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视角下的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

　　刘雨亭

　　2020年02月05日08:57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摘要]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经历正是他确立并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过程，为他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周恩来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升华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实现了文本与实践的有效互动，表现出整体性、内向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要义。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历程，对于今天如何学好经典、用好经典，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词 ]周恩来;《共产党宣言》;阅读史[中图分类号 ] A84

　　[文献标识码 ] A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传播的过程中，翻译、出版和阅读构成传播的三个基本环节。目前，学界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和出版两个环节，从阅读史视角呈现文本传播过程的成果则较少。阅读史视角是新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基本维度，它关注历史主体“从对文本的阅读中获得意义的过程”(参见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29-231页。)，以此展现阅读行为所蕴含的个体思想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场景。本文试图以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为例，揭示他如何在阅读《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如何结合中国实际阐发《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及其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为进一步丰富与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分析案例。

　　一、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经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特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一种潮流。1917年 9月至 1919年 4月，周恩来到日本求学，阅读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等著作，以及《新社会》《解放》等杂志，从中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8页。)其中，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著名唯物史观公式。(参见﹝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 13页。)对周恩来来说，这些新思想如同“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29页。)，帮助他建立起对《共产党宣言》的初步印象。1919年 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在斗争实践中加深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他认为必须寻求指导斗争实践的理论，“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35页。)。1920年 2月，周恩来因为领导学生请愿运动而被捕入狱。他并未消沉，在狱中组建了读书团，讲演和讨论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原理，“‘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1、43页。)。

　　同年 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公开出版。(据陈望道 1976年回忆，在 1975年 3月去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时，“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总理就用英文和我交谈，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和我商讨翻译上的一些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参见《陈望道全集》第 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54页。 )周恩来对此印象深刻，曾在回忆时谈到：“我最早读到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译本虽然有些缺点，但基本原理大体是正确的。”(靳辉明、李瑞琴：《〈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4页。)

　　1920年 11月，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他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1页。)。起初，周恩来颇为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但他很快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转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先后阅读了英文版及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2、679页。)回忆这段阅读经历时，周恩来谈到：“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第 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 7页。) 同时，周恩来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1921年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48页。)1922年 3月，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53页。)同年8月，周恩来等人创办《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向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少年》第九号的封面上曾印有《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总之共产党人应在各地援助所有反抗社会和政治现状底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总以财产问题当先为运动底根本问题。他们更应努力做各地民主党底联合和同盟，他们不苟且地隐藏他们的意见和计划，他们明白地宣告他们的目的只有猛烈地推翻所有遗传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只有支配阶级恐怖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底思想。无产者在这里所失的不过是锁链;所得的就是一个世界。”(参见《〈共产党宣言〉引用部分》，《少年》，人民出版社 1982年影印版，第 9号篇首。) 这一时期，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数十篇文章。如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中，他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革命救国论》中，他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对象和动力问题等。

　　在参加国民革命和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阅读和推介《共产党宣言》。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要求学员“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彭雪芹编《黄埔军校大事记(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7页。)。在他的推动下，黄埔军校政治部编辑、出版和散发《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参见陈弘君：《中共广东历史择要探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25页。)在北伐战争中，这些书刊“印得更多，随军散发”(《陈望道全集》第 6卷，第 261页。)。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阅读，1932年 2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略》《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参见韦冬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64页。)长征路上，《共产党宣言》成为许多红军战士的随身之物。周恩来曾回忆到，自己在长征中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只要有空都会拿出来反复阅读。(参见韩振峰：《〈共产党宣言〉，每读一次都有新启发》，《北京日报》2017年 2月 27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提升党性修养问题的内在关联。1941年春至 1943年夏，周恩来在重庆开展革命活动，他“在重庆读过的一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书皮上有他亲自签名和注的日期都保存下来”(﹝英﹞迪克 ·威尔逊：《周恩来传(1898-1976)》，李维周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52页。)。1943年 3月 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一文，将“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作为自我修养的首要原则，提出“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的阅读方法，要通过“加紧学习”和“习作合一”等方式不断提升个人修养，“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25页。)此外，周恩来还注重发挥《共产党宣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特作用。他在重庆时曾给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开列学习书单，赠送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等书籍。(参见刘焱、米镇波编《周恩来研究文选(19761986.1)》，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04页。)在《共产党宣言》(博古校正本)上，周恩来作了题注，上面竖写签名“周恩来，一九四三、十二、卅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如，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应把自身实际与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6页。)。

　　针对教条主义的阅读倾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但“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327页。)“文革”时期，周恩来仍多次强调阅读《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1970年 9月，他共选出了 9本马列主义著作和 5本毛泽东著作列入“读马列著作计划”的必读书目，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94页。)周恩来多次谈到，“要多看点马列的书”，“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707页。)1975年 1月，周恩来曾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共产党宣言》的首译本，指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日一夫：《中共领袖与〈共产党宣言〉》，《新湘评论》2011年第 2期。)。

　　综上，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经历正是他确立并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过程。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人民日报》2018年 3月 2日。)

　　二、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的体悟和运用

　　周恩来坚持阅读多种语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共领袖中精通《共产党宣言》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在阅读中并非机械照搬《共产党宣言》的词句，而是表现出“理在事中、知行合一”的体悟方式。周恩来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升华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实现了文本内容与实践问题的有效互动。

　　第一，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考量中国问题，阐明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困境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必然性。资本主义的扩张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向，周恩来认为：“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534页。)他对比了西欧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和条件，指出：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58页。)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缺乏独立自主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陷入“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59页。)的死路。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系统阐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3页。)。对此，周恩来首先承认：“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0页。)同时，他反对“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序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械观点。针对当时“共产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57页。)他明确提出，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只此一途，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1页。)这是周恩来结合中国实际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深刻阐释。

　　第二，辩证地理解和运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和进行社会革命的论述。《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45页。)，“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52页。)。经过思考，周恩来提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1页。) 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结尾，周恩来更是引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发出了热情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2页。)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2页。) 他提出，必须通过富有弹性的政策步骤来实现私有制改造。尤其是在改造资本家等具体问题上，周恩来把中国实际与《共产党宣言》的相关论述紧密联系起来。《共产党宣言》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41-42页。)对此，周恩来谈到，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可以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参见朱晓明、甄小英：《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华文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90页。)可见，周恩来并非把《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直接转换为新中国的政策原则，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辩证地把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

　　第三，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1922年，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宗教迷信。他强调，信仰与迷信的区别在于“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而马克思“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4页。)此外，周恩来还注意到思想改造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强调“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2页。)。这种重视科学精神和实验方法的态度也是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要特点。

　　在思想文化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52页。)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一概否定旧文化对于发展新文化的危害。1949年 5月，他冷静地认识到：“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观念”，“我们不要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把旧文化里的可用的部分接受下来，即批判地接受”(《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8-49页。)。由此，必须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合，“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变为中国化的东西”，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新生。(《周恩来文化文选》，第 380-381页。)

　　第四，较早地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目标、对象、主力等问题。《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44页。)对此，周恩来早在 1924年《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中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负有指导无产阶级、充当解放先驱的重要使命，指出帝国主义是最大的仇敌，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爪牙，“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548页。) 。“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组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策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第 66页。)。这为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周恩来向来重视统战工作，认为“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63页。)。同时，他还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109、105页。)在具体实践中，周恩来对社会中的各个群体进行阶级分析，创造性地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统战政策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理论内涵。

　　从文本阐释来看，周恩来在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一方面，周恩来在阅读中重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了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展现了他深厚广博的学识素养和务实进取的实践品格。

　　三、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 方法要义

　　阅读是阅读者内化吸收文本内容和回应实践问题的过程，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传播效果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指出：“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特别是“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5日。) 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是周恩来增强革命信仰、提高革命本领的重要途径。在阅读中，周恩来强调要批判地学习和思考，要“审慎求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要坚持学用结合等阅读方法。这对于坚定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是强调文本阅读的整体性。马克思曾用“艺术的整体”来形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这一特点也贯穿在《共产党宣言》之中。周恩来强调要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浮光掠影、一知半解、东拼西凑的阅读方式。整体性阅读法首先表现为阅读和比较某一文本的多个版本。周恩来不仅研读了日文、英文、法文版本，还阅读了陈望道、华岗、博古等人翻译的多个中文版本。通过整体性阅读，他在把握《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私有财产改造等原则上的理论视野更具高度，政策实践更富弹性。

　　周恩来也注重把《共产党宣言》放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中作整体阅读，避免断章取义式理解。例如，他结合《资本论》阅读《共产党宣言》，而不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等原理。同时，无论是在狱中读书演说还是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周恩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论著均体现了他把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等理论“打成一片”的整体视野。此外，周恩来重视结合历史来整体理解马克思主义。1971年 4月，他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450-451页。)

　　二是重视文本阅读的内向性。周恩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个体道德情操和行为习惯的规范作用，“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65页。)1960年 1月，周恩来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文艺工的修养，“要学习马列主义学说，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77页。) 。在阅读过程中，周恩来注重做标注和写心得笔记。例如，在现存的周恩来旅欧期间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他在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三点新贡献下面划了着重线。(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62页。)另据周恩来秘书回忆，“总理看书是极其认真细致的”，“总理在书中逐句逐字圈点划线还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批注”。(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1页。)周恩来反对走马观花式读书，认为应当边读边思考，“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5页。)。

　　周恩来还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在集体学习中强化对经典的吸收。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所在的觉悟社便明确规定和执行了“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共同生活”的集体学习原则。(《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觉悟》第 1期，1920年 1月 20日。)这种由个体推广到集体的阅读方式扩大了经典文本的传播规模，深化了群体阅读的学习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仍然重视组织集体学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总理唯一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总理规定每两星期讨论一次”。(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 52页。)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周恩来指出集体学习的重要性：应“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册，第 36页。)。

　　三是注重文本阅读的实践性。旅欧时期，周恩来认真考察资本主义实际，结合欧洲工人运动实况，仔细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坚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周恩来强调在具体实际中运用理论，“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57页。) 。“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1页。)

　　在实际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阅读方法为周恩来提供了有效推进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视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极易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为此，周恩来认为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文本中的理论原则，“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的”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223页。)。另一方面要结合实践对文本进行批判性阅读，“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要看做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周恩来人生纪实》下卷，凤凰出版社 2011年版，第 848页。)正是基于文本与实践的结合，周恩来提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451页。)“因时制宜”讲的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着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一方面，周恩来坚持整体性、内向化、集体式地阅读和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坚持问题意识，坚持有的放矢，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避免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日报》2018年 3月 2日。)可以说，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和对其理念的践行是中国共产党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典范，他所坚持的阅读态度和阅读方法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 语

　　作为文本传播的终端环节，阅读揭示了阅读者在文本内容与客观实际之间的思想状态和行为选择。就《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与运用来说，则从一个方面生动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经环节。周恩来坚持阅读《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接触、确立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反映了党员的理论修养对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作用，而且是在中国具体环境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的经验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广大党员增强理想信念、提高实践本领的基础路径。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18年 5月 5日。)回顾周恩来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历程，对于今天如何学好经典、用好经典，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百年史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为 18XNI002)

　　﹝刘雨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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