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为我忆七大学习
范景鹏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作为一名党务理论工、一名党校教研人员,在党言党、在党为党,把宣讲好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在宣讲中,我不带讲稿,既主题鲜明、紧扣主题、把握实质,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清讲明十九大精神,既有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指导,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针对性,避免空对空。宣传部领导和听众都很满意,说每次听完都感觉很解渴,意犹未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要感谢外公教导我的“朴实”文风。
外公于1924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一贫苦农民家庭,6岁丧父,8岁时比他小2岁的妹妹也病逝,自幼跟随母亲四乡乞讨为生,16岁时唯一的亲人母亲也离他而去。从此孑然一生、孤苦伶仃,遍尝人间疾苦。19岁时在党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当了区游击队一名战士。当时的游击队员不脱离生产,平时在村中务农,遇有战斗任务,就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集合作战。他回忆到1945年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很好了,日军兵力不足,主要龟缩在县城,地方据点炮楼的多是为了混口饭吃的伪军,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些伪军大都是周围四乡的老百姓,经过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教育,也不愿得罪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我们的活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时还通风报信。党组织和武装在农村都可以半公开活动了,因为日伪军一出动,就会马上有情报传到,沿途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袭扰会常令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春夏之际七大在延安召开,闭幕时正好是麦收季节,当时地方党委的任务是保卫麦收,防止日军和汉奸外出抢粮。在县委的领导下,严密盯防巨野城里和各据点的日伪军,游击队员和民兵都是背着枪参加麦收。县委领导也分下到各地指导工作和宣讲七大精神,当时来他们这一区的是宣传部长杨桂才,听外公回忆,杨桂才是个师范生,有文化,口才也好。到了后先是早晨和群众一起拿着镰刀下地干活,中午日头高了,吃完饭,大家集中在麦场的大柳树荫下,他站在一个石磙上,给大家做七大精神报告。当时也没有黑板和现代的教学设备,杨部长也不拿稿子,就用群众常说易懂爱听喜闻乐见的语言讲道理、摆事实、举例子、打比方,把会议精神通俗易懂地讲给大家,讲到大家的心里。当时的群众都不识字,也没人拿着笔和纸做记录,但大家都听的津津有味,感觉很解渴。晚上,大家在麦场乘凉时,杨部长又组织群众讨论。外公回忆,群众虽然文化程度低,说不出高深的道理,但都知道我们就要胜利了,小日本长不了了,共产党是为穷人办好事的党,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穷人就会翻身过上好日子,跟随国民党走还会受穷受欺负。外公虽然那时还不是党员,但通过七大学习,对党的理论有了一定朴素的认识和理解。就如他回忆:“大道理我说不出来,反正心里亮堂堂的”。
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菏泽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是重点进攻的方向。当时到处传言说:“中央军要来了,共产党不行了”、“八路军的几条破枪打不过中央军的坦克大炮”等,人心惶惶,很多人动摇。但外公坚定的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他们村的第一名党员,并担任村长,领导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里他学会了认字,会看通知、报纸和文件了。他常说毛主席的文章他爱看,说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实话、大白话,各种典故、故事、成语、谚语、甚至俏皮话都有,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像毛主席一样能总结出背后的道理。
1975年,一身伤病的外公提前离休,放弃进干休所养老的待遇,回到巨野农村老家盖起几间瓦房安度晚年。20世纪80年代,离休干部在党的事业中还很重要,基本政治待遇不变,可以阅读文件、听重要报告、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政治活动等。重要节日和重大政治活动中县上的主要领导也经常来看望慰问他,向他传达重要文件及重要会议精神。他也经常参加县委组织的座谈会,听取县委领导的报告。但那时文风越来越差,官话、空话、大话、客套话越来越多,尤其是最反感领导拿着稿子念。他经常说:“怎么文化越高越听不懂讲话,看不懂文件了,反而不如当年不识字时听得懂”。他还一直兼任中小学辅导员,坚持给少年儿童做革命传统教育。他每次去作报告时都不带稿子,别人问他“秘诀”,他就说自己干过的事还不说清吗?想的是啥就说啥,只要真信,就不怕说不出道道。
虽然外公于2003年去世了,但他坚持“朴实”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深深的影响了我。我一直坚持在党校内外的课堂上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课特点,让学员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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