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没有特殊党员”
——朱德坚强党性二三事
孟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的性质以及它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点，就是我们党的党性，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党性。194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
开国元帅朱德无论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岁月，他始终都以坚强党性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堪称共产党宏大队伍中的标杆。限于篇幅，本文仅围绕他“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组织纪律，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方面来举例阐述，以飨读者。
历尽磨难信仰如磐永不叛党
1927年，朱德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后，朱德率部坚持驻守在三河坝。当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消息传来时，不少意志薄弱者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看不到希望而动摇了坚持斗争的勇气，一些高级军官甚至不辞而别，眼看着部队就要陷入崩溃瓦解的危险边缘。
但是，朱德没有像这些人那样，而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与陈毅等一起继续克服一切困难，领导起义部队余部浴血奋战。他信念坚定地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
朱德以上一番话很大地激励了广大将士，经过赣南四整，又发动了湘南暴动。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坚强地生存下来，并逐步壮大起来。
后来，朱德把这支千锤百炼的革命队伍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部队实现了伟大的会师。朱德带上山的队伍包括主力、农军、家属等有1万余人，不仅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而且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朱德与毛泽东一起创建了红四军，并任军长，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拓井冈山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足见，自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朱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折不挠，经受住了一个接一个的严峻考验。即使在前进路上历尽种种磨难都信仰如磐，朝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不惜牺牲。
陈毅后来高度评价说：“人们听了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粟裕亦把朱德称为“真正的革命英雄”。
自觉缴纳党费、汇报思想
朱德没有自恃是领导人就可以高高在上，而是一直秉持与恪守以下原则：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积极参加所在基层的党小组或党支部的各种活动，绝不含糊、绝不打折扣;而且在过组织生活时，一定会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朱德担心党小组长顾虑他是一位首长，就将他当成一名“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
1932年，孔石泉被选调到总参第一局作战科任参谋，在朱老总、周副主席和刘伯承、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
孔石泉当时只有小学文化，学起东西很困难，看图、用图都不会，朱德便在忙于运筹帷幄期间，但凡有点空闲就亲自组织孔石泉等学习文化、学习从事党的工作的各种本领，注重在实践中教他们点点滴滴，一边干一边学。孔石泉回忆说：“一次次，首长手把手地教我们起草电报，首长口述我们写，写完后交首长修改，改后抄。文件发出之前，首长要求至少看三遍，因为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人的生命，关系到战斗的成败。”这些学习让他进步很大，使他很快精通参谋业务，得到了朱德的认可，朱德有时禁不住夸奖他为“孔夫子”。
当时，孔石泉与朱德分在一个党小组。一次，朱德单独约见他。孔石泉当下自然地这么想道：“朱总司令工作繁忙，一定是有什么要事、急事要安排他去速办。”
孔石泉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朱德认真地从衣袋里取出钱来，把它们作为党费递给了孔石泉，随即还要向他汇报最近的思想。
孔石泉这才想起了自己这个党小组长的身份，马上毕恭毕敬地接过了朱德的那笔党费……
朱德在百忙之中按时上交党费并且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的这一举动，令孔石泉感触颇深，深受教育，一辈子都记忆犹新。
中国军事博物馆还保留着朱德1933年的党费缴纳登记表， 在五、六月份栏中都能看到有党小组长孔石泉的印记。
遇事都能顾全大局以维护党的团结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进行混编，朱德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行军。这个时期，心怀鬼胎、狂妄自大的张国焘动起了歪脑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朱德在当时提出来的，红军是一家人，怎么能红军打红军呢?这句话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在很多公开场合，张国焘都要朱德表态。面对张国焘及其亲信的一次次逼迫，朱德都以坚定的口气大义凛然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迫于朱德的声望，张国焘不敢对他下手，便采取一系列手段迫使他就范，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朱德的态度。朱德毫不让步地说：“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我朱德也不能反‘毛’!”
关于朱德当时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细节，朱德夫人康克清是重要的亲历者之一。据康克清回忆，张国焘擅自解除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到红军大学任校长，刘伯承来向朱德告别时，朱德紧紧握着他的手说，顾全大局，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想。不论到哪里，都坚持原则，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坚持党的统一，坚持做宣传、争取工作，直到把四方面军带到北方，同党中央汇合。
等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后，朱德一到陕北就找党中央和毛泽东，认真详细地汇报了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也是对朱德一生的最好概括。
可见，朱德顾全大局，在遇到分裂党的行为时，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那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高度党性及优秀品格一目了然。
因落下一次党日活动而作检讨
到了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依旧非常忙碌，指挥千军万马转战于抗日前线。尽管这样，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每次过组织生活都带头参加。
一次，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党小组长就没有惊动他，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
事后，这件事情还是被朱德知道了。他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特意找到党小组长强调：“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这么大的事，也有我一份呀。”他随即又亲切地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以后，这样的活动都要通知我参加。”
不仅如此，朱德还在党小组会上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都是普通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我建议的，党组织也作了决定，我理应带头执行。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是说不过去的，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
不久，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再次作出了诚恳严肃的自我批评。
警卫战士说：“这件事您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了，往后就别再提了。大家说总司令50多岁了，日夜操劳，干活的事还是不参加的好。”
朱德听后，毫不松懈与客气，严肃地说：“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我年岁大一点，工作多一点，都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缴纳党费，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
开党委会做闹情绪者的思想工作
1938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转战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崇山峻岭，连战皆捷。第三四四旅在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休整、学习、整训期间，朱德前来旅部检查工作。该旅旅长身体不好，便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此事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批准。
对于因此事造成的职位空缺，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可以由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也完全赞同。于是，朱德同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
然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却并不同意朱德的这一提议，认为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似乎还显得有些不够胜任，他们决定将另派他人前来任职。
很快，八路军总部派杨得志前来担任第三四四旅代旅长。对这样的人事变动，田守尧思想上有些想不通，就有点不高兴，之后为老旅长送行的聚餐会也不愿意到场参加。
朱德见状，便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于是，黄克诚召集旅党委会。会议开始后，刚开始没人发言，黄克诚先开了口，可是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尖锐。
朱德见批不到要害，起不到理清思想、统一认识、帮助同志的效力，便有些发火地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与会领导干部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后，朱德又循循善诱地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朱德原则分明的指导下，第三四四旅经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第二年，田守尧经受了考验，先后被任命为第三四四旅副旅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旅长、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1940年奉命率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参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初，在与日军巡逻艇遭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中纪委任上严格纪律常抓不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将加强纪律建设置于重要地位，根据所处环境和肩负任务的变化，突出了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重点内容，有力推动了不同时期党的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多月的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除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外，政务院还下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职能。
1950年3月9日，朱德写信给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陈述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指出全党在执行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对纪检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于5月6日召开了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用平实的语言对纪律的重要性、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当时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的情况以及如何克服党内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等作了深刻论述，还论述了纯洁党性、规范党的政治生活、坚持铁的纪律的深刻意义和实践途径。这篇党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我们党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作用。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央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大“老虎”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原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
朱德多次强调说：“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要一般党员遵守，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朱德认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
在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中央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出差在外坚持粗茶淡饭
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朱德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严格约束自己，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他克己奉公，带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7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轻车简从，来到昆明视察工作。
云南省委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发现朱德每天吃的都是豆荚、苦棘花、青蚕豆等素菜，简朴得很，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朱德是一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幸福，历经千难万险、身经百战而吃尽了苦头的开国元帅，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极其敬仰的德高望重的资深革命老前辈，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条件有所好转，他老人家也年事渐高了，该享受点清福也不为过呀，怎么能只有这么低的伙食待遇?实在于心不忍。
随即，为了保证朱德的营养，当地搞接待工作的同志就吩咐厨房第二天专门加了一个菜——燕窝炖鸽蛋。
当这份较为奢侈的菜品热气腾腾端上饭桌时，朱德盯着看了几眼，眉头直皱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我们每天吃得很不错了嘛，群众能这样吗?”
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也要主动参加组织生活
1970年以后，随着朱德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工作人员有时就不忍心通知他来参加党小组活动了。
有一次，朱和平在家里为爷爷读书读报告一段落后，朱德警觉地询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
朱和平回答说：“他们在开会。”
朱德立刻让朱和平扶着自己，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来到现场，朱德以十分中肯的语气带有几分生气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朱德严以律己、认真作自我批评的精神，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感染着许多党员，教育了广大群众。凡此种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朱德一生都做到了谦虚谨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章规程，认真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时刻在自我革命精神中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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