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觉能动性是人们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重视发挥这种能动性。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的理解和发挥经历了由三个阶段构成的曲折过程: 即由 “自觉能动性的正确与发挥”到 “自觉能动性的片面张扬”，再到 “自觉能动性的理性回归”。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强调发挥人们的自觉能动性，以便有效地实现预定目标。所谓自觉能动性是人们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是一对矛盾范畴，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而发挥自觉能动性又能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最大限度地实现预定目标。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了自觉能动性这一范畴，而且在实践上对自觉能动性做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的理解和发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理解与有效发挥，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自觉能动性的片面张扬，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自觉能动性的理性回归。
自觉能动性的有效发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的理解正确，发挥也有效。
首先，科学界定了自觉能动性的涵义。
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指出: “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一界定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是人区别于物的最基本特点。其二，自觉能动性包括正确地认识对象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正确地认识世界是正确地改造世界的前提，因而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论著中的自觉能动性与主观能动性基本上是同一个哲学范畴，但适用范围稍有不同。军事活动领域特别需要军事指挥员自觉根据战争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采取相应的对策，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这种主动性、创造性称之为自觉能动性。而其他实践领域对象的发展变化不如军事领域那样瞬息万变，对主体主动性、创造性的要求不如军事实践领域那样强烈，这时，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可称之为主观能动性。
其次，探讨了有效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条件。在毛泽东看来，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一方面，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必须正确地认识、利用客观规律。正确认识、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他指出: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因此，“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客观对象有其自身的本质及其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主体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它，形成的实践方案就不是有的放矢，就不可能实现预定目标。另一方面，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实践活动的指导者将灵活性和计划性结合起来。灵活性是聪明的领导者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的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通常情况下，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趋势可窥、有规律可循。在这种情况下，指导者就可以按照预定的方案调动部属的自觉能动性，推进实践活动。但有常规就有特例，少数情况下，客观事物的发展呈现突发状态，没有应对的预案，这就需要指导者权宜处之。计划性是指导者根据实践活动对象发展变化的相对固定性的趋势、规律而制定相对固定的计划或方案。没有这种计划性，实践活动就会趋于毫无定规、无从下手、盲目散乱，就无法有效调动部属的自觉能动性，就不可能实现实践活动的目标。
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包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两个方面，能动地认识世界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能动地改造世界更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鼓舞红军将士的革命斗志，积极投身武装斗争，毛泽东于1928 年 5 月撰写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并充满矛盾，因而使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第二，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和锻炼的工农兵士，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确。
《论持久战》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大条件: 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弱国; 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 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
1953 年 11 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建设农业合作社时指出: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基于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现象: 一是不具备建立合作社条件而盲目建社; 二是砍掉那些符合建社条件的农业合作社。
1956 年，毛泽东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其中之一就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包括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供给，积累工业所需原材料等。“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要引导、组织人民群众积极从事实践活动。认识了客观规律、具备了客观条件，还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要实现计划、蓝图的预定目标，就得发挥人们的自觉能动性。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发挥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归根结底是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的不断发挥，诉诸千百万群众一次次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反复强调依靠、发动群众。1937年5月8日，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 “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43年11月29日，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断言：“‘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 ‘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 ‘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 (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 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
正因为不但重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而且重视创造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军事斗争为例，从1927年人民军队建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敌军相比，人民军队大部分时间处于弱小状态，但由于注重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包括诸如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并参与战争，依托巩固的根据地等，实现了由弱变强、由小到大、由寡变众，最后战胜了一个个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治国理政活动中，注意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使各项工作包括土地改革、剿匪、抗美援朝、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取得了胜利，“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抗美援朝战争，弱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大的联合国军队，就是志愿军指战员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光辉典范。而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指战员更是以弱抗强、以寡击众，以血肉之躯对抗敌军的飞机、坦克，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将自觉能动性发挥到极致。
自觉能动性的片面张扬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 1957 年上半年，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短短七年时间内，我国取得了土地改革、剿匪、抗美援朝、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提前实现了 “一五”计划规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只是与积弱积贫的旧中国相比较而言的。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比，与资本主义国家比，我国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为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毛泽东于 1957 年下半年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指 1957 年秋至 1960 年冬，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试图凭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高涨的群众热情，实现工、农业生产高速度、高指标的飞跃式发展，以便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我国当时仍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十分有限，没有积累大规模投资的资金；二是工、农业生产的基础薄弱，原材料短缺； 三是管理队伍欠缺、管理方式落后; 四是广大工农群众的综合素质低。这就是说，我国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开展 “大跃进”运动的客观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超英赶美”的目标。
意识到开展 “大跃进”运动不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基于过往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产生的积极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开展 “大跃进”运动的主观条件，将人们的自觉能动性片面张扬，最后滑向唯意志论。唯意志论是一种片面地夸大人的意志的作用，把意志理解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和基础的哲学理论。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唯意志论片面强调意志、愿望等精神性的因素对物质的反作用，也就是片面夸大人的自觉能动性，认为这种自觉能动性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实际上，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只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个别环节对物质起能动作用。但在 “大跃进”运动推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具备开展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活动，也就是不具备客观的物质条件。于是，上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至地方领导人，下至人民群众，都将希望寄托在人们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上，将自觉能动性张扬成了唯意志论。换言之，在 “大跃进”运动开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强调精神决定物质，而不是在某一个环节或阶段强调精神的决定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说，“大跃进”运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滑向了唯意志论。
作为 “大跃进”运动的提倡者、推动者，毛泽东的一些说法就体现了唯意志论色彩。1958年4月，毛泽东在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这里就把 “超英赶美”时间的缩短，并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意志、情感等精神性的因素。1958 年，毛泽东和哲学家李达在武汉曾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口号发生过争执。李达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凡事都有两重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1959 年 9 月，为了激励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学会游泳，毛泽东认为:“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换言之，只要有意志的驱动，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这里既忽视客观条件，也无视主体的知识、经验、技能，而把主体的意志当作实现实践目的唯一条件，唯意志论倾向明显。
为了将人的自觉能动性张扬成唯意志论，当时的部分学者提出了以下理论依据: 一是大破条件论。国家的经济建设既有内在的根据，又需要适当的外部条件。但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却否认了这种外部条件，把承认条件的观点说成是 “唯条件论”，主张大破条件论。二是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工、农业生产是需要条件的，但在“大跃进”时期，为实现高指标，人们把自己的意志无限吹胀，部分理论工主张大破条件论，而部分理论工则把虚拟条件即现实不具备的条件当作现实的、真实的条件。
凭借广大工农群众自觉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大跃进”前期，我国的粮食生产，农田水利建设，钢铁生产等的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 1959 年起就呈下滑趋势，这种趋势至 1962 年才止住，直至 1965 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才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换言之，短暂的快速之后是长期的倒退、徘徊。“大跃进”运动虽然取得的成就很不理想，但带来的危害却是巨大的。这体现在: 一是忽视国民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发展原理，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二是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严重侵蚀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三是依靠群众运动开展经济建设的方式强化了“左”倾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四是导致了大饥荒和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将人的自觉能动性张扬成唯意志论有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原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物质决定精神、意识是就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所有阶段、环节而言的，而意识、精神决定物质是就事物发展过程某一环节、某个阶段而言的。也就是说，两个决定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决定精神、意识。而毛泽东在 “大跃进”时期对两种决定作用作了等量齐观，陷入了唯心论。次要原因是在胜利、顺境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目标脱离实际情况。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这段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处于顺境时就放松警惕、骄傲自大，最后遭到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反思。“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之所以将人的自觉能动性张扬成唯意志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忘却了此前有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自觉方针。
自觉能动性的理性回归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使毛泽东意识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承认客观条件、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960 年 6 月 14 －1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大会做了
《十年总结》的报告，对新中国建立 10 年来特别是 3 年多 “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这段文字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借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套理论、方法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应通过调查、分析，总结这些规律。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一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应遵循其内在规律。这实质上是对 “大跃进”时期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性，将人们的自觉能动性片面张扬成唯意志论的反思。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讲话，其中一次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一个过程，而总结建设经验是认识规律的途径。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它们指导实践，我们才会获得自由。在谈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时，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认识客观规律，并以此为指导改造客观世界，我们才会获得自由。也就是说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换言之，毛泽东此时理解的主观能动性已逐渐向自觉能动性回归。“大跃进”运动在没有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前提下，仅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迅速推进，难免陷入盲目性。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 《对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中，对于精神和物质、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指出了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对客观对象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实现，才能日渐准确。那么，以对对象初次、二次、三次的认识理论指导的实践，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难免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因此，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一致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实现的。通过对 “大跃进”时期片面张扬人的自觉能动性、无视客观规律带来危害的不断反思，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的认识和发挥又回归理性。
(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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