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 | 周恩来的党性 ——纪念周恩来诞辰123周年

　　周恩来同志像

　　2021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恩来同志诞辰123周年。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

　　百年沧桑巨变。一个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弱小政党，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是什么支撑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是一批又一批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奉献，不怕牺牲，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杰出代表。

　　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忠诚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建立了卓著功勋。他展现的坚强党性，崇高风范，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典范。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左一)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周恩来入党后，就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1910年，他12岁时离开家乡，先是到东北的铁岭、沈阳读书，后又转到天津求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家破败不堪。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少年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此后，为了救国救民，周恩来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东渡日本，留学法国，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周恩来“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诗篇手迹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20年冬，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为的是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反复的推求比较之后，周恩来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入党不久，从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信给觉悟社：“黄爱的这个死耗彻底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相信我将不会辜负死者。”“我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在信中还附有《生死别离》一诗，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从此，他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为其毕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东渡日本时周恩来与同学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旗帜是需要以鲜血来染她，共产主义前途是不可坐等而来的。要把共产主义远大方向落实在具体的路线和策略中，而这种路线和策略应当是符合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如他当初旅欧时所强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因此，他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共产主义实现的急躁情绪，把明天的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另一种是忘掉了共产主义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针，迁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来就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提出了近似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性，指出：“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忘记了大方向的共产党员，当然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以年月计，实际上“现在不好‘算命’。”因此，脱离了党在特定阶段下的现实路线的共产党员，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身戎装的周恩来

　　周恩来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历程，其间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闷，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百折不挠，遇挫弥坚。1976年1月，周恩来在病危弥留之际，让夫人邓颖超给他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组歌》唱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满怀深情地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做人民的公仆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党性的核心。周恩来担任中共执政的首位政府总理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始终牢记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服务员。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作决策，处理事情。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的一些讲话、主持起草的报告和有关论著中，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时刻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点。

　　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一起研究工作

　　195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观点。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他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何时何地，两者均不可偏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务。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并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为此，周恩来曾作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周恩来在任期间，领导编制了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

周总理在工地劳动

　　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高度关注水利工作，亲自抓北方农业，都与解决吃的问题有关。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统筹安排，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仍保存的32份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周恩来还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

　　1952年周恩来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他领导下，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并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他直接过问许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为了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

　　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间

　　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的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当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作全国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800万人，间接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近200万。这样的调查规模过去没有过。他非常赞许，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这样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较多;在广东、广西、香港一带，鼻咽癌比较普遍。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常看这个沙盘，了解癌症在我国的发生情况。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他指出，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脱离了基本群众，就会丧失党的群众基础，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他将脱离群众称作为“搞社会主义的大病。”

　　1962年周总理在大庆油田视察

　　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从1962年到1966年，周恩来三次到大庆油田视察，走了29个基层单位，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见面，同许多人亲切握手谈话。在大庆北二注水站，周恩来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抢修水泵，就走过去跟他们握手。有个工人手上沾满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恩来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紧紧地握起来。他登上钻井台观看工人操作，泥浆溅到身上毫不在意。他听到铁人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开展劳动竞赛，赶超打井世界先进水平的事迹非常高兴，高度赞扬大庆油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两论”起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争光的精神。1970年8月，王进喜病重住院，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病情，指示医生精心治疗。11月15日晚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得悉王进喜病危，立即赶到病房，听取医生汇报抢救情况。王进喜逝世后，周恩来十分悲痛，看望王进喜家属，询问后事安排情况，指示有关领导要逐件落实，还要求医院负责人把王进喜家属的病治好。听了周恩来这样温暖细致的安排，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66年周恩来在余震未消的邢台地震灾区慰问群众

　　当人民群众遭难时，周恩来与大家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3月9日，大地还在颤抖，周恩来到了震区隆尧县，3月10日，他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村民自发围成了一个扇面，周恩来叮嘱不要挤着孩子。他踮着脚尖，可还是看不到最外围的一些人，便让身边的人找来一个木箱，站在上面讲话。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安慰村民们，面对灾难，不能低头，要团结起来，重建家园，这样才对得起遇难的那些人。在场所有人都被他恳切且充满信心的语言鼓舞，自发的掌声多次打断他的讲话。最后，周恩来请大家一起呼喊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发自肺腑的呐喊一扫突发灾难带来的阴霾，灾区人民的信心为之坚定，精神为之振奋。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来又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与耿庄桥公社、束鹿县王口公社、巨鹿县何寨公社、冀县马头里公社视察灾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是党性的基本要求。要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各种问题。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维护党、人民和祖国的根本利益。

　　1927年3月，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4.12”、“7.15”反共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奋起反击，周恩来受命领导“8.1”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宣传画

　　1932年12月，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长征中，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威胁、恐吓。他泰然处之，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彻底破坏了和平协议，国共谈判破裂。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并宣告，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斗争到底。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当记者问到他何时再回南京时，周恩来说:“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讲话，使记者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希望。离开南京后，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不到三年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夺取了全国胜利。

　　1945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际交往中，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求实严谨细致的作风，发展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卓越贡献。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对美国立场坚定，不畏强霸，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威胁中国。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英勇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

　　1954年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代表同时来到日内瓦。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参加会议，就与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尽管由于美国等国阻挠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情入理的分析，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中国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浩然正气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1964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迎接反修斗争归来的周恩来

　　1971年7月，美国为自身利益想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派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来直接领导接待尼克松的准备工作和主持中美谈判。外界可能会以为，世界头号强国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人一定受宠若惊，双方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不然，周总理立场坚定，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既严肃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又求同存异，实现了会谈的目的。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 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越过太平洋，紧紧握在了一起。2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确定了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进行具体谈判。他以卓越的谈判艺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效地化解了出现的各种问题。美国人接受了中国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继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后，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82年8月1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八·一七公报”。至此，由《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组成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制度保障。后来，美国人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位坚强的、决不妥协的革命家。在台湾问题上，他在时间和方法方面向美国作了妥协，可是从来没有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上作过让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坚持中国共产党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1971年10月，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常任理事国权力。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

　　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

　　组织的力量来自全体成员的坚强团结和严格纪律。能否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对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重要检验。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他在党内不争权，不争位，不争意气，委屈忍让，顾全大局，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他不仅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始终从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曾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外国研究周恩来的学者称，周恩来是共产党内的一个协调者，是善得人心的杰出和事佬，是他把党和国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于党的历史的第一次转折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对于这些会议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主持召开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并决定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失利问题。他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检讨，承担责任请求辞职，做博古工作，并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指挥红军战事。会前，博古对于遵义会议批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直想不通。拥护博古的人也不服气。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了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担任党的总书记。其间,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周恩来的话打通了博古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博古等同志深刻认识到周恩来的正确性，自觉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抗战初，新四军党的主要领导人项英与叶挺军长关系不融洽，影响了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历时20天，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周恩来与项英多次恳谈，指出解决好叶挺的工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新四军前途和同情者对我党态度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好叶项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应当尊重;要求项英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与叶挺改善关系，加强团结。新四军在叶挺和项英领导下，执行“向南巩 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使部队由1938年春组建时的八千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九万人。

　　遵义会议宣传画

　　周恩来堪称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严守党的工作纪律，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从不超越权限办事。周恩来在中共资历早，是担任中央领导时间最长的人。1927年周恩来就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党内军内许多重要岗位上的干部都是他的学生或经他提携的。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罗荣桓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政府重要领导人，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或学生。但周恩来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纵观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他虽然多次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有过分歧，但他从来不搞非组织活动。而是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乃至文革中，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评，但他没有计较，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相反，罗章龙因不满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搞小团体，成立第二中央，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依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遭到失败后，私自离开延安到武汉，周恩来代表中央找到张国焘对他反复进行批评和规劝。罗章龙、张国焘没有悔改，被开除党籍。

　　一代伟人的宽阔胸襟

　　他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绝不泄露半句。邓颖超这样评价她的丈夫周恩来：“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当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两个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由于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他们在天津相识到相知再相爱，无话不谈。但对组织的机密总是严守缄默。周恩来旅欧后，参加共产党，邓颖超在国内也成为共产党员。这期间，他们经常鸿雁传书，但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直到周恩来回国后，经党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都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与邓颖超

　　结婚以后，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邓颖超后来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颖超保管。

　　坚持自我改造  永葆政治本色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恩来为自己立下座右铭。他认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当好人民公仆，就要坚持自我改造，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是党性的重要保证。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

　　1975年1月周总理抱病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

　　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从入党之日起就终身自觉坚持党性修养，按照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德，从不搞特殊化。建国以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权力大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绝不当李自成”的讲话警示自己和部属，不忘入党的初心，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旁观者清，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交，犯大错误。周恩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自觉严格的遵守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防微杜渐，及时改正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给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

　　两位巨人的最后握手

　　周恩来始终自觉地坚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他带头不做。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人前人后，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处理好“名”、“权”、“利”的问题上，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怀敬畏之心。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在国家经济还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不允许修建政府办公大楼，不允许翻修他住的西花厅。他退回家乡人送来的土特产，并附上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他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给自己的亲属立下“十条家规”，不允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他让侄子带头下农村，让侄女带头支边。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夫人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坚持自我改造，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永远的周总理

　　现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在深入发展，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上。我们要铭记党的光荣历史，继承发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奋斗，创造新的辉煌。

水石：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