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久病离世，终年86岁。
官方在郭沫若身后给予其很高的哀荣：
叶剑英主持了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肯定了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学家”，“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文化界掀起一股纪念和研究郭沫若的热潮，包括巴金在内的诸多学界翘楚都为他作了文章。
但这股热潮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对文革岁月的回忆和反思，以往不受重视的独立知识分子受到推崇，而体制内的代表性学者普遍由热转凉，郭沫若首当其冲。客观而言，这是舆论自发的一种平衡。但渐渐地也造成了新的失衡。
首先开炮的是港台的一批研究者，因为“揭穿了郭的脸谱，就揭穿了党控制大陆文坛”，郭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品德在他们的著作中受到猛烈抨击，成为“东抄西凑，见异思迁，前后矛盾的文学机会主义者”，他的文学、历史、美学成就变得要么是抄袭之作，要么一钱不值。
这些著作和研究向内传播，也带动了大陆民间对郭沫若的再解构。对郭美化大跃进、文革的一系列作品、表态进行深挖和嘲讽。
他“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赞歌被发掘出来，备受诟病。这样的赞歌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令人不齿的。他和毛主席之间相互应和的诗作，由文人与伟人对话的美谈，下落为溜须拍马的“污点”。
至于坊间流传郭沫若说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斯大林是我爸爸”这类的话，经刀哥查阅材料发现，这些都是他人伪造的。
到了互联网时代，他的个人生活、婚姻关系进一步被发掘出来。百度“郭沫若”，可以搜出多少“汉奸郭沫若到底糟蹋了多少女人”或者“郭沫若蹂躏于氏姐妹”这样的文章，定格他抛妻弃子的“渣男”形象。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合影
在互联网上，郭沫若“好色”、“投机”、“阿谀逢迎”、“刻薄成性”，是“文坛中品格最坏的不学无术者”;而在学术界，有关郭沫若研究也颇为冷门。需要说，对受到这样的待遇，郭本人要负一定责任。但已经到了21世纪，我们该具备了客观评价郭沫若的格局。
对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业内有共识，但社会上了解不多。有谁知道，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现代浪漫抒情小说;有谁知道，他留下了600 万字译文，是开创至今仍在被沿用翻译范式的翻译大家。
有谁知道，他是新诗的开创者，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在他成就卓然的考古学、金石学、古器物学、文献学领域，“大师”有胡适、有陈寅恪、有王国维、有冯友兰，谁会想到他郭沫若呢?
最终，舆论绕了一圈又回到他的晚景临终上来，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儿子在文革中被害，一个儿子在文革中自杀，让郭沫若晚年倍感凄凉，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
一声叹息，郭沫若。
的确，郭沫若这个从四川乐山沙湾走出的秀才，终其一生都与他的国家和主义亦步亦趋，从未在书斋中埋头于真正纯粹的学术。
形势需要他作白话文，他便去作《神女》《凤凰涅槃》;形势需要他去著史，他便去研究甲骨文;形势需要他去写戏，他便去编排《屈原》《虎符》;形势需要他丢下学术去做个社会活动家，他又去做个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与《屈原》演员合影
他的人生也从未安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最血腥的日子里，他火线入党，被蒋介石通缉，避居日本。1937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又受共产党召唤，抛下日本妻子和五个孩子，秘密登船回到上海。
郭沫若避居日本时的照片
重回故土的郭沫若，发下“此次别妇抛儿，专程回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这样的毒誓。
如果那时的他能预知自己今后的际遇，身后的评价，会不会决意不再当国家与主义的奴隶，掉头而去?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对他以及当时中国一批知识分子来说，国家与主义从来不是操纵他们的提线，而是他们独立人格与意志的主动选择。
因此，如果把郭沫若的学术、经历与他的家国、主义两相切割，他就不是郭沫若了。
现代一些人诟病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观，他们说，如果如郭所言，中国也与马克思笔下的欧洲一样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演进，是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细节的，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何在。
可惜，在那个中华民族被当做劣等民族看待的年代，一个最尊重历史民族的历史早已不再受人尊重，中华文明的特殊就意味着说，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弃儿。
而郭沫若所做的，就是通过典籍、考古、研究，把中华文明这跟断了的线拼命跟世界接上去，告诉世界和中国人自己，马克思这个已经被证明在俄罗斯成功了的主义也是可以解释中国的，中国历史上也走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是有资格朝更高级的社会去的。
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
哪怕一个罪犯，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审判。任何一个人都有权，也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更何况是一个具备复杂性人格的历史人物。
对郭沫若，今天的我们当然可以反感他那些谄媚的赞歌，可以质疑他的一些言行，但不能始终停留在对他肤浅的指责上，对他自以为是的鄙视上。忽略和无视郭沫若在很多领域做出的贡献，是狭隘的，对郭沫若是不公正的。
比方说命名“马踏飞燕”这尊青铜器，是郭沫若古文物研究中的一件再小不过的小事。近几天的新闻是，因为学界认为“马踏飞燕”这个旧名字不准确，因此给确定了新的称呼。大量新闻就此把标题做在了“郭沫若是错的”“郭沫若乱起名”这个点上。
这又消费了一波郭沫若。有多少人会再去想起，若不是郭沫若慧眼识珠，恐怕这尊国宝至今仍在某个地方博物馆里吃灰。
这便也罢了，然而我们给“马踏飞燕”创造了一个多么高明的新名字呢?——铜奔马，呵呵，也许以后还可以有别的什么金奔马、木奔马、土奔马的罢。
一声叹息，郭沫若。
今天，无论是定案还是翻案，郭沫若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都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对未来更有益处的做法是，看看郭沫若留下了什么，从里面找出依然闪着光的火花。
比如，在民族复兴的大时代下，如何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口，定位我们的文明所独有的价值。在这方面，郭沫若以往被刻意忽视了。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在形式习俗上受到巨大冲击、洗刷殆尽，文化内核也被认为是僵化保守的。
与一般人不同，郭沫若认为传统文化这颗老树的树身很可能已无法复活，但它独特的精神还可以发芽。郭沫若因此特别推崇先秦和商周，他希望到中华文明幼年期去，汲取那种进取心和创造力，发掘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让它重新“活”起来。
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
这样，中华文化呼唤复兴的就不是笼统的传统文化，而是复兴炎黄子孙的进取精神和创造力。如果能重新发掘出这种创造力，复兴中国文化就不简单是继承过去，而是通向未来的方式。
除此之外，以及，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想要有这些作为所必须的精神力和意志。
郭沫若17岁时，一场大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听力，他是在双耳重听的状态下求学听课的，重听几乎让他发疯，几乎想自杀。
到35岁时，又一场大病几乎彻底让他失聪，以后听力再未恢复。
他是以半残疾人的身份，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美学、翻译学上的地位。
一声叹息，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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