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深思和建议

　　您好!首先，我以一个老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名义向您和以您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十八大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四年多来，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殚精竭虑，率先垂范，忠实履职，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不畏艰险，攻坚破难，改革创新，开创了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新局面。

　　在十八大召开前两个月，有一个诘问段子，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党内外很多人的心声:“十八大临近，国人和广大党员都在反思:是谁把一个世界上最有正确信仰的党变得魂不附体?是谁把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少数人巧取豪夺的私器和造就资产阶级的工具?是谁把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谁把国家的主人变成奴仆?是谁把人与人的同志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谁把老实勤劳的中国人变得缺德和疯狂?是谁把奸贼人渣、地痞流氓变得风度翩翩、悠哉徜徉?是谁把一个巍然屹立于世界的钢铁国变成众多大小国欺辱的泥塑国?是谁把宝贵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成果拱手献给世界列强?是谁造就了这个内悍外软、内忧外患的局面?到处胡来、瘟疫遍地，国将不国，党将不党!期盼十八大带来转机和福音!”

　　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纠正“四风”为标志，扼制腐化奢靡之风，引领一代新风正气，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党内外群众欢欣鼓舞，充满着希望和信心。一年半前有这样一首《领袖的功劳》四言诗流传于民间，前四部分分别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位领袖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描述您和十八大领导集体的，也集中表达了广大党内外群众的心愿：“上台伊始,风格新派。简单陈词,切中时脉。整官治吏,百姓拥戴。打虎拍蝇,人心大快。海外追逃,巡视纠坏。改造政风,全民期待。敢踏雷区,敢碰权怪。震慑贪官,惩治腐败。亚投大作,一路一带。国家复兴,经济康泰。治军强军,扬威海外。纵横全球,大国气概。百废待兴,百弊待改。任重道远,全民期待。”

　　然而，最近一两年多的时间里，似乎人们的思想情绪又有逆转，无论对内政，还是对外交，议论纷纷，责问不断。离开马克思主义原理搞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离开党章搞党的建设，离开宪法搞依法治国的现象依然严重;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积极倡导和普及，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从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表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没有得到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滔滔民意没引起决策层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无动于衷;群众不关心的问题却“至关重要”)，缺乏民主、脱离群众、精英治国的上层设计依然存在;党性(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没有得到真正加强，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表面有所收敛，但实际上依然延续;社会主义道德没有兴起，社会假恶丑依然愈演愈烈;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实施虚无主义，对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侮辱诽谤和对革命烈士英模的抹黑污蔑邪风恶浪依然狂大;“法律万能论”、“市场决定论”、“法无禁止即可为论”盛行，私有化的趋势(以国企混合制、食盐市场化为标志)没有扭转，私有化观念深化，“一切向钱看”意识依然主导着社会生活;在基尼系数居全球之首的情况下，两极分化依然继续加剧;食品安全(包括转基因粮食)、公共安全、生产安全、自然环境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人民在住房、教育、医疗上依然压力山大;草菅人命的拆迁、城管、执法依然严重;汉奸卖国贼横行，崇洋媚美、惧美依然严重，美日韩菲挑衅不断，而维护国家主权软弱无力，南海、东海问题令人担忧，萨德入韩如刀架脖，台湾离祖国越来越远，港独抬头兴起，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多年来激起民愤的28个产业被外资控制21个，国产名牌被外资灭绝，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美国占用，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买了1万多亿美国国债使美国纸币无限制地兑换人民币收购中国资产、购买中国商品，600吨黄金储备存放在美国，等等问题依然在激怒着人们。近来网上流传着题为《我们早已是亡国奴了》的短文，代表着许多人的看法。该文涉及到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确是人们平常大加议论、感受越来越强烈的问题：“我们早已是亡国奴了,过去的战争都是外伤战，现在的战争已是内伤战(也可称‘癌战’)。什么‘中美战争一触即发’，‘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孰不知侵华战争早已爆发，国家早已全面沦陷，鬼子汉奸互利共赢，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亡国奴们浑然不知，还以为是‘太平盛世’。放眼世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让本国人民几十年一直吃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让本国人民大量食用致癌绝育亡国灭种的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食品而特权集团吃特供的?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人民的血汗钱拿去‘救美国’‘救欧洲’‘救日本’这些敌国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在‘经济世界第二’了还让本国人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国家资源源源不断地贱卖给敌国资助敌国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的环境污染到地下水百分之八十不能饮用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的生态破坏地让本国人民无法生存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的开国领袖妖魔化几十年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的食盐专卖权拱手让给敌国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把本国的金融、保险、证券、军工、电信、通讯、教育、医疗、种子、水利、电力等一股脑儿让敌国控制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让‘参众两院’(人大，政协)坐着那么多外籍人士来决定本国的大计方针和国计民生的?有哪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敢让那么多暴富群体疯狂移民移资海外尤其是移民移资敌国的?……美国会这样吗?俄罗斯会这样吗?欧洲国家会这样吗?日本，韩国会这样吗?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会这样吗?朝鲜，越南，古巴会这样吗?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早已是亡国奴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已经全面沦陷，我们每个亡国奴都发出最后的吼声，醒来，起来，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因而希望的热度下降了，信心不足了，又忧心忡忡了，不满情绪又日益严重了。人们又转回到老感受里：“谈改(革)色变”;“天上的事和海底的事管得不错，就是地上的事管不好”;“该管的中国事管不了、管不好，外国的事管得不少、管的不错”;“除了发生恶性群体事件和重特大事故外，一切成绩大大的”，“一个政府以GDP为目标，以人民不造反为底线，这还是人民的政府吗?”“老共产党说的到做的到，而新共产党说的到做不到。”“太平盛世和幸福生活在报刊和新闻联播里”，……为什么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为指导来观察，从我党历史和建国之后不同阶段的经验教训来分析，从我近四十年开展党的工作经验来体察和认识，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闻所见的党风、社会风气及各层面工作状况来考察判断，令人十分遗憾和不尽人意的是，三十多年来存在的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工作一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这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政治工作问题及一些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本来我们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应是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这才是完全的“共产党。然而，自从1983年毫无道理的撤销人民公社(当时的党章、宪法，此前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对人民公社都是实事求地完全肯定和高度赞扬)，进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行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体制开始，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社会主义基础就垮塌了，由此自然带来农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质的演变，特别是农村党组织走上了黑化痞化家族化的道路。虽然党章规定农村党组织“领导本地区工作”，但已基本丧失共产党性质。直接损毁我党领导根基，是从1987年在企业进行领导体制改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开始的。(我时任山东青州烟厂党委副书记，我根据当时的文件和做法就作出这样的断定：“如果我党性质还没变的话，就是在做自毁长城的傻事。”实践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们烟草业尽管因此而出现了许多混乱和腐败问题，但由于一直独家实行政企合一的国家专卖制度，严格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经营而未动摇公有制基础，其他行业问题就严重了。之后教育界、科研界等陆续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大学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工作因89年动乱和暴乱而停止)。就是以上两个大改革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央组织是党、地方组织是党，而基层组织则不是党，我党阶级基础的立足点——企业更加明显。“党委无地位，书记无所谓，党不党一样讲，团不团一样钱”的说法和现象是全局性的。党的工作处于极其苍白无力的状态，千千万万基层单位已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事实上都成了“自由党”(权贵+资本家+文痞，被称为“黑铁三角”)的天下。可以说在没有党组织领导的条件下，哪个人掌权，哪个官大就按哪个人的意志办。相当多的实权者、特别是“一把手”几乎都变成了一手遮天的封建把头，或者叫做活生生的土皇帝，都是独霸一方。这样的基层领导者不可能认真学习和按照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改造自己，教育和组织群众，部署和推动工作，一切从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靠权力和“想当然”为人处事。在单位内部，党员群众和职工群众心里都明白，党组织“说了不算”，解决不了问题，办不了事，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所以没人再理会党组织说啥;在外部，上级党政领导者统统联系、考核、奖励、推举、拉拢行政负责人，除了像“三讲”、“先进性”、“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或面上的一般宣传，不得不涉及党组织、找书记外，真正解决实质性现实和长远问题的是不会找党组织的。当然，由于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权，教育是不可能联系实际的，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全是“给上面看的”：无论“规定动作”，还是“创新动作”。上级领导者内心都明白：“找你党组织没有用!”事实上，上级党和基层党是处于割裂开来的状态;基层党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再明白也没有抓贯彻落实的权力和载体，对违反的更没有条件监督和纠正，一切等上级党组织和纪检司法部门来解决。也就是说，党章中所规定的“保证监督”作用完全落空。现实生活中，基层广大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是有充分觉悟和党性原则的，但同时多年就有思想和心理强烈不满的心理：每当党和国家遇危难时(如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动乱和北京暴乱，抗洪抗震救灾，抵制法轮功等邪教，抗击非典，重特大事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称号就叫响了，度过危难之后，又回到“党不党一样讲”的状态。基层的同志多有这样的牢骚：“基层党组织简直成了烧火棍了。火不旺了就拿起来投一投，火旺了就丢一边。”这样的后果必定是：党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愈来愈脆弱，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再正确也无法落到实处。道理很简单：没有组织保证嘛!具体的表现是我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何止是薄弱，简直是丢光了，导致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基本磨消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和修正主义思潮自由泛滥，基本上无人进行教育、抵制和纠正，导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扭曲和演变。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即有机整体而存在的，一事物的点与面、局部与全局是紧密相连、互相影响的。作为一个政党和国家更是这样。实行“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体制的基层只有专断(谈不上集中)，没有民主，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赖以形成和发挥的重要规矩——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被废除了;对党最有生命线意义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任人唯贤的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荡然无存，一批批阿谀奉承之徒、蝇营狗苟之辈，只为“主子”服务的奴才进入到党的干部队伍来。连续不断、轰轰烈烈的腐败剧就这样上演了。其严重后果就像人的手足长了毒瘤向全身扩散一样，直接侵蚀着其他基层组织和地方、中央组织。最终导致全国性的黑暗和腐败问题。更多的歪理邪说大行其道，其中在推行现代化企业制度时，有人说共有制度权不清，难道只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失掉生产资料就算产权清晰了吗?岂有此理!随后掀起私有化狂潮，小生产成了汪洋大海，私人资本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应运而生，进而形成和壮大的资产阶级拉拢、收买党内的代理人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对我国工农政权进行疯狂报复：腐蚀我党的干部，演变我党的性质，攻击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工农联盟，蚕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虚化丑化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妖魔化我党、国家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讥讽爱国主义者，污蔑诽谤我党树立的革命英雄和先模典型，否定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美化西方生活方式、汉奸卖国贼和民国历史，宣扬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殖民主义。思想混乱，迷信盛行，道德沦丧，尔虞我诈，草菅人命，图财害命，强制命令、干群对抗，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营私舞弊，贪污贿赂，娼妓毒赌，铺张浪费，奢靡成风，玩世不恭，趋炎附势，报复社会，事故不断，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如此等等现象在党内和社会上展着空间、变着花样地日益蔓延、生长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什么地方，什么组织、什么人，长点毛病是正常的，出点问题、甚至出点大问题、大毛病也并不可怕，怕的是普遍地出，反复地出，而且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扼制和解决;怕的是投入大量人财物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且在本体系内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不知多让人寒心、伤心和担心。党内腐败透顶和社会假恶丑铺天盖地，那么，这个党和社会就是病入膏肓，谁还能指望?就像人体一样，身体健康是干事创业的物质前提，是“本钱”。人只有做好健身和防病治病的工作才能保证健康。通过重营养、讲卫生、常锻炼、调心态等是可以做到少长病、不长大病的，以保证有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斗志投入事业中。但人又难免长病，就要定期检查，有了病就要抓紧治，若人的机体处于自控状态，又能对症下药或手术，就能痊愈。倘若人的机体处于失控状态，像得了癌症又发现得晚，割了再长，并大量扩散，无度地吸收机体营养，直至吞噬掉整个生命。然而，即便是人的机体处于自控状态(包括长良性瘤子)，但药不对症、手术不当，也不能除病，还可能加重病情，甚至把人治死。在我们惩治、预防党内腐败和遏制社会假恶丑上，到了好好反思和具体分析我们党对自身、对社会的掌控能力和措施办法针对性、时效性的时候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获得真理的可靠的基本方法(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无限循环)。马克思写《资本论》宏篇巨著，发现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和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普遍规律，是从商品这个具体而单纯,人人天天碰到的因素思考、研究和分析为起点的;毛主席发现和确立中国农民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从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考察而得到的。对于一个人的觉悟和能力的评价也是这样。现在的人没几个觉得自己不行的，特别是当官，再大的官也敢当，还自认为没有干不了的。但到底有没有觉悟和能力，靠自吹自擂、靠别人包装能行吗?肯定不行，只能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即看此人能否解决好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突出思想和工作问题，有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成绩。唯心主义为什么错误?就是因为唯心主义教导人们可以离开事实瞎说瞎做，对与错还没有评判的客观标准!对于现实客观问题，不作具体分析，找不出症结所在，肯定找不出针对性办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行，“头疼医脚，脚疼医头”更不行。这是我二十八年前(1988年10月)针对时弊，在发表论文时提出过的看法。这些年来，这种情形只是更加严重了，例如，党内腐败和社会假恶丑，已经遍及各级、各地和各行业，无一死角，这种全国性的危及党和国家生命的问题，到底责任在哪里?“存在决定意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谁主管谁负责”是管理上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一定社会的主导意识都是由该社会主导性生产方式导致的;谁管辖的范围出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就该追究谁的责任。我在任青州烟厂书记兼厂长时经常在会上说：“如果全厂大多数部门、车间出现混乱问题，就是党委的问题，我负主要的个人领导责任，主要解决党委的集中领导上的问题和我的问题，绝不找你们下边的事;但如果只是个别部门、车间出现混乱问题，那么，主要的就是个别部门、车间的问题，严厉查处你这个部门、车间领导者，没有什么情面可讲!”我还特别强调：“有这么好的职工群众，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困难和办法永远是双胞胎。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相信和依靠群众，总是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实现任务目标的，创造奇迹也是可能的。事实上，真正难以解决的困难、导致混乱的问题都是那些缺德无才的领导干部造成的。对此，只要一换上德才兼备的干部，什么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实践证明是对的。大小层面道理是相通的。全党、全社会的风气不正的问题对党员干部个人来讲是外因，但对中央来讲则是内因。全党、全国性的混乱问题，如果主要归咎于腐败分子和假恶丑制造者个人的问题，而不主要地、具体地从中央自身的指导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上找问题、查原因、定方略，不从根本上改造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生长腐败和假恶丑的土壤)，那么，惩治腐败和假恶丑无异于守着粪坑打苍蝇。三十多年以来，党内外群众一直有这样的断言：中央出坏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了!随着赵紫阳之流和陈良宇、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蒋洁敏、苏荣、周本顺、杨栋梁等中央委员以上人物的暴露和被查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滔天罪行，完全得到了证实!我们的人民政权建立三十年之后，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竟然都掌握在一帮子坏人手里，这是一种多么可怕，多么严峻，多么危险的局面!大家很自然地讽刺道：“总书记真是不容易，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在这样的中央领导下，谁能服气，即便都服从中央，全党全国能有好吗?还有最可怕的，就是把造成严重问题的原因仍当做灵丹妙药继续全面推而广之，必定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这完全是人渴了再吃胡盐。推行国企混合制、食盐私营化等听谓改革就是典型例证。对私有化后已剩余不多的国企改革和发展，仍然不去抓关键——党的建设，不去抓根本——队伍建设，还是在变着花样地一味在改变公有制性质上动心思、下功夫，这不是彻底找死吗?难道国企真的缺带有原罪的所谓“民间资金”吗?难道国企真的缺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利己主义大脑吗?难道让那些带有原罪的“民间资金”继续瓜分全民利益吗?对于涉及每个人特刚性需求的生活用品——食盐，取消国家专营，放开私营之后(还让美国参与控制)，很快带来的不仅是价格的飞涨，而且是毒盐的大肆泛滥而无法扼制，会极大地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这是闭着眼睛都会知道的后果，全国一片反对声，为什么就这样硬办?事实正是这样，放开私营没才三个多月，“脚臭盐”等毒盐便在多省倾销，仅青岛一市4月份就查获30吨“脚臭盐”。人民群众向天发问：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政府到底对谁负责?到底想干什么?难道连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不如了吗?!又如，为什么对国企的改革从实行厂长负责制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的几十年简直是“肚子疼点眼药”，越改越乱，事与愿违，就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搞好国企要靠党建(班子建设为首要)这个关键和队伍建设这个根本，什么举措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结。还如，将福建陈水总在公交车点燃汽油烧死47人、烧伤34人特大纵火案，归结为汽油管理问题(福建省政府因此而做出加强汽油监管的蠢猪式决定)，“东方之星”沉船导致442人遇难的特大事故定为恶劣天气的原因，将天津“8、12”爆炸火灾等重特大恶事件单纯地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诸如此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表面性、片面性的认识结论，没有看到类似事件本质的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照此来总结吸取教训、采取措施，是无助于避免此类和其他类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这一系列重特大恶性事件本质的问题在哪里呢?只要对其各环节作具体分析，即可看到，这样的恶性事件完全是我们这些年来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的种种弊端的集中暴露。这些弊端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任意泛滥(包括个人主义、私有制观念、经济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私有化行为等)，淡化甚至摆脱党的领导，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否认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否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淡化甚至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对这些本质性问题不认识、不彻底解决，恶性事件不发生是暂时的，经常地、普遍地、甚至全国性地发生是必然的，只是表现的类别和形式不同罢了。再如，产能过剩，实际结果表现的是生产过剩(仅钢产量就要压缩1亿多吨),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不仅如此，更为可怕的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基尼系数已远突破红线，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高。社会财富连年大增却急剧向千分之四左右的少数人腰包里集中，而用血汗创造财富的工农群众已出现相对贫困，购买力与商品生产增长相比，自然要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在此种生产关系条件下,“供给侧改革”，“拉动内需”能管用吗?另外，粮食、食品、药品、安全人们普遍令人担忧，资源浪费和破坏严重，自然环境立体化污染，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真正区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界限，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病根——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产生的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进行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使国民经济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才有保障。例如，近两年不是把扶贫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吗?我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使最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包括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健康)，最大的扶贫是坚持和巩固公有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走集体化道路，全面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队伍。过去的厉家寨、大寨等大队，改革开放以来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都是令人信服的样板。概言之，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条生命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实行集体化，共同富裕，道德高尚，说“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是愚民之策和欺人之谈。非常简单，共产党就是为了带领工农阶级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产生和存在的，否则就与资产阶级政党一样的性质而名存实亡了。近一时期，由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的演变状况而引发的“反思改革”、“重评文革”、“改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社会呼声十分普遍和强烈。其中对改革的集中看法是：“先把社会主义体制改坏，然后推倒。先用改革制造问题，再用问题倒逼改革，以制造更大的问题，倒逼更大的改革。就这样进入了越改越糟，越糟越改的恶性循环。”党内外许多同志都在期盼中央针对日积月累的导致亡党亡国灭种危险的严重问题，着重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由其来决定)的高度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榜样。必须明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路线即是人、组织和事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路线到底多么重要，只要认真想想方向和道路对汽车多么重要就知道了。我们党在历史上曾被誉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当之无愧的。但历史充分表明，我党的伟大和光荣盖源自路线的正确。我党只有在路线正确的时期才是伟大和光荣的。然而，我党在半个多世纪奋斗历程中，正确路线的确立和实行，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且取得最终胜利中实现的。现在和将来，要使我党在人民中恢复应有的威信，重树伟大和光荣的形象，唯有抓住“正确路线”这个纲，从中央到各级党委，“坚强领导”不是首要的，“正确领导”才是至关重要的。当路线正确时，越坚强越有成绩，越有光明前途;当路线错误时，越坚强损失和挫折就越大，越接近灭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从党政军机关到工农商学兵各界，除正规的大众场合(会议、媒体论坛、纪念革命事件和庆祝活动)讲些道理和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外，平时工作生活和私下社交活动中，真正关心的热门话题是两个字——钱、权。话语情间渗透着“有权就有一切”“有钱就成人上人”，“有权就是爹，有钱就是娘”，“有无本事看赚钱”，权又是落脚于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币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币服务之中去”，是对国人疯狂贪钱的生动描述。走遍各地各业(包括农村)，人们异口同声，把我们今天的社会也称之为“金钱社会”了。在各个领域，只要办成像样的事，就是官商结合，见钱眼开，金钱导向、金钱开道、金钱垫后，已成为通用的“法则”。金钱就是财富，金钱就是幸福，似乎金钱这个充当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官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成了人分三六九等的标准，除金钱和权力之外再没有可信、可追求的东西了。“金钱至上”、“官本位”意识渗透社会，物欲横流、特权横行、铜臭熏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成了互相利用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到了极度空虚和野蛮的程度。国内外出现了这样的评价：“当今中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但属于人类的越来越少了。”“天底下道理最大”，“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岗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权力不去实现道理终究是无能为力”，“共产党靠真理吃饭”;“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诸如此类至理良训似乎已完全报废了。那些高尚、纯洁、美好的东西——安康、亲情、友情、爱情、学识、人格、国格、公平、正义、自由、民主、道德、真理、信仰、理想等似乎已不复存在了。裴多菲那首著名的立志诗现在已被人改写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人与人的金钱关系及其恶果，是我们这代及上两代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主要靶子和基本理由，然而，现在人们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下真实地感受到了。由此所导致了“开医院的光怕没长病的，开火葬场卖墓地的光怕不死人，有权有势的光怕事好办，法纪部门光怕没案子，搞建筑的光怕路不坏桥(房)不塌，.......”这些可怕的阴暗潮湿的心态和社会意识，又影响着、引导着社会步入恶性循环。在不良的党风及其带来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感染下，不知有多少纯洁、善良、忠诚、老实的人变得迷茫、自私、贪婪、奸诈、堕落。逼良为娼是真实的普遍的写照。那些思想不纯正的人迅速变坏;不知又有多少人又由自私狭隘变得贪婪无度，借机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进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祸国殃民的勾当。为贪钱财而导致的党内腐败愈演愈烈，社会假恶丑大行其道，党的形象(公众信任度)已降到冰冷的程度，诱发的家庭(社会细胞)及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普遍和尖锐。其中，最可怕的是此环境严重地污染、毒害着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儿童少年和青年，使他们从小就受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通神”，“有钱能使得鬼推磨”等腐朽意识的毒化。不仅在幼小的心灵里把未来的理想寄托在“挣大钱上”，而且在校园里、在社会上违法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靠高新科技犯罪和兽性犯罪的新生力量。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盗窃抢劫、甘当间谍、电信诈骗、网络诈骗、走私贩私、合伙传销、印制假钞、组织卖淫、拐卖儿童妇女等违法犯罪已是十分普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作案人数越来越多，受害人越来越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案发频率越来越高，触目惊心。这方面的典型案子媒体报道很多很多，深入剖析一下e租宝案、王杰百色助学网案、徐玉玉时间和大学生印千万假币案和灭绝人性的费县“5.13”惨案就足够了。前所未闻、难以置信的儿童少年抢钱杀人的恶性事件都不断出现了。如枣庄山亭区某中学小学部六年级学生程兵向同学马乐乐索要钱遭拒绝，就将其杀死在校操场上;聊城莘县柿子园乡雷庄小学14岁学生邵强，为抢夺两个低年级同学邵小伟(10岁)、马兵兵(8岁)各带的73元资料费款遭反抗，就将他俩用石块砸死，埋在学校后院。真是骇人听闻到了极点。党内腐败和社会假恶丑严重带来的极大的负面影响是，人民群众更多地是指责共产党领导无能、共产党腐败，怨恨我们的社会变天了、变坏了(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懂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人民群众很懂)。在这种条件下，精神空虚，人心涣散，萎靡不振，互坑互害，担惊受怕，弱肉强食，一盘散沙，不仅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在国际敌对势力影响下，一遇大的风浪即可出现动荡和暴乱，久而久之定会变色亡国。回想一下中华民族近代史，之所以西方大小国家和小日本敢于欺负宰割中国，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条件、武器装备落后(清朝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北洋水师的势力都名列世界前茅)，而是因为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之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打倒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及里通外敌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洗刷百年耻辱，中国人名站起来了，就是因为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拧成了钢绳，全国各族人民目标一致，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直至胜利。

　　有心人这样总结了一个民族崇拜什么与该民族特性的关系，太值得对照和反思了：“一个崇拜伟人的民族，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一个崇拜学问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崇拜明星的民族，是一个堕落的民族;一个崇拜权力的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一个崇拜金钱的民族，是一个腐烂的民族。”

　　中央和地方党委虽在全国和地方居领导地位，但基层组织软弱无力或不起作用，控制社会基础无阶级依靠和组织保证，真是“手大捂不过天来”，只能更多地充当“消防队”的角色。从现实和长远看，中央、地方组织的领导地位犹如空中楼阁。这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我们只要潜心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剧烈性，对不断出现和查处的党内腐败案件(特别是腐败分子的《忏悔书》和反腐教育片上的采访录，大多是真切的)、民事刑事案件、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案件和食品药品案件反复问几个为什么、仔细解剖分析，就会有明确的动因结论(病灶)。一切事物都有一个量变质变的过程，为什么当初(量变)没有人很好地对当事人教育和管理(包括计划、组织、指挥、控制或监督、协调和激励六大职能)?到底是无人管、无人敢管，还是他们不听?谁给他们的严重后果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对党的领导干部，求其办事者哪来的大额资金且必须以行贿手段?而需办同样事的单位或个人为什么拿不出大额资金且不愿采取行贿手段?在同样有实权、有制度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有的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是天生的吗?不是。一是从我们的社会背景上来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有人推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装进个人口袋，各类坑人害人腐蚀干部(买共产党的权)事件在所必然并蔓延扩展。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特别是资源性和工农业基础性生产资料——涉及国计民生。私人资本的日益扩充，剥削阶级产生和壮大，甚至占了社会经济基础的主导地位，影响巨大而深远：足以促使共产党变质，人民政权变色，社会主义国家大厦倾覆。腐败案件都与私人资本直接关联。其中的辽宁省、衡阳市等人大代表贿选案，直接在颠覆着人民政权，令人触目惊心，是典型例证。现实社会中靠特权和坑蒙拐骗“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们——新生资本家，大多穷得只剩下钱了(我过去有业务联系、社会接触的也不是一两个)，他们独立占有生产资料，完全自主的经济势力和顽固的宿命论世界观以及吃喝玩乐嫖赌毒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已经腐蚀和搞跨了我党三百多万的各级党员干部，而且仍然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一个个成为他们的俘虏和“代表”(在党内的教育和监督十分薄弱，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当权者失掉理想信念，变公权为私器，一心为自己和亲属、朋友捞取利益的条件下，真是一枪撂倒一个，幸免的不多)。一旦当了俘虏，成了“代表”，就言听计从，权力就成了为私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了。面上表现出的又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看到的，大家看到的，我党的许多当权者除应付会议外，整天与“富人”形影不离，火热一团，尽情地享受灯红酒绿和大得钱财不能自拔(十八大后有好转，只是表面的，没有根本好转)。他们怎能知道我们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党，怎能知道广大劳动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在工作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更是家常便饭了，无法避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在一次学习班上，我的一位同学指着某一私营企业老板对我说：“这小子在当地可厉害了，能随时调动县府领导和公检法。”我对那位老板说：“你有什么本事，不就是你送钱收买的!”他光笑一句不反驳。那位同学冲着我说：“你咋这么实在。要不人家都叫你蔚马列”。“用共产党的钱买共产党的权，再用共产党的权赚共产党更多的钱”，30年以来已成为私营业主、资本家不变的座右铭。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国家性质的本质特征，也是摆脱历史各朝各代“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根本办法(见毛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似乎只体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大多也是形式主义，只有民主形式，却无民主内容。我曾是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没有几人替广大工农群众说话的)，在基层、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事务管理中，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些劳动阶级的一般成员连话语权都没有，就甭说其他权利了。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有谁感受到它的真实性?没有。就连各级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工人、农民也没几个。当权者说：“我官大，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下级和群众无奈说：“认了，谁官大听谁的。权大一级压死人啊。”一个普遍的看法和体会：“只要抬好轿子、拍好马屁，把当官的、特别是一把手伺候好就行，什么都有了，其他无所谓。”一些当权者不知道作为党员干部，自己和权力机关都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全然不顾及权力的宗旨和内容：作决定、发号施令的载体形式是权利的代表者——组织或有领导职务的人，但决定和命令的内容则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就像真理一样，形式是主观的，但内容是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缘故。但在现实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没有有效的途径和形式予以保障和发挥，当权者做出不代表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甚至完全违背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决定和命令又没有任何资格问责、纠正和追究，都单纯靠上级的权力解决(往往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真实的情况是，广大群众非常理解和拥护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都知道如何改革与发展，对国家、本地、本单位改革与发展的真与假、快与慢、好与坏清清楚楚。但不能得到说了算的人的理睬，领导者就只能依靠拍脑瓜和少数“精英”、“能人”到处主观臆断、闭门造车，必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只要解剖分析一下仇和、季建业、王志富等贪官人生轨迹和任职表现就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在现实中，在人们的心目中“公仆”和“主人”是完全颠倒的。这恰恰是列宁反复严厉告诫共产党执政后必须严防的最危险的情形。因为这关系到政权的性质和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结果，在私下场合，无论是官是民、权大权小，是穷是富，人们凑在一起谈天论地一涉及大问题，多数人对共产党不满或骂共产党。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太腐败了，无官不贪”，“把共产党当官的拉出来挨个枪毙，有冤枉的;如果十个里留一个则有漏网的(二十年前的说法是“隔一个打一个有漏网的”)” 。有些就急盼着共产党下台，把公平正义和消除腐败寄希望于多党执政上。还有，中央对地方党委经常作指示、提要求，但地方党委(垂直领导的行业党委、党组)对基层党组织过问极少，或根本不过问。主要领导人都扑在抓“经济”、跑上层路线、及时行乐、接来送往上，更是完全不过问。在这些年教育活动中，地方组织关于领导调研分工职责中有关党的建设方面，就只有农村。平常只是有场面上的宣传文化活动时，上级有关部门才过问一下，根本不涉及单位的中心工作任务。上级领导有事情只找单位行政负责人(都称为“一把手”)，考核奖励也只对单位行政负责人，群众的意愿和意见无法通过真正了解并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基层党组织反映上去，所以中央和上级不可能真实地、全面地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工作状况。再就是，基层党组织形如虚设，不能也没有职权(支配力量)对党员干部进行直接的有效的教育和管理。虽然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勤奋工作的，但由于缺乏正常的、起码的思想教育，加上党内错误思潮和不良作风的影响及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体制的问题，相当多的同志党的政治思想即党性观念、宗旨意识和民主集中制意识非常淡薄，一旦成为掌实权的领导干部就立刻超越和凌驾于基层党组织之上，当上“一把手”更是把“两面人”表演地淋漓尽致。对上竭尽俯首帖耳、巴结吹拍之能事，对下除表演作秀“亲和力”外，根本的表现就是颐指气使、蛮横无理，朕即天下。把同志关系变为“君臣”关系，下边的一句不顺耳的话、一件不如意的事都可把人打入另册，甚至置人死地，真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下级逼迫着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投其所好。当权者自认当官做老爷心安理得，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优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并用现身不断地说明和传播着为什么都要不择手段争着抢着、花大钱买官的“真谛”。我调查过，现在农村的自治选举村主任，普遍的是贿选，这是公开的秘密。小小的村主任都这样，就别说权力更大的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官员了。他们一个个变成形式上“在组织”的特殊党员，在心目中无“组织生活”和“组织纪律”概念，工作中只把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断取章义的内容当作“官场上的话”念给别人听听，不能，甚至认为不可能与自己的思想、工作和日常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台上台下，当面背后，说的和做的完全两样，充当“两面人”的角色，这已成普遍现象。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条规自然在大脑中荡然无存，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演化为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天天处于飘飘然，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个的特权阶层。党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但他们的品德和才智都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一步登天的，都是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的。在此种环境中熏陶生长，怎么可能形成领导干部最需要的正确的世界观和坚强的党性呢?当位更高权更重时，怎能做到执政为民呢?怎么能不随着地位的提升而利欲膨胀、霸气剧增，毁坏干群、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地位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发现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正人君子的面具下丑恶透顶的肮脏心灵，其内心世界和言行多么像《潜伏》中的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啊!多少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发出这样的愤慨：“难道共产党的官和封建社会的官、国民党的官真的没有区别了吗?!”人们把毛主席的词句改一字送给官员们：“粪土当今万户侯”!认真解剖分析一下这些年来被查处的一批批党内腐败分子，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中高级干部，哪一个不缺乏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科学世界观和党性观念?哪一个不都有一个蜕化变质的过程?哪一个不在位高权重后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大肆挥霍和侵吞人民的血汗钱?

　　在平时，对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苗头、性质和后果(包括边腐败、边破坏、边提拔)，多数基层党组织(不只是书记和领导机构其他成员，包括党员群众)是清楚的、着急的(整天生活在一起，广大党员都有点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因无法管，无权力管，甚至个别负责的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向上反映也没人听(因为多半上级都“偏重”于“支持”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维护其“威信”，有的当然因有私利可图或已得其利而有意袒护)。最后只好无奈地叹息一句：“反正都是共产党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他去吧!”事实上，相当多的基层党组织只有掌握“党票”这一权力，在“实惠”氛围中，许多党组织、特别是主持人书记，把“党票”作为权力谋私了——送人情、拉关系，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党内来(为职业、岗位、提拔入党，总之，为了个人好处是普遍的动机)，造成严重的组织不纯。党员是党的细胞，而没有得力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保证党的细胞的健康，甚至病变的数量增多，党的肌体能不生病、能不生大病吗?以上两点又是相为因果的联系，导致存在——意识——新的存在的恶性循环。有段子《在一起》、《这年头》和《和谐社会26化》在社会上流行：“罚款和创收在一起，听证和涨价在一起，改制和侵吞在一起，考察与观光在一起，讲座和广告在一起，培训和骗钱在一起，卖官和买官在一起，走红和卖身在一起，真理和谎言在一起，官员和大款在一起，公仆和霸权在一起”;“这年头，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这年头，为官之道就是与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不如为领导干一件坏事!这年头，到处是错别字：植树造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这年头，有职能的忙检查，有野心的忙汇报，有头脑的忙副业，有精力的忙泡妞，有情绪的忙告状，有贪欲的忙项目，有黑心的忙整人，有神经的忙公务!这年头，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能力算个×!这年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领导皇上化;下属太监化;交际私利化;工作稀松化;加班麻将化;吃穿贵族化;批评表扬化;升官货币化;爱情多元化;泡妞经常化;老婆形式化;小蜜公开化;公事私有化;出差旅游化;典型死人化;送礼标准化;讲话空洞化;谈心骗人化;警察土匪化;教授商业化;军队绵羊化;学校税制化;医院刑场化;机关休闲化;秘书首长化;大家哥们化。”虽然是闲散文化现象，其中也有片面性，但大多数内容确实是对时弊的真实写照和讽刺，所以引起众多人的共鸣。这三十多年的实际社会心理状况是：党政领导的决策，对的也没人信，错的无限放大。当共产党的党政机关的言行和人民群众的言行被划分为“官方”和“民方”了(本来我党就是人民代言人)，当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级社会上人与人失去信用了，可以推论执政党和社会潜在着多大的危机啊，能不令人深思吗?本来，人民是我们党员干部的父母，我们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儿女。当人民感到、看到越来越多的儿女在毁坏自己用生命创下的家业、在无度地糟蹋和挥霍自己用汗水和心血积累的财富，而且时常冷眼自己、欺凌自己时，心里会怎么想呢?只有两条：一是唾骂不孝之子，断其财源;二是赶出家门!无论什么执政党都千万别以为掌握着命官权、财经权、司法权、军警权等权力即可平安大吉，翻不了船。古今中外改朝换代的事实都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年的蒋介石不是权力不大，国民党政府不是不强大，因它腐败透顶、人心丧尽而被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予以推翻;前苏联的国家机器和综合国力属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与美帝在全球争霸，谁能说不强大?不就是因严重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党内特权阶层的日益加厚、失掉人心，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吗?在苏联亡党亡国之日又是为什么“毫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呢?道理很简单，无论党内党外，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冒着危害自己利益的风险去保护别人、捍卫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不可能去保护坏人、捍卫一个变修、腐败的党。我们在企业几十年所亲身经历的兴衰成败也是这样。尤其是当缺德无才的人当权，事业江山日下时，干部职工们都诅咒该领导赶快下台。

　　对突出的不良现象的扼止和消除，历来就有两法：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也就是治标与治本。党内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安全事故频发、假恶丑盛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的最主要的因素，最直接地决定着人心向背和党的先进性、执政地位的保持和巩固。党内外广大群众渴望着对这些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予以有效的解决。我们不能看重和指望对党内腐败分子、失职渎职者、社会违法犯罪分子的严惩而一时痛快(包括“一锅端”云云)。主要的依靠“严厉惩治”实际上是最没办法的办法，也是最无能的办法。因为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办法：“狠罚狠杀就不敢了”。古今中外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些实行最严酷刑罚的朝代和统治者都不但没解决官吏腐败和社会黑暗问题，而且最终(有些很快)导致人亡政息。哪一个党内腐败分子不给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因腐败造成的许多事故而死亡的千万条生命能因惩治了腐败者而复活吗?为了暴利和邪教信仰(如新疆暴乱分子大的二十七八岁，小的才16岁，并不是外国派来的，都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长起来的青少年)连死都不怕，严惩有用吗?近三十多年来，平均每年处分和法办二十多万以上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开展无数次的“严打”、“专项整治”、“地毯式搜查”、“拉网式地检查”，十八大后的“高压态势”，“打虎拍蝇”，“加强巡视”，不能不说惩治力度不大，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看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结果呢?监狱人满为患，年年扩大都装不下，不管党内腐败分子，还是社会上的违法犯罪分子，有谁不知道犯罪是要坐牢、杀头的。事实上，治标不治本，割韭菜式的惩治不算真本事，党内外、国内外不服，失望早已超过希望——真正出众的干部资源是有限的，党的骨干力量日益枯竭;凡是腐败分子都是多料的违法犯罪，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经济政治损失是巨大的，带来的负面影响呈冲击波式状态。人们在问，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我们的人说不定哪天又进去了，还能信谁、听谁的?党员干部是党的细胞，无论哪个党员干部违法乱纪，人民都会看作党的身上出的问题，绝不单纯认为是某个人的问题;当党内违法乱纪成普遍性问题时，人民更不会把犯错犯罪的个人责任看得过重，而是认为这个党出大问题了，起码是党管不了自己的成员了。很多人这样评价：“对于内政外交，老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新共产党啥法也没有!”，因此，要特别着力于找准党、国家体制和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根本症结所在。例如，当“一切向钱看”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成为社会规则时;当党内腐败已出现在所有系统、所有领域、所有地区时(过去谁能想象到教育界、医疗界、军队会黑到这种可怕的程度)，而且防不胜防、打不胜打时，不从党的领导及经济基础上找原因能行吗?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铲除其产生的土壤、改变其生存环境和加强事先控制预防上下功夫。这完全象维护人体健康，不能看重和指望病后吃药打针、动手术一样，而是要防范和清除病灶，在营养、睡眠、卫生、锻炼的科学安排和调理上下功夫。在党内腐败和社会假恶丑上，只要认真地学习理解我们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就会清楚地懂得分析和认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矛盾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执政党内的腐败，还是社会假恶丑及一切不公平现象，其根源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衍生的人们的私有观念上，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非常清楚，党内的腐败分子是把人民的权力(公权)私有化了，导致无偿地侵占权力支配范围人民所创造的部分新价值;资本家则是靠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无偿地占有经营范围人民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因此，对党内的腐败和社会假恶丑能否得到防治、根治，关键就看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一以贯之地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维护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为代表的劳动人民手里。

　　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党章都表明：“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写的多好啊!但多年来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和落实，脱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不管是党的文件，还是总书记们的讲话，一讲到“党的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基层的同志马上就想到要在后面加上括号内的注解：“不包括基层党组织”。

　　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怎么干过来、怎么干成功的呢?实践证明有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应是统一战线、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但“三大法宝”绝不是并列的。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党组织处于领导支配地位，是掌握其他两个法宝冲锋陷阵的战士。否则，其他法宝不可能管用。而党的组织从中央、地方到基层都应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不可断裂，也不可替代功能。很像人体，中央是大脑，地方组织是躯干，基层是四肢。若四肢麻木或失灵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可想而知。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即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的事业无论是在战争时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从本质上讲是无自己特殊利益的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胜利。党充当的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起着向导和带头人的作用，即领导作用。但要实施正确的领导，科学的基本的方式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分解、宣传贯彻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组织和引导、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自身利益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而努力奋斗。很显然，30多年来，之所以贯彻落实党的纲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想，甚至“变味”，党内腐败和社会假丑恶的问题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在经济水平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怨气越来越大，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作用削弱、甚至名存实亡所致，导致党的领导处于悬空状态。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是不可能经常直接接触到地方和中央组织的(连我们这级领导干部都做不到)。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经常的、大量的是从基层党组织和身边的党员来了解和看待我们党的;党员、干部个人的思想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发挥才是最直接、最实在、最可靠、最有效的，因为基层组织最了解和理解身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可以说，离开了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管理(这是最直接、最有力、最有效的监督)和对群众的教育，党的一切指示和号召一定是飞机上挂喇叭——空响(想);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基层党组织结合本单位、部门实际(包括工作和思想两个方面)贯注于人民群众之中，并自觉地为其而奋斗，才能叫做“落实”和“实现”。这与革命战争年代中的“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毛泽东)，道理是完全相通的。另一方面，上级包括中央决策的材料哪里来?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基层组织提供的一线资料。离开基层组织提供的真实可靠的材料，地方组织及中央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的，所谓的“顶层设计”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令人极为痛心和担忧的是，最早被削弱、淡化、虚化，甚至被取消领导权的基层党组织恰恰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企业，这直接危害着我党的阶级基础和国体。党组织成了行政负责人或老板(私营经济)的附属物，只单纯管一般性宣传活动和党员的发展(可随便抽查各类企业党组织的会议记录即可十分明了地知道它们在干啥，还有何用处)。作为组织主持人(负责人)的书记，凡兼行政负责人的，只是权力集中的象征和实现个人意图的工具(如研究干部要经过党委会讨论);凡兼行政副职的，主要是充当行政负责人的助手;凡不兼行政职务的专职书记只帮行政负责人吹吹喇叭，大事不能管、小事管不着，无所事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看着行政负责人(老板)的脸色行事，因为没有行政负责人点头、支持，啥话都不好说，啥事也办不成。现在的以政代党比当年所谓的以党代政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书记作为党代表，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就可想象到党组织有何“战斗堡垒作用”、“政治核心作用”可言了。任何人和组织没有威力，绵羊都不会听招呼的。工人阶级是近代历史和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创造者(自然代表着其他劳动阶级)，不是谁主观地为其加上美誉词，而是由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方式和规律决定的，是客观的，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杰出继承者都精辟地论述清楚的，也是被国际共运史和我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党是阶级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党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现实的工人阶级成员们天天看到、感受到的自己身边的指挥部——党组织可有可无、形同虚设，内心深处自然发出这样的感叹：“它怎么能代表我们!”久而久之，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全成了空洞的“官话”，身边的党组织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工人阶级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己的党了，其他阶级、阶层更不用说了。前苏联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苏联共产党(布)靠20多万党员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而到了2000多万党员时却瞬间垮台，在集中表现上是苏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成为党的领袖，是关键问题。但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是量变质变的过程，是阶级基础一步步被掏空，因为苏联共产党跨台时，工人阶级都不认为是自己的党垮台了，因此，没有一个人去捍卫它，所以不垮台是暂时的，垮台是必然的。按《宪法》规定，我们的国体即决定国家性质的体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表述上也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经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组织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要素——产业大军，但进入不到上层建筑领域，绝起不到领导社会的政治性质的作用。现实正是这样，在企业党组织形同虚设的状况下，工人阶级的成员没人感到自己是领导阶级的一分子;“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完全成了一句空话。共性(一般、普遍)寓于个性(个别、特殊)之中，抽掉了一个个的个性，就没有共性了。当一个个的工人阶级成员都没有领导阶级成员的意识和作用了(倒是雇佣意识充斥于工人阶级队伍)时，说“工人阶级领导的”或“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有什么实际意义?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工农联盟也不存在了，工农关系处理基本上是个别企业特定利益驱动行为和政府控制、拉配行为，也不会是本来的意义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内敌对势力的镇压+抵御外敌入侵)这一支撑社会主义国家大厦的基石不就动摇倒掉了吗?另一方面，国体是内容，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服务于国体。国体上出现了严重的名不副实的状况，政体上的形式主义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曾是多年的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体会太深了：许多方面已失掉了人代会的本质特性和职能。

　　我们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在生存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国内外最强大而最凶残的敌人，带领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人民进行了极其艰苦卓越的斗争。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确有许多“神奇”的东西值得总结和弘扬。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经验是党要始终把自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密切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而且这个领导核心是从中央、地方到基层组织的有机统一，每个党员都有领导核心成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若不是建设这样一个领导核心，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党的执政地位不可能长久。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从具体的经验教训看，凡了解党史的，事实非常清楚。开辟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的标志和起点——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是靠朱毛红军打下来、创立起来的，其基本经验是：“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一个紧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到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他们虽然感到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以上是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客观而深刻总结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的“古田会议”又确定了科学系统的建党建军原则，在我党以后的奋斗史上确实起到了长效机制的作用;至今仍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可改变;今后只要阶级没消灭，就必须严格遵循，其中首要的是克服单纯军事(经济、技术)观点和把军事(经济、技术)与政治割裂、对立开来、颠倒过来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这些话拿到今天的国企不也有强烈的针对性吗?对照这些年来在处理军事与政治、经济与政治、教育与政治、文艺与政治等关系上，许多方面不都是以单纯业务观点来指导的吗?毛主席在我党兴盛时期——延安时期，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并指出了三个法宝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我们党总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和发展壮大的。当然建国后党所处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条件比建国前有质的变化，不知要好多少百万倍。但从历史的实践，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凡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并强化的时期，党风社会风气就正，无论在什么纷繁复杂的形势和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的任务目标都能够顺利实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每年的GDP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三十多年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基层党组织被削弱淡化和取消的问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全面落实到底，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无法进行，而且离得越来越远，党风社会风气不正，出现败坏和恶化，党的任务目标就不能真正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难以巩固和持久，甚至会出现混乱和挫折(当中央方针政策出问题时，部分高层领导不以身作则的话)。典型的是1986——1989年，党内外思想混乱、作风败坏日复一日加重直至演变成血与火的恶果——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差点亡党亡国，这是我们所亲历过的，仍记忆犹新。我们当时在基层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太清楚了。我当时任青州烟厂党委副书记，对几年来淡化、削弱、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思潮的泛滥，毫无道理地强行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取消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深感忧虑：现在中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动摇，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不懂马列、不懂党史和党的基本知识，简直是自掘坟墓，太危险了!我在各种会上和报刊上发言、发表文章表了明确的观点和意见，其中，1988年10月，我在全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说过“这样下去，我党非出大乱子不可。”半年后的动乱和暴乱事件证明我的分析判断是对的。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时期的教训，不断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包括专门针对企业党组织)的指示(决定、决议、意见)。以后十几年没断下发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文件，因为都没解决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问题，所以都成了一纸空文，没管任何用。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在加强中央自身建设上作出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做出“八项规定”，努力纠正“四风”，加大反腐力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受到了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这样的良好的主导状况，应该说解决各类问题、发展各项事业都应是势如破竹、志在必得。但因党的自身建设和有效领导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在总体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仍潜在着不安和危险。党风不正、党内腐败问题只是在治标上有所体现，根本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对于接连查处的腐败分子，在不断发出的通报中几乎都有这句话：“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而且和以前一样的极其恶劣的问题是：边腐败边提拔，边提拔边腐败!例如内蒙政协副主席赵黎平不仅犯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受贿2300多万的罪行，而且于2015年3月20日将人多枪射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亲手残忍杀人的省部级干部。直至近一年来查处的李建波、李立国、虞海燕、王银成、李嘉、王阳、王志富、周春雨等都是这样。这些中央在眼皮底下的高官一直未停止违纪违法活动，远离中央的中基层干部有多少听招呼的呢?可想而知!党在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十分薄弱和脆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被侵蚀、被掏空、被演变(公有制经济只占两成多了，已不占主体地位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即“四项基本原则”的载体这一立党立国之本已受到严峻挑战和排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实上，我党执政的大堤已裂开很多很大的缺口。

　　我自中学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高中毕业后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工业企业基础较强的县级市青州工作。我与地方企业和行业内的工商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我较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我干过工人、中层、厂级副职、党委负责人、党政负责人岗位，历经毛泽东时代、华国锋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治理整顿时期、改革开放深化时期。我懂得“打铁先得本身硬”的道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自身全面发展。四十多年来，坚持每天干好五件事。1.吃好。注意饮食营养和卫生。2.睡好。保证8小时睡眠。3.锻炼好。长跑7千米以上(周末打篮球)。4.学习好。攻读马恩列斯毛著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专业科学著作。5.工作好。需干的事情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而不谋任何私利。因此，保证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事业的成功，其中，对经验的总结也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在我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其物质载体——企业的兴衰而言，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企业考察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凡是企业党组织健全具有领导地位、发挥应有功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履行党章规定的总纲、党员双“八条”、八项职责和干部的六个条件，一般都是钢班子铁队伍、兴旺发达的企业(不含一俊遮百丑的);反之，都是班子软(贪、烂)队伍散、终究衰落的企业(含昙花一现的)。前些年垮掉了许多国企。近几十年，几乎所有人谈国企而为难，以致于似乎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共识：国有企业搞不好，没有希望。这完全是看了表面现象得出的结论，没作具体分析。垮掉的国有企业或目前问题大、难度大的国企固然有许多内外因素，但最根本的致命的原因是没有企业党组织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公有制的极大优越性无法体现，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发挥出来，不垮台或不举步维艰才不正常。我经常在想，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连生存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强大的穷凶极恶的敌人攻击下，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处于自己执政的和平时期，条件无比的优越，搞点和平建设、发展生产力，把企业搞成现代化，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嘛!关键是能不能真按共产党的那套理论和规矩办。1976年6月我16岁高中毕业，在青州阀门厂做临时工(很快成为厂理论宣传组成员)，10月，正式招工走进青州卷烟厂的大门，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林治淮同志(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是我的恩师)，经常教育我们学好毛主席著作，并树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让大家效仿(我一年后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并对我们不断地进行党史和厂史教育。在他为“班长”的党委领导下，党的理论、原则和优良传统作风在企业全面发扬光大，品牌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将一个小落后厂成为第一批全国大庆式先进企业和全国烟草行业标杆企业。在行业内获“江南学杭州，江北学益都(青州原名)”的美誉，一直保持到1982年林治淮同志调离后的两年多。其间，我由卷烟厂工人走上干团委书记、党委常委岗位。我清楚地记得，全国各地来厂参观者络绎不绝，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媒体不断地报道我厂的先进经验，全厂职工无比地荣耀和自豪，并焕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当他离开我厂经他的老班底过度两年后，还是那个厂、还是那些职工群众，却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自1984年开始十三年的时间大调班子四次，企业却由兴旺发达到低迷衰落，直至濒临倒闭。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时的行业上级(我们是垂直领导体制)不听群众意见，不按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标准选配领导班子，特别是不能选配好主要负责人。其结果，选拔、任用的书记、厂长(四届班子中三届是党政一人兼，只一届分设一年多)都不懂马克思主义和党史、党的基本知识，更不懂党委工作的性质、内容和领导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只体现了权力和待遇的集中，党委的正常工作没有一点体现，全是“假大空”。当到了1997年4月，我接任过来主持全面工作时最突出的特点是：“找不着党了”。就是连党费都不知往哪里交了，就别提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了。这也是企业垮掉的主要原因。我受命于最危难之际：产品积压如山(4.3万大箱)，市场退回的产品源源不断，生产停滞，浪费惊人，偷盗成风，资金流断裂，靠贷款发工资，负责干部多个被抓，职工怨声载道。宣布我主持全面工作时只是第一副厂长兼副书记(到同年12月宣布厂长兼书记)。社会上和行业内到处都有这样的说法：“青州烟厂彻底完了，蔚严春上来也白搭了!”。我也感到很困难。但又有充分的信心，有底气。哪里来的信心和底气呢?就是源于我懂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规矩、优良传统作风，有多年党的政治工作经验。过去经历的多个岗位和单位，无论状况如何困难，依此本领干事都是先进(如1985年当最大车间的主任，一年两个月变“老大难”为先进车间);面对新的考验和任务，坚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振兴企业，走向成功。我完全是这样做了。例如，我上任后，首先宣布实行党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然后亲自起草的第一个起扭转全局作用的文件是《政治工作制度》，其中规定党委是企业领导核心。很快起到了凝聚人心之效，为制定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各项管理活动——优化配置生产力要素、激活资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可以说从此以后是披荆斩棘、过关夺隘、一路凯歌。其结果是当年起死回生，之后连年上大台阶，快速而全面发展。200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来我厂考察时，仔细了解了企业各个方面的工作，在座谈会上26分钟的讲话中对我厂的现场、管理、技术、质量、职工面貌、领导班子等评价了“9个好”、“7个不错”。然而，我的直接上司颐中集团和山东烟草公司主要负责人，只会当官做老爷，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对党的事业极不负责，一系列工作方针和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把山东烟草搞的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浪费损失惊人。他们干啥啥不中用，事事以失败而告终，却从不做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下级任何人批评，只准说好，谁说反面意见就叫谁倒霉。我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我平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抵制他们的错误意见和决策---实践结果证明我的意见都是对的。我在他们领导下的六年里，一直是在被打击、被压制的环境里度过的，不然我的工作成绩还要大得多，其间，他们天天总是想拿掉我的厂长职务，但找不到、抓不到把柄。我在2006年元旦献辞中写了一句尖锐的大实话，被他们当辫子抓住，以封建文字狱做法，在没有按程序征求潍坊、青州两级市委的意见的情况下，在18天内断然作出决定，免去我的厂长职务，剥夺了我的生产经营指挥权。此时的青州烟厂已在厂容厂貌、管理和技术、创新开发、职工生活、和谐稳定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年利税由3.2亿增长到11.4亿。连续成为潍坊市纳税第1位，山东纳税百强第18位，全国纳税五百强第136位。党员干部无一人违纪，职工无一人违法、无一人上访，无一法轮功参与者(省内行业和地方各单位普遍都发生过)，无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就企业的主体、发展的根本因素---职工群众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只有一怕：怕工作干不好。因而企业自然形成了“背靠马列，面向群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核心理念，使我和广大党员、职工群众在干事创业上信心十足。从廉洁自律这一国有企业的难点上看，对我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被打击报复免去厂长后，那位董事长大人仍不罢休，他按这些年国企的常规推论发恨说：“蔚严春干了近十年厂长，我就不信他没问题，给我查!”“我非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不可!”还违背国家局关于哪级任命的干部由哪级安排离任审计的规定(我是由省公司任命和管理的干部)，串通那位省公司负责人由颐中集团安排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青岛天华会计事务所对我进行离任审计。正常的离任审计在20多天(因每年都有审计结果完全可以通用，有新发现的问题再延伸审计)，而对我的审计却从1997年4月起，采取深入发动群众、内查外调、翻箱倒柜的方式，审计组8人整整审计了113天。当时的场面是很可怕的，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很多好心人对我讲：“得罪了共产党的领导不得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然我是清楚的)。审计结果是企业管理无违法违规，我本人两袖清风、一身清白，无一分钱贪污受贿。审计报告不了了之。同行和社会上的人顿时议论开了：“蔚严春廉洁是出了名的，这一审更清白了!”是更清白了，咱本来没干过损公利己、以权谋私的一件事嘛!我除了在企业内利用各种形式(党课、会议、培训、文艺、革命纪念地考察、印发《马克思主义职工读本》等)对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进行持之以恒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外，出于抵制党内和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宣传真理、企业文化和推销产品的目的，我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县级党校，在北大、山大、济大、潍坊学院等大学，在全省领导干部培训班、企业文化建设培训班和青州等县级培训班，在烟草行业内外各企业，共授课或作专题报告170余场，受到参与者的积极反响和赞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我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授课160分钟被三十一次掌声和笑声打断，当时我立刻感到的是，大家对真信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可、共鸣和欢迎。我讲多个课题，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其核心论点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只有懂得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解决世界观这一人生的总开关问题，正确的世界观正确了，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十分不易，一是理论功底要厚实，二是实践能力要强壮。2005年1月，我厂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烟草行业只有6个单位，我们是江北唯一，我个人获得各级荣誉奖项30多个。企业和我个人的表现情况，中央和地方、行业多媒体都有多次实事求是的报道。青州市委组织部曾根据中组部有关部门和省委组织部的要求，写了考察报告，准备报中组部，但由于那几个行业上级领导人的极力干扰、阻挠而未果。我当时积极配合希望报上去，但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央领导机关了解客观事实，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决定社会主义企业的生死存亡;马克思主义威力无穷，绝非其他，再不要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者和推行者们的当了。他们免去我厂长职务后，于当年10月调我到济南将军集团任纪检组长兼监事会主席(平级调动)，尽管是过去上级从未在此岗位安排过专职干部，我还是愉快地服从了，然而他们仍没有放弃对我的压制和排斥，两年多不在我分管的范围设一个部门，不给我配一个直管的工作人员，就让我完全以光杆司令履责。将军集团是大型企业，按国家局规定是必须设纪检监察机构的;按《公司法》规定监事会不得少于三人，但都因为是我任其职坚决不设机构、不配人，专门难为我。我一方面按组织程序依据法规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克服困难，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其他条件开展工作，努力履行党章和公司法赋予的职责，十分不易。当然，我首要的是努力克制自己不与这些高位的共产党的败类们生气，保全身体，以为党多干几年工作。要跟他们一般见识的话，气也气死了。后因山东中烟公司主要领导调整和山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孙公准局长(总经理)关心重视，先后调任山东中烟营销中心党委书记、山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物流处长兼网建办主任、青岛烟草专卖局(公司)副书记、副局长、副总经理(正处级)岗位，外部环境好转，使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加心情舒畅地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目标，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中，在青岛烟草专卖局(公司)与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好“班长”徐立国同志密切配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难题，各项事业高歌猛进，一举成为“山东旗帜、全国一流”的标杆单位。按照山东烟草行业政策，我于2015年6月以“无怨无悔、问心无愧”的心理状态光荣内退(领导上挽留再用，我考虑在岗位已无任何挑战性，意义不太大了，让位给年轻同志，自己趁着不太老，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故坚决要求退了下来)。一首《五十五岁抒怀》油然而生：“五五载生命，四十年历程。笃志信马列，为民献终生。无私才无畏，奉为座右铭。……奋斗无止境，直面向前行。珍惜同志爱，永记党恩情。”

　　回顾自我成长史和奋斗史，总结起来，无论是做出的成绩，还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都要归功于我25岁之前世界观形成时期，得到了好的班主任(陆绍勇)、好的党支部(书记刘兴美)、好的党委(书记林治淮)的教育，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我真正懂得了应读好什么书，接受好什么思想，做好什么人，办好什么事。以后的所言所为及其结果，不过是前一时期的思想成果的应用、验证和发展而已。我以切身的体会特别表明一个问题，世界观是人生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关键，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世界观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世界观正确，知识越多越革命”，实践证明是很有道理的。指导人生具有决定性、稳定性和持久性作用的就是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苦乐观、审美观、婚恋观、政绩观、利益观和作风。一个人若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你不让他有好作风、做好事都难：否则，你不让他有坏作风、做坏事更难(包括法律制约，只能是保障条件，决不起根本作用)。像我们这些树立了正确世界观的人，对待一切问题实事求是——一不说假话，二不说空话，三不说拐弯的话，尊重事实，按规律办事，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坚持共产主义风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干人民事业像吃蜜一样，高度自觉地遵纪守法，从没有过“因怕受处罚而不敢违法乱纪”的念头，始终把为人民奉献作为自己人生的意义所在。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世界观问题关系到党风正邪问题。而人的世界观形成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可塑性强、求知欲强、精力旺盛)。人在这一时期父母品德怎样，读什么书、接触什么样的人，受什么样组织和个人的言传身教就决定了一个人奋斗的志向、路径和归宿。无论是正确的世界观，还是错误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是很难改变的，每日每时都对人的言行起着内在的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对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物看法不同，其根源都在世界观不同上。当然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的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要像周总理所说所做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解决如何持久地保持正确的世界观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在人们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这是人生健康成长、心想事成最重要的基础。解决了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好的人品问题。我们的可靠经验是：只有好人品，才能出好产品、好服务;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庸人办不成事。天经地义!谁能在当今社会承担起让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的历史责任呢?唯有党的各级组织，直接责任的担负者是党的基层组织，因为只有基层组织才有条件大量地、经常地、直接地与人民群众接触和联系。至于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也是党组织如何发挥好自己的助手的作用的问题。当然重要的前提是以身作则，党组织领导机构的每个成员及广大党员首先要十分坚定地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否则，谁也不听,谁也不信!若不花最大的气力解决好这个问题，无论是现在的或将来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不可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是不可能不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是不可能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我在刚上小学时就记住了，而且以后常琢磨的农村老人们常说的两句很有意义的话：“从小看大”，“要想收成好，从小看苗苗”。多年来现实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党的政治工作在基层十分的薄弱，甚至处在取消状态。就是在纯国有企业的所谓的学习教育大多都是做给上面看的，不过是为迎接检查考核摆摆样子而已，更谈不上经常性的深入细致的党建和思想教育工作了。其他社会基层组织和私营企业更无法讨论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不断通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巡视各部门、单位后所发出的通报都有这样的话：“党的领导弱化，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重业务、轻党建比较普遍”。一直到最基层都是这样的情况。对真实情况，只要中央和上级安排负责任的同志，按毛主席教导的调查研究的态度和办法，生活于基层一段时间，潜心体察，一切昭然若揭;居高临下，前呼后拥，走马观花，啥也不清。下边的领导干部投其所好、逢场作戏，应付上级检查视察的本领套路娴熟、天衣无缝!我们党在现在太需要调查了解以下问题了：我们8700多万党员中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能占多少，为什么?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位怎样、在想啥?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想啥做啥?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靠的是啥、到底在想啥干啥?为什么人们把精英、专家、学者、教授称作精蝇、砖家、削者、叫兽?在青少年的心里理想、前途是个啥?我们基层党组织天天在干啥、还有啥用?我们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底在哪里?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还有哪些得以体现?对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照党章和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否发生了演变?

　　至此，我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由衷而迫切地向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十分清楚地认识、高度重视党在基层、特别是在企业放弃领导权的危险性，尽快采取断然措施，全面恢复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我深知，此事已滑得太远了，已很难，但不解决肯定不行)

　　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无论在那个层次、哪个领域都是科学的、严密的、有效率的、不易失误的,出现失误也易纠正的科学的领导体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领导工作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活力，使党员感受到意识到是全国人民“领导核心”中的一员，唤起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义无反顾地为党而工作、为捍卫党而献身，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党的整体事业和纲领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把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变为现实;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四肢”才能灵敏而有力，发挥出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威力，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统领，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定热爱党、信赖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以锐不可挡、改天换地的力量，为全面实现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实施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教育和管理，达到强体固本和严格执行党纪条规、国家法律法规的目的(实践证明，没有组织保证，没有人的自觉性，再好的制度也是无用的)，党内的腐败才能得到有效扼制和消除，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当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工作最首要、最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同一切企图破坏和瓦解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的思潮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必须清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28年、牺牲2000多万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最大成果，是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最具备根本性、战略性的胜利，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公平正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主要的服务对象。

　　就巩固人民江山，防止和平演变而言，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害怕的是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明了，在1989年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全盘西化”、“多党制”、“补资本主义的课”等，只是少数人制造的思潮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和颠覆活动，主要地只是影响了少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又经历了20多年，我党的自身建设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加强，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一直被虚化、被取消，党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已丧失，所以现实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全盘西化”、“实行多党执政”“补资本主义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行为，已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如近年来，我所参加的学习培训班、EMBA 班、研讨会和朋友聚会等，绝大多数都把我国的各类腐败的、丑恶的、不正常的问题归咎于共产党一党执政上，似乎已成共识：只要改变了共产党一党执政，实行了多党执政和西方宪政就万事大吉了。每当这时，我总是奋起与他们辩论，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据理而争，我常占上风，但十分孤立，服气的人只是说一句“现在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干部还有几个?!”但我心里有自己的主见：共产党是好党，但存在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变了质一定比国民党还腐败无能。我们必须建设好党。我接触的范围涉及党政军民学各界、国有和私营企业高管、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和一般工薪阶层及农民，真正是太令人着急、太让人揪心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苦斗28年打下了人民的天下，又搞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尽管有过失，毕竟是把我们的国家带出了火坑,带来兴旺发达，让人民站起来，逐步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富足，结果竟然人们不“领情”，还希望共产党下台，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比30多年前“揣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要严重得多了)?在党的各种领导机关中，有些人多年来就是这样的观点，基层党组织是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障碍，只有踢开才能推进，尽管还叫作“政治核心”，规定职责已虚无化，实际上是空的;甚至认为取消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是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的一大成果。岂有此理!他们从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真是可悲可叹!我是全程亲历国企改革历程的人。从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到个人经营承包制，从承包制到转换经营机制、“改制”(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制或私营化)，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事实上是以思想混乱、贪腐丛生和全民(集体)资产大流失、工人大批下岗自谋职业或沦为新的奴隶而告终的。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由于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个人承包制，把好端端的企业推向败落的深渊——富了方丈、穷了庙、苦了和尚。我们青州烟厂、青州铝箔纸总厂、青州液压元件厂、青州化肥厂、山东齿轮厂等便是这样。当权者们又醉死不认那壶酒钱，接着在“国有企业没希望，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的极端错误观念下，又对其进行五花八门的处置——贱卖或白送给私人，人民用血汗积累的财富，一夜间变成个别人的财产，严重后果人人皆知。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卖光、送光国企和集体企业的领导干部都成了改革英雄——得到重用、提拔(山东有个代表人物外号叫陈卖光，就是作为改革先锋人物从县级提到市级和省级的)。实质性的问题是，此类所谓的改革，完全颠覆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也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个别否定达到总体的否定，瓦解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动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根基。

　　正反历史经验证明，确立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领导地位，则必然有90%以上的单位全面、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反之，则100%的单位不贯彻执行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一个严格遵循党章的合格的党组织要比其他组织高明得多，更比任何个人都要高明千倍、万倍!我们党只能靠自己的基层组织率领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事业。要有这个原则和自信，其他的是靠不住的。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妄想把少数“能人”、私营业主看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依靠少数精英和新生的资本家干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那真是千古笑谈!私欲熏心的“能人”、“精英”、资本家只听钱(剩余价值)的，怎能听你共产党的。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基层党组织垮掉，甭说带领人民干党的事业了，就连个给共产党提供真实情况、说公道话的都没有了，最终结果只有退出历史舞台。

　　(二)要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努力造就真信、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氛围，树立共产主义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主要地是包括创立和发展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该理论归根结底是反映和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意愿和利益的理论，同时又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和改造客观世界(科学利用资源，解决与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最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然都是伟大的人类认识工具，不过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罢了。在剥削制度下，工人群众受文化水平的限制，虽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且有实践有感受，却不能创造出代表自己意识和利益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在创始阶段，该使命只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有教养、有觉悟的、无限热爱劳动者、深刻同情并把立场完全转移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来承担了，这就是应运而生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体系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是由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继承者斯大林、毛泽东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所运用、所补充、所发展了。迄今为止，唯有马克思主义最科学、最完全、最精辟地阐明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社会)之间的辨证关系，揭示出世界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活动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我十分真切地体会到：一切正确的思想、观点、观念、路线、方针、政策、任务、意见、方案、办法、作风等都逃脱不出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如来佛的手心”;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假恶丑的东西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其原理万万不可怀疑和动摇，更不能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名否定其真理的普遍性和时效性。否则，无论是作为整个政党，还是作为其成员的共产党员都不可能做到名副其实。不仅如此，而且很可能走向修正主义的邪路。因为列宁和毛主席的定论是无可辩驳和无懈可击的。列宁指出：“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毛主席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修正主义。”钱学森深有体会地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道出了科学与哲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个别领域里的特殊真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阶级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环境)，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代表、来领导的。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有的政党自称是全民党或想做全民党)。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理所当然地要完整地、系统地、毫不动摇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确立终生为马克思主义确立的人类美好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因为共产党人在总人口中永远占少数，而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因而，还要带领、辅导工人阶级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实践，进而又通过工人阶级在生产力中的先进地位和工农联盟纽带，影响和带动农民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展改造社会和开发、利用、保护自然的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经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打碎私有制为本质特征的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实行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成功实现初步公平、合理、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后，再经长期艰苦曲折的奋斗，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实现人类最公平、最合理、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很显然，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和归宿，有两个含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第一个含义表明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武器;第二个含义表明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前者是行动的指南，后者是行动的内在动力、精神支柱和目的地。国际共运史和我党历史都充分地证明：共产党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无论从局部，还是从总体来说，皆取决于是否坚定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前苏联共产党的兴亡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典型例证。在我党历史上，陈独秀任总书记后期和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是反面典型例证;井冈山斗争时期，遵义会议至新中国成立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因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67年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期都是顺利的，成就是巨大的;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期，都是遭受挫折、造成损失的。改革开放十年后出现的政治动乱，惊心动魄。从思想理论根源上讲，也是1984年以后，特别是1987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在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个恶果，特别主要的是把改革开放同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导致的。平暴之后，邓小平同志已作了深刻的总结：“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其后的这二十多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教训，加强多方面工作统一到“四项基本原则”上来，如江泽民同志1991“七一”讲话很客观、全面、精辟，但都没有真正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又通过全党的宣传教育武装人民群众的工作根本就没有落实。好了伤疤忘了疼，得过且过，基本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问题日益严重。十六大至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群众路线、倡导“三严三实”、搞好“两学一做”等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开展，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新的条件。然而，现实中，基本都没有入心，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信、不学、不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只学(在党校学并不自学)、不信、不用。不懂党章和党史，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懂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懂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政党、国家、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特征，却在那里当党员、当领导干部的大有人在，真不知他们怎么来想问题、看事物、办事情，真不知他们用什么来表现和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现在就不用说别的人了，就说在党的理论战线、“喉舌”岗位上的《人民日报》综合评论员“任仲平”的文章(可分析一下《标注治国理政新高度》)和其他评论员文章及央视《新闻联播》编辑们的高谈阔论，就深深感受到只有哗众取宠之心，毫无实事求是之意，真叫人欲罢不忍、欲看不能，真正说明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确实缺乏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中共党史知识和群众斗争实践的基本经验。难怪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腐化堕落愈演愈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凡是一生始终如一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党员干部，一定是真信、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辈、英雄模范人物和各条战线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为名利所动，勤恳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凡是党性不纯、作风不正、失职渎职，甚至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一定是丧失(或者从未有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革命史上的叛徒是这样，新时期的胡长清、成克杰、刘方仁、胡建学、韩佳芝、田凤山、王有杰、王昭耀、陈良宇、杜世成、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白恩培、苏荣、同本顺、冀文林、李春城、李令成、马建、王敏、杨鲁豫、周昌贡、王志富等腐败分子也是这样。我遇到的那几个顶头上司，也是唯我独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在用人上，谁有本事，谁说实话办实事，就把谁边缘化;谁唯命是从、投其所好、当好奴才，就重用提拔谁。在品牌规划这个工业企业战略性问题上，哪个品牌在市场受消费者青睐，卖得红火就砍掉哪个;哪个品牌消费者不喜欢、没有市场前景就花大本钱发展哪一个。十年多的时间他们所作的重大决策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结果把一个具有“一流队伍、一流管理、一流装备技术、一流科研手段”，且年产量计划在全国居第5位(254万大箱，是专卖体制下的重要资源和市场砝码)的山东烟草工业系统，搞成了品牌培育和各项综合经济指标倒数第一、思想极度混乱、投资损失特大的省份单位，被国家局局长姜成康定论为：“问题最多，管理最乱，最不守规矩”。为什么?也可以从他们的信仰上找到根源。一个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把马克留给德国了，把主义给了中国了”;一个说：“想想以前干的事，不能再跟共产党走了”。因此，在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看来，他们的所言所为简直是在损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很错误，很离奇，但他们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自然而然的，“理直气壮”地发号实施令、瞎指挥。这可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党的正厅级领导干部。信仰是一定的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反映和表现。可以说，信仰定终生(正确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皆然)。无论正确信仰，还是错误信仰，一旦确立即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甚至视死如归(革命先烈是正面的典型代表;新疆暴乱分子、邪教恐怖组织成员是反面典型)。信仰不同，对待事物发展的态度和价值取向、行动路线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特别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这一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上十分地清楚。正确的持久稳定的信仰单靠朴素的情感是得不到的，是靠科学理论武装实现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确的结果来自于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来自于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理论来自于对的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反之亦然。这是客观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其改革，由于不能很好地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行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不能全面地完整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脱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产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30年前我就有这种看法：从上到下讲改革开放滔滔不绝，需干的事太多太多，而讲“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大帽子下边没有人，空空荡荡，无事可做，似乎只有改革开放是真实的，而“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党立国之本则是虚的，是套话。果真是这样吗?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舍本求末的思想和做法。就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前腐后继来说吧。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论是作决策，还是执行决策，干部都起着关键作用，决策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各级干部干好事是决定因素。一个干部烂掉，绝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其所掌管的事业的一贯的重大损失。三十多年来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以权谋私为特征的腐败现象，几乎到了无官不贪、无官不霸的地步。到底怎么回事?归根结底是在“改革开放”喊得震天响、干得热火朝天中肆意淡化、削弱、取消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而造成的恶果。其中，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政治标准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观点和风水先生给人看风水断定人的福祸吉凶和前途命运，和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散布的“高危岗位论”一样，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观点，因而是不合实际的，是错误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没有离开绝对的相对。所谓的绝对权力是不存在的。当然，离开绝对性的相对权力也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权力?权力是一定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属于客观事物，是任何社会、任何地方、任何组织都是不可缺少的。权力和责任对等是基本规则。哪有离开责任的权力?哪项职责范围内规定了可以专横跋扈、贪污受贿?没有嘛!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自身怎么会导致腐败呢?就像武器可以杀坏人，也可以杀好人，就看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还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毛主席、周总理的权力谁人能比?没人能比!又怎么样?甭说腐败了，连丝毫不正之风都没有，全是大公无私、终生为人民服务。而马超群、段红云、张社林、王连胜、佟永茂、陈万寿、芮成钢等人算什么官、掌多大权?但贪腐惊人!是什么导致权力腐败呢?只能是掌握权力主体的人的错误思想导致的，什么错误思想呢?就是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意识。只要权力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代表人民的人)手里，一定是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权力掌握在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手里，一定是一心一意地为攫取私利服务。上上下下几乎到了无官不贪不霸的地步，就已说明人民的权力大多都落入了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坏人手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包括改革开放)造成了不可估量、难以挽回的损失，并且已处于万劫不复的边缘。从本质上讲，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不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政策，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是长在社会主义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枝。由于不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继承和发扬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导致各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防不胜防、日益严重，出现了让人难以理解和面对的“怪”现象：法律纪律制度越来越多了，日趋完善了，依法治国日益强化了，党内外违纪违规、违法犯罪的多了;党员干部学历学位高了，教育培训正规化了，荒唐无知的多了，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多了;华丽好听的词语多了，实在意义少了，瞎忽悠的多了，信誉没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丧失正确信仰的多了，迷信的多了，道德水平低了;GDP是不断攀升了，资源浪费大了，环境污染严重了，自然生态破坏了，灾害、新灾害多了，贫富差距悬殊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绝对腐败。文化生活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空虚了，意志颓靡、情绪仰郁了;人际交往多了，温良恭俭让了，信息交流发达到了，人情味少了，铜臭味浓了，势利眼多了，信任度低了，戒备心多了;家庭物质条件完备了、现代化了，安分守己的少了，暴力行为多了，离婚率高了，活人羡慕死人的多了;安保队伍壮大了，设备先进了，治安和生产、交通事故多了，安全感差了;医疗卫生条件好了，看病难了，看病贵了，疾病、怪病多了;“自由自在”的多了，失去自由的多了;不缺吃不缺喝了，食品饱和了，不知吃什么好了，什么也不敢吃了又不能不吃了;收入高了，保险多了，后顾之忧多了;如此等等。这些年来看工作报告和主流媒体报道成就多了去了，但人们感受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拐)越打越假(拐);除恶越除越恶;扫黄越扫越黄;缉毒越缉越毒;禁毒越禁越毒;毒食品越查越甚;环保越保越污;事故越防越多(大);清欠工资越清越欠;平抑房价越抑越涨;“三农”问题越解越多;外交攻势越攻越孤立;……这是何等的事与愿违啊!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早就指出了共产党的本性和使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革命、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方略，可谓精辟无比、神通广大、无坚不摧，只是我们没有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去学习理解，更没有十分真诚地、切合实际地去遵循。更严重的是，弃如敝履，在许多已经背道而驰。在这里不妨有针对性地列举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进行对照分析。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的东西而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恩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会藐视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便会践踏时间一切”“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加高级阶段)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马恩的学说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是不分的，到列宁主义时期才划分开——自注)，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是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方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马恩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理论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中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统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可以把辨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的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导泥坑里去，引导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确实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根活生生的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别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月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因为其他劳动群众都是小私有者。“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必须建立在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即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统一体系。“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只靠共产党员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月也保持不住。”“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与阶级、领袖与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工人运动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靠灌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地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因此，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是很大的。一些追求个人地位的人，那些想从执政党的地位捞取好处的人，甚至敌对分子，都千方百计的想混进党里来”。“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共产党员必须带头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的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度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从实质上讲“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为此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我们所有经济结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党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淡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的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斯大林指出：“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伟大的精力是为着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反映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后一阶段(指社会主义阶段——自注)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的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在阶级斗争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在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唯物辨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个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辨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相互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通篇都是永不过时，要严格遵循的科学原理。以上录结论部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结合，是我们共产党员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等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群众是真正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一贯地有利于群众，一贯地有利于青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罪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或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而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他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他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他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些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花香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吗?”“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际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社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情，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宣传者。”“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美国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我为什么对包产到户问题看得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在各个领域更是优势明显，如果内外一夹攻，到时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怎么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也是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两极分化快得很，贫富差距加大，国家就不稳定了。”“事情不那么简单，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他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如果要走，就得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就被敌人利用了。”“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依靠高额土地出让金来增加财政，等于透支了今后数十年的资源，等土地出让得差不多了，又靠什么来支撑城市的发展。”

　　好了，就列举这些吧。我一想起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教导，说也好、写也好，就刹不住车，真是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我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主要继承者、发展者所阐述的基本原理，都已被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活动的运动发展史、国际共运史和我党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为无比正确，千万要相信，千万要遵循。对照我们近三十多年所走过的路，其深刻教训方面，其事与愿违方面，其越走越难方面，不都可以从中找出真正的原因和准确的答案吗?

　　若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胜利，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非常精辟地做了论述，这是已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我们依然可以断定：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我党不可能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不可能长期守住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更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了。不仅如此，还定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关键是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做好。象王明等人那样，死记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条条”，而不去、不会去指导自己的思维活动和行动解决实际问题，肯定是要失败的;像赵紫阳之流那样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条条”，而以资本主义“条条”想当然地去思维和行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和对待数理化等科学的态度是一样的道理。学数理化必须记熟弄通定义、性质、公理、定理、定律、公式等，目的只是为了解题，不是为了解题就白学了。如果谁不记熟弄通定义、性质、公理、定理、定律、公式等，谁就会在解题上寸步难行，肯定解不对题;但记熟弄通的人又不一定都能把题做对，这又要看对具体问题分析(审题)水平的高低和对条件(资源)利用的能力了。共产党，顾名思义，是共产主义党，从本质上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信仰共产主义是党的灵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记熟弄通共产主义原理，而且坚定不移地以此为指导解决共产主义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或叫准备阶段)中实际问题。否则，就象不能记熟弄通数理化上的定义、性质、公理、定理、定律、公式等而无法解决数理化问题一样，无法解决共产主义事业的任何问题。那些学会了一点点但不会运用，解错了题，不找主观原因而抱怨定义、性质、公理、定理、公式错的人，不仅愚昧，简直就是无赖。如果共产党员不信不学不用共产主义，共产党不就成了一个躯壳了吗?自己的所做所为不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了吗?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那些根本没有或失去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内人，说话办事哪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简直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我经常告诫自己和本单位的党内外同志，也在授课和各类会上常讲：“理论和实际永远是箭和靶子的关系，一方离开另一方都丧失了意义。我们在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千万别忘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学习和研究科学理论时千万别忘了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的问题。否则，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我常现身说法：“我没干过什么大事业，但党组织交给我的各项工作，干铸钢工、开卷烟机、干团委书记、车间主任、党委副书记，到烟草中专干副校长、党委书记，再回烟厂干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厂长、党委书记兼厂长，直到青岛市局(公司)副书记、副局长兼副总经理等二十多个岗位，有些工作接手以前的工作基础很差、甚至要倒闭，但我接过来后都是起死回生、转败为胜、名列先进。为什么?是我有什么天生的个人本事吗?没有。我自身文化基础浅薄，脑子也笨，体力也不强。我就是从十几岁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加上一点吃苦耐劳精神，使我充满豪情壮志和打开智慧之门的力量。所以我非常自信：凡属自己管辖的工作，我一定是排除万难、取得成功。特别突出的两件事是终生难忘的有说服力的：我任青州烟草中专党委书记时，专心致志工作，科学教学、开拓创新，加强管理，反腐倡廉，努力建设高度文明的烟草专业学校，却遭到以校长为首的违法犯罪团伙勾结省局和国家局领导机关一些领导人共同的排斥打击，处境十分艰难，我靠信仰支撑，团结全校广大正义的党员和教职工维护党的利益和学校的稳定发展，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以校长为首的违法犯罪团伙被司法机关一网打尽，分别判处8年、4年等期的徒刑;我任青州卷烟厂书记兼厂长的近十年，在企业起死回生、稳固基础后的6年大发展关键时期，我是在完全违背马列原理的上级领导压制、打击下走过来的，我还是靠信仰带领干部职工把这个濒临倒闭的国有大企业建成‘全国文明单位’。其中经济效益若不是被压制，年利税不是十多亿，而是20亿以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像我一样有正确信仰的同志发生反面变化的重要原因——遇上不懂马列、违背马列的上级领导就被列为“不成熟的人”、“傻瓜一个”、“有争议的人”而被打入“另类”，吃不开、倒血霉。我是因为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底，较深刻地了解我党历史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史，真切了解工人在想什么，也才坚持到现在不变，否则，早在30年前就变‘圆滑’、变‘聪明’、变‘成熟’了，自然就失去马克思主义信仰了。”尽管我在领导岗位大多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但“痴心”不改，直至从岗位上正常退下来。当然，现在和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变的。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归根结底是向马克思主义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变为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基础和工作指南，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中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布局、舆论导向和方针、政策、任务、措施制定的依据，并以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技素质、身体素质的不断增强和智慧力量尽情的、毫无障碍的充分发挥为衡量实效的标准。就思想政治素质而言，倘若人们不从内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宪法第二十四条)，不能树立起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意识，不但不能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社会，把美国当做人类社会天堂样板，变得利欲熏心了，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必然出现这样的恶劣现象：当官的化公权为私器，天天琢磨位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性子、面子，如何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经商办企业的天天琢磨再买好共产党的权，赚共产党更多的钱，不讲诚信，坑蒙拐骗，对内把职工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对外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搞科研的天天琢磨着搞假学术论文、假项目，骗取国家科研经费;搞文学艺术的天天琢磨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卖多高价钱，过醉生梦死的生活，瞎编乱造，只演戏，不做人，不顾社会效果;当老师的天天琢磨利用国家支持教育的政策化公为私提高收入、在学生和学生家长身上多沾便宜;当警察的天天琢磨多罚款、霸占公共资源;当医生的天天琢磨忽悠病人掏尽钱包;无权无势、有小聪明、小技能的天天琢磨设套骗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天天琢磨抢银行金店、打劫财物;当学生的天天琢磨着巴结老师，攀权贵富豪，搞好乱爱，满足精神刺激，将来怎么赚大钱;......那我们的社会就没有真事、正事了，什么样的好话、好事到头来都会变味，都会低俗、庸俗、媚俗化了，社会信用完全丧失，那不就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大杂烩了吗?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国家，又缺乏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稍一回头就是封建的东西;面对国际资本主义世界，有优秀的文化(民主、自由意识和先进科技)，有没落腐朽的文化(殖民主义、尔虞我诈意识、拜金主义、丛林规则等)，若不采取批判的态度和方式开放和吸收，则一定被资本主义文化所俘虏，因为我们国家悠久的封建传统文化要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的必定战胜落后的。又因为资本主义列强过去、现在和将来绝不容许中国的强大，因而输送给中国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因此，我们只有用比资本主义文化更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作锐利武器，才能会批判地吸收我国历史和资本主义优秀文化成果，才能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没落腐朽文化，才有可能建设和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性质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着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封建主义社会是一切从宗法体系，人的等级化、特权化和专制化出发，一切为以皇室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成员升官发财服务;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切从资本出发，一切为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从人健康生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事业是最广大人民的伟大实践活动，我们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决不是救世主，也没有自己的私产，是根植于人民之中的有机部分，是打头阵的部分，绝不能自奉为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根本就不存在“恩赐”给人民什么，因为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理所当然应由人民所支配、所享有。那种“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的观点是讲不通的。在人民为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做的一切难道还存在人民不获得或获得不多的问题吗?如果存在的话，这个社会不就出现了一个人民之上的统治者了吗?还能叫社会主义吗?应该的表现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率先垂范，指明前进的方向，教育引导和积极带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破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运行规则，自己解放自己，享用自己创造的财富，并且树立共产主义觉悟，都相互主动服务，呈现出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是服务者的和谐局面;表现出人人都是社会管理者，人人都是社会被管理者的崭新面貌，各级领导机关只是人民权利的组织形式和工具。这就实现了在延安时毛主席对黄炎培先生关于中共如何跳出各朝各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问题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更完整系统地指明了这条新路。建国前，在各解放区推行民主制度，大获成功。建国后，毛主席带领我们党和人民就是按照这条新路前进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用一切方式激发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世界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并且从国体政体到具体政策规章都充分保障人民关心政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权利，虽然遇到多种干扰破坏，探索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总体是正确的、富有成效的、前途光明的，保证了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风清气正，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和展示，社会主义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各项事业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全面封锁和军事威胁条件下，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比、旧中国更是无法比拟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许多数据和奇迹都是有案可稽的)。不仅如此，毛主席科学划分三个世界，在苏联变修后与美帝全球争霸之际，带领党和国家义无反顾地举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上，引领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伟大潮流，为世界反帝、反霸、反殖事业，扼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做出了具有全人类正义事业永久性意义的巨大贡献。直至今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依然因此振奋不已、激动万分，受益无穷;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代表的霸权势力因此依然胆战心惊、有所顾忌。

　　无论是何人、何组织，出发点太重要了。它代表着宗旨中的主导意识、行动方向，起着体现性质、决定成败的作用。例如，吃饭对人太重要了，是第一需要，不吃饭其他无从谈起。但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吗?肯定不是。雷锋说的对：“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一切(包括金钱)为了肉体需要，就必然失去人的本质特性和社会价值——社会性，就无异于禽兽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奋斗史已充分表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成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铁人王进喜是杰出代表：“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对吃喝穿住等满足生存的条件是很不在意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常常表现的是这样的心态：“只要饿不死、冻不死就要干革命”(我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有切身的体会，也是这样做的)。正如革命烈士方志敏说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里并不是说生活条件可以不改善，越差越好，而是说高尚人追求崇高理想时的人生态度。那些把“吃香的、喝辣的、住豪宅”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正是那些剥削阶级分子、自私庸人、地痞流氓、好逸恶劳者。人都需要不断改善和提高吃穿住的条件，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不能认为、更不能倡导的人生活意义就在都为吃穿住上。试问，像当代中国全民的一切指望都在赚大钱满足吃穿住而奋斗上，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连资产阶级行为学家都知道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五种需求，一级比一级高，自我价值实现是最高需求。我们的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不如!那些只会从生物学角度看待人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懂得人的本质特性，更不可能懂得人民群众，他们非把管辖的范围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不可!还如，生产经营食品，为了人的需要是不能掺杂施假的，更不能放有毒添加剂;如果为了钱，就很自然地什么都可以放。又如，同样是在培训班和学历班学习，为了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和为了混文凭、拿学历，其结果完全不同。再如，改革和发展经济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市场化、私有化，为了GDP增长数和造就几百万个亿万富翁，那么改革和发展经济就一定走到邪路上去，变了社会主义的质，结果是事与愿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难道不是为了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少数权贵富豪统治广大人民的不公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和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和国家历经三十年后，还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要经过“改革”重新建立起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少数权贵富豪统治广大人民的不公社会吗?这种改革不仅失去任何积极意义，而且是对我党革命历史的背叛和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他此类的“如果”有十个，非常不幸，这几十年十个“如果”已经基本变成现实了，当然，还有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极严重的立体化污染问题，已充分证明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出了大毛病。

　　现在令人十分担忧的是，在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流派论”、“过时论”、“无用论”、“有害论”、“中看不中用论”在党内外有相当大的市场。我接触众多的党员干部，其中许多是好同志，但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十分罕见了，在极少数坚持学习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中，多半是离退休老同志了。原因有主客观之分。主要的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不以身作则且教育薄弱，作为党的骨干分子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多数人，信仰淡漠、甚至完全丧失，更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满脑子里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党校、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阵地，也发生了令人心寒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吃香”了，其课程无所谓了，老师羞羞答答地应付性地讲，实际自己也不信，为了职业和收入不得已而为之。存在的严峻问题是，许多教育工在党校、学校大量地传播反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例如，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阮x教授来山东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辅导报告时讲了许多错误观点，其中公然宣称“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共产主义更说不清楚了”，“毛泽东只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南开大学一位教授以“人都是自私的，没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为开场白。山东经济学院一位教授也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南开大学一教授授课时说：“讲发展，又讲和谐，那叫瞎扯。只要发展就不可能和谐。”山东行政管理学院一教授在辅导课上讲：“中央和上级整天讲统一思想，有几个人有思想?!”“问题就出在一党专政上。”山东省委一教授，把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定论为“忠诚”。更有甚者，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北大党员领导干部贺卫方等在意识形态领域高位，经常肆无忌惮地散布传播污蔑毛主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影响极其恶劣，已激起党内群众的极大愤慨。对党内外，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应邀去潍坊一所大学授课，两个半小时的内容讲完之后，许多师生跑到我面前谈体会、提问题，我一一作答。其中一个思想政治专业的学生说：“我对自己的专业一直认为没用，为文凭没办法，今天听了您的课觉得还很有用哩!。”此时她距毕业还有两个多月。可想而知学校平时的思想教育多么地欠缺。还有难忘的一事。中央党校出版发行我的专著《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上下卷)，在门口的崇学山庄召开了一个发行座谈会。此时我的孩子正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我就让他带几个同学过去借机交流学习一下。我赠给他们一人一套。可过后我的孩子除他留了一套外都还给我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们一看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丢了，我就捡回来收起来了。你当宝贝，再还给你吧。”他们都是些不到20岁的孩子，难道能责怪他们不信仰而且厌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这几年我随机问就业后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几乎没有一个能答上物质、精神、实践、认识、理论、真理、规律、信念、道德、政治、经济、文化、作风、生活、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最基本概念的，都说学过、有印象，就是说不清楚。我对他们说，这些是天天用的东西怎么能忘记呢?人的思想活动(思维)是靠概念、判断、推理进行的，而概念是基础，概念不清楚，判断、推理肯定是混乱的，是错误的。这种状况怎能客观准确地分析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呢?其他文化层次的更不用讲了。看我们的大学教育人的效果多么可怜啊。

　　当有人问我：“你给职工讲马列，他们听吗?”我立即回答：“这就奇怪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己的理论，完全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理论、替他们说话的理论，怎么能不听呢?关键是领导者是不是讲的真马列主义，是不是真信真学真用。只要领导者讲的是真马列理论而且自己真信真学真用，职工群众没有不听，没有不照着办，因为对广大群众有好处嘛!”问我“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人更多。其中一个检察院的领导干部问我：“蔚书记，马列主义真没过时、还管用吗?”我说：“打个比方吧，马列主义告诉人们这样的真理：人不吃饭要饿死的，人吃鸦片要毒死的。你说过不过时?用好马列主义能改造好中国与世界，拿来改造好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还不是像抓小鸡一样容易吗?只要掌握了马列主义，大笨蛋都会变得很聪明，想干不好事业不可能，想犯大错不可能，你说管用不管用?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我曾对那些“过时论”者说：“我给你讲马克思主义不过时的原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你给我说说，马克思主义原理哪条过时了。我量你一条也说不出来!”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征战史上横扫20国反动武装，威震天下，所向无敌。其原因在哪里呢?对于军队，人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但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呢?回答是这样的，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记牢、践行“三句话”、“八个字”——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想不英勇善战都不可能，想不打胜仗都不可能。其中，“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永远站在人民一边，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人民扛枪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强调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听党指挥，都是为了保证人民军队永远忠于人民。在过去，这是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已扎根于指战员心灵里。否则，无论抱怎样的美好愿望，无论装备什么现代化武器，想英勇善战，想打胜仗，都是很难很难的，甚至不可能。连美国的一位明白将军都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为什么?他没说，我给他补充了一下：毛泽东化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的军队，一不怕死，二会打仗。结果只有胜利。我看到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浮躁的心理状态和跟着感觉走的意向外，一个极其不良的表现就是，放着马克思主义这个威力无比的核武器不拿不用，而留恋于大刀、长矛、土炮;放着马克思主义这副显微镜、望远镜、照妖镜不用，而单凭自己的肉眼观察事物，从心里感到无知、可怜、可笑、可恨。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开明人士都不如了。前些年我与一位英国技术专家聊起来，他感慨地说：“马克思的学说给你们带来一些好处，但不如我们多。你们现在口头上的东西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诊断师，他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毛病看透了。我们就按他指出的毛病治，所以我们的社会完善了，发展了”(当然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效果的暂时性上讲的)。在人类跨入新世纪、新千年之际，马克思被资本主义世界评为上一千年第一思想家。就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现象，其成因完全没有逃脱出12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的透彻分析：虚拟资本市场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加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加快了资源配置，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便利了企业经济扩张的融资渠道，推动了社会的集资和融资，还为政府进行财政和金融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载体;但同时又产生一些消极作用——易于滋长投机和赌博行为，若不规范监控任其膨胀就会造成虚假的繁荣、出现泡沫经济，甚至导致金融危机。那时的虚拟资本市场还处在萌芽状态。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何等的伟大和天才!哪还找得出另一位人类大思想家与马克思相比拟。近十年来，在西方世界一次一次掀起学习《资本论》热潮，《资本论》经常脱销。另有一种思潮，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为名，不加分析地过度推崇孔孟之道，似乎孔子的思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实用和伟大了。殊不知，孔子思想流传、统治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没能救中国。孔子思想主要是为剥削阶级麻痹、束缚人民的思想服务，中国社会最终得到的是积弱积贫、黑暗腐朽、任人宰割的命运。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经过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救了中国，使中华民族走向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这已被历史钢铁般地予以证明了。孔子思想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研究，并剔除其糟粕，批判地吸取其精华部分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绝不能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学问，更不能成为指导思想。孔子思想除了它的剥削阶级性质外，在认识水平上不过是站在小山头上看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站在卫星和宇宙飞船上看问题，绝不在一个层次上。凡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马克思主义里都有，但马克思主义里有的东西，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在三十年的领导岗位听到、看到和接触到无数各级各界领导干部，凡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懂些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大多数都基本做到了信念坚定、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忠于职守、攻坚克难、成效显著;凡是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个个都是精神空虚、萎靡不振、心底昏暗、公私不分、损公肥私、失职渎职、好事不成、败事有余。个个都在我脑子里活灵活现、清清楚楚。特别是，当我给那些直接配合或打交道的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所下的一年或几年内一定把事业搞坏、搞垮的预言一个个得到验证时，我想的最多的是：有那么多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更高层次、更加复杂的地方和中央领导岗位上，各地和全国不搞个七零八落、混乱不堪有可能吗?可以断言：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无论在何种党的事业的领导岗位上，其作用只能是一个，那就是阻碍群众进步，祸害人民利益，只不过是因职务的高低、能力的大小不同所起的阻碍和祸害作用的大小程度不同而已。不懂马克思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是众多当权的党员领导干部导致横行霸道、贪婪堕落的主要内因。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共产主义者，然而，“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共产党员要带头学习并作为首要任务和终生任务，学哲学，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管理学，还要学本职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知识。其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放在首位的、不间断的学习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级党组织集体学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主导，武装领导干部，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加强自学。努力做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毛泽东)。否则，无法按照党的使命去认识和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顶多是一个先进生产工。刘少奇同志告诫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终身的事业。”因此，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把自己的每项具体工作看作是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平台，都是在为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而不是当作谋生职业，理所当然地要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而生存和奋斗。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似海洋一样浩瀚深厚;但因其是最彻底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的科学体系，所以又是那么地通俗易学、便于掌握。跟毛主席干事业的革命先辈们，文化功底总体不强，有的是现学文化知识后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用于实践而成就事业的不胜枚举。我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文化基础是较差的。我若有现在年轻干部的平均文化程度，那学习马克思主义会更快、更多、更好了。我只是靠笨鸟先飞、苦学苦读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1-5卷，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们不能要求、也没必要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读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一定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读熟读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杰出继承者的经典著作(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为统领)。只读一点推介书和辅导教材、听听辅导课是肯定不行的。若不读好几十篇经典原著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识破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阉割马克思主义实质、颠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错误思潮)，就不能同违背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作有力和有效的斗争，就不能承担起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的责任，也经不起错误思潮和观点的冲击。我到了一个新单位，有一次我问一位处长：“你入党几年了?”他说：“十三年了。”我说：“也算老党员了。《共产党宣言》读了几遍?”他说：“不好意思，一遍没读。”我说：“你积极肯干，做了不少工作。但不学《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要做一个高度自觉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不能只怪你。过去你的领导没有教育你们学是重要原因。以后还得好好补上这一课才行。”从中央到基层组织都应该把组织学习和倡导自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当然，关键是中央作出榜样才能真正奏效。从十六大政治局形成了集体学习制度，已进行过近百次的学习，但从不见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党学习教育活动中，发放的学习材料也逐步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容，党内外群众意见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和要害是:(1)真信。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心诚则灵”。(2)把握精髓。要始终琢磨“9个字”---“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每篇著作都在阐明“为什么实事求是、怎么实事求是”，“为什么为人民服务、怎么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从客观事实中探究规律、认识规律，按规律办事。离开实事谈求是只能是空谈。人民——以工农劳动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人生的崇高价值就在为人民服务上。关于怎么“投机取巧”、“愚弄群众”、“升官发财”、“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不仅一个字也没有，而且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改造一切错误思想，消灭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尤其是埋葬剥削制度——私有制这一腐败和假丑恶祸根的根本途径和办法。因此，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者不转变的话，是永远不会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和剥削制度的维护者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通过学习真正彻底弄明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并笃行之，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雷锋就是我们党员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了，却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没有高深的学历，也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培训班，更没进过党校，其杰出表现不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坚信和身体力行“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吗?其实，在我党历史上千千万万个雷锋式的优秀党员干部都有这个共同特点：掌握原理，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世界观，努力践行。潜心考察、具体分析一下人类历史，各朝各代、各社会形态的兴衰更替、人的最终得失沉浮，无不证明这样的结论：唯有实事求是靠得住，唯有为人民服务有前途。因为客观规律不可抗拒，顺规律者昌，逆规律着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张国涛、林彪、“康生及这三十多年来出现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等一批批奸佞贼子、腐败分子是多么地高贵显赫、不可一世，但他们竭力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为人民服务，到头来是恶贯满盈、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我个人的经历也充分证明了。我在任何岗位都是强调这个观点：“邪气打不下去，正气就树不起来;正气树不起来，邪气就打不下去。风气不正，好事无成!”我老辈无当官的，我从小也不想当官，但因关心集体、积极向上、处处带头，好管“闲事”，从6岁上学开始，除5个多月外一直当官(包括学生干部)，18岁任科级，26岁任副处级，32岁任正处级，还下定决心当好。为什么呢?当官就有权，有权就可以主持正义，打击坏人，保护好人。不当官，没权，对此就使不上大力量。因此，我要求自己必须做到从善如流、嫉恶如仇，随时随地站在正义一方，击恶扬善，总是受到正派的上级领导和身边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扬，同时，随时随地都有上上下下的妖魔鬼怪跟随在身进行造谣、污蔑和诅咒，但我一直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绝不叫好人说我坏，绝不叫坏人说我好!”什么是好人?就是关爱别人和人民的人。什么叫坏人?就是损害别人和人民的人。不管风吹雨打，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不动摇，以群众的语言为语言，以群众的意志为意志，以群众的利益为利益。我的人生轨迹也就一直处在顺利---曲折---顺利---曲折—顺利的波浪式进程中，数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我和身边的广大党内外群众最终都是取得彻底胜利。其中，经过最严重的曲折(2006年1月)之后的两年多，时任国家专卖局局长的姜成康同志来山东时，在公共场合，对我的顶头上司和同志们说：“老蔚有才气，是个创新型干部，研究型干部。”接着对我的上司们说：“老蔚有弱点，但是个干事业的人，能干成事的人”，“有人说老蔚搞宣传多了，实际上他的工作很扎实!”姜局长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代表大多数干部职工的看法对我作出符合实际评价的(当然我确实没什么才气，只是笨鸟先飞而已。这一点，姜局长对我过奖了)。国家局副局长张辉同志在他办公室里对我说：“老蔚你对了，**他们错了!”两位国家局领导的话，简直就像是对我的“平反”一样。我心里的阴霾全扫光了：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又一次得到最好的奖赏，是靠得住!我又成功了。我干工作，如果出现不完美的或不完善的地方就自责严重;干好干成功的地方是应该的，不图自己的一分私利，只图党和群众的认可，只要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关键就在于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是真正的先进组织，先进的组织才是有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是真正的老实人。老实人有时吃亏，但算大帐、算总帐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不老实者有时沾便宜，但终究要吃亏，大不老实吃大亏。这是人生的普遍规律。

　　无论什么人、什么组织，凡是按客观规律办事，都能够成就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业，只不过是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有反映世界最普遍规律、代表人类大多数最高利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指南，能够更多地发现、更自觉地遵循各工作领域的具体规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宗旨必然得到人心，更易成就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罢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就看谁能够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和考验：始终不渝地实事求是，不违背规律;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不谋取小集团和个人私利，并同损害人民利益的言行作不疲倦的斗争。国际共运的成功时期和我党的成功时期都证明了这些观点;发达国家和企业的成功阶段也证明了这些观点。我考察过当今世界五百强的成功经验，它们行业不同，业务不同，历史背景和进程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管理特色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优点：一是注重科技进步，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前者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后者是诚信经营，为客户服好务，尊重和发展本企业员工，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为人服务(作为私有制企业，是资本最大升值前提下的为人服务，不是我们共产党无私的彻底的为人民服务)。我作为党的一员过去就是按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七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供求规律应用于实践，摸索本职工作的具体规律，认真遵循和运用的;自己带领班子作出的每项决断和决策必须保证达到95%以上乃至98%以上的群众赞同、受益和满意为前提。因此，我历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无一落空，既定目标都得到圆满实现，可以说是达到了“心想事成”的境界。

　　我们每个党员都要永远学习革命导师列宁的高贵品格和优良学风：“列宁的一生对全体劳动者，对全体被压迫者充满了热爱。这种感情是他从英雄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遗产中得到的。这种感情使他热烈地、满怀激情地去谋求能使劳动者获得解放的道路。他是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答案的。但他不是以一个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是以一个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寻找答案的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牢固树立这样的信念：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世界、发展世界。如果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单位，广大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此部分人不信马克思主义，下属及党员、群众谁信谁吃不开、谁遭打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不是别的原因，完全是领导干部带头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造成的)，都能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坚信不移、学通弄懂、忠贞不渝、联系实际、一以贯之，我党的形象一定会高大起来，恶劣风气一定会消除，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会极大地增强起来，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真心拥护、衷心捍卫的党，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解决党内外正确信仰问题上，要特别讲到正确看待和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问题。毛主席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实践大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组织或一个人，不能崇拜毛主席和忠于毛泽东思想，说树立起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针对三十年多来党内外奸佞贼子(袁腾飞、贺卫方、高尚全、茅于轼、孙君红、赵士林、毕福剑、邓相超、左春和之流不过是些小恶狗而已)不断掀起非毛辱毛反毛的邪风恶浪，且得不到有力抵抗和反击(只有人民群众自发的抵制和反击)，对党内外树立正确信仰带来的大破坏而言的。毫无疑义，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丰功伟绩与苍天大地同在、与日月星辰同辉，是任何人也磨灭不了的(所谓“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什么实事求是评价?难道在毛主席身上还存在“错误是第一位的，功绩是第二位的”可能性吗?建国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毛主席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严重错误”，其他人都是完人，谁能信服?);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导师，已和人民不可分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毛主席在世时，人民崇拜他;而在他仙逝之后至今的40年里，人民依然用各种方式纪念他，在中华大地上崇拜他的热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这是广大党内外群众发自内心的永恒的崇拜(也是对所谓毛主席搞“个人崇拜论”的最有力回击)，这也是党内外群众政治觉悟和高贵品德——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感恩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奋斗成果的集中体现。今天，党理应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救中华民族于火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恩大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成就。可以断定：没有毛主席连人民大会堂都不可能有，就甭说其他了。这些年来有志之士之所以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哀叹，根本的原因就是许多坐享其成的人竟连自己的国父——毛主席天大的恩都不感了，甚至忘恩负义，还有什么其他恩可感的呢?因为人的最高品质，归根到底是感恩。君子、好人都是感恩的人，小人、坏人都是不会感恩的人。不感恩是人品质低劣、恶劣的表现。不感毛主席的恩就是背叛!这种人多起来时，社会道德就要沦丧。此教训是必须吸取的。毛主席在共产主义事业斗争中，依据马列主义原理，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化成果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完备、最系统的产物，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须臾不可脱离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不朽的成绩归根结底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万神。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党魂、军魂和国魂，是中华民族的护佑神，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一同是世界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实现最合理最公平社会——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十分清楚，国内外一切辱毛反毛势力都是人民的敌人，尽管手段五花八门，但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摧毁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扫清最大的而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党、国家和军队历史正反经验反复证明，凡是毛主席掌舵，按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前进，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凡是排斥毛主席的领导，背离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我们党、军队和国家都遭到失败和灭顶之灾。唯有毛主席指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其中，毛主席带领我党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摆脱困境和危机，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军不变弱，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人民扬眉吐气、幸福安康，昂首阔步迈进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唯一正确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代表着共产党的本色和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所以工农阶级衷心赞同和拥护，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则怕的要死，很的要命，竭力抵抗。对此，只是个认识不认识、早认识晚认识、践行不践行的问题。今天的党内外群众从我们党和国家兴衰成败史的对比分析中，从毛主席对国内国际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对苏联叛徒集团“卫星上天，红星落地”、中国存在复辟资本主义危险等预言一个个被验证中，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毛主席是咱们的贴心人，是真理的化身;听毛主席的话没错，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96年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68年，实践已充分证明、将继续证明，无论哪级组织，也无论什么岗位上的人，只要不敬仰毛主席，背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自认为有多么美好的愿望、高深的理论、丰富的经验、非凡的能力、强大的势力，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钻黑死胡同，跳万丈深渊。事实已很清楚：崇拜不崇拜毛泽东，忠于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判别真假共产党人和好人坏人的试金石。在毛主席身上，我们有感不尽的大恩大德，有颂不尽的丰功伟绩，有敬不尽的宝贵品格，有学不进的文化知识，有汲不尽的科学真理，有长不尽的人间见识，有取不尽的文韬武略，有用不尽的冲天力量，有享不尽的雨露阳光。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说的直截了当、精辟无比：“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雷锋同志在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上做出了光辉榜样，代表了历史和现实中学用毛泽东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众多党内外优秀同志的思想体会和成长历程。因此，现在和今后都应大力号召党员和人民好好学习和效仿：“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觉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心里明亮，思想开朗，劲上加劲，毛主席的教导便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我是在1958年夏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过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武装了头脑，增强了本领。我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用学习到的理论、观点对照联系自己的思想、劳动和周围的一切实际情况。这么一联系不仅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提高。”“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革命歌曲《战士想念毛主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人民军队忠于党》、《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真正唱出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和崇高志向，必将永远响彻寰宇。

　　(三)必须全党行动，恢复和加强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工作没有生命，“生命线”在此只是借喻。 “生命线”是保证生命的根本要素。阳光、空气、食物和水是人体的生命线。喻意十分清楚，政治工作对于其他一切工作就像阳光、空气、食物和水对人体一样的重要。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党的工作。没有政治工作就等于没有党的工作，就等于取消了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政治领导，主要是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思想领导就是将党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注于人民群众并使之理解、接受和自觉地实行之;组织领导就是对本组织系统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对成员(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管理和发展，使之在社会的各层次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政治工作就是党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所谓政治，是阶级社会固有的客观现象，是一定阶级经济利益的最集中的体现。政党都是阶级的产物。之所以说共产党是政治组织，就是因为这个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倘若它不是这种先锋队和代表者，或者不能够代表，那么它就不能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了。要么是其他阶级的党，要么是一般的民间社团，要么是一个空洞的无实际内容的称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求得人民解放，建立人民政权，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就是我们党该时期最大的政治。在现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就是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党的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应始终是以反映和适应社会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科学体系和迄今为止人类最高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政治工作就是我党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既定政治任务和目标(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进行的关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和党组织自身发展问题的工作总和。其中，关于解决党组织自身思想、组织和作风问题的工作是党的建设;关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观点、方法问题的工作，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所谓政治问题即是涉及和关系到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和国际关系等带有大局或整体利益性质的问题。政治决定政治工作的方向和内容，政治工作则是实现政治任务目标的保证。为什么我前面说，千千万万个基层单位已成为“自由党”的天下?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千千万万个基层单位党组织领导地位取消后，政治工作已不见踪影，因而也就在事实上脱离了党的领导，尽管形式上都是在我党执政的国家里。政治工作是我党“起家”和“发家”的最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靠它，抗美援朝胜利靠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靠它，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出“两弹一星”靠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成功也必须靠它。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人有在组织的人，有非组织的人。对组织内的党员、团员的工作是我党的自身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对人民群众的工作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有了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有了党章和团章，若不能持之以恒地、有力有效地进行和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党组织则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团组织则不能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群众的核心和党的助手。也就是说自身不硬，是打不了铁的。若不能有力、有效地进行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则不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增强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能力，就不能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能抵抗错误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形成为我党的任务目标而奋斗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党的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都不可能实现。各类管理工作是人财物和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工作，即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组合生产力要素的工作，具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因素;专业技术工作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工作，是生产力的范畴;而政治工作则是属上层建筑领域的工作。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否则其他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或不可能解决。什么工作最难?做人的工作最难。在企业成功的基本经验是：做政治工作必须从生产经营实际出发;抓生产经营工作必须从政治工作入手。我党的政治工作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做人的工作的最好的学问，能使人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变先进，甚至把坏人改造成好人，这也是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财富。若不能很好地恢复和发扬，很多先进人物变成落后的人，落后的人变成坏人，甚至一些好人也变成坏人，不但党的事业不能最终成功，而且在前进道路上将会处处碰到难以解决的障碍，将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毛主席告诫说：只要我们的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看看我们这些年各级各界的思想混乱和愈演愈烈的怪事乱象不都可以从放松甚至取消政治工作上找到原因吗?

　　我作为一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工，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继承和发扬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规律，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从未放松和间断着政治工作(包括我当卷烟车间主任时，也主要靠政治工作用一年多时间把“老大难”变成先进车间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威力，尝到了无尽的甜头和快乐。政治工作就是精神“原子弹”。我以此为依据进行了理论概括，除在单位内常结合会议、学习讲解外，在许多报刊和会议上发表多篇政工论文。大部分已编入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出版发行的我的专著《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上、下两卷)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的《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1-4卷)。时至今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必须弄清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把‘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落到实处》、《德与才及用人标准》、《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严格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党员干部必须具有五种意识》、《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搞好企业的关键》、《谈谈实事求是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等，对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些是在当时争论激烈且混乱不堪的问题，我都从理论到实践给予了全面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要常回味一下胡耀邦同志这段精辟论述：“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是同我们党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建党以后，我们就通过各种报刊、书籍和其他方式，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对中国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起了有力的启蒙作用。井冈山时期，我们首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用革命思想教育干部和战士，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整个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在物质条件很差、其他条件也很差的情况下，我们打败了敌人多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坚持下来了。以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我们靠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了;是因为我们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广大党员和战士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艰苦奋斗、浴血牺牲，因而也就能够动员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这中间，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性，是我们党采取的一项主要方法。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我们事业的发展和胜利是建立在领导正确和群众自觉的基础上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群众的自觉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说，善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然而，多年来，党的政治工作被忽视、削弱、淡化、虚化、甚至被取消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遏止和改变;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平暴之后总结的深刻教训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没有在现实中得到贯彻。时至今日，在党内党外会做一点政治工作的老同志坚持下来的也很少了，多数动摇了，更多的已从岗位上退下来了。年轻一点的，因为整个党的问题，又没有“师傅”传帮带，根本不懂，更谈不上会做了，党的政治工作传统已基本失传了。到了该认真反思、分析研究、切实恢复和加强的时候了。否则，党和人民的任何事业就别指望有什么好转和成功。

　　(四)若干重要理论观点不符合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应予澄清和纠正

　　1.不能把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等同起来

　　人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性问题。人这个概念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人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人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人民就是阶级性的概念。把人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超阶级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人民这个概念是个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外延是变化的，但本质内涵是不变的，这就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人民是对敌人而言的;群众是对少数而言的，党内的多数叫党内群众，党外的多数叫人民群众。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恨是对等的。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就没有对敌人的憎恨;没有对敌人的憎恨，也就没有对人民的热爱。有句老革命的警言：“对敌人的包容和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人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周总理按照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概括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四项内容的第一项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非常令人失望和痛心的是，我们今天的许多共产党员恰恰是忘记了这一根本问题。试问，连人民和敌人都不分或分不清，难道还存在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与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的统一。我们党在建国前进行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是解决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必须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因而也是一定要胜利的。当我党带领工农劳动阶级夺取政权，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被消灭之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已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已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无论从国内状况和国际环境看，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客观。国内和国际上，只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的重大差异，有一个社会集团无偿占有另一社会集团的劳动成果的现象，就一定有阶级(阶级是经济范畴)，有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社会性的利益及其在追求利益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这才具有了政治意义)。“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错误的，其危害是极大的。它使党不敢在实践中承认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政党，似乎称“全民党”更自在一些。进而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立场，不仅失去大部队，主要地是失去先进性和纯洁性;它让党和人民无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关系上，就会混淆社会主义阵营、被压怕民族和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认不清两者之间有利用性合作而在整体利益和前途命运上根本对立的本质关系;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区分开来，无法看透和揭穿资本主义世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虚伪和欺骗;不知道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怎么选，也无论选谁，总统都是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和傀儡;不知道国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是最大凶恶的恐怖主义，容忍、默认美国为首的世界列强肆意干涉、制裁、侵略、颠覆主权国家(当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遭遇还不清楚吗?)却把反帝反霸、反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统统归结为恐怖主义而加以反对，在国际上将彻底失掉道义和信誉(可以试想一下，按照现在一些人的观点，中华民国时期的红军、解放军不就成了最大的恐怖组织了吗?);它使党和人民丧失敌情观念，解除思想武装，不分敌我友，让国内外敌人对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任意反攻倒算、疯狂践踏、瓦解颠覆。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阶级斗争是不是主要矛盾，只能根据阶级矛盾在社会矛盾中的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进行具体分析而定。但阶级斗争不会熄灭是确定无疑的，只是要根据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状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罢了。阶级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思想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是其最高形式)。事实上，这几十年封建阶级残余和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用以上三种斗争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试问：载入党章和宪法的立党立国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已基本被摧毁，难道还不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和严峻表现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就像离开四季设计和制售服装一样脱离实际，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行不通的，只能是处处被动挨打，更是不可能认识和解决社会一切政治问题和重大经济、文化问题的。一切政党都是应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和斗争形势而产生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都不会是超阶级的全民党。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人民中的农民阶级的先锋队，更不是人民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了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特质，因而，成为最大多数人劳动阶级即人民利益的代表，是领导阶级——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社会上还存在敌人，因此，人民不等同于全社会的人。关于人民这个概念，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的很明确，仍适用于今天，“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既使于人民中的某些人在某一点(非经常性)上有损于或不利于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也不能作为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党的各级机关都是人民的工具，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以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工农阶级(通常指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产生思想、政策、任务、意见、方案、办法的最大依据，即是说，所思、所说、所为一定要以最大多数劳动者受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以是否有利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作为判别敌我、是非，决定取舍的最高标准。为少数人服务，让少数人得利，甚至得暴利，是违背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的;站在全体社会人的立场的说话办事肯定是不可能办到的。很显然，在全社会的人中，人民是一面，还有敌人一面，说话办事既让人民满意，又使敌人高兴，谁有这个本事?谁也没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为历代人所耻笑。因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用户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毛泽东)这才是正常的态度和规则。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尊重人，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的理念是对的，在某些基层单位(无阶级性对立阵营)内是可以提的。但无论从阶级性上，还是从唯物史观上来分析，都不能在党内把“以人为本”与“人民服务”宗旨混同起来、平起平坐，更不能用“为人民服务”衬托“以人为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总有私欲吞天的少数人侵害多数人的利益，总想无偿占有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剥削、压迫多数人，成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人上人。只有与这少数人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党才体现出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人民“主心骨”的形象，才能造就全社会人人都是服务者，人人都是服务对象的和谐风尚，才能凝聚起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大业的奋斗目标。

　　2.关于“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问题

　　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哲学概念是反映整个世界的。一说世界就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基础，精神世界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物质世界又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万思想都包含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边了，再无一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与此并列。然而，我们党在讲文明建设时，却出现了这种并列的情况：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我们需要的任何文明都包含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我们为文明而进行的各种建设，也都包含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而且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有了雷锋做的无数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实——物质文明，才有了伟大的雷峰精神——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精神文明);学习和弘扬伟大的雷锋精神——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各行各业千万个雷锋式人物成长起来，做更多服务人民的事业。然而，雷锋所做的无数有利于人民的事实，又是伟大的精神文明成果——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若以此循环往复的话，整个世界就越来越文明，实现了文明建设的总体目的。然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能中间夹着一个“政治文明”。政治是物质世界中的社会里的一个领域，应与经济、文化并列。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都存在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都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例如在政治领域，党政机关及其每个干部时刻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公仆)，象雷锋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取任何私利，全身心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理政兴业，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搞好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很显然，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是犯了概念相容的逻辑错误，犹如把孙子与爷爷放在了同一辈分上。

　　3.关于党的“五大建设”和“五位一体”问题

　　“打铁先得本身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人民的事业皆取决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要实现正确领导，就必须首先依靠坚持不懈的自身建设，自身要过硬。党组织有三个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组织和作风，因而，成功的经验和客观情况主要是加强三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把党的建设工程比作大厦建设的话，思想建设是基础工程，组织建设是主体工程，作风建设是装修工程。“三大建设”是有机结合的整体工程。“三大建设”中每一建设中都要有制度来保障(就像每项工程都要有标准规范一样)，每项建设若没制度的保障就无所谓建设。例如，要进行思想建设，首要的要建立好学习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特别是“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建设，首要的是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否则就是乌合之众)，并以此制定具体的党员发展和管理制度(包括党员权力保障制度、奖惩制度等)、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在作风建设中，联系点制度、调查研究制度、来信来访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监督问责制度、诫勉制度、廉洁自律制度、查办案件制度等都是必须建立的。因此，制度不是党的肌体上单独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人体中“八大系统”和“四大组织”是有机组成部分，而每个系统和组织中的健康标准和运行规则却不是与“系统”和“组织”相并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是一个道理。制度是渗透于保障于机体各系统和组织的东西。不能将制度建设作为独立内容单列出来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并列起来。这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性质的缘故，违反了辩证逻辑。不然，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为制度而建制度的形式主义和繁琐主义。现实中的表现正是这样。“腐败”行为和“廉洁”行为都属作风问题;反腐倡廉(子项)本身就是作风建设(母项)的一项重要内容，若从作风建设中拿出来与之并列，一方面使人误认为反腐倡廉不是解决作风上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说不清了。很明显，是犯了概念相容的逻辑错误。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同样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社会是什么?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的集合体，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基础的统一。社会是母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是其子项。把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并列，又是概念相容的逻辑错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分别写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改革创新的任务，只要略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的内容显然都是属于经济、文化范畴的东西。如就业、收入分配、养老保险等自然属于经济领域;教育、卫生、计生国策等自然属于文化领域。另外，“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涉及经济保障制度、政治保障制度和文化保障制度，都要依据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依附性而归属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而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又是同样的逻辑错误。生态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不加入人们的改造活动是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总体，无所谓文明之谈;当加进人们改造(或叫建设)的成分，就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价值并为其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均寓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之中，或者说是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应有之义。有时还出现把党的建设与经济、政治、文明建设并列的情况，更是明显的逻辑错误。政党顾名思义是政治党，政治党的建设不属于政治建设又能属于什么?

　　4.关于生产力和经济等相关问题

　　生产力与经济有不同的含义，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概念，构成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与生产资料结合而形成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而且人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保护或阻碍作用，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离开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或离开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不能得到科学结果。这些年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说话办事，离开对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研究，去奢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知道先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和道路，落后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更不知道、也不愿意相信建立在社会性大生产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是彻底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广阔天地和康庄大道，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直至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经济则是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循环往复过程。经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社会起决定作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了经济基础的性质，它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是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形式。经济≠物质。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物质≠金钱，财富≠金钱。财富是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金钱是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只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看上去不是些复杂的概念，甚至是基本常识，但许多领导干部理解和运用上却十分混乱，甚至荒唐。概念混乱必然导致思想混乱。例如，从上到下一片“发展生产力”的声浪，很多领导干部却根本不知道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然更不知道发展生产力首要的任务是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再如，党内外许多人认为金钱是财富，掌握了金钱就掌握了财富，金钱越多，财富越丰厚，纯粹是愚昧加野蛮的意识。人类文明进步规律说明，社会经过一定的商品生产阶段后，伴随着商品范围品的缩小，货币逐渐失去职能，到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应很狭小的空间起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住房、教育、医疗等是不能商品化的，否则，只能说明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到了人类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商品、货币归于消灭时，也是人类拥有财富最多，最幸福美满的时代。人们的思维规则是概念、判断和推理，概念清楚是前提。

　　5.关于教育方针问题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完全正确的。有的同志却提出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看表面现象是更全面了，实际上又是违反了逻辑。美，若作为社会审美观(社会道德的一部分)，则属于德育的范畴;若作为美术、技艺则属智育范畴。劳，若是增强劳动观念，则属于德育的范畴;若作为提高劳动技能则属于智育的范畴，因为在校学生不是生产劳动者，故不可能有创造财富含义的劳动。把美、劳与德、智并列的提法，无异于说“人不吃饭、不吃大米、不吃馒头、不吃包子、不吃红薯……要饿死的”一样可笑。这几十年此类错误大量地出现在党政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是以“创新”的名堂产生的。

　　6.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及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这些关系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能真正阐明，正确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政治是文化的基础，文化(主要指观点性的)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的内容，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概言之，它们之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也没有离开形式的内容，两者相辅相成，既有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例如，一切政治斗争(包括军事斗争这一最高形式)，都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政治的性质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何政治都是一定阶级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即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着资本家集团的经济利益，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着无产阶级及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文化(主要是意识形态)则是附属于一定阶级政治并为其服务的。因此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真理。例如，丧失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会丧失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驾护航，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一定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保驾护航的。再如，文艺(文化现象)出现的“三俗”一定是对经济、政治上的“三俗”的反映，文艺最直接最快速最强烈地反映社会生活，不解决经济、政治上的“三俗”，就不可能解决文艺上的“三俗”;不解决文艺上的“三俗”，则会使经济、政治上“三俗”更俗，就像大家所说的：“没有最俗，只有更俗!”看一下我们的文艺作品，以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相统一的原则来考察，除八十年代初受毛泽东时代“惯性”影响，各方面仍出了一些好的文艺作品，但之后，除了个别反应我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外，连一首净化心灵、启迪智慧、催人上进的歌曲都没有，无论大小场合，我们喜欢唱的都是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阶段的歌曲。这些年的文艺舞台上，到处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还有社会主义的文艺吗?有些人振振有词、连篇累牍地讨伐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嘲讽为“七八亿人民十年只看十块样板戏。”但是，“真金不怕火炼”，“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具体分析一下，不谈当年样板戏的广泛普及和巨大影响，就说现在，对于样板戏不管看过与否，认真看看、研究一下，只要懂点文艺、文艺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人，谁都会承认这个事实：革命现在京剧样板戏可谓曲曲优美、句句动心，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统一，堪称文艺领域集中西艺术之大成、冠社会主义文艺之经典!谁能拿出近三十多年来可与样板戏媲美的戏剧作品?一块也没有!再分析一下反映我国当代生活的歌曲、绘画、小说、电视剧、电影等其社会背景，特别是人与人关系与泰国、韩国、印度等国的社会制度还有区别吗?

　　7.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有一个时期，党内有些人提出效率领先、兼顾公平的观点，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是违背我党宗旨的，完全错误的。那些人一是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二是太不懂人心、太不懂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了，当然也没认真干过或实际考察过制造财富的实际工作，不可能知道效率和公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后来作了些纠正，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和平均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又不能把效率和公平平起平座，它们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或者称作因和果的关系，效率是为公平服务的并要为着实现公平的。我们的实践证明：没有公平，就没有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自然就没有什么效率而言。我与许多劳动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里干，有的是办法，有使不完的劲，再苦再累也心甜，最终成就壮丽的事业;在一个不以劳动为尺度，不以事业和贡献论英雄，是非不分、赏罚分明、分配不公、人妖颠倒的环境里干，什么办法也没了，就连不干活时也累得慌，结果是一片瞎忙、一事无成。这些年来，在我国各地各领域冒出来的文盲、半文盲富豪，靠职权贪污受贿而成的暴发户，随处可见的缺德无才的达官贵人(大家常议论说：“共产党的官白痴都能干”)，谁能服气!人民能不生气!实现公平正义是古今中外一切仁人志士毕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埋葬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建立起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总之，公平正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有首优美的歌曲这样唱道：“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向往。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和产品而成“人上人”的私欲、行为所造成的尖锐的斗争，人们要想径情直遂、自然而然地实现此境界至多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无异于空想、幻想。连因唱“美好”歌曲成名的人也没想到，常常倡导和向往理想的境界，而一段人生的结果不但不美好，而且十分糟糕——痛不欲生：偷税漏税被罚，搞对象钱被骗光。前者是危害国家利益即人民的最大利益，当然要受到法规的制裁;后者说明社会上就是存在损人(公)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必然侵害他人的生命和财产。社会上只要有极端个人主义者存在或生长，不仅献出的是“害”，而且还阻碍和破坏善良的人们奉献“爱”。事实上，剥削者、压迫者、侵略者及各种坏人要比豺狼虎豹凶狠残暴得多。各式各样的蒋介石、黄世仁、南霸天、林彪、康生、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熊振林、刘汉等及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美国鬼子不都是这样吗?人类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其中包含着真善美与假恶丑不断较量和斗争。不是真善美压倒假恶丑出现“美好的人间”，就是假恶丑压倒真善美出现“人间地狱”。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动员、组织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持和弘扬真善美，发展生产力，推进科技进步，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还要与假恶丑作不懈的斗争，努力营造“绝不叫老实人吃亏，绝不让捣蛋的人占便宜”的公平正义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满足一切劳动群众的意愿和需求(所想、所期、所盼)：收入好，有住房，体魄建，家和睦，保安全、受尊重，有所学，有作为，事业兴，国家强，党风正，世界和。这个意愿和需求，同时体现了从低级向高级的人生价值。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是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的高，尤其是私心比一般人重得多。我这些年自身实践和社会调查的深刻体会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勤劳、最忍耐、生活条件要求最低的人。无论整个国家，还是哪个地区、哪个单位，连这样的老百姓都领导不好、服务不好，甚至造成不满或动乱，就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二是无能，再也找不出第三条原因了。

　　8.关于工作指导上的左和右问题

　　有一定阶级、政党和集团内部因政治倾向性不同形成的左派和右派。一般来说，左派是政治上倾向进步或革命的一派;右派则是政治上倾向保守或反动的一派。对此，我们党当然要支持左派群众，抑制和打击右派势力。但在日常工作中主要是指是在总体出发点一致(或同一政治路线下)的情况下，所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错误，即脱离实际的思想认识错误。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也是为实事求是服务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做到既不偏右偏左、获取真理即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从而以此作为正确的工作指导，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有两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为特征的错误倾向，以此来指导工作必定碰壁和失败。一种是超越了客观实际，即客观条件不具备，群众还未觉悟到一定程度，更不愿意去办的事情，不讲究策略和方法，强行决策并命令群众去办，结果事与愿违，有限资源被浪费，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事业。这种盲动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所谓的左倾错误。因为表现的过于革命或进步而实则错误，故常常是以“左”来表示。另一种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即客观条件基本具备，群众有意愿、有觉悟、积极要求办的事情，而不了解、不认识，不去因势利导、快速决策，放手发动群众去办，常站在群众中少数落后分子的立场上想问题，充当了群众的尾巴，结果是坐失良机，群众埋怨，贻误战机，延缓了发展进程，导致事业遭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保守主义。“左”和右都是以脱离实际，违背规律为主要内容的错误倾向，都是思想上的毛病。就象人体的血压高(“左”)和血压低(右)一样，是血压高好呢、还是血压低好呢?哪个都不好，都是病!都是身体不健康的表现，都让人难受，若不治疗和控制，都会带来心脏和大脑上的大病、导致身体的跨掉。只有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的(符合实际的)的血压，才能维持身体的健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同“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对立，都是党内思想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现象。在我党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都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主要是由于执行层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造成的，又是毛主席最早发现和纠正的(见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一封信》和1960年12月30日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等史料)。至于说林彪、“四人帮”是推行“左”的路线，是讲不通的。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蓄意残害了许多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各级干部和仁人志士，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党和人民与他们的矛盾完全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决不存在他们的思想是超越客观实际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犯“左”和右的问题也是不少的。仅举几例：农村实行了几千年沿用的一家一户单干的小生产模式，否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化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康庄大道，使解决农业、农村、农民根本问题的公平劳动、文化建设、团结协作和机械化、水利化、良种化等成为不可能，工农联盟解体，“三农”问题与日俱增、日趋严重;把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模式套到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责任制，甚至贱卖、送给个人经营，之所以彻底失败，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就是这种制度大大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物质条件和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意愿，脱离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说轻一点的话，是典型的右倾错误指导。在遍地开花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城乡一体化、经营城市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中明显地存在“左”倾错误指导;在党内思想建设和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倾向，突出的是广大党内外群众向往共产主义思想境界、迫切要求共产主义科学体系的武装，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决心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增添力量，而在我们党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那里，把人理解为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且坚信人都是自私的，只有个人(利己)主义才能焕发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全抛弃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伟大意义。像大公无私这一无产阶级的崇高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在我党率先垂范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多数都已经完全实践过的(连生命献出都在所不惜)，可以说没有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的大公无私精神，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就没有新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体系，就没有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巨大成就，也不可能有我们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而到了现在，还有几个党的领导干部相信大公无私精神?又有多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把大公无私精神当作极左来嘲弄和排斥?无论以“左”的认识还是以右的认识指导工作，都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最终只有失败。而坚持以真理即符合实际的认识作指导，无论条件好点差点，也无论进度快点慢点，总是有效果的，最终会取得彻底胜利。思想认识上的“左”和右倾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世界观的错误造成的。我们应该好好回味一下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正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严重阻碍革命的先进精神发扬光大的问题是，相当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远远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党章规定，落后于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觉悟和进步要求，成为当今党风恶劣、中华民族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小人心中无君子”，“小偷眼里全是贼”，就是对这些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思想状态的真实写照。

　　9.关于“经得住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问题

　　在党章、上级文件和领导干部中都有这样的表述：“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该表述似乎很全面，但在逻辑上既犯了“重复”的错误，又犯了“概念相容”错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是个人孤立的行为，也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人民群众的行为。因此，实践的主体是人民。同时，实践又是历史性的，即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人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有过去的人民、现在的人民和未来的人民。因为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是全部发展过程的实践。

　　我们从上述分析，就会非常清楚地知道，实践本身就包含着人民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性。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修正认识和发展认识的途径，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更是认识服务的对象。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党的骨干和事业的带头人，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只要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有真实可靠效果的，就是证明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了。反之，就证明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人民的检验”、“历史的检验”都在其中了。

　　10.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和演变看，“社会主义”一词确是一个含义、性质复杂的概念。从不同利益出发的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皆可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语)创立的前后，同时就流行着各类非科学的或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同这些非科学的或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在科学基础上阐发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解放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所一直倾心致力的一项重要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不断地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有力的解剖和批判。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解剖和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指出，虽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口头上说工人阶级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但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更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是把他们希望实现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实际上他们的“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相对抗”，把变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的要求推到“遥远的、实际无限缥缈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关于“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和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因此，“对我们来说来，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实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设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那些把落后农民(小岗村那18个按手印要求单干的农民就是典型代表)和小市民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而发财致富的思想当旗帜，企图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共产党人就是奉行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到了上世纪下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把苏联搞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苏联彻底搞垮。因此，我们全党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特征搞得清楚才具有了原则性的立场。按科学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有七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消灭剥削。2.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3.各尽所能，按劳分配。4.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5.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6.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7.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里的主导地位。在这七个特征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必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形式上叫什么名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与非科学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觉地批判和抵制非科学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干扰和冲击，坚定不移地走好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开放成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手段和有效途径，战胜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

　　1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

　　无论什么“观”都是人的观，即人的基本的或根本的看法。国家和社会本身是没有什么“观”的。在一定的国家和社会起主导作用的“观”不过是国家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成员主体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罢了。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或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认定事物、判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价值观包含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该经济基础服务。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阶级社会，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即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超阶级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对同一事物的价值或意义的看法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例如，对仁义的理解，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判别，对公正和偏私的断定，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完全不同的。很自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肯定倡导着不同的价值观。前三个是剥削制度，它们的价值观都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一定是为维护和巩固私有制服务即为剥削阶级服务;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工农为主体的劳动阶级——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一定是为维护和巩固公有制服务即为人民服务。因此，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然而，对于中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内外许许多多同志提出了严肃认真的质疑：“24字”中有哪几个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就字面的意义来说都不错，都是美好的、人们所向往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放到什么性质的国家和社会都行，剥削阶级社会同样可以这样提、也提过，有些甚至与西方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法治等有相同的提法。对此类每一个概念，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是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的，不可能有根本的共识。可以举几个略加分析。关于民主，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来认识，民主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支配着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少数社会精英、人上人统治国家和社会，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当家作住;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民主就是由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上当家作主。关于自由，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自由，就没有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有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受剥削压迫的自由，就没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自由。关于公正，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掌握资本，工人阶级给自己打工后支付了工资是公正的;工人阶级则认为，资产阶级已攫取的资本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利用资本形成的新价值(剩余价值或利润)也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工资只是资产阶级用货币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消耗的补偿，其他超过劳动价格的大部分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是不公正的，是剥削、是犯罪，把资产阶级占有的一切财富归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所有才是合理的、公正的。关于爱国，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人爱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少数权贵和富人的天堂;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的人爱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天堂。关于平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认为在私有制下，产权清晰，商品交换市场说了算，人人是平等的，在金钱面前是平等的，利益得多得少也是平等的;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则不然，生产资料是公共财产，私有制是少数人靠巧取豪权和剥削手段，占有了多数人的劳动财富，靠攫取的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大多数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获得的利益天地之差，没有丝毫的平等，只有天大的不公，没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才有真正的平等。其他的内容完全是同理。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宣传践行的内容，除非专门对各个概念作出劳动阶级的解释，否则，歧义百出，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倡导多年下去，社会风气肯定“涛声依旧”。大家可以从中宣部制作的挂遍全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图片作一分析，有谁能看出其教育意义何在?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一样的内容而无本质区别，还能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吗?

　　广大的党内外群众是清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道德(包括价值观)的核心就是“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展开的话就是现行宪法中的规定：“国家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怎样在全社会实现“五爱”公德呢?宪法中也作出明确而精准的要求：“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些规定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以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幸福为己任，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最有团结协作精神，特别能吃苦能战斗，为实现人类最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同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这就不会造成任何歧义，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都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伟大使命，只是我们如何具体理解、发挥和运用的问题。雷锋作为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的优秀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生动地表明了社会主义道德观：“世界上最光荣的事——劳动。世界上最体面的人——劳动者。”“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只有宪法规定的、以雷锋精神为典范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先进分子践行的道德观(价值观)，才与其他社会性质的价值观及欺世盗名的“普世价值观”区别开来，才能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经济制度服好务，才能把各民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凝聚起来，形成明辨是非、扶正祛邪、击恶扬善、团结奋斗、昂扬向上、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

　　12. 关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提法，貌似“全面”和“辩证”，实际上既违反了辩证逻辑，又违反了形式逻辑。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谓内容就是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所谓形式就是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内容与形式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对立统一关系;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之一——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不同的概念之间就有了包含和被包含之说。该观点的问题就是把一个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有机整体给人为地拆分开来、割裂开来，之后再想人为地“有机统一起来”，又是把事物之间互相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给人为地并列起来。完全类似以下这样的混乱逻辑：“把人的健康生活和吃饭、睡觉、锻炼、学习和工作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的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等有机统一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有机统一起来”。如此等等。

　　首先，带领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在形式上表现是党的名称、标志和中央、地方、基层组织及各种活动方式;在内容上，就是党章规定的条款。我党历来章程恒定不变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工农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无论从我党产生的原因来分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来判断，还是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认识，我党的一切领导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领导人民铲除私有制、翻身得解放，在管理国家中当家作主，并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胜利，最终过渡到三大差别消失、阶级消亡的人类大同世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还存在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吗?肯定不存在了。不仅如此，连共产党自身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其次，依法治国是党带领人民当家作主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法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表现，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保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本质内涵。在此国体下，人民享受着比资本主义社会高百万倍的民主(列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人民全权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专政的两大职能——对内压迫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及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对外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这个专政谁来行使呢?不是别人，理所当然是人民。通过人民制定法律制度和设立管理的警察、法庭、监狱及和自己同生死共命运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行使专政的职能。法，不过是人民当家作主，难道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依法治国吗?肯定没有。如果发生了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依法治国的现象，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就变了。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不是独立的三个方面，也不是平起平坐的三个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方面、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本来就是个有机统一体，根本不存在是否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的问题。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不是人民在依法治国，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的，依照的法也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是党的性质和价值所在;如果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那么，党的领导就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这个党自然会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

　　13.关于“四句名言”存在的问题

　　有四句“名言”都是不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不能再当成普遍真理来宣传和贯彻了。

　　第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狭义上理解，本身没有毛病。把捉老鼠比喻为目的，把黑猫白猫比喻为手段即策略和方法的灵活性，是在表明，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就是好手段。但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把这句话当作公式到处套用，问题可就大了。在社会领域里的事物、手段和目的关系，绝不像动物界的猫和捉老鼠的关系，不管表面是黑的、白的、黄的、花的，猫的性质不变，捉老鼠是各色猫的本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世间社会性的人就复杂了。人是有意识的，即在实践中对世间一切事物进行认识，其中对事物运动中的目的和手段的选择则是人的认识结果。人的认识是有不同性质的(包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阶级社会，人的认识又具有阶级性。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进步(革命)与反动，就是不同性质的划分标准。同样的事物，性质不同则目的不同，目的又决定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例如：同样是社会经济，但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导致两种经济发展的目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剩余价值(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两种目的的性质不同又决定了不同的手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是靠竞争和掠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是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一定性质的目的，可用同样性质的手段来达到。这是灵活性，也是必须的。但如果采取了与目的性质有区别的手段，所达到的目的的性质也就变了。如果采取了竞争和掠夺的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那么达到的目的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所谓灵活性是对原则性而言的。原则是保持事物性质的准则。灵活性和原则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根本对立和割裂开来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统帅，灵活性是原则指导下的灵活性。我们共产党人所讲的原则性，就是，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准则。我们所讲的灵活性，就是在这“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根据对了解具体情况的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采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方法处理处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强调的是灵活性的重要性，没有原则性的要求，一般人对此理解也基本没有顾及原则性的内容。因此，将此话当作普通真理或一般公式到处去套的话，必将滑向实用主义泥潭。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的表现，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不论性质、不择手段、南辕北辙、事与愿违。不管是守规还是犯规办法手段，只要得分就是好手段;不管是靠诚实劳动，还是靠以权谋私、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巧取豪夺、黄赌毒黑，只要发财致富就是好手段;不管是靠德才兼备、真功实绩，还是靠投机取巧、金钱交易，只要能升官进爵就是手段;不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手段，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手段，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手段，诸如此类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像“正理”一样流行，再好的愿望也会变味，再好的目的也不会达到，社会混乱不堪是必然的。已被现实生活事实充分证明的。

　　第二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四川民间故事中人哄骗鬼的一句话。谁摸着石头过回河?有谁见过人摸着石头过河的?谁也没有。水浅了就趟着过，水深了就用游泳术、船和桥过。如果要过河，有游泳术、船和桥不用，却硬要摸着石头过，将会怎样呢?有的河没有石头，就不能过了;有石头的河，水浅了，就不必摸石头就能过河，水过人了，摸着石头过不久淹死了吗?这句话从实质上讲是不可知论的观点，这也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告诉人们，世界是不可琢磨的，更是说不清楚的。干什么事情没有确定的原则遵循，过去得到的普遍真理和经验教训是不可信、不可靠的，都可丢掉，什么都要从头来。比如，只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社会一定是金钱(资本)统治，腐败丛生，犯罪遍地猖獗，道德沦丧，资源掠夺，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周期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事实正是这样，有人非要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摸石头”“补资本主义课”不可，这不是找死又是什么?再比如，中国共产党从建立那天起，就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才赢得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衷心拥护和支持，战胜了无数艰难曲折，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功。有人不认这些，非要站在少数人立场上“摸石头”，为少数人谋利益，推行“封资修”，甘做帝国主义附庸，这不是自我毁灭又是什么?

　　第三句话：“不争论。”如果一级组织已作出决定，下级必须服从和执行，这是组织原则，没错。但对上级组织做出的决定，下级若有意见仍然可以保留，并且允许向上级提出。这是常识。问题出在一级组织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怎样保证在决定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纠正?因为只有正确的决定才能凝聚人心、用好资源，才能指导人民事业取得预期的效果。任何决定都是人的认识的结果，都要经历从实践中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复杂过程。实践的主体永远是群众。无论哪级组织，要做出正确的决定，要使错误的决定及时得到纠正，没有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不行，没有民主讨论的方法不行。凡是正确决定，形式上是党的领导机关决策定案，内容上则是人民群众意志;凡是错误的决定，形式上不变但内容上一定是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然而，要坚持这两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争论(包括辩论)。争论是鉴别真伪，分辨是非，揭示规律，得到真理，求得思想统一的必由之路。有句老话叫做“真理越辩越明”，实践证明是对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争议才能得到真理，做出在实践中站得住脚、行得通的正确决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不怕争论和批评，不怕谩骂和攻击，就是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思潮的斗争中确定和发展起来的，是经漫长的革命实践历程检验过的真理体系。如果把“不争改”作为思想要求和组织纪律，把不同意见，特别是把反对性意见，统统作为“杂音”、“妄议”、“不服从领导”而采取排斥的态度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粗暴措施，那么，结果是只能是这样;一是上级都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不容质疑，造成下级盲目地服从上级，迷信上级，奴隶主义盛行。如果出现了类似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而没有像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其斗争时，将会出现什么恶果，可想而知。二是思想必然会出现僵化状态，堵塞了摸索和指导真理的路径。而事实上，一级又一级组织失掉了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根据。三是民主气氛被窒息， 集中便失去了前提，使民主集中制荡然无存，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彻底放弃。群众失去了主人翁责任感，党的整个事业成了少数人的必然导致明哲保身、趋炎附势、自由散漫、消极应付的局面，使组织和事业丧失升级和活力。

　　如果领导者说的做的不符合实际，还不允许大家议论几句，不允许说一个不字，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这叫什么呢?这叫独裁。独裁的结果是什么呢?古今中外的经验告诉人们的太多太多了。不要忘记，我们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带领人民“向着法西斯帝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不争论”的出发点是上级做出的决定无疑义、无障碍地执行，不“浪费”时间，提高效率，事实上这种让下级机械主义的执行上级决定的做法，不仅无任何效率可言，而且由于不能保证做出正确的决定且难以纠正，其结果只有挫折和失败。

　　我们还是听听毛主席的教导吧：“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历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他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革命的名义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这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保青春活力，立于不败之地;党领导下的人民事业，才能健康发展，获得圆满成功。

　　第四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提议，只是一种认识问题，但如果是一个政党或政党的领袖人物提出并写入党章，那就成为一种政治主张了。然而，这样的政治主张连本来代表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不敢提出的。作为代表绝大多数即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幸福安康，不然就背离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

　　财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血脉。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有价值的东西。价值是劳动的凝结。因而，财富却是人民创造的，理所当然地都应归人民所有。《国际歌》唱的好：“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而在统治阶级掌权的剥削制度下，这些道理是无法实现的。经过人民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共有和按劳分配，消灭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人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进行社会生活，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在个人收入上，由于劳动者之间不会有体力和智力的悬殊，因此，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取的个人收入也不可能悬殊。人民群众定会在平等自由、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快乐生活。很显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依靠诚实劳动，不允许无偿占有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分配上是不可能形成两级分化，造就出一部分人上人的暴发户、大富翁的。如果不是这样，必定出现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出了大毛病，人民已退出当家作主的政治舞台，又出现了凌驾于人民至上的新的统治者。二是少数人巧取豪夺，肆意侵占国家即全民的财产及劳动者集体和个人的劳动成果，产生了新的剥削者。只要认真解刨分析一下，这些年来以世界无比的速度造就的占总人口千分之四到百分之二的富豪们的发家史就会清清楚楚。

　　先富起来那一部分人都在干什么?除了用九牛一毛搞点公益事业作作秀、捞取政治资本外，挥金如土、穷奢极欲，最终向国外转移资产，过豪华移民生活。他们帮后富了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世上真心帮助人民的只有大公无私的人，利己主义者是不可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人民的。从历史到现实，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正是由少数权贵富豪贪婪无度、百般剥夺直接导致的。山西富豪邢立斌为女儿出嫁陪送几亿元的豪宅豪车，拿七千万元举办婚礼，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我国工人农民这些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又有多少为住房、看病、子女上学、养老送终等基本生活需求而发愁?

　　人民共同富裕，而且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才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人民的富裕幸福生活，只能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靠人民共和国独立强大，靠人民辛勤劳动、团结协作、互助友爱。别的东西是靠不住的。

　　14.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党的指导思想内容的添加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党内外群众看法很大，议论和批评颇多。在正式会议上和文稿中都不得不跟着上边喊和写，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交往(包括网络中)实话实说的，几乎没有不持不抱反感态度的。可以说，无论觉悟高低、文化水平高低，还是男女老少，对二三十年来的说法和做法，基本上都是嘲讽性的评价。党内外这么多人不认可，还有啥意义呢?

　　理论是关于世界哲学或世界某一领域专门科学系统化的认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的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全面的、本质的、准确的概括和总结;错误的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片面的、表面的、歪曲的概括和总结。理论的价值在于，也仅仅是为了指导实践。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错误的实践，盲目的、错误的实践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会南辕北辙、一败涂地。只要是认真系统地学习和运用马恩列斯毛学说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系统、最科学的文化成果——共产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该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事业须臾不可脱离的行动指南，已被国际共产史和我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当然，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创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应有之义。正如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但发展和创新都应是继承基础的发展和创新，离开了继承，创新和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创新和发展与结合实际运用是不同的概念，况且发展和创新是十分不易的事，也是有很多很高的标准、条件的。事实上，当代的人能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上上下下普遍没有学好用好，曾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这样的中央核心层人物丝毫不学不用马克思主义，是很有代表性的。。如果把发展和创新看得轻而易举，甚至还没学好弄通马克思主义却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太荒唐可笑了;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离开了真理形成规律，离开了理论的特性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产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颠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我党在历史上，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时间里，“三人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险些葬送了党和红军，其错误原因并不是他熟读熟记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条条”，更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因为他没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不会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想也不敢想，说也不敢说。在国际共产史上，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俄共(布)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新纪元。在列宁去世之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30年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了马列主义原理并有很大创新发展，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克服了艰难险阻，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成为与美英等西方强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党章和宪法上一直写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斯大林逝世后仅36年，已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党和国家土崩瓦解，其原因绝不是因为苏共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实行僵化体制，没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到勃列日涅夫实行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尽管党章和宪法上仍然写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儿童时代就不信仰共产主义”，抛出和推行了一条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也从宪法中删除)——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所致。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领域，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矛盾并非主要矛盾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恰恰成为主要矛盾。具体分析一下国际共运形势和我党的思想理论状况，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观点的正确性：“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实践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政权之后，在思想理论基础上率先搞垮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一定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确实严重地存在着此类危险。例如，2016年的10月24日，人民日报的综合评论员班子——任仲平的文章《筑牢从严治党的根基——写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之际》，这样写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很显然，其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完全正确的，而后边讲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端错误的。任仲平能举出一个苏联解体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推行社会主义僵化体制的例子吗?显然不可能!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修正主义的祸害，这完全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早已成为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共识。在中央制作的警示片《前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中也讲得很清楚了。在这里，人民日报社就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因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误导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上的成熟是自身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活的灵魂、精神支柱和党的建设的根基。毫无疑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必须永远坚持而又无以替代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不是永远不能补充和扩展，但这确是太难太难的事情了。若把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中的精髓——先进理论比作山峰的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之无愧的珠穆朗玛峰。该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发展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固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最广大劳动阶级的革命导师，但他们首先是人类最杰出的学问大家、科学大家、哲学大家。他们的宏篇巨著，在思想政治性、逻辑规范性、文学艺术性和激情趣味性上炉火纯青、无懈可击，其真理性经受住了人类实践，特别是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检验，灿烂的光辉普照寰宇。无论是谁，只要有点良知，只要认真研读，无不佩服地五体投地，无不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只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一定是先进的、革命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天然地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否则就一定是假冒的共产党。还必须明白，毛泽东思想能写进党章作为规定条文是经历党内漫长的实践比较和认识过程。凡是懂一点党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毛主席作为我党的缔造者，从“五四”运动始到建党之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并及时总结正反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了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无论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还是之后，毛主席不仅成功地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而且多次挽救了濒临覆灭的党和红军，实践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党的事业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取得胜利，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但直到1945年的“七大”才在党章中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此时，从建党算起经历了24年。从中我们应该看到，能够列入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确实要满足以下三个最基本的条件：1.创立者是人类杰出的学问大家、科学大家、哲学大家。要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原理。毛主席是做出榜样的，书伴终生手不释卷。其中，《共产党宣言》读了一百多遍。2.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一脉相承，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新的发展规律，总结和概括了我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新鲜经验，有丰富的理论文章，著作水平达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水平;3.在应用中，被长期(起码10年以上)建党建军、治国理政、培养新人的实践成果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广大党内外群众的认可。否则，人为地、生硬地去制造党的指导思想新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且有取代的意味，逼迫党内外群众这样去想去看：“好好读点、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不至于这样做”，“不知天高地厚”，“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顾一切，取而代之”，“又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拿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党为自己树碑立传”，“靠彻底的唯心主义为人处事岂能有好结果”，……马克思主义不是随意贴的标签(除非现在党内外没有知晓马克思主义的;除非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直是禁书)，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精辟阐述的某个观点变个说法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也不能把具体工作的思路、方案和做法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能把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观点作为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克服和避免理论界的“低俗、庸俗、媚俗”问题，以守住共产党人的理论信仰阵地。

　　在此，同志们批评严厉的许多话就不写了，我只能把日常党内外群众较集中的关于这方面的疑问或诘问反映一下：一个没有大量精读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很少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问题、业余时间常用于打牌的人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吗?中国共产党是从什么时候“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是从1921年开始一直(或者叫“始终”)就坚持“三个代表”的，到底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毛主席的一句“为人民服务”是否能高度概括“三个代表”?这是连一个文盲都能回答正确的问题。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本来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自然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三个代表”还用说吗?这是一个普通党员都应知道的常识!马克思主义原理上有三大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包含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问，它精辟地阐明了世界是普遍联系之网，并由此决定了人们认识和处理任何问题都必须全面的原理，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内涵(运动向上、向前的方向性)和规律(由内部矛盾导致的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野蛮向文明的质的飞跃过程)，当代难道还有人超越了这个伟大学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不信、不懂马克思主义，只会跟着感觉走的大有人在。但也确有一些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同时还有一批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又虚心体察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同志，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还是很容易鉴别出来的。另外，外国也有很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也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考虑到国际影响(起码不能叫人笑话、瞧不起吧)。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问题是不能靠组织纪律和行政命令来解决的，只能靠真理性的影响力。多年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叫得最多、叫得最响的口号，现在真是到了好好践行的时候了。指导思想的不断拉长，甚至在许多文件和领导工作报告、讲话中，干脆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人们最深的印象、表现的最大后果就是越来越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远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自然，党离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越来越远了，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广大党内外群众强烈要求、殷切期望十九大对党章中的指导思想作出这样的修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傻瓜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人民群众看成傻瓜的人，现在我们党内，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真正的明白人(聪明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人，我党这样的人多起来才有希望。根据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恳切地希望中央号召上下，对照列宁的“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的警句，对照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和“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谆谆教导，好好扪心自问：是否具备了与共产党员称号及所负职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能力?是否真有值得自信和骄傲的真才实学和工作成绩?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高贵了?是否蔑视卑贱者及其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否在说愚弄卑贱者的话、在做自欺欺人的事?是否意识到离开了卑贱者及其导师，自己什么也不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千万别以为自己官大、职位高就站得高、看得远、谋得深，没那回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能否站得高、看得远、谋得深，不在自己所拥有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内在素质，即大脑里是否装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

　　还有许多理论性问题和违反逻辑的问题，例如，在“三农”问题中，坚持集体所有制原则与私有化措施自相矛盾突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矛盾凸显的观点，是十足的自相矛盾;在国际形势上，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对凡不随其后的国家实行欺凌、渗透瓦解、颠覆、侵略，导致四面八方战乱纷飞、经济危机蔓延、难民剧增如潮、人民受剥削压迫深重，我国也深受其害，不断受到羞辱、威胁、挑衅和分化瓦解，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险日益加重，可有些人就不看铁的事实，死抱着“和平与发展时当今时代主题”的结论不放(连学生们都不认同)，这不仅是自相矛盾，而且是在自我麻痹、自我陶醉，结果只有一个——不战自降、亡国灭种。如此等等，就不在多说了。

　　在当今世界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与我党抗衡，也就是说没有在外部把我党搞跨的力量，唯有一个力量——就是自己变质的力量把自己搞跨。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不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走歪门邪道，组织涣散，脱离群众，腐败成风，必然要步前苏联的后尘，也是无一男儿起来捍卫。尤其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内容的信仰是首要的，根本的。正如老红军、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老战士报告团”团长张绪同志所讲的：“对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理想信念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致命的动摇;理想信念丢掉了，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目前最严重的、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也是人人不可否认的恰恰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

　　在当代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兴衰史而积淀的苦难史、屈辱史、血泪史——近代史作镜子;有前苏联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亡党亡国作前车;有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举世无比的困境中战胜国内外凶残而强大敌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光荣奋斗史作教科书;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作标尺;有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英模人物作榜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半个多世纪的宣传普及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作基础;有世界上最勤劳勇敢，最低生活欲望，最有忍耐性(不到逼地活不下去不造反)，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最热爱社会主义，最向往共产主义的各族人民，除非是数典忘祖、根本背叛，无论如何也不会搞到内忧外患的境地、亡党亡国的边缘!

　　以上涉及的问题都是我和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自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分田单干)和1987年实施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动乱和北京暴乱以来不断思考、盼望中央解决的关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30多年来，我们对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翘首企盼，能够切实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在历次党代会和全会的指引下，解决了部分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上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一直像禁区(一些被列为改革成果)一样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不能不叫人一次次失望。“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出真知”(毛泽东)。真知即真理;直接经验即实践中得到的知识和技能;实践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的活动。无论是谁，从青年时代开始，如果不走与工农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不与工农群众心心相印，不总结吸取工农群众实践经验，不一心为工农群众服务，是不可能得到真知的。那些“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无论中国培养还是外国培养的，也无论学历多深，学位多高，职位多重，到头来之所以靠不住、不中用，成为瞎参谋、烂干事，问题就出在这里。上述关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30多年来我从未变过，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结果被进一步证实了，我更加坚定了。我一直想对党中央倾诉。时至今日，面对经济政治形势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四伏;今日国家是空前强大，还是虚肿肥大，上下认识天壤之别的状况，出于一个37年党龄的老国企职工和基层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按党员双“八条”要求，愿将这些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人民群众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有助于我们党和国家保持本色、转危为安、长盛不衰的认识成果(我四十多年来对重要的人和事的判断和预言无一落空)，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送总书记同志和中央，作为筹备十九大和今后决策部署的一点参考材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最后，以我两首诗歌作结。1.《学用马克思主义真理》：“马克思主义，全球之真理。精读细研用，一片新天地。遵循唯物论，强本固根基。应用辩证法，掌握金钥匙。政治经济学，命脉之所系。社会主义论，导出新世纪。真理无国界，文化无行际。欲得理想果，务必苦学习。理论不神秘，只要用心力。通晓也可得，深造非难事。大家都来学，人人增才智。无论从何业，犹如反掌易。越走道越宽，所向定披靡。”2.《献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真理在手，沐浴阳光。人民在心，至高无上。立场坚定，心明眼亮。天高地阔，自由翱翔。不言自信，信念如钢。高瞻远瞩，前程辉煌。无穷智慧，冲天力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脚踏实地，激情万丈。坚忍不拔，势不可挡。理想目标，如愿以偿。”

　　祝愿我们的党青春常驻、永远兴旺!

　　预祝十九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取得圆满成功!

　　祝愿您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顺利、平安健康!

　　蔚严春

　　2017年3月23日

　　附：

　　1.在三个单位工作时编印的《马克思主义职工读本》

　　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上下卷)

　　3.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1-4卷)

　　4.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本色——关于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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