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是招不到工人”，谈到近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一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吸塑厂的老板说，“问题是招到的工人很多都留不住。”
2005年年底，这个吸塑厂的50名工人，走了40名。再加上以往的零星辞工，该厂全年的工人流动率远高于100％。
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数老板来说，眼下他们要操心的事情除了订单和生产以外，还包括怎样招到合适的工人？怎样留住这些工人？
工人辞工的理由很多，除了工资低、加班时间长以外，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等新问题也影响他们的去留，甚至连“冲凉房里面有蜘蛛网”、“厨房师傅做菜太咸了”也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一位制衣厂老板经常看见，农民工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在公车上，从一家工厂搬到另一家。“以前我坐小公共，根本没那么多人。他们不是去上班，是在路上不停地找工作。”
无论是以前的“民工潮”还是近几年的“民工荒”，究其原因就是，每个农民工都在一个“辞了找、找了辞”的圈子里无止境的循环。让研究者不解的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工不愿稳定在某个工厂，而是不停地搬来搬去？
为了解农民工的流动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课题组于2006年4月进行了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广东省东莞市的3个镇9个厂，涉及3种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共收回有效问卷655份。
尽管频繁换厂，他们仍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一群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工人都换过很多次工作。为研究方便，笔者把这些流动形式归纳为“行业流动”、“地域流动”、“工种流动”等。其实在农民工眼中，辞了工下一份工作可能还是老样子，搬到了新的城市也没有太多惊喜。一位年轻的打工者小刘说：“我们就跟桌上的台球似的，滚来滚去也离不开这张桌子，能跳出台的情况太少了。”
在工厂里，工人的工种是根据对专业技术的不同要求划分的，通常包括“杂工”、“普工”、“指导工（师傅）”、“文员”、“品检”和“管理人员”等。不同的工种决定了工作内容、待遇，甚至对待工作的态度都有所不同。
职业流动频率最高的是杂工，平均每人每年换0．46次工作。占工人群体最大比例的普通工人，流动频率是每年0．37次。虽然杂工和普通工人的数量庞大，但是他们往往缺乏技术资源和机会资源，尽管频繁换厂，他们仍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一群。
三年前，一位30岁的四川籍男工怀揣着学一门技术的愿望来东莞打工。因为学历不高，没有技术，他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工厂、工位已经不知换了多少次，可是他却越来越苦恼：“别说技术没学到，钱没挣着，还把自己的身体搞伤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像是一个没有成家、四处流浪的人。”
技术最好、地位较高的“指导工”也热衷于“流动”。他们的平均流动频率是每年0．45次。有工人在调查中说道，“要是没什么技术，换到其他工厂也一样，工资不会很高”。相反，技术好的“指导工”则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有老板告诉我们，要招到一个好的“指导工”非常困难。一旦录用，他们能拿到很高的工资。那些真正具备了“指导工”实力的工人对自己的能力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不断地在企业之间辗转。
“当‘师傅’的也需要经常跳槽。”一个被访工人介绍说，“师傅”们应该是什么货都知道，该怎么做和怎样要求工人他们也要知道。他们跳槽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经验。在珠三角地区求“技工”若渴的形势下，“师傅”们的频繁换厂无疑让“技工荒”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打工生活就是“我的大学”，打磨掉了农村的生活习惯
在访问中，几乎每个工人都会对我们说：“想家。”可是，想家的人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很难重返过去的农民生活。一位被访者说：“有时在外面打工想回家，回到家的时候又想出来。”适应了工业生产的农民工，过的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活。他们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从各个角度体会着他们生活的城市、打工的工厂。
要在劳动力密集的珠三角地区找到工作，农民工首先要学着适应新工作和新环境。在工厂里，他们每天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农村的家里，他们可以睡到太阳下山。另外，工厂里拥挤的宿舍，贫乏的娱乐生活，都强制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适应新生活的能力变强了。他们在和同宿舍工友的吵架中学会怎么同别人交往；在被偷、被抢中学会怎样保护自己；在细致的工作规定甚至残酷的工伤中学会守时，学会遵守纪律，学会把自己融化成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在逛街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怎样装扮自己……
对于这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打工者来说，在外打工的生活就是“我的大学”。打磨掉了农村的生活习惯，他们正一点点地学习变成工人，变成市民。
手机、上网、MP3开始消费掉他们一半的生活费
调查发现，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制衣厂900元，五金制造厂1350元，塑料厂550元。其中有51.2％的人每月工资能剩下一半以上。照此推测，工人每月的平均生活消费大约在300~800元之间。
食宿费用只能勉强占到生活消费的一半。调查显示，农民工每月花在伙食方面的钱平均是179元。93.4％的人主要在工厂食堂吃饭。在不包伙的工厂里，工人每月一般交60~80元伙食费，不足部分由厂方负担。
“偶尔请客”正在年轻打工者中流行开来，甚至已经占了个人伙食消费中相当大的份额。农民工小熊曾告诉我们，厂里有一大群哥们儿，都是湖南老乡，几乎每周末都去厂门口一家川菜馆聚餐。“那里人非常多，去晚了就没地方。所以一到周末，我们老大就会让一个哥们儿请假出去专门给我们占座位。”
生活消费的另一半被手机、上网、MP3等“数字化”消费占领。农民工有手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有64.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或小灵通，每月手机话费平均在100元左右。在东莞，大多数人都有被偷、被抢过手机的经历，他们买手机和相关配件的费用更难以计算。
除此之外，年轻的打工者开始学习“奢侈”消费。会上网无疑是个很“时尚”的本事。“很多人会玩个QQ就自认为会上网”，有位略懂电脑的工人在接受访谈时说，工人们上网的目的很模糊，他们主要是在网上聊天、看片，对其他的网络应用技术知之甚少。
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进修深造”的途径
在访谈中，很多工人担心，自己的技术水平适应不了现在工作的要求，他们能感觉到工作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考虑到以后的发展，工人们想要再学一些技术。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学，该学什么。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时，有45.5％的人参加了培训。当时，他们接受的主要是工厂统一组织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法规、厂规培训。进厂之后，有12.1％的人曾经自己出钱在外面参加过培训班。他们一旦动了换工作的念头，参加培训的比例则上升到37.7％。
很明显，工人的自我提升意识有所增强。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工资，有些“教育投资”和“技术投资”是必须的。但是，敢于作此尝试的工人却仍然有限。
投资就有风险。小张的进修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原是一名玩具厂的普通工人，为了进一步发展，他在家乡的一所技校报名学习手机维修。交了3000元学费之后，他发现，给他们上课的竟然是一个基本不懂物理知识的美术老师。学成归来，舅舅把一个关了机的手机当成坏手机拿给他修，小张竟然忙活了好一阵，全然不知道手机根本没有坏，只是关机而已。
学费太高、教学质量没保障、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等因素，让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进修深造”的途径。工厂虽然可以在生产中逐渐培养工人学习技术，但是高频率的流动又往往让工厂的培训投入血本无归。工厂和工人同时面临难以进步的尴尬局面。
面对未来多数人茫然，但他们渴望挣脱长期在底层的生活
当被问及在未来两年中有什么打算时，农民工的选择很分散。24.6％的农民工选择了“回老家”，选择“到东莞之外的地方闯荡”的占22.0％，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厂里干活的占21.5％，“要在东莞找其他工作机会”的占19.2％。
在12.8％的选择“其他”的被调查者中，填写“没想好”、“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一个工人甚至还在问卷上填了“当和尚”三个字。如此多的人选择了“其他”，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设想，即使这是一个近在眼前的未来。
在所有数据中，几乎没有哪个数据可以明确反映出农民工流动的趋向。恰恰是这种多样化、甚至是无明确目标的选择，体现了他们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在想要回家的人中，58.4％的人打算“做生意”；在那些想要继续闯荡的人中，40.7％的人选择“还没想好，不过要比现在更有挑战性”，同时14.3％的人希望“自己开份买卖”。
“做生意”、“当老板”的梦谁都可以做。但是，在随后的深入访谈中，却很少有人能够讲出比较清晰的经营思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的做生意，失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显然，对他们来说，“做生意”是一个从“工人”变成“老板”的捷径。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开始向往主宰自己的命运，渴望摆脱长期在底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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