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由反对、欣赏到讨嫌的复杂的心路历程。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毛泽东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一时代涌现出许多引领社会前进的杰出人物，而毛泽东则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胆略、智慧和人格魅力，重新改写国家孱弱、民族分裂、人民贫穷的历史。历史造就毛泽东，毛泽东开创历史的新纪元。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由此，毛泽东崇高的政治地位得以合法化。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英国著名学者施拉姆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也就是“延安时期的个人崇拜”，他说：“对毛崇拜的进一步表现可以从1943年底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看出，他们称呼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云云。”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方针。”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着重论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报告中有一百零五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加拿大著名学者陈志让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说：毛泽东学识渊博、处事果断、经验丰富，而又异常敏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统一、强大，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中国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在这宏伟的事业中自己的功劳比毛泽东更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然而，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升入神坛，他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与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亲切交谈，他给人们的印象，仍然是和蔼可亲的凡人。著名的美学家王朝闻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接触，毛泽东平易近人，言谈幽默，生活俭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回忆说：“我对他的信仰虽有崇拜性质，但在认识上却不是盲目的。是他那历史的功绩，富于个性的言行，直接间接地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便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新生的政权得以巩固，全国全面的土地改革顺利完成，短短的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终于结束长期战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从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把我与马恩列斯并列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反对将他抬至过高的位置。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定不做。”“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
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出版的一个课本，说他从小不信神，十岁就反对迷信。他知道后立即纠正，坦言他小时候不但信神，而且信得很厉害，当母亲生病时，他便去求神拜佛。他经常讲，他信过孔夫子，信过资本家宣传的那一套。毛泽东之所以反复讲这些话，就是在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来电报，请示中央，可否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知道后，立即作了明确的回复：“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一些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党外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领略了毛泽东的风采，感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诚心实意地钦佩毛泽东，对毛泽东礼之甚恭，甚至效行封建时代的君臣之礼，毛泽东对此极为不安。他们当面夸耀毛泽东“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经历几个朝代都没有人能跟毛主席相比”。在一片赞美声中，毛泽东始终以平等谦和的态度对待民主人士。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遵循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毛泽东不仅反对为他作寿，而且反对为他塑像等个人崇拜的活动。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报告后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整毛泽东故居，并且要重修一条公路，毛泽东知道后，立即给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呈送报告，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立即作了批示：“不要这样。”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表讲话，重提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的作风，再谈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他说：“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一些重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集合的制度”，“他骄傲了，不谨慎了”，“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性，脱离了群众。”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将“毛泽东思想”删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通知稿时，加上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1957年后，个人崇拜的问题开始凸现，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央集体决定的经济建设的反冒进的方针，毛泽东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于是，党内高层便形成这样的观念，对毛泽东个人意志不可忽视，必须服从。相反，毛泽东却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因此，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所谓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毛泽东此言一出，很多领导人纷纷发言，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自我检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他说：“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毛泽东的心态是矛盾的，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的态度又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担心中国党内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批评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毛泽东老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过了五年，毛泽东再和斯诺会见时，仍然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林彪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朴素而真诚的感情和毛泽东当时复杂矛盾的心理，将个人崇拜的活动发展到极致。1961年4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每天摘编一条毛主席语录，刊登在报纸右上角的醒目位置。1964年，总政治部又将这些语录集辑成册为《毛主席语录》，林彪亲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且指示：“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全军官兵人手一册。他还提倡推行“红太阳、红宝书、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硬是要把毛泽东抬至神的地位，将个人迷信造势成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
“四个伟大”讨嫌
正当全国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的狂潮之中时，毛泽东却表现出他的冷静和清醒。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甚至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正是在个人崇拜的时兴期，凡对外宣传时，毛泽东都始终反对妄自尊大、强加于人的做法。1968年3月7日，他在一份援外飞机要求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明确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他反对向外国朋友赠送毛主席像章。凡涉外宣传文件上，出现“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都作了批示：“不要强加于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9月，在审读《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他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他还删除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典范。”他还特意批示：“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由此，《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全国都在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表忠心，已成为每个人每日必修的功课。
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只要发现便予以严厉的批评。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下榻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他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便立刻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他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对多次出现他的镜头和代表们向他欢呼的场面，极不满意地说：“哪有一个人老看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没等影片放映完，他便生气地中途退场。
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他们多次讨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毛泽东针对斯诺的提问，回答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注)。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毛泽东已到了疾病缠身的暮年，老人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他听罢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的批判，表示了老人家要从虚无缥缈的神灵云端，重新回归凡间尘世的真实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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