和社会需要，发展农林牧副渔，有计划地兴办社队工业，从各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农村人民公社是增产的，办了社队企业，大方向是正确的、成功的。

　　前面已经叙述过邓小平反对人民公社的“黄猫、黑猫”论。两次作检讨，表示要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可是他一当权就撕碎了伪装，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

　　二十年来的农村工作社会实践证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实质上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步骤。“包产到户”名曰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际上执行的结果，实行“四统一”的村庄很少，集体财产很少保留，农业机械化受到很大挫折。大块土地分垄承包，农田水利设施丢失毁坏严重。自由种植等等，实际上恢复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上去。这次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强迫命令推行的。谁不执行就说“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坚持集体经济的党员和干部或是调动、撤职，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广大基层干部在“先分田，后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旧社会，重受二茬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愤懑声中含泪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后，农民编了顺口溜：“小毛驴槽头兴旺，老黄牛斗志昂扬，拖拉机离职休养。”没有牲口的农户，又去“人拉犁”。“包产到户”是中国实行“一化三改”后一次大倒退，对中国农村社会是一次大破坏。它的恶果过得越久，看得越清楚。

　　在强迫实行“包产到户”期间，只有少数村庄坚持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辖6个自然村，保留了10个生产队的行政体制，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实际上保留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1999年全乡人均纯收入4873元，是河北省人均纯收入(2441元)的两倍。(《中流》2001年第2期)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临颍县南街村，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等等都是驰名的保留集体经济的村庄。这些村庄农工商发展很快。党的基层组织不是“要粮要款，结扎流产，其他不管”，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发展的社会主义。这个事实说明，如果邓小平不自食其言，真的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实行人民公社的基本任务，可以判断，中国农村不会是农民单干，外出打工，税务严重，干群关系紧张，若干党支部面临变质，有些村成为张官屯(赃官屯)、五里庄(污吏庄)的可悲现象。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应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列明科对他说俄罗斯农业基本上还是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第211页)可见集体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

　　(4)邓小平削弱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逐步推行私有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的企业、日本帝国主义的企业，保留了民族资本的企业。1953年开始实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简称“一化三改”。1958年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发展。

　　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中的粮食、棉布、钢铁产量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从1979年到1998年都有很大发展。例如：

　　年别          粮食总产量(万吨)         棉布总产量(亿米)      钢铁总产量(万吨)

　　1949           11，31818.915.8

　　1978           30，477110.83，178

　　1998           49，000241.611，459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的《光辉的三十五年》和《中国经济辉煌的五十年》)

　　应当说，我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济生产建设是成功的，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魏巍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引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论世界发展工业较快国家的发展速度说：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33%(人均17%)。日本在1874—1929年期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而在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0%(人均34%)。又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50—1970年，除日本外，一般工业国家增长5倍，中国增长了15倍。中国40年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中流》1999年11期)

　　邓小平路线占统治地位后，因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有一个过程：先农村，后城市。先理论，后实践。有时不得不讲假话，穿伪装，连蒙带骗，搞私有化，又不承担责任。所以以后20年经济还在增长，就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王明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国民党对红军举行第四次围剿，毛泽东虽被撤职，围剿仍被粉碎一样。社会主义企业和“三资”企业大步增长。

　　前面叙述过，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为了使中国“和平演变”，提出建议：建立不受政府干预的有战略决策权的董事会，实行股份制，等等。这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办好特区，利用外资等等就表明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接受世界银行的“和平演变”的建议。

　　二十多年来，实施了些什么改革的谬论和政策呢?

　　1、放任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谬论传播。过去搞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成了指导思想。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全民皆无”，“所有者虚位”。要求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个人”;有人说“出卖国有企业是物质形态变为货币形态”;有人说“国家享受最终所有权，企业享受法人所有权”;有人说“西方的股份公司是公有制”;有人主张“政企分开要像割脐带那样，一刀两断”，这样有些厂长、经理，可以为所欲为、化公为私了;有人鼓吹“国有企业不如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不如私营企业”，“私有化是最好的道路”。

　　2、1978年开始利润分成。个别地方滥发奖金，无人制止，各地先后效尤。滥发奖金起的作用是削弱社会主义经济，诱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3、所得税不一视同仁。1953年薄一波出台“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泽东认为这种新税制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长时期，对国有企业征55%的税率，对“三资企业”征15%，还有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对私营企业只象征性收一点。1992年税制改革，因企业所得税一律征33%，但要“三年实现”。“三资”企业维持15%的税率。真是比“新税制”还“新税制”一万倍!到1997年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只占30%左右，仍然负担着60%左右的财税任务。如果按毛泽东的思想，一定会把所得税不一视同仁的规定批判为反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外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和路线。

　　4、利改税。1983年开始，把生产经营好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改为按此税率征收，这些企业交纳的所得税和调节税，高达利润总额的75—80%，个别的高达90%(如丝绸厂等)。利改税，就是不承认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利润应交给国家。

　　5、拨改贷。过去几十年，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技术改造由国家拨款。1984年实行“拨改贷”，企业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陷入债务泥坑。企业负债率一般高达70—80%。许多厂长说：“我们是为银行打工。”“利改税”、“拨改贷”实际上改变了国家银行的性质。列宁说“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这是全国性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列宁全集》第3卷第311页)国有企业厂长说：“我们在为银行打工”，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由簿记机关蜕变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金融资本”，成为搞垮国有经济的手段。

　　经过差不多二十年来的“改革”措施，到1997年。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2月18日发表的工业普查报告，喻权域和南开大学离休教师刘晓锋文章，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952年占41.5%

　　1978年占80.8%(刘晓锋文章)

　　1985年占74.6%(普查)

　　1993年占48%

　　1997年占25%

　　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28.24%

　　199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远远低于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水平。

　　这段叙述主要引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发表的《国有企业最需要“国民待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喻权域写道：“据报刊报道，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国民经济的40%。如果公有制经济继续萎缩，萎缩到50%以下，就很难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还指出：“宪法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面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

　　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著《评一篇导向私有化的万言书》(《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1期)称：据有关专家按照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其他资料测算，从1985年到1999年，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公有制的比重由99.2%降到56.8%，其中，国有经济由74.6%降到37.1%，集体经济由24.6%降到19.7%;私有制经济由0.8%上升到42.3%。在全部从业人员中，公有制比重由91.1%降到53.9%，其中国有经济由41.1%降到24.2%，集体经济由50%降到29.7%;私有制经济由8.9%上升到45.2%。(注：所列工业资产和从业人员，都有0.9%的部分未能分清类型，所以没有列入公有或私有比重数字)按：在统计中，“假集体，真私营”，“假国有，真挂靠”是否能分清楚，的确是个疑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十余年之久，到1997年提出“以资本为纽带”、“抓大放小”以后，现在情况不明，但发展前途看得很清楚了。

　　(5)邓小平把国家银行由计算机关修正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封建社会，高利贷是信用的运用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取代了高利贷的地位。银行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促进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利润率的平均化，还有利于流通费用的减少。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成为金融资本，并且形成金融寡头的投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革命，把银行收归国有，打烂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把剥削人民的机构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簿记机关和计算机关。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把银行由簿记、计算机关变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他将为人民服务的簿记、计算机关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人民，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机构。下面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信用、银行、金融的论述，和实施邓小平理论的后果来说明“现代经济核心”论的历史倒退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作用的来龙去脉作了说明。他说：“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制度国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资本论》第3卷第499页)

　　马克思说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信用制度实现两个加速。一是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二是加速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和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特别是马克思强调说明信用制度用别人的方法来发财致富是一种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就没有一点理由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消灭剥削制度以后，又采用这种欺诈制度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对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做了精辟的说明。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银行的原先的主要业务是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许许多多普通的中介人变为极少数垄断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第25—26页，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这里说的是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讲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对待银行的问题。他说：“在现代国家(按：指的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中，除了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个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为，还有一个同银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联系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的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列宁选集》第3卷第311页)这是说对银行不应“打碎”，而应“砍掉”它受资本家的影响，“斩断”它受资本家的控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由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逃到台湾。中国银行部分员工起义，部分银行资本收归新中国所有。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原解放区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组成。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关，是全国的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主要起会计机关、计算机关的作用，是符合马克思、列宁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银行的原理的。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物价基本稳定。1949年到1958年只发行了少量国债，1968年已全部还清。1968年到1981年，我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戴相龙主编《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第62—63页)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的金融、财政、银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服务是成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金融、财政、银行做了哪些改革呢?

　　(1)把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同时，实际上实行西方的赤字经济、通货膨胀和债务经济。

　　在马宾著《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一书中，列举了1991年前的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和国家债务状况。这本书是1991年10月由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后的情况待补。

　　表一 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单位：亿元）

　　时段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赤字      赤字相当收入的%

　　“六五”(1981-85)        6，830        6，952          122            1.8

　　“七五”(1986-90)      13，421       13，896          475           3.5

　　十年合计                 20，251       20，878          596           2.9

　　“八五”(1991-95)      18，850       19，500           650          3.5

　　“九五”(1996-2000)     待补

　　表二 国家债务状况（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公债及国库券国外借款债务支出

　　1980——43.0128.58

　　1981——73.0862.89

　　198243.8340.0355.52

　　198341.5837.8342.47

　　198442.5334.8128.91

　　198560.6129.2439.56

　　198662.5175.7450.16

　　198763.07106.4879.83

　　198892.17138.6176.75

　　198956.26134.2072.54

　　(《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第91—92页)

　　据戴相龙主编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说，我国1981年到1990年共发行国债(国内债券)1083亿元，从1991到1995年，开始采取承包方式发行国债，这一时期共发行1371亿元。1993年引进一级自营商制度。这实际上是银行私有化的一个措施。1996年开始试行招标方式发行国债。1996年发行1979亿元。(以上见此书第63页)1998——2000年三年共发行3600亿元国债(见朱镕基2001年3月15日答记者问)。2001年决定发1500亿元国债，2002年估计发1500亿元国债。现在这种既有内债，又有外债的情况，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不符合国家银行是簿记机关、计算机关的性质。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说：“永远不打赤字财政”，“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这就是对财政金融出现问题的告诫。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滥发纸币来弥补缺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有多大，笔者还不得而知。前面我们引用了刘涤源以武汉市大中学生每月膳费为例，指出物价上涨十倍。我们引用了群众编的顺口溜对这一现象的嬉笑怒骂，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里引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代序)》一文。这篇文章指出：“我曾给通货膨胀下过一个定义，即它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的税。因为它是在掏人民的口袋，受害者是工薪阶层、储蓄者和债券者。”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说：“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而大发横财，并且给急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原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列宁选集》第3卷第158—159页)

　　(6)邓小平重新建立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如股份公司的股票，企业和国家发行的债券等。马克思说：构成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资本论》第3卷第532页)一切有价证券不是别的都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将虚拟资本取消;可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又重新建立起虚拟资本。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刚一个多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证券部公开发行上海飞乐音响公司40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1986年美国纽约证券公司董事长范尔霖来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范尔霖赠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赠给范尔霖一张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参阅《泡沫经济：奇妙的世界景观》第1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卷3第373页)当年他跑到广东顺德容奇镇乡镇企业科龙电器厂，要这个厂实行股份制。开始实行时，容奇镇股占80%，职工股占20%。职工股每股一元，总经理潘宁买10万股，普通工人1万股。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就开始改变乡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这种性质将随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而变化。

　　国有企业，1984年在天桥百货公司最先实行股份制。1985到1986年，沈阳、广州、重庆、上海等城市国有企业纷纷成立股份公司。1997年，党的十五大，江泽民报告号召国有大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控股、参股的股份公司成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

　　股票、债券、期货等等，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它的大发展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宾所说，表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寄生性、腐朽性、虚拟性、泡沫性、投机性、赌博性，已发展到总危机的前夜。

　　虚拟资本不创造任何价值，但它是资本，可以赢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消灭了虚拟资本，又引进了虚拟资本，这是什么原因?留待我们下面分析。

　　(7)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修正为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由生产资料(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并使用生产资料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构成。简单地说，就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构成。在生产力中，人是首要的因素，是各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有了最先进的设备，没有劳动者使用，不能发挥作用。劳动者还从事改进劳动资料，推动技术革命和创造发明。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关于科学技术，马克思把科学称为“一般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22页)他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从它们的源泉看——又是劳动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21页)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之流把科学直接当成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说自然科学家是“第一种”意义上“生产劳动者”，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的待臣。这些话好像是针对一百多年以后的邓小平写的，所以我们要详细引述一段。

　　马克思说：“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169—170页)

　　邓小平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中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

　　这段话明目张胆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论断。

　　1、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一般生产力”，不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资本论》第1卷第53页)这里明明讲的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即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一般生产力，需要在工艺上应用，把抽象的精华转变为具体的工艺，才能转化的社会生产力。

　　2、邓小平在这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就是见物不见人。在战争问题上见物不见人是唯武器论;在生产上见物不见人是劳动资料第一论，科学技术第一论;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见物不见人是经济主义。

　　3、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荒谬的。“老九”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它可以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依附于无产阶级。从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来分析，是毛与皮的关系。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于受旧学校长期的教育和影响，一般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355页)1957年反右斗争的历史实践，1989年“六四风波”的历史实践，就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说明把“老九”提到第一，既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又片面地重视脑力劳动，重视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人和农民。

　　4、毛泽东在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谈话说：“他(指邓小平)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马尔萨斯把自认科学家当作“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讲得那么清楚，他就是不读。这个问题，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时就讲过：“许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动力的结论。”(《辩证法唯物论》第4页，华北新华书店1943年版)邓小平也不予理会。归根到底，就是邓小平的世界观，没有完成由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自以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谬论。

　　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修正，而且是离开生产关系讲生产力的“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1958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22页)

　　邓小平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邓小平文选》卷3，第377页)我们已经批判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邓小平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讲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工场手工业协作的生产力基础上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了生产力，才有1735年淮亚特发明纺织机开始的工业革命。可是，意大利早在淮亚特以前已经使用机器纺纱，并没有在意大利引起工业革命。我们中国早在公元四五世纪时，东晋画家顾恺之，就画了脚踏三锭纺车。元代(十四世纪)王祯《农书》介绍了水转32锭纺麻大纺车。(《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635页)也没有引起工业革命。有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相应的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也不能推广。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论断并未过时。邓小平离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离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是美化了帝国主义，好像帝国主义国家不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贬低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马宾有一篇《根据事实，讨个公平》的文章，讲的很好。他说：1956年到1965年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美国，其增长幅度分别是美国的6倍和5倍。而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和1990年两次跌落，从“技术尾追政策”(1985—1990年)到“三资为主政策”(1990—1997年)半导体产业占工业总产值从12%下降到6.7%再降到4.2%。美帝国主义研制出高性能的高空远距离轰炸机，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倒很准确，间谍飞机撞毁我战斗机倒很坚实。这样提高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进步究竟起什么作用?毛泽东1975年11月到1976年1月《重要指示》讲得好：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离开生产关系孤立的就讲生产力就是唯生产力论，从根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科学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主要表现是：第一，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把社会主义划分出一个初级阶段，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二，修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修正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第四，修正了党的建设原则。

　　(1)邓小平理论修正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断。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泉源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1、21、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就是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观。

　　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限，写了《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阐明了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历史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全集》第3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上书199页)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以上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典论述。

　　现在分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与前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阐述相较，第一，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哪个阶级专政?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然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编的顺口溜讽刺说：“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这真是“一语中的”。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比起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词”还要露骨。与赫鲁晓夫的“全民的国家”相类似。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属于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也许有人会说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讲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嘛!只要我们看到他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主张：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主张批判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他为“傻子瓜子”辩护，主张对剥削行为看几年，再看几年。直到中国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批产生，就可以证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障人耳目的欺人之谈。

　　下面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在十三大又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划分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党的十三大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

　　十三大《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的。赵紫阳在报告中说：“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十三大以来》第12页)

　　这就是说，主要矛盾变了，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阶段至少要一百年。

　　当时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这些措施就是恢复私人资本主义，恢复资本“剥削工人”。发展金融市场，就是承认“钱能生钱”，发展劳务市场就是承认劳动力可以买卖。

　　由此可见，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内容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资本”的剥削功能，恢复“劳动力”可以买卖。集中到一点就是恢复私有制。废弃无产阶级专政，废弃“不劳动者不得食”，废弃“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2)邓小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第250页)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注说：“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为“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前面我们引用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是当权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专政。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40页)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根据这种彻底革命的观点，毛泽东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到：“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这两种基本矛盾，都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第一种是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种是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

　　建国初期，1952年毛泽东又重申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他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1956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背着毛泽东在《八大决议》上塞进我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毛泽东反对，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纠正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的内部的主要矛盾。”

　　1969年九大以前，“林彪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稿，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决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之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从周恩来的报告看，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八大决议关于国内矛盾的修正主义谬论，记到刘少奇、陈伯达名下。对于当时的副帅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希望邓小平改正错误。

　　1972年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以后，邓小平作了检讨，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毛泽东发现邓小平擅自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拒不主持政治局会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成绩是“三七开”，我们前面已经叙述。可是，当他在中央一占多数，就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翻了个底朝天。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的修正主义谬论，奉为圭臬。从而把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考茨基、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执行的结果，如不纠正，必然导致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考茨基的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是老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刘少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是现代修正主义。

　　(3)邓小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经济相比较，政治应占首位，经济占据第二位。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政治应占首位的命题。

　　列宁批判考茨基背叛马克思主义，就着重批判了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马克思偶然说到的一个词。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期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邓小平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一个中心”就是把经济放到第一位，把政治放到第二位，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这种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主义。在革命时期，俄罗斯出现过“经济主义”派别。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说：“‘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是让工人去作工联主义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有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融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35—2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当权派。它实际上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否定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最根本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背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背弃了无产阶级领导，背弃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既有内债，又有外债。这还不算，还要用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来剥削工人、农民和广大居民。人民群众编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下联是“市场物价年年涨、月月涨、天天涨”，横批是“毛邓哲学”。对联表明实行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对居民的肆无忌惮的剥夺。

　　综上所述，毛泽东说“他(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是十分正确的客观真理。邓小平说毛泽东犯了“左”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的概念”。经过二十年来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不是毛泽东“左”了，而是邓小平用自己的言行修改了他过去反修的光荣历史，走到赫鲁晓夫、刘少奇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了。

　　(4)邓小平理论修正了党的建设原则。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党内存在着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所以在党的建设上也存在着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采取自我批评方法，联系广大群众，加强党的纪律党的组织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另一种方向是把党的旗帜改为“邓小平理论”，逐步把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走向亡党亡国。

　　党的建设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旗帜问题。

　　党成立以后，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因为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曾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党领导中国人民，虽经长期英勇奋斗，但经历了几大几小。后来，中国党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路线的提出，严格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密切结合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我们已经证明，邓小平理论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上把辩证唯物主义修正为实用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修正为唯生产力论;在政治经济学上，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修正为市场经济，他的接班人又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修正为“生产三要素”价值论，向西方经济学全面投降;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把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修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淡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正在变化。

　　第二，党的性质问题。

　　建国以来50年，我党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城市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朝气蓬勃，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期间，虽然有过刘少奇、邓小平1962年企图推广“包产到户”的右倾干扰，有过1964年刘少奇、邓小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打击一大片形左实右的干扰，总的来说党的基层组织绝大多数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能够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生产年年增加，农村工作开始发展，就是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工矿企业推行“一长制”、“法人制”，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逐步削弱，脱离群众，甚至蜕变。农村所谓“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要粮要款，结扎流产，其他不管”。有些农民出身，缺乏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缺乏人民群众监督的党员，甚至站到人民群众头上，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城市工矿企业，加大了厂长经理的权力，淡化了工人监督的权力，国有资产年年大量流失，租、卖、赠，搞股份制，或者把原来的党员变成剥削者、资本家，或者把新生的资本家、老板吸收入党，一些地方出现了“老板书记”。一些高级干部贪污盗窃，蜕化变质，执法犯法，打不胜打，杀不胜杀，成为在邓小平理论路线下，特有的一幅灰色画面。中国共产党有六千万党员，有些意志薄弱者，不免顺流而下;但是毕竟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坚守岗位，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前面说的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等等，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党组织，依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景虽然美好，但在邓小平理论路线统治下只占极少数。在广大农村全面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恐怕不足1%。

　　1997年9月18日，中共十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们已经分析了邓小平理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实用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中国特色的现代修正主义。二十多年来，在这个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正在从上而下地改变党的颜色。亡党亡国的危险已经呈现在每个党员、每个公民的面前。

　　(四)中国特色的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社会根源

　　中华民族有了四千多年有文字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十五世纪起，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落后于西欧。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挨打。到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有产业工人二百万人。全国五十多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选出十二名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党的纲领，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土地改革，打倒了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大陆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为革命抛头洒血，牺牲的烈士有二千八百万。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英勇战士。他们中的共产党人，是为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牺牲的，也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而牺牲的。在新中国建立时仍然活着的人是幸存者。

　　现在，我们来分析“幸存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国共有党员448万人。党员的成份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党员的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与成份相同。知识分子除少数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其中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要转上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就会被历史的车轮抛弃。

　　毛泽东讲得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1949年起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九年多的期间，把个落后的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先进的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

　　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始终存在着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开始在党内不占统治地位到在党内逐步占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曾任至关重要常委的共八人，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邓小平。八人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三人。

　　刘少奇、林彪这里不论，单分析一下邓小平是怎样“代表资产阶级”，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根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提供的材料，邓小平的家庭出身是经营地主。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当过协兴乡“袍哥”组织的“掌旗大爷”。1914年左右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家有一百多挑谷(合二十多亩土地)，本人不劳动，雇佣个把长工。

　　1918年邓文明让在广安中学读初中的邓小平到重庆念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是自费生。赴法旅费，除学校董事会补助一百多元外，由邓文明筹集三百元。邓小平在法国还向邓文明要钱，邓文明只好卖地筹措。这是邓文明为供给邓小平留洋下的本钱。

　　从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受教条宗派打击，曾经站在反修第一线看，邓小平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但是，他不注意改造世界观，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沾沾自喜于二十岁就干大事情了，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以后虽然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但一直担负高级负责工作。毛泽东一直很欣赏邓小平的才干，说是“人才难得”。尽管犯了路线错误，还苦口婆心，希望他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毛泽东给邓小平一个极好的下放劳动，重当工人，改正错误的机会。邓小平采取假检讨，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要求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并且保证“永不翻案”。一旦骗取了党的信任，就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于是，第二次被打倒。这回他又采取“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策略，骗取华国锋和全党的信任，再次复出。一旦在党内占了多数，就把他头上的“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全部解开，梳成一个大辫子，戴到毛泽东的头上。他在党内占了多数，暂时胜利了。可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空想，是要受社会实践检验的。当他重新肯定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主要矛盾，宣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推广“包产到户”，采纳世界银行建议，发展泡沫经济的时候，他就在实践中肯定了毛泽东的预见：“代表资产阶级”，成为邓文明的孝子贤孙。

　　二历史根源

　　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是来自国外的，二是来自国内的。国外又有两条。一条来自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邓小平和伯恩斯坦、考茨基同病相怜，病根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斯坦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较低下的文化”，是“倒退”。还认为发展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途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考茨基却把它说成马克思偶然提到的“一个词”。另一条来自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全民的党”就是否认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民的国家”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即“三和两无”就是否认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条路线必然导致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新老修正主义，影响到中国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塞到八大决议中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错误提法被毛泽东为首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纠正以后，邓小平又于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一直管到今天。这就说明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根之一来自国外。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还有来自国内的内因。内因又有两条。一条来自党员的出身。党的高级干部有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整风整党，光整别人，不整自己。违心地做些自我批评，过后又不认账。认为党的“批评自我批评”是“操娘”。“你操了我四十天，我操你二十天还不行嘛!”在革命斗争中，光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保留了自己思想中从剥削阶级带来的污泥浊水。另一条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又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一条我们下面还要论述。

　　三党内形成了高薪阶层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着重指出：“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页)

　　列宁认为，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工人工资的水平，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一点!巴黎公社一百多年后，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猖獗，充分说明了列宁论断的英明远见。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世时，列宁的工资没有超过技术工人。有人擅自给他提高工资，列宁给当事人以纪律处分。后来给专家高工资是一种妥协，给国家工作人员高工资就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所以苏联变修的这一渊源远在斯大林时代就存在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始在老干部中保持了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工资不超过工人。但在1952年开始实行工资制，定为二十五级。国家工作人员十六级工资就超过八级工人工资，这是极大的失策。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22年的战争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毛泽东虽曾提出恢复供给制，但习惯的势力，阻碍了供给制的恢复。毛泽东虽然主动减少工资，但减后仍不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

　　毛泽东晚年发现“一部分党员干部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高官厚禄的社会存在决定高官厚禄人们的思想。这思想不是别的，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思想。

　　有些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人们，虽然经过高官厚禄的腐蚀，仍然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发生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斗争是很激烈的。这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的解散，没有经过巨大的震动，就证明了一些人高官厚禄的社会存在，战胜了他们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的老革命受自然规律的影响日益减少，但还存有保持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他们多在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顾虑中苟且偷安，得过且过。这正给“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实现他们的夙愿以良好机遇。他们特别爱好“机遇”二字，这里送给他们。

　　四建立离退休制度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汇编)中谈到退休问题。他说：“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休，这个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岁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时候，退休，一点工作也不做，对自己身体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体支持不下来，可以少做些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第526页)

　　可是，邓小平一占多数，就建立退休制度，其实是别有用心。他打算让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共产党员离开工作岗位，好“任人唯亲”，“任人唯派”(重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所谓“太子帮”，或当官，或经商发财，占据要津。陈云说他们挖不了我们的“祖坟”;恰恰相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挖我们的“祖坟”。

　　让老干部退下来建立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多是老革命，给在职的年轻的不大懂马列、不大懂党的基本知识的“专业化”干部当顾问参谋，对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大有好处;但是邓小平又把顾问委员会取消，任命江泽民为第三代核心，来完成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让江泽民等人来复辟资本主义，他又不承担历史责任，可谓用心良苦。

　　五、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个民主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还要民主“百万倍”。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二十年后总结公社教训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37页)我国工资制度学习了苏联高薪制度，十六级以上干部的工资均超过技术工人。经过二十多年实践产生了一批高官厚禄的既得利益者。毛泽东去世，人亡政息。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先是在《宪法》上取消“四大”，又在《宪法》上取消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改为“组成部分”。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从而取消了民主办社;在工厂实际上取消了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取消了工人的民主权利，致使人民的公仆变成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的“老爷”、“官僚”。

　　(五)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亡党亡国，还是“否极泰来”?

　　还是毛泽东那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个前途是党内大多数同志觉悟，像遵义会议那样取得多数，扭转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转变其思想政治路线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个前途将使中华民族昂首阔步、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前途是让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继续下去，让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国有企业化公为私，完成私有化，把中国共产党由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这样，就将终有一天，实行毛泽东的预言：“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重新进行革命!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依然光明。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观察这个前途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小小寰球”红了三分之一的局面。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用老聃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2001年1月19日—5月8日

　　四 忧党忧国

　　邓小平第一次解放后到鞍山视察，马宾正关在沈阳接受审查。邓小平要搞“整顿、发展、巩固、提高”。在与市委接见中问道：“你们这里那个马宾呢?”毛远新在场，他们互相问了一下，谎说：“下厂子去了。”邓说：“把他找来!”于是紧急派车到沈阳把他接回鞍山。他不知情况，见面后什么也没有说。一起吃了一顿晚餐，席间卓琳跟他说了一些“小平同志出来，什么也不知道，生产也不懂，就靠你们了”等等的话。他因为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听了就算听了，饭后又被送回沈阳拘留。尽管文革期间有如此遭遇，但是他不仅不怨恨文革，还非常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方法。他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进行到底，就必须认真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真准备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虽然受到邓小平的严格批评，他还是得到多次重用和表扬。但是，他绝不因为自己未受损害而原谅邓小平。

　　马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那牢固的无产阶级立场，他那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他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有口皆碑的，甚至做得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反对搞资本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自己就不当有产者，不搞特权。例如：国家给每个部级以上干部用10万元人民币装修房子，他拒绝了，说“我的住房条件很好了，用不着。”他凉台也不封，防盗门也不装，说“我家里没有什么可偷的。凉台不封还符合卫生要求，还是把这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吧!”后来国家规定，个人住房可以卖给老干部，他也不买。当年朱镕基总理为此特意找他谈话表示对他降价，他还戏说买不起。实际上，他是要坚守做无产者跟私有观念彻底决裂。

　　有人说，毛主席现在谈起来光辉了大半辈子，可惜晚年犯了错误。马老认为这话虽然前一句是对的，但后一句却大错了。毛主席恰巧在晚年适时地认真地指出并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及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就使他成就了光辉的晚年。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那是继承人未能守住大成而被这场运动的革命对象所推翻的结果。在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毛主席就指出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接着开展了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长入共产主义)、“三无”(无战争、无军队、无武器)和“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毛主席在《列宁主义万岁》和与苏修论战的《九评》中，从理论上、思想上全面与之斗争。可是，国内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阳奉阴违地与苏修谈判(邓小平)，或者在国内搞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修正主义分子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危急存亡的关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场革命是失败了，但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革命的失败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低潮时期，国际反动势力恢复了元气重新组织向无产阶级进攻时期，也是它最后挣扎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被局部胜利冲昏了头脑，从而忽视政治，脱离群众，遭到严重打击。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领导缺乏经验，打击面过宽、过多，严重违反稳、准、狠的政策。2)修正主义头子钻了空子，打着拥护“英明领袖”领导的旗号，骗得了上台的机会，把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平反”官复原职，从而加倍地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进行报复。由于已经打倒或未被打倒的干部，长期在毛主席的教养下多少理解一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些道理，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决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这条件下，承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是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原则，其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其中的要点，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心脏、没有头脑的“社会主义”巨人，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甚至还不忘冠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必须加上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讲，充其量是言论，根本够不上理论)、“三个代表”作为主要的着实点，把前面的称谓作为点缀虚化了。在“初级阶段”的掩盖下，把封、资、修的破烂都堂而皇之地塞进决议里推行开来，逐步把刘少奇想到而未能做到的，帝、修、反梦寐以求的期望变成现实。现在江泽民理论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吸收资本家入党。现在不是搞点儿资本主义不要怕(哄人、骗人)，而是欢迎大搞快搞资本主义，消灭公有制企业，推行私有化。国有企业基本卖光，或者破产卖光分光，或者实行股份制股票上市场卖光。已经不是搞点儿资本主义不要怕，而是怕资本主义搞的不够多，怕卖慢了群众造反卖不成了。关于“三个代表”有各种版本，如江泽民坚持做总书记(党的代表)、国家主席(政府代表)、军委主席(军队代表)。现在民众说是先进生产力代表——大款，先进文化代表——大腕，全民利益代表——大官。这就是现状，几千万失业工人，几亿贫困农民，要求改变现状。反帝、反修、反腐呼声益高!

　　十六大的召开鼓舞了马老，他对党的新任掌权人寄予厚望。他给胡锦涛写信，建议全体中央委员去西柏坡学习，重温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十六大刚结束，胡锦涛总书记与中央其他同志就去了西柏坡学习。他认为这不一定是他建议的结果，说不定锦涛同志本有和自己相同的想法，届时成行了。于是，他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更加信赖了。真是老不舍心啊，他时刻关注着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很高兴，认为国家有希望了。同时也审慎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现状和走向，又在2005年4月10日至5月15日，把自己学习中央指示，结合“形势与任务”的讨论，写出一份材料，送给胡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常委同志。他提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是：1)反对全世界人民公敌美帝国主义，反对国内腐败分子，反对党内修正主义。2)三大任务的辩证关系，随着地点、时间、条件有主要和从属关系的变化。当前已经到了必须首先改变美帝独霸天下的形势。3)斗争要做积极的扎实的长期的准备，在战斗中提高作战能力和保存战斗力量，既彻底战败美帝国主义，又开始世界共产主义建设。为了说明问题，他不仅仅自己想和论(《形势与任务》和《论解放台湾》等)，而且，还搬出来周总理1966年4月10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和毛主席1964年1月12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963年11月《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7、18、19节)、1958年9月8日《美帝国主义已被自己制造的绞索套住》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政策》，以及谭乃彰1966—1976年搞的《十年对外关系研究》(达3万字)等附在后面。足见老人家不仅开动了脑筋，更费了心机。然而，他还觉不够，又在5月15日写下了《关于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全文如下：

　　在许多人沉醉于“大好形势”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应当客观地分析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此，我把群众的反映和我个人的看法说出来，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可能不中听，但是诤言。

　　十六大以后，人们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抱有很大希望的，特别是胡锦涛同志率领中央书记处去西柏坡学习，重新提出“两个务必”，以及接着提出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后，许多老同志感到莫大的安慰，认为我们党和国家有希望了。这是发自肺腑的。但是，两年多来形势发展和中央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人们的这种热望和期盼发生了动摇。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疑惑了，“对领导搞不懂了”;一些左派学者也感到盼“左转”、促“左转”的良好愿望落空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领导班子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依然在积极推行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路线。大家认为，中央的路线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十六大以后，私有化步伐加快了，力度加大了。当前我国经济通过“改制”，公有、私有和外资究竟各占多少比例?中央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负责任的说法，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公有经济天天萎缩，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天天在膨胀。许多学者在报上发表文章估计，目前在工业企业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经不到20%，公有制事实上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央所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就成了一句空话，一句骗人的话。在公有制岌岌可危又所剩无几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在上边极力号召各地“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闭口不谈大力发展公有经济。吴敬琏、厉以宁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下边就大造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舆论。几乎整个个媒体都是这种腔调。中央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年”，要求各地打好“攻坚战”，突破口是国有企业“转制”。于是“社会转型”、“国企转制”响遍全国。“社会转型”、“国企转制”意味什么?明摆着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这几年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报道说，现在国有90%的小企业和70%的中等企业已经改制为私有企业了。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中国GDP比重已经超过50%，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值的60%，上交税收占全国全部税收的40%以上，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它们都已经或将要“转”为“私”了。另外，按照中央的改制要求，从1998年以来，国有和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全面推行MBO(即管理层收购)的政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报道说每年约1500亿。去年。香港郎咸平教授批评这种做法以后，在各界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今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发出文件，仍然坚持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全部转让，并且继续实行MBO政策。“抓大”又是怎样呢?中央提出国有大型企业统统搞股份制!说“股份制不是私有制”，道理说不通，是自欺欺人嘛。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向股份制转化的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资本论》第三卷)这就是说，股份制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私有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现在连银行都要实行股份制了，并且还要让外国大资本集团参股。这一步非同小可，连公开实行资本主义的俄罗斯都没敢干，可号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却大胆迈出了这无异于自杀的一步。如此一来，问题就严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常识性的东西，难道身居党的高层领导们不清楚吗?公有制变成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它意味着什么?政治制度能不变吗?搞私有制，搞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员是没有资格来领导的，如果非要搞，其结果必然要让位于资产阶级政党。苏东各国的共产党不正是如此垮台的吗?中央一再讲，要警惕西方对我们“西化”、“分化”的图谋，要防止“和平演变”，可中央推行的这一套私有化政策，却是背道而驰!如此这般，就大可不必由西方来费神、费力“西化”、“分化”我们了。帝国主义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我们自己就想把自己“西化”、“分化”了。我们搞私有化就是自掘坟墓啊!

　　二是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彻底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把刀子。具体表现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这个简单的常识，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怎么可以轻易忘记呢?不搞阶级斗争，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这两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积极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伯恩施坦、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我们早就批判过了，为什么现在你们又把它们折腾出来呢?要知道，这些主张和口号是任何剥削阶级和政党都可以使用和接受的，唯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接受不了。因为他们身在被剥削之中。目前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先进性教育”，只字不提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为什么不提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是不是因为有一大批资本家在党内，党已经资产阶级化了就不便提或不敢提了?在中央的通知里，竟然也不提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了，只提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邓“理论”和“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吗?你们心里是清楚的。许多人在问，中央讲的“先进性”是哪个阶级的“先进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的教育会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结果只能是加快党的变质。五一期间，中央还把30名资本家拉上来当劳模，媒体上大肆渲染，提出“劳模不能以劳动为标准”，天大的笑话!资本家当上了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还有什么“共产”党?是劳动光荣，还是剥削光荣?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空前绝后的怪事!这样搞下去，结局只能有两个：一是摘掉共产党的牌子改为“社会民主党”，其实有人早就这么打算了;二是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宣布解散。总而言之，我们离亡党亡国不远了。到那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来一次革命就是了，只不过损失太大了。

　　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我们党这些年根本不讲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了，也不反帝国主义。新班子上来也不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都是党的正确路线题中应有之意。可是，邓小平来个“韬光养晦”“谁都不得罪”，于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见了，帝国主义也不反对了。群众说，我们的外交路线“缺钙”啊!据说，外交部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群众寄给他们的“钙片”。在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想谁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不得罪帝国主义，就得罪世界人民。骑墙是做不到的，“双赢”更是扯淡。事实上，我们的外交即不是骑墙，也未做到“谁都不得罪”。事实上不是这样吗?这些年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支持了吗?没有。我们不仅不支持，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诬蔑那些民族民主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这几年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我们反对了吗?没有。我们在联合国跟在美国后面不是投赞同票就是弃权票，不敢投反对票。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上，中国还不如资本主义的韩国旗帜鲜明。对于自发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抗议活动，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上海《解放日报》把上海10万人的反日游行说成是“违法行动”，“不是爱国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五一期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搞游行庆祝，唯独中国鸦雀无声。这是为什么?当年赫鲁晓夫是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主义，三怕人民群众。难道我们要学赫鲁晓夫?共产党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谁怕群众，说明谁心里有鬼。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人民群众已经怒不可遏了。希望中央不要继续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办呢?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立即停止以私有化为趋向的经济改革，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2)开展一次像样的整党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行动，坚决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叛徒清除出党，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3)重新调整我们的外交路线，与古巴、朝鲜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央只有这样做，才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才是真正“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光辉道路，也才真正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

　　2005年10月1日，马老又写就了《对于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注意掌握大局》。全文如下：

　　A.在分析形势与任务时，要特别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为什么?因为：

　　(1)今天，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2)它曾宣称要灭绝非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各有色人种，首先是布什手中掌握的70多个国家;

　　(3)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充当吞灭中国的跳板;

　　(4)美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前公开支持蒋介石剿共，抗日战争中帮助蒋介石秘密反共，抗日战争后立即公开出人出枪帮助国民党灭共;

　　(5)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帝的最终最直接的目的是消灭中国共产党势力;

　　(6)美帝国主义的杜勒斯政策和对华和平演变政策，把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和希望，放在威吓利诱的大棒和胡萝卜双管齐下政策上;

　　(7)目前美帝国主义已经打败了欧洲反美势力，收买了亚洲过去反美的势力，稳坐从未失败的美洲根据地，决心最后收拾阿拉伯国家，灭亡中国，正在打扫中国周边小国弱国，唇亡齿寒，中国正在被灭亡中。

　　狼来了，真的是狼来了!反抗才有救，不抵抗则灭亡。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是规律则是可循。关键和重要之点是：千万不要丢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把刀子。不要忘记毛主席说过：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美帝国主义玩弄两手政策和“和平、合作”的诡计时，特别当着即使被装入口袋的狡猾的恶狼发出骗人的哀求时，要特别警惕!今天的形势，当前的、首要的、迫切的、中心的任务，是联合全世界人民反对最凶恶的狡猾的美帝国主义!

　　B.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要分析研究如何识别和改造亲美、崇美、恐美分子，有的是特务，是汉奸，是洋奴，更多的是崇洋媚外私有化、西化、分化、腐化人员，党要研究对他们的政策。

　　要认识反对美帝国主义，绝不是两个民族国家的矛盾，而更是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如八国联军打北京，只是要门户开放勒索大量赔款政策的实施者，却同时要消灭中国共产主义根据地，甚至更主要的是消灭世界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任务艰巨，要对中国人民负责，还要对世界人民负责。因此，要以全中国人民、中华全民族的名义，对全国人民晓以大义，使之清醒，毅然决然，使受到美帝欺骗的分子弃暗投明，把肩上武器从右肩换到左肩上来，起来共同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们有抗日战争的经验，这比当年抗日应该说更容易动员起来。动员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C.当前，中国革命仍然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三大斗争：

　　1.中国仍然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斗争;

　　2.中国革命：世界范围、国内范围、党内斗争三大斗争;

　　3.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国人民在国内反腐败斗争，中国人民对党内修正主义斗争。

　　三大矛盾、三大斗争、三大任务，要突出第一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因为：

　　在国内反动势力，基本上都是依附于和受制于美帝国主义的钱和权的指挥棒，各种形式的政治反动以及贪污盗劫案件，都以美国为安藏地和庇护伞。即使是党内修正主义也是以美国“和平、民主”招牌来欺骗人民。

　　D.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很明显是美帝国主义。它不同程度地征服了、镇压了、统治了整个美洲，整个欧洲，整个澳洲，整个非洲和整个亚洲;对中国也在控制着我们的台湾，又在沿海及内陆边疆各地搞各种“颜色政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它在全世界驻军，它的年军费开支惊人，高达4500多亿美元。

　　它公开宣布，世界上人类分为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在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世界的500名最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会议，宣布要消灭世界大部分劣等人种的所谓“垃圾人口”，只保留百分之二十几的盎格鲁萨克逊种白人。接着在违反联合国决议下，毁阿富汗和灭伊拉克。布什出示手中掌有的70个国家名单，其中首要的是朝鲜、伊朗、中国、俄罗斯、伊拉克……7国。看起来也确实是决心很大，来势很凶。全世界被白色恐怖主义一时镇压了，世界沉没于白色恐怖主义之中。

　　可是，受辱、受压、受摧残的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以及同情阿拉伯战斗的人民，踊跃参加以“吾与汝偕亡”(中国古代殷商受压迫人民反对桀纣暴君誓语)的反对美帝的精神，继续战斗，致使现代化美国侵略军死近两千人，伤达数千。另方面引起世界，甚至国内“反战母亲”浩浩荡荡的反战运动。美帝招架不了，从而在远东(与朝鲜)，在近东(与伊朗)谋和。

　　狡猾的恶狼美帝国主义谋和了，中国人千万要警惕，不要上《袋中恶狼》的当。记住，狼吃羊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我们讨论《形势与任务》时，要学习历史，学习上述寓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寓言里有真理!

　　E.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美帝国主义树敌于天下，因此，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自然而然地成为天下人民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遵从马克思教导：“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要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我们求民族生存，还求社会幸福。不只是本民族生存，还进一步求全社会人类幸福，包括打倒美帝国主义，包括全世界人类社会解放。因此，我们的朋友首先还包括美国人民。美帝国主义立意要消灭劣等人种，当然首先包括国内非白种人种。一张美帝不愿公之于众的关于美帝虐待黑人的照片揭露，“卡特里娜”过后，美国一黑人妇人跪在广场哭诉的惨状。记者说她哭诉洪灾中“人不如狗”。目前估计遇难千余人，尚无详细统计数，就足以证明，布什“旧金山的政策”有意借天灾实施。布什的对内政策与他的对外(伊拉克战争等)是一致的，还有对艾滋病、核爆炸也是一样。

　　布什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示威群众反对。不但在国外，尤其在国内。“反战母亲”是一个普通老妇人，她因为反对布什的暴政，也挡不住被捕了。为什么?她太得全世界人民拥戴了，她太使布什难堪了。这样的纸老虎作威作福，能拖几时?

　　F.美帝国主义政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是要灭亡社会主义中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与任务是首先打倒美帝，解放台湾。然后再联合全世界一切被美帝压迫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如同当年打倒希特勒一样彻底打倒美帝，解放全人类。

　　这个任务早就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然而，由于敌人强大而我们缺乏准备，从领导到人民都有所松懈。这是当前最大的主观上的危险。再加上敌人实行Condenment和Engagement两手政策，以红白两种面孔出现，时而激起，但总的情况是松懈了我们的斗志。如果考虑到下列情况，会使我们大大吃惊：

　　1)杜勒斯政策。杜勒斯把以华制华毒计寄托在毛泽东后中国第三、四代身上，即使毛泽东一代老年后第二代、第三代既没有一般反对帝国主义经历，更没有反对美帝历史经验，更多是亲美、恐美。毛泽东时代老干部还有少数即使未死也已衰老了。

　　2)邓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已经从立法、改制上，在思想、组织上，消灭国有制，取消集体所有制，吸收资产阶级入党，实行阶级和谐。

　　4)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久占台湾，已经不像毛主席在世时期，规定天天、月月鸣炮发出警告，提醒人民反对美帝久占台湾。似乎已经麻痹了，对邓江出卖、投降美帝司空见惯了，甚至见怪不怪了。

　　5)中美如此搞得热乎，甚至称兄道弟;如此热乎，甚至引起布什警戒：把战略伙伴改为合作关系。就是这样，也不断公开表示要制裁中国，显然是向反华势力表示，不会对中国手软。可是，我们的亲美当权派却一再表示亲善。有人说这是外交辞令，反抗美国不能表现在脸上;又说这是仁至义尽，先礼后兵。可是，说是外交辞令，却真的说到办到，老百姓也不大信是外交辞令了。而外交上这种做法却成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了。

　　G.开战，这不是儿戏。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开战，必须慎之又慎!尤其要慎重初战，不打无准备之战。

　　中美必战。中国是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人民翻身之前，长期以来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八国联军在美帝参与之下，占领了北京，奸淫烧杀，抢劫一空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接着缔结了不平等卖国条约。以后，美帝为与日德等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培养扶植其走狗势力。美帝得天独厚，培养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并扶植之成为镇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央势力，而与日本、德、意等国斗争。抗日战争中和胜利后，美帝支持蒋介石抗日并反共。最后，美帝直接武装蒋介石抢占东北，争占华北，最后被打败而退守台湾。台湾就是这样被美帝占领的。美国灭华之心不死，第7舰队占领台湾海域作为永不沉没的登陆跳板的航空母舰，妄图最后组织美蒋部队反攻大陆，同时或先后分化、瓦解、分裂我西藏、新疆、内蒙、满洲、江浙、两广，把中国四分五裂，通过所谓“颜色革命”统一于美利坚合众国之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帝侵朝、侵越。毛泽东同志洞察美帝阴谋，在建国初始，全国尚未完全统一(美蒋仍占据台湾)时即出兵抗美援朝，派员抗美援越，打掉了美帝气焰，还谈不到把他打得翻不过身。可是，我们对台湾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国人打中国人，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签署公报答应撤军、废约、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做了对台湾不动武不死人的好事。但后来上了美帝欺骗的大当。此后，要打，只有从多方面做准备工作，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等着这一天。美帝一天一天地欺骗我们，我国人民“韬光养晦”摩拳擦掌地等待号令。

　　中国人民奋起了，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地主、资本家压榨下大翻身，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帝国主义掠夺下解放，中国人民还要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如毛主席讲的，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美帝在二战中就用两手办法(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分裂、离间、收买、侵占等办法;二战后，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连威吓带利诱搞垮了，把大国势力征服了，把小国收买了。在欧洲，甚至把抵抗到最后的南斯拉夫灭亡了，以至用巡航导弹打了中国驻南大使馆，要中国在美国灭亡欧洲问题上表示“同意”。美国解决了西方欧洲问题，调回头来解决东方亚洲问题，一个是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一个是朝鲜。最后想用“不战而胜”的办法解决中国和俄罗斯。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本来，美帝国主义在20世纪末年，就亮过了它手中的战表，其中把中国列在朝鲜、伊朗、俄罗斯之后，一共有70多个国家。当一个战争贩子，不知羞耻和无所顾忌的时候，什么丑事都能表演，骷髅会的要员真是“天真浪漫”，布什居然在旧金山会议上公布他的毫无廉耻和毫无顾忌的计划，也确实有人被他这个流氓行动吓住了。但是，曾几何时，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风暴就把它征服了，现在美帝的哀嚎在某些方面似乎已像被装入口袋的恶狼了。问题是，现在的恶狼还想甚至还能用办法诱骗那些容易受骗的，曾经与之共舞的糊涂人。

　　但是，狼总是要吃人的，这是真理，美帝一定是要灭亡中国。而中国是啃不动的骨头。中美必战，中国必胜!

　　H.中国必胜!美帝久霸台湾，中国曾经打过一次，牺牲了上千号人。但是，中国自从实行所谓“韬光养晦”，工作重心放到改革开放上，而改革开放，有人重点放在对美开放、学习美国、对美亲善，希望在美。至于解放台湾，除掉在国庆节宣布几条幻想愿望，继续忍气吞声，以至如同日帝占领东北，建立满洲国，树傀儡溥仪为满洲国皇帝一样，美帝在台湾扶持陈水扁为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准备统一全中国。在这种情形下，美帝哪有退出台湾的丝毫意向?然而，准汉奸亲美派却与美帝打得火热，甚至双方领导人互相拥抱，肉麻已极。但是美帝还是有意回避使用“战略伙伴”词汇，以免有人怀疑他们的立场。

　　可是，亲美派在改革开放口号的掩护下，松懈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和动摇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反而以投降卖国为荣，不顾崇洋媚外可耻。甚至要为历史上的秦桧翻案，为胡适树碑立传。使得国人丧失信心，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哪能战败美国收复台湾?

　　这确实是中国的关键难题，不解决这个关键难题很难说中国必胜。但是，正因为发现了这个难题，同时，认识到从而解决这个难题，中国必胜。

　　中国必胜有充分条件，中国必胜的条件也具备。首先，我们驱逐美帝有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台湾，日本战败，主权已归还中国，开始由美国协助蒋介石占领。蒋介石政府垮台，美国喧宾夺主，由第7舰队顺水推舟予以占领。在中国宣称要解放台湾时，经过反复斗争，美国承认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是三个公报写明白的。但是美帝耍流氓手段，声称台湾拒绝时中国不得武力解决，否则，美国必然以武力干涉，这就变成美国不同意时永远不能解放台湾。就这样美帝拼命卖给台湾武器，并借此剥削台湾人民。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全中国统一为一个中国，只能是一个美国殖民地中国，中国在中杜勒斯奸计改变颜色(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时，则台湾顺理成章合并统一。这个梦想随着中国内部汉奸的增多，越来越使美帝着迷。我上面分析的中国国情，也促使美国幻想他们政策的实现。

　　可是，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亲美派越是留恋这个幻想，越是不得人心。针对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立了一个《反对分裂国家法》。同时，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亲美派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还有的随着美帝走下坡路的形势的发展中阴险凶恶面目暴露和中国人民觉悟提高，决心不理会美帝的诡计了。而且，不但要解放台湾，赶走美帝，还要联合全世界人民，在全世界打倒美帝国主义势力。

　　I.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是毛主席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讲的。几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人民的体会，越发证明了这是真理。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帝国主义可算是武装倒牙齿了，它没有哪一天不征战，没有哪一天不死人。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美国兵和受美军威胁。

　　战争而外，帝国主义就是贫困、灾荒、瘟疫，即使是天灾，如新奥尔良市，受“卡特里娜”灾害而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的劳动者。

　　中国推倒三座大山，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有其他帝国主义。但是，前门把一批狼赶走了，后面又来了戴着面具的更凶的美帝国主义恶狼。他们按照杜勒斯的诡计，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后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为这些人丢了阶级斗争，忙着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上，有的还幻想依靠资本主义办法(美式的)，借助资本主义财力(美国的)搞个人发财，建业致富。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上了钩，被渔翁猎获了。时间越久，思想腐蚀越重，犯罪行为越多，弄得不能自拔。就如抗日期间，敌占区的汉奸多一样。因此，今天再不能延迟，必须明确反美立场，像抗日战争时对汉奸斗争那样，把亲美汉奸当落水狗打。现在连打伊拉克的美国士兵的家属，有觉悟的人已明白是不义之战，当兵战死非但不光彩而且可耻(美国“反战母亲”运动感动全球人民)，预兆美国必然失败。

　　当我们研究中国必胜美帝必败时，我说决定胜败因素，中国一半胜利因素，美国一半失败因素。中国一半，是已知一定因素(如国力人心等);美国一半，怎么说呢?这可从铁老虎变纸老虎道理(战争的反动性和人心的不顺)看出来。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其胜负的意义，已经不是八国联军侵华时那样简单，只影响中美等少数国家。现在中国人民既不是孤立无援，也不会孤军奋战，而是涉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因为美帝国主义似乎已经征服五大洲，现在决心统治全人类，而且要消灭一切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卡特里娜”风暴以新奥尔良市，以现代化技术和富裕状况应该安全抗过，但是，由于在布什的消灭“劣等人种”的政策下，利用天灾，葬送的多系黑人并且贫困的劳动者(我们等着美国最后公布殉难者名单)。

　　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敌人，又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非但不孤单，而且有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战斗。因此，解放台湾也就会有全世界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人民以各种形式从各方面援助，共同行动。反对美帝打倒美帝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从美帝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全世界革命。

　　这是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战争。它的意义既是中国民族解放，又是世界革命成功!

　　全世界五大洲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全世界白色皮肤的、黑色皮肤的、黄色皮肤的人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全世界无神论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信仰者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是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团结起来，夺取最后的胜利!

　　我一口气读完了马老这篇呕心沥血写就的不乏纪念意义的文章，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了，虽是深夜也不得安卧，索性看下去。接着就是2005年11月11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写就的《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篇文章7000多字，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和经历，以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分析了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最终遭到全盘否定而告失败的动因和结局。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和将要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趋势。对这篇文章我不能同上篇那样全文录入，只能抄录一些段落。下面我还用楷体字抄录几节：

　　我对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抱肯定无疑的态度，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来人，我对文化大革命认为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发起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肯定”(邓小平在被迫下也肯定)。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是否定(毛主席、“四人帮”、广大工农兵群众组织被否定)。这是事实。但是，辩证法指出：还有否定之否定，即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否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否定)。失败为否定，胜利为肯定。这里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胜利。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就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失败是成功之母”。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思想的发展，辩证法也全面地发展。辩证法本身也是辩证的，即是发展的。它不发展就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应用也是发展的。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可以应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总结文化大革命(事物的发展走到它的反面)。但是，为什么不同时应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呢?从这里，证明反动势力、修正主义者不但不提倡学习，反而害怕人民群众学习，反对人民学习，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学习精神表现在他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反对，这大概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否定。但是毛主席承认了否定后，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文过饰非，不是共产党的态度。错了改正，不断革命，才是毛泽东思想。

　　武断地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历史上一位出名人物，他除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外，重视生产斗争，忽视阶级斗争，又是一条错误表现。

　　毛主席确实是英明的，老人家早就料到会出现反复的。马老也把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次谈话摆在这里：

　　毛泽东在1976年6月25日召见华国锋等谈话时，说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说明矛盾并未解决，还要有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还要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不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这样那样地违反政策的或说过违心的话，大都认为，甚至发誓再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了，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意义百分之百肯定的人，也不愿意再提文化大革命了。

　　我呢?我虽然当时被关押审查，但是我始终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至后来进行“纠偏”，我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过程中要防止“左”或右的错误(行动)，但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认为一切在革命口号下，在革命行动中，走偏了。对党的事业有损失，甚至十分严重，也还是党内斗争问题，对党内斗争犯的错误的处理，有毛主席制定的、长期斗争以来制定和不断修正的政策。

　　我指出这些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因为马克思“巴黎公社”而后列宁的“十月革命”，斯大林的“九国情报局”，毛主席的“三个世界”，战略与策略，理论与政策，先后胜利了，失败了。我们要一个不缺的学习总结，不但学习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有党内反对“左”右倾的斗争。必须完整地进行学习总结。党内(反对“左”右倾的)斗争，是外部阶级斗争的反映，也是整个革命过程不可忽略的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由于它更涉及《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私有观念的两个决裂的斗争。因此，使文化大革命斗争，显示它是《国际歌》中指出的，是世界规模和人类发展进入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和消灭私有观念的最后的斗争。不从这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然，是缺乏说服力和难以交代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的、必然的内容，也是可取的形式，我不打算也不可能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但是，总结性的评语应该是可以做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违反毛主席领导、全党规定的一些正确政策;一方面对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估计不足;另方面对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教育不足;三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对自己队伍的革命或者革命队伍的自我革命缺乏准备，最后对革命基本队伍——工农兵人民群众教育不足特别是组织不够，虽然有大量的创造性的经验，一句话，规模浩大，历史空前，革命的广度和深度、曲折和复杂，不下于《震撼十日》所描写的十月革命。而写作这个东西的激情表现，只能是事过境迁之后了。

　　既然“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有“否定之否定”阶段，而我们当事人现在正经历着或濒临着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尽量做到，不论从主观方面，或是从客观方面，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以辩证法唯物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对它的认识。这就要总结过了的“文化大革命”和准备进行往后阶段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

　　有人忘了“肯定，否定之否定”，为什么?他正处在否定阶段向否定发展。如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青少年，就不忌讳;而年老的即使说他是太阳，也不过是夕阳，他就忌讳、回避。

　　有许多人，有许多事，不善于或者忌讳利用“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因为否定是反面，是老的朽的方面。所以，一个人，他喜欢“否定之否定”与否，恐怕也是衡量他的地位、人生观，革命情绪如何。

　　……

　　文化大革命“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来了。否定之否定辩证地、发展地、形象地说，上面写着“文化大革命”的鲜红的旗帜又高高竖起来了，《东方红》的歌声又唱起来了。我们应该考察总结和论证一下，“否定之否定”的新世界!

　　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全过程，我们已经历了和正在经历被“否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你曾听到过：

　　1)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

　　2)说文化大革命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再不要讲以阶级斗争为纲。

　　3)说文化大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错误的。

　　4)文化大革命要加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邓江说要几代(30年为一代)、十几代、几十代也说不上，共产主义是很遥远遥远的未来。共产主义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

　　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一些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流氓、地痞、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和封建势力，都跳出来了，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发财的发财，致富的致富。私化、西化、腐化、分化，紧锣密鼓，争分夺秒，比历史各个时期发展速度都要快多少倍。

　　这个速度，同时促进“否定之否定”之速度。我个人认为，现在面临“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过程的“后来的否定阶段”了。这个否定，当然就是另一个阶段的肯定。但不是前边肯定的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它的内容虽然不能详述，但是它既然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即消除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文化，发扬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我们将获知从什么地方努力，达到哪里去的目标。

　　在这里应该指出，正如前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口里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套。他们在被群众审查时，一而再，再而三，发誓、诅咒，不反毛主席和党中央;但是，当东郭先生发“善心”把狼放出袋子后，翻脸不认人，却把人吃了。他在一被任用后，经过一段时间，假装遵行四项基本原则，不多时就变卦，在全国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反对越南邻邦，大搞投降美帝。这样一来就充分地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教育了善良的人民群众，为下一个“否定之否定”阶段创造了条件。

　　读到这里，我深为马老的直言不讳，敢亮观点的大无畏战斗勇气所感动。姑且无意去斟酌他的语言表述是否准当，权当欣赏了一位少见的行侠仗义的高人表演，我接读了下一篇——马老2006年元旦写就的《论文化大革命》。这篇更长，竟达12000字。在上一篇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亲历和遭遇，进一步分析、论证和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正确性和生命力。因为有些内容重复，关于本身的文字我在前面谈对马老的认识已经涉及，这里我仍不全文录入，只节选一些：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算起，历时约十年，但一般是从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结束，历时十一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重要一课，如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人民必上的一课。

　　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又因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欺骗和背叛而失败。

　　文化大革命说是从1966年中央发布“5·16通知”正式宣布开始，实际上毛主席在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行了。刘少奇宣传桃园经验、四清四不清经验，不作阶级分析。在他论文中引证列宁《国家与革命》时，公然删割了“无产阶级专政”六个字。

　　对党和国家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毛主席亲自出面发动革命出大字报进行批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十次接见了红卫兵，以红卫兵为骨干，发动和组织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及革命干部群众，揭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政军处以上的干部中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揭发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修正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强化党的观念、阶级观念、群众观念和民主作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行三大斗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重点是意识形态领域。

　　但是，任何革命运动必然为(反革命)反对势力以各种形式所抵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招致反动势力的反抗。刘邓及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予以反对。

　　任何重大革命实践，一般都是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难免出现错误。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全体人民革命，是一个历史创举。行动中出现错误，不是原则和战略的错误的这类群众运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热情地赞颂和肯定。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修正主义分子，错了?没有错!打的方法，因为是党内路线斗争，方法是发动人民群众批判和刘邓的自我批判。错了?没有错。总之，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的斗争。但是，在进行中，还是出现了毛泽东很多次批评过的，而历史上多次重复出现过的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和变相肉体刑罚的形式。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都经过总结批判废除的。我记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有，在党纪中有，对犯人“严禁逼供信”。当时，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的动力，进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战略策略、革命的政策，以及革命的口号，都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了。我们一切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先后听过、看过、学过这些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既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指出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明是敌我斗争的性质，又只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然后一系列的斗争政策方法、战略、策略，“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创造解放军“支左”的形式，我记得我曾经对解放军提过意见，不要用武装押护群众，后来，他们给我看没有带一颗子弹，使我感动，我又劝他们注意安全，不带子弹太危险。文化大革命是要“讲道理”、“要团结，不要分裂”。办一切事情，都应出于公心，不能有私心杂念，所以，文化大革命要求领导干部要消除私心杂念，不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要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共产党宣言》，还有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宣传文件，但主要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干部斗私、批修。(1)消灭私有制，(2)消灭私有观念。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内容和要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为实现我的梦想，在全国建设头十个几百万吨的现代化钢铁工厂(毛主席的号召是超英赶美)，而且按照“鞍钢宪法”建设，首先建设上海宝钢，扩大改造鞍钢。为执行党的决议，我从工厂建设学习，改为对外经济工作和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工作学习。这就和文化大革命思想又结合起来了。

　　人们会奇怪，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怎么会是文化大革命呢?所以，要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

　　修正主义者不懂什么是文化(我也不懂)，或者是有意曲解文化。江泽民就是把文明当作文化，比方，中国引进西方那一套手拿“文明棍”身穿西装革履，和一套文明礼仪，这些其实都是文明。文明不是文化。文明是Civilization，它的语根是civil，是市民，是资产阶级市民。文化则是Culture，Culture原意是人类生产的产物。我们到博物馆参观，看到陈列品中有一片瓦砾，上面表明“仰韶文化”。

　　文化大革命包括人类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人类社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革命。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重点是某一方面的斗争，但必然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斗争内容。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大矣哉。因此，不用多说理由，今后文化大革命的名称不会更改和不应更改。

　　毛主席领导和发起的1965——1976年一次的文化大革命，胜利后又失败了，但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定会取得阶段性和最终胜利的。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三十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计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如果有千万个精通马列主义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我们的胜利就有把握了。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他提倡“不争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要学习革命理论。没有革命的实践，只是空洞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是盲目的实践。邓小平在他一生中，除了“跟着走”而外，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怎能“摸着石头过河”呢?无怪乎他说，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一代(30年)、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也不见得看到共产主义。再加上劝人不学习，不争论，所以，他是最反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因此，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邓，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批邓!……

　　反对美帝国主义是文化大革命的头等任务，必须全民组织起来，一致赶走美帝国主义，而且为了世界革命，联合全世界人民消灭美帝国主义，最后联合美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要记住：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反美(帝国主义)胜利，才能最后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保证共产主义革命成功。

　　要突出我们与美帝国主义矛盾，采取坚决对策：

　　(一)因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敌人;

　　(二)因为美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欺诈、利诱中国人民手段太毒辣，太狡猾;

　　(三)因为中国人民受美帝国主义欺骗玩弄太久，太深;

　　(四)因为美帝国主义政策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会改悔，只有以牙还牙来对付了!

　　同时，对美国人民要加紧宣传，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或者因为敌强我弱害怕得罪美帝，或者仍有亲美羡美为了讨好美国，不得不与之和好，情形非常复杂。当然，还有过去与列强斗争中，联合美国抵御他国的。但是，整个中美历史，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消灭美帝，中国革命不能最后胜利。

　　毛主席在1950年共和国诞生后即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早已准备进入最后决定“鹿死谁手“的问题了。现在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头上!在中国大陆上，用各种形式打败美帝国主义从而联合全世界人民，打倒美帝，消灭世界上美帝发动的反共战争，保证和平建设。……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指使联合和通过国内官僚、买办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国大搞“颜色革命”，盛行贪污、腐败、盗窃、叛乱。二三十年来，被判死罪正法的就有×××人。弄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因此，建议制定三大斗争的行动计划。这“三大斗争”一个也不能不抓，但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三大斗争，缺一不可的革命，必须都抓。这是一次人类社会发展中三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全面的总体的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共产主义斗争的阶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务重大，任务光荣，好好学习，参加战斗!

　　马老随后列出了毛主席推荐的13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看到这里，我看见了这位“老革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热爱人民的一颗火辣辣的拳拳之心，为他的坚信马列，勇于战斗的彻底革命精神而感动。面对这样一位革命家，一位耄耋老人的赤子之心，我们后辈除了毕恭毕敬地学习之外还能说什么呢?说他思想僵化?说他不识时务?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我们都没资格对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就算文中有的用词不尽准当，有的句式还有不顺，但也能明白老人家的表述，与“总设计师”随口说出的让人无法接受的，不知其所云的四川话相比，准确得多了。而通篇的逻辑性、理论性、可读性是“邓总(设计师)”望其项背，无言可辩的。然而，对于一位打着“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旗号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代核心”，只有言论的野心家的一派胡言，却能被其继承人尊为革命理论而高举?考虑马老年事已高，每次拜访都只限二三十分钟，多是欲言又止。直到今天读了他的文章可算是充裕而从容地对话了，使这种憋闷在心里多年的郁结终于开始疏解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呃逆病”也有治愈的希望了。

　　马老真是战斗不息“笔耕不辍”，2006年除夕他又写下了《新春祝词》。之后，又写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政策》和《学习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这三篇都不在此抄录了，只把第三篇节选一些看看对“邓理论”和“江代表”的认识和结论。

　　邓小平上台，提出八字方针，抓了生产，这是对的;开了科学会议，狠抓科学实验，这也是好的。抓得很适时，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虽然他在狠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时，在理论上犯了把物的因素强调高于人的因素，重视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如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时的形势下，人民对他还是抱以拥护态度的。可是他本性难改，旧病复发，从各方面反对毛泽东思想，向中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向马列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难。

　　严重而危险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装成各种面孔来欺骗人民。比方，他们装成最拥护毛泽东主席，装成最亲密的战友，最懂毛泽东思想，而实际干的是另一套。如赫鲁晓夫之对斯大林，口蜜腹剑，当面是一套，背后捅刀子。整整一个世纪(30年一个generation)，这些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邓小平得到人民认同后立即翻了脸：(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社会主义下还有阶级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否定了为人民服务……(二)否定了“鞍钢宪法”(反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批判的干部不论是否有什么问题一律平反，并组织他们向广大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三)然后推行一条屈服美帝国主义投降路线，一边要“教训”越南，发动侵越战争;一边“教训”朝鲜，向美帝、日本投降。咋看，以为该人很有气魄，对外国和美帝如赫鲁晓夫敢于吹胡子瞪眼睛，实际力劝属下“韬光养晦”，无止境地韬光养晦。(四)把一切“走资派”(即一切被群众审查的科级以上现职干部)都保出来并予以重用。这也难怪，他本就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来的一个大地主、大军阀的四川豪门子弟，在四川老家因军阀混战无法存身，从家里拿了大把银洋出国避风，在六亲无靠情况下，找到“为人民服务”的差事，从此混进党内。这在共产党初级初始组织中是很自然的。既然得到信任，桥牌老手就可以大施技巧，实现野心。但一切沉渣污水逃不过人类最后大革命的清扫和洗涤。这个阴险的桥牌老手居然狠下毒手，这个狰狞面目，能逃脱不只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揭露并打倒吗?!

　　是否对邓小平的批评错了呢?

　　回答是，如果不这样批评，就会被许多受他“好处”的人(比如，在他又打又拉之下既是受害者又是得利者的人)，则对他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不要人家质问我，就我对我自己也说，什么事不要“绝对化”，总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你对邓小平这么“绝对”呢?比方，他对你那样严格批评，还是多次重用你，甚至表扬你，你为什么这样恨他呢?

　　对邓小平深入分析研究之后，才悟出他确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改悔的潜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招摇撞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

　　这是我在邓小平死后现在最新的认识。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啰嗦这些呢?随着历史的进展，随着事实的展现，认识也有所加深，而且对坏人和好人的认识，从对比中更能正确分辨和认识。

　　在邓小平、江泽民指示下，二十年来，直到今天，还动员全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说并列，要人民顶礼膜拜，真是欺人太甚，难于忍受!

　　什么邓小平理论?应该把“理论”改成“谬论”。如(1)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论，(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论，(3)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4)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等等。

　　邓小平、江泽民说现中国社会已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篡改《共产党宣言》。

　　邓小平、江泽民反对《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并组织中国社会调查，证明只有十个阶层。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而是进行生产的没有或不分阶级的人民党。至于说共产主义那是几代(一代30年)、十几代、几十代以后遥远的事，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的将来的事。他们(实际上江泽民跟着邓小平)一方面说，中国社会只有十个阶层没有阶级了，中国共产党还跟着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另方面，又宣传要达到共产主义还要经过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一代是30年，几十代比方说50代，乘以30年就是1500年。但是他说，中国只能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以后什么“特色”，就随他瞎说吧，其中也包括“三个代表”。

　　研究毛主席当年预言，研究邓小平、江泽民的对台湾的政策，特别是邓、江路线，所得到的结果和所处的形势，还不十分清楚吗?

　　旁观者清，从俄罗斯之对美国，或美国之对俄罗斯看，越来越清楚。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克兰，被美国的各种“颜色革命”弄得昏头转向。现在有点明白过来了，美帝国主义要打你是不给面子的。

　　中国人是身处其境，颇有感受。但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是十分“尊重”的，决不敢轻举妄动的。这从八国联军得罪中国受中国人的“宽待”是有了教训的，而且最重要的经验是有的，以为中国人吃软不吃硬，所以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付中国。

　　中国人吃了不少胡萝卜，虽然一再挨了不少大棒，中国某些当局者很难说是反帝爱国或者亲美汉奸;但是，他们也只有在受“颜色革命”的地方才能使老百姓某种程度分辨清楚。在中国政府机关里，在世界贸易市场里，虽然阵线实际分明，但是对人民表现形式还十分模糊。因此，以后这样大事，要发动群众弄明白，中国人民有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如何发表意见的权利。现在好像这类大事，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

　　……

　　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正是回答与解决这两个看似二律背反的问题，实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辩证法。文化大革命内容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正是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条，邓小平“复职”后首先是这么干了，一度拥护他;但是，他后来，实际上他从来就是只搞生产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中国人民起来纠正他的错误的时候，他翻脸不认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至于要彻底打倒毛泽东，而且，为此把毛主席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肯定、赞颂建国前毛泽东，是要把组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要把一切走资派打倒的毛泽东彻底打倒。

　　修正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邓小平、江泽民假惺惺地要以身作则学马克思主义，他们介绍学习的第一本书——《共产党宣言》，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搞阶级斗争，或者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没有阶级斗争了，所以，他们得出来的逻辑结论，就没有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他们在党内理论斗争中，有时被迫(只是有时)承认“四项基本原则”;但是，他是不执行党的民主决议的，而以总书记身份专横霸道地搞一言堂。

　　为了收买人心，把首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干部(科以上干部)一律不加识别恢复原职，反而“审判”文化大革命中民选干部。为了使所谓“冤斗”的干部彻底“翻身”“解放”，把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干部的揭发批判材料，和被群众斗争审查的材料包括内查外调材料，全部焚烧。可想而知，有严重问题的人可能高兴，而其他人不论有没有问题，反而弄得在今后人民印象中存在问题，尽管一时得到痛快，得到快慰。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放心满意，但是，从长远看，所有人心中都存在一个疙瘩。这像一个政治家吗?姑且不问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政治家，而只能是一个阴谋家。

　　所以，社会主义阶段，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过是与过去阶级斗争的不同的特殊形式。

　　2006年3月下旬，马老写了《关于“开展反帝、反腐、反修救亡大运动”致党中央的信》。信文如下：

　　锦涛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我在学习中央文件时，学习到从图书馆藏书中借来的毛主席著作。他说，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我认为既有道理，也很恳切。从毛主席的遗嘱中，也谈到他一生做两件事，一件事除未收复台湾却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另一件事是只开了个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既未把台湾收复，又反对文化大革命。还弄得国外美帝国主义、国内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党内修正主义同流合污，企图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因此，我建议在全党全民中紧急动员起来。认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学习，共同研究面临的紧迫形势，掀起反帝、反腐、反修救亡大运动!

　　马宾

　　2006年3月22日(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的日子)

　　随信附上毛主席指示一则：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仅仅3天，马老又与韩西雅联名再次致信胡锦涛，足见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致胡锦涛总书记的建议信

　　胡锦涛总书记：

　　中美高层对话，已经进行二轮，今年上半年要进行第三轮。在中美高层对话期间，你于去年9月和11月两次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今年4月将正式访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无疑是中美对话最重要的活动。

　　现在进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要达到什么目的?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遵循什么原则方针?如何认清美方意图?如何正确对待?

　　美国官方对华对话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那位罗伯特·佐里克副国务卿那篇《从会员到责任，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所出的那个“明确的……提纲挈领的有分量的表达。”

　　佐里克讲到：“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佐里克还讲到：“美国、日本、和中国需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作。”

　　还据报道，去年12月第二轮对话，“在华盛顿会晤结束后，佐里克还将邀请戴秉国副部长前往纽约州参观海德公园。……美国国务院特别指出，美方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与盟国领导人在建立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佐里克这一借古喻今之举颇耐人寻味。”

　　看来美国官方真是“高抬”中国了，真要吸收中国当它的同盟了;要让中国同它一起“建立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了。

　　当然，美国统治阶级的要价也是很高的，中国真要成为“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仅仅佐里克的演讲就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指责和要求。佐里克的结束语是：“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所以，美国还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我们不知道中央对美国官方对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这套目的和要求是什么态度?我们所看到的是郑必坚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中的言论和由佐里克转述的郑必坚和“中国人”的种种言论。这些被郑必坚称为中方对美方的“诚意和善意”的言论，实在荒谬。所以，我们已把我们的意见写成文章，今天附上，供你参考。

　　去年12月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以后，《人民日报》12月10日有一简要报道，说：

　　“双方从战略角度，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其他双方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共识。

　　“中方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发展战略，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既造福于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美方对此表示赞同。

　　“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以建设性态度看待和认识对方十分重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双方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双方一致认为，中美战略对话是有益的，有助于增进互信，应继续进行下去。……”

　　《人民日报》的报道虽然简约，却具有对这次对话的结论性质，大概不仅是报社的看法。读了它，更使我们不安。特别是那“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难道我们果真在同美国官方一起筹划“建立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中，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当然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现在这个美国?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观察现在这个美国，应当肯定，它是人类社会剩下的最后一个还能发挥一点作用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它现在还具有不可轻视的科学文化、经济和军事装备的力量和优势;但从根本上、总体上来看，它那资本主义固有的，又富于美国特色的内在矛盾，已使它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日益没落的下坡路。

　　但是，美国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没落的，他们还要称霸全世界，侵略、掠夺全世界来维持它的生存。他们同全世界一切坚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的国家为敌。对于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能容忍。他们非要把中国演变成它的附庸不可。美国的这种帝国主义行径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使它更加日益孤立。

　　现在，美国官方一方面向中国四面包围，步步进逼，强令我们向它屈服;另一方面却通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向中国招手，说什么要鼓励中国成为他们那个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去同他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在同他们合作建立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起重要作用。

　　美国统治阶级所要维护、建立的国际体系，就是美国称霸、主宰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是遭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反对的侵略体系;是连它的同盟国们也同床异梦，很不稳固的反动没落体系。

　　情况既然如此，中国在这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对美国的这套要求究竟应当怎样对待?

　　如果我们惧怕美帝国主义那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气势，在它的种种压力面前，遵守那个所谓的“韬光养晦”方针，软弱退让，委曲求全，去满足它的无理要求;或者像郑必坚之流那样，对美心存幻想，真以为美国人看得起中国了，中国也已是什么“大国”了，只要傍上美国这个“大款”，中国也可以参与主宰世界了。从而通过对话，竟然投身到那个国际体系中去，去当美国的同盟。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的性质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丢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也丢了。不仅如此，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也都丢了，中国就成了美帝国主义可以任意奴役蹂躏的附庸了。

　　美国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急于需要同盟。美英是老盟友了，他们有血缘关系，尽管英国自身日子也不好过，却不失为美国最老牌的盟邦。现在美日也组成了军事同盟，尽管他们之间也矛盾重重，但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复活军国主义，现在甘心当美国的马前卒。最近美、英、日、澳在美国的策动下，一面组织同盟，另一面却各自离心离德。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自考虑如何对待中国对自己最为有利。所以，没有中国参加，美国要组成一个可靠的同盟体系，并不容易。

　　一旦中国参加美国这个同盟中去了，这就水到渠成，由美国操纵的，其他若干国家参与的帝国主义联盟体系就真可成功了。在这个由美国为头，有英、日、澳、中支持的联盟体系面前，世界上其他许多对美国有幻想的，害怕的，确实弱小无力的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尽管不愿意，也只好委屈就范了。一个由美帝国主义主宰的世界就会出现了。虽然即使如此，也不可能消灭掉世界人民的抗美斗争，即使如此，这个帝国主义同盟也不会铁板一块;但既然一时成立了，不仅中国的历史大倒退了，人类的历史也大倒退了。

　　以上说明，这个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这个同盟，成与不成，中国起着十分重要的关键作用。

　　现在世界的实际形势是：美国穷途末路，在挣扎中越愈来愈反动。它也不得不调整策略，玩弄两手。在事实的教育面前，世界无产阶级，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绝大多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各国的人民，包括同美国不时相矛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求和平发展，都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这正是组织全世界反美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如果我们也像毛泽东同志教育我们的那样，向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鲜明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和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去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和国家，一个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就可组织起来，就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有力的、胜利的斗争。如果能这样，中国历史，人类历史就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大好的局面。

　　在组织统一战线，同主要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只有自觉的、先进的力量敢于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义正词严地带头斗争，才能把那些弱小的、害怕的、动摇的、犹豫的、幻想的力量争取过来，使他们勇敢坚定起来。在此种情况下，那些投机投靠敌人的力量，也会从敌人的营垒中游离出来。对今天这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敢挺起脊梁同它斗争，还能指望哪些政党和国家出来积极斗争呢?决心起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是有的，难道我们能站在一边，眼看比我们力量更小的人们站在一起去孤军奋斗?这不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的态度吧?这样做对中国也决不有利。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在世界上决不当头。那是指中国决不当那种自封领袖，拿着指挥棒去指挥别人的头。但决不应该让中国变得在应当站出来斗争的时候缩头。

　　我们说旗帜鲜明起而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并不是主张无端地去向美帝国主义挑衅;而是主张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决不无原则退让，做好同它进行一切最艰险斗争的准备。在国际问题上，决不不分是非，不主持正义，当旁观者，搞调和。坐到谈判桌上对话也是斗争。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斗争中，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遵循原则的决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同样做得很好。

　　两条路线：

　　一条是：害怕美帝，寄予幻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去参加它的那个国际体系，成为它的同盟者;毁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毁掉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毁掉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条是：毫不含糊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理想;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组织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来扼制美帝国主义的行径，保卫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解决了美国这个仅剩的帝国主义，人类最终解决了帝国主义问题，人类才真正可以和平发展和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在中国命运、人类命运的节骨眼上、关键点、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千秋功罪，决在一着。高瞻远瞩，做出雄才大略的正确决策，就为中国历史、人类历史开辟光明前景做出堪以名垂千古的光辉贡献。一着不慎，做了相反的决定，使中国遭殃，人类受害，就将获罪后世。

　　在你正准备赴美正式访问和安排中美高层第三次战略对话前夕，我们向你坦陈这些意见，纯属出于共产党员的党性和良心。供你参考。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是普世的真理。

　　明断一出，中国人心、世界人心，必将大振。我们由衷期待。

　　致

　　敬礼!

　　韩西雅　马宾

　　200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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