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民族前行。本公号即日起特推出“百年五四”系列专题文章，一起回顾那些伟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
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不管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洗涤，“五四精神”都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去追逐中国梦!
新时代，做一位向上向善的新青年!
系列专题文章
01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这段话出自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所写《十六年前的回忆》的第一段。很多60、70后对这篇文章并不陌生，它曾经出现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中。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二十二天后，这位伟大的时代先驱者走上绞刑台英勇牺牲。一同被捕的还有李大钊的妻子赵韧兰和16岁的长女李星华，次子李光华年仅4岁，小儿子李欣华当时是只有4个月大的婴儿。
▲1920年的李大钊
李建生是李家第三代人，李光华之子。2012年李光华去世以后，李家第二代人全部不在了，传承李大钊家风和精神的重任就落到了李建生等第三代人身上。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头一天，李建生刚刚去了河北传媒学院做了一场关于“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主题报告，光演讲稿就准备了50页之多。他告诉记者，前几天他还应北京一个单位的邀请，去北大红楼和《光辉起点》展览讲李大钊事迹，客串了一把讲解员。
“身为大钊先烈的后人，我们从父亲那辈人身上继承了一项‘死’家规，那就是——不许以大钊的名义搞个人发财。”李建生说。
毛泽东感慨：
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李大钊牺牲的时候，李光华年仅4岁，可以说对父亲的印象几乎是没有的，“实际上我们家里提祖父的历史事迹很少，除非在讲到关于祖父的事情时有错误，父亲会出来纠正一下。”李建生说，他曾经给父亲念一个关于李大钊的电视剧《铁肩担道义》剧本，他对里面涉及到的乐亭老家的民俗，以及在日本留学的情况，就做了一些更正，对当时的一些虚构进行了批评，父亲说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些内容，一定要改正。
李建生告诉记者，从1982年党中央决定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起，他自己对李大钊的了解稍微多了一些，开始收集一些书籍，了解当时的情况，甚至跟随新闻媒体去了解祖父。
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央新影拍摄了纪录片《回忆李大钊》，主要是采访了过去和李大钊有交集的、受过他教导的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建生作为此次纪录片拍摄的协助者，也跟随摄制组一起去了几位前辈家中，比如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当时能找到的回忆者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些影像资料尤为珍贵。可惜的是，这个纪录片是胶片形式，保存得不好，现在已不容易找到，李建生家里存留的是录像带拷贝。“不管怎么说，珍贵资料总算留下来了。”
▲李大钊后代在故居听讲解， 左三为李大钊次子李光华
李大钊对青年如兄弟，“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他的办公室和住所常常聚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天津觉悟社”等社团都把李大钊当作导师，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都受过李大钊的影响。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这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在即将抵达北平城时，他不胜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所书的一副著名楹联。1916年大钊回国后，他以报纸杂志新闻媒体为阵地，与反动军阀和落后文化思想开展斗争。他编辑了名为《晨钟报》的报纸，在报纸上设计了警钟的图标，并首次把他的人生座右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警句印在报纸上。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他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在“五四”期间成了爱国学生的联络站、指挥部。他提出对帝国主义的蛮横和官员的卖国必须用“直接行动”给予坚决反击，之后，又全力营救被捕同学。李建生说据统计，祖父在“五四”前后发表了近600篇文章，然而在“五四”之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他罕见地停止了自己的时评政论文章，全力以赴处理与“五四”相关的事项。
李建生认为，要全面理解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一方面是他引导了学术上的新锐思想，另一方面是他领导了切切实实的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
蒋梦麟回怼：
你们谁能为主义而死，我也给他发这些钱
李大钊与“小脚”妻子赵韧兰矢志不渝的爱情，直到如今仍被人们传为佳话。在那个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新旧交替、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李大钊非但没有抛弃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进门来的“包办”媳妇，反而对其爱恋和体贴之情有增无减。他回到家里，常常帮助妻子料理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一点也不显摆名教授的架子。偶遇客人来访，他常常把妻子赵韧兰请出来和客人见面，有时还帮着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替她拉平衣襟，然后手拉着手出来见客人。
李大钊牺牲后，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赵韧兰带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大黑坨村，她一边要承受巨大的悲痛，一边还要带病抚养几位子女，生活十分艰苦。李星华从此辍学，帮忙贴补家用，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用。李光华也在李大钊生前好友、著名教育家熊希龄的关照下，被安排在他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学习，“我爸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1937年他已经用足够的分考到了北京四中，排名第12。但是后来赶上七七事变，没能去上学。”
李建生说，为了解决生活费，奶奶当时也给李大钊的好友，包括胡适在内的人写过信寻求帮助。“北京大学讨论关于李大钊的生活补助问题，有人提出来他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就不应该发，因为以前的补助费用是靠补发他的讲课费这种形式给他。后来蒋梦麟说了一句话，把那人怼回去了，他说：‘你们能像大钊先生这样，能为主义而死，我也给他发这些钱。’”
然而，除此之外，一块心病仍然萦绕在赵韧兰心头，那就是李大钊的公葬问题。李大钊牺牲后，因无钱下葬，棺柩暂时寄放在浙寺，但没想到，由于当局的迫害，加上时局混乱、变化无常，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之久。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当时在北京上学的李星华，对远在大黑坨村的母亲极不放心，于当年3月将母亲接到北京避难。
回到北京的赵纫兰触景生情，又想起了李大钊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难以入土，这让赵纫兰寝食不安。“公葬的问题我爸跟我讲过，当时蒋梦麟找到了万安公墓，万安公墓不接受，说李大钊是冤死鬼，我们这不能放冤死鬼。后来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公墓那边，给弄出了两块最简单的墓穴，让他们作为安葬地点。”
“在终于解决完祖父的安葬事宜后，仅仅过了35天，奶奶就去世了。在我爷爷牺牲以后到她去世这六年的时间里，她可以说竭尽全力了。因协助我爷爷工作和抚养烈士后代，中共河北省委追认我奶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建生说。
▲2017年李建生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出席《李大钊在京津冀的光辉足迹》展览
过手几万元经费
去世后却落得“身后萧条”
李建生说，在大钊牺牲后，当时记者的评价是——不事储蓄、身后萧条。“不事储蓄的后果就是祖父牺牲后，家里一穷二白，日子完全过不下去了。”自1918年初全家搬到北京到1927年英勇就义，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居住过8处住所，但没有为自己置买房产，一直租房居住。当时他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收入是每月120块银元，后来因为同时兼任四所大学的教授又加上稿费，月收入在300块银元左右。“理论上讲，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在当时来说维持家庭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这么做，他把这些钱看得不是很重，谁需要就给谁，谁有困难就支援谁，包括支援困难的学生，支援困难的老百姓。”
虽然家无半点积蓄，但是他过手的钱都是一批一批，一次都是上万甚至几万元。李建生说，这里也不存在他挪用的问题，他对账目管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在开滦煤矿大罢工的时候，他对社会捐钱捐物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包括党员和工会人员，所有人不能经手和支配这些钱。另外，还采取了收支两条线的办法，这些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从制度上减少了贪污发生的可能性。李建生说，他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也看到了关于当时党的组织生活的记载，“祖父很自觉地去执行制度，他的言传身教不在于告诉你应该如何如何，他自己就是那样做的。他没有什么歪门邪道，不搞拉拉扯扯、吹牛拍马屁，这些确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李大钊非常注重保持农村的艰苦朴素的传统。李建生说，后来他父母的吃穿观念和祖父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什么要求。“祖父冬天就是一件棉袍，夏天就是一件布衫，上下班走路，连黄包车都不坐。你想想胡适先生当时就有汽车了，我爸说他车号排六号。”
吃上面，也是如此。李大钊友人回忆录就曾说北方吃饭太简单了，中午吃饭带一个窝头或烙饼卷大葱就解决问题了，家里来了客人，顶多再添一个炒鸡蛋，李大钊平日的生活就是这样。
北京西长安街南侧文华胡同24号是李大钊故居所在地，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及家人在此居住近四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李建生介绍说，故居里的东西有他们老家风味，所有的家具都是老家的工匠给做的。但是故居的设计是按照现在人的想法设计的，也是为了展陈效果设计的。“如果按照老一辈的回忆设计的话，那里头就没法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里面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具，陈设非常简陋，只有书，照这个说法的话，就没法摆了，所以最后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比当时实际的家庭情况要好得多。”
▲李大钊次子李光华参观李大钊事迹展
李建生的父亲李光华一直做党的工作，但是他的职位并不高，从最基层做起，做过陕北米脂县县委的宣传干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过老家乐亭县的宣传部长，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担任唐山华新纺织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又任唐山市党委书记。到了1959年的时候他调到北京，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文革”以后，中科院急需人，他就去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做政治部主任，后来又任党委副书记。他离休也比较早，1982年拿到了中科院第一号的离休证。李光华生活同样简朴，“有记者到我父亲住的地方采访的时候，说你这个也有点家徒四壁的感觉。他对生活消费没有多大兴趣。”
李家二三代开会立规矩
不许以大钊名义搞个人发财
李建生说，李家第三代人在传承家风这方面，有一条大家基本都做到了，就是不会用大钊先烈的名义去谋取私利。他觉得，真正的家风在于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言传身教。“如果家风都要是一个成文规定的话，我们就把家风陷入了非常尴尬的状态，如果你想传承一点家风，就讲祠堂里有多少本家规，那就不是实质性的家风。”
▲李大钊作《庶民的胜利》演说速写(：吴作人)
由于李光华出生得晚，李大钊的言传身教给了长子和长女，他们回忆录记载了父亲教他们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还有教他们唱革命歌曲等故事。“像我父亲，最直接的传承就是两首歌，一首是瞿秋白第一次翻译的《国际歌》，首先到文化胡同24号院里去传唱，我大姑和我大伯他们随之学会了，以后我父亲也跟着他们学过。还有一首歌也是革命歌曲，是苏联的少年先锋队歌，我爸在世的时候应北京李大钊故居的邀请专门唱了一遍，电视台给录下来了，现在这个视频存在北京李大钊故居。”
要说对于祖父精神最大的传承，李建生认为是关于财富和事业的观念。李大钊早在中学毕业择校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不一样的财富观。那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生：长芦银行专修所、北洋军医学校和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李大钊对医学没兴趣，没有报考医学校，另外两个学校则都录取了他，但是他在选择的时候说，我对银行业搞个人发财没兴趣，最后他毅然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法律和政治。
李建生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父辈为传承先烈精神专门开了一次很严肃的家庭会议，主要发言的是大妈田映萱，立了一些规矩，最重要的就是不许以大钊的名义搞个人发财。这条规矩，李家人执行至今。
李建生说，父辈们唯一对他们的要求是——大钊先烈是党的资源，不能用他谋取私利，“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就牢记这句话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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