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从动机上看，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那么，在来到西安几年后，他们当初的梦想能否真的在城市里扎根发芽？繁华都市中，他们能否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未来？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等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然而采访中，无论是刚来西安还是打工几年后，留在城市生活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他们更喜欢被叫做“打工族”而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着和大学生、年轻白领一样的青春模样的他们，对于留在城市依然憧憬，只是多了几分忐忑。
“通过买房
留在城市实在太难了”
25岁的王文有8年从业经验，最初他是一个负责给客人洗头发、打杂的助理，如今他已成为加盟直营发型店的店长。精心打理后的发型让他看上去是个斯文而时尚的小白领。
他的店铺位于繁华的商业区小寨，由一群85后出生的年轻人组成，店里年龄最大的就是1986年出生的王文，年龄最小的助理出生于1994年，和王文一样都是17岁开始工作。他们的经历几乎是一个模式，学习一年学技术，或是美容美发后，进入各个小型理发店从助理做起，最后少数人做到发型设计师。
“男孩嘛，总是要早点出来闯闯的。”王文来自四川重庆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年轻人出来打工的年龄都是十六七岁，王文已经6年没有回过家乡了，因为“村里是空的”，儿时的伙伴分散到重庆、广东、西安、北京等城市打工，他们的父母也大多在重庆打工。“家里只有奶奶，我也想过回家看看，但过年、节庆又刚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王文用略带遗憾的口气说。
“上一次见到家人是啥时候？”
王文回忆了几分钟，“貌似是去年7月，姐姐带着孩子来西安玩。”王文的姐姐带着5岁的孩子，在广东一家鞋厂做工。
这家店面约70平方米，生意红火，店长王文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员工并做发型设计，店员大多来自陕西周边，王文熟练地用陕西话和他们开着玩笑，“我会时不时地和周围店铺的大哥大姐聊聊天，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道理都是向他们学的”。
谈及工作，王文说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工作时间太长，“很熬人”。工作8年的他对于将来有清晰的规划，“过两年自己开个店”，留在西安，就意味着要考虑结婚、买房，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一样，王文并不急于结婚，他是采访中唯一一个有实力买房的打工者。
调查数据
2010年《西安市农民工生存状况》结果报告显示：西安市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913元，54.8%的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6.6%的人月收入在760元以下，但也有9.5%的人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王文的月工资就在3500元以上。对于婚姻，他有着更高的期待，“不能像家乡留下的年轻人那样，早早就结婚”。
谈到未来的打算，记者调查发现，在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两成多明确表示未来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两成多打算先赚钱再回农村老家，近半数人持观望态度。而即使是将来在城市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家乡承包地、宅基地的意愿也十分强烈。
90%的农民工正在努力融入城市
1985年出生的李刚来自河南农村，记者在某人力资源市场遇到他时，他说自己刚从监狱里出来，原因是偷盗。李刚身材高大，神色有些萎靡，身穿某知名品牌运动装。他并不愿意打工，原因是“太累”。
像李刚一样铤而走险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多，听到记者采访李刚整个过程的农民工刘维，正在人力市场找活干，他对李刚有些颓废的人生态度有些不解，“年轻轻，身体又好，就该自己努力干活啊。”刘维今年21岁，来自杨凌区的一个村庄，虽然等了4天都没有找到活干，但他很有耐心地说：“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主家挑剔很正常。”
大二自动辍学打工的山西小伙万程目前在西安某小型网吧做网管，他说：“每次看报纸上写我们不如父辈吃苦耐劳，我就很反感。”但他承认自己的消费需求要远远高于父辈，“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到最低，这我很难接受。”
调查数据
调查发现，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会将近八成的工资花掉，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喜欢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甚至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困境的煎熬滋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有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
西安社科院研究员张永春认为，在西安，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只是个别现象，“事实上，农民工整体心态是非常积极的，我们调查发现，90%的农民工都在为融入城市而努力”。张永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西安的城市化率超过50%，随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越来越快，这个比率在逐年提高，融入城市，对于农民工个人发展前途、经济收入提高、享受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多样化的职业都大有裨益”。
“希望孩子不要过我们这样的生活”
王威是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唯一一个有孩子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他有三个孩子，两个正在上小学。9月24日早上9时许，记者在何家村见到了围着围裙，正在一口大锅前炸油条的王威和他的妻子。
王威是河南商水县人，初中二年级辍学在家，做过工人、银行保安，学过开货车。不同于其他的新生代农民工，王威依然会做农活，他说“只是种庄稼攒不下钱”。
2006年夫妻二人来投奔在西安做生意的亲戚，随后在某人才市场旁的何家村支起了早点摊，“在我们村，进城后开早点摊的人特别多。”每天大约3点多就要起床，要在家做好糊辣汤、豆浆，还要把炸油条的面和好，用三轮车拉到摊位上，三四十斤的面粉掺了水沉得厉害，王威和妻子一起使劲才能抬到桌上，“就那样死撑着弄上去”，冬天早上不管多冷，都会出一身汗。王威的手上到手臂，到处都是烧伤的疤痕。“没办法，干这活就是这样，我们夫妻都是天天腰酸背疼，落下一身病”。
“现在的生活情况你觉得好不好？”王威的眼圈突然红了，“不是很好，我住的是租来的廉价房，两个人住一间房，房子只有40多平方米，除了堆放面粉杂货之外还要存放拉货的三轮车，三轮车放到房间里，就没有空闲位置了，人出入要侧着身子。”
王威的三个孩子是他和妻子奋斗的全部动力，但孩子长时间在老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留守儿童。“我们回家的时候，老二都不到我身边来，也不叫我，我叫她时，常常躲在她奶奶身后……”2011年暑假，王威把孩子接到了西安，他深深叹了口气：“谁知道，生意挺忙的，根本就没时间带他们出去玩，孩子们就回去了。”
王威最希望的是：“孩子将来不要过我们这样的生活。”但他却没有能力去操心孩子的学业，带孩子来上学，王威仍然觉得费用太贵。
近些年，西安市在对待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从2006年起西安市义务教育实行免试就近入学，要求公办初中及小学不得收取借读费，企事业办(含改制学校)和民办学校接收政府委托的义务教育任务学生，也应执行与公办学校相同的收费政策。依据政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持“四证”到就近的学校联系上学，由学校予以安排解决。对于一些名额已满的学校，家长可到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联系别的学校，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
政策一出台，外来务工人员纷纷把子女送到城市，因此造成了短暂的“入学拥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安市教育局再度出台政策，要求各区县教育局要坚持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以公办中小学校接收学生为主，解决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问题。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也了却了这些外来建设者的一桩心事。
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2)班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弟，班主任何文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是一般公立小学，只要班级人数不满就可以接收农民工的孩子上学，“虽然在有些方面没办法跟城里孩子比，但是相比而言，他们的性格比较独立，没有攀比心理，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较长，不能按时接送孩子是常事。何文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农民工还是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至少每年开家长会都不会无故缺席”。
赵琳是名80后，目前在某保险公司上班。她的女儿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报名费一共一百多，不贵，学费贵的学校咱也上不起”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赵琳说：“其实只能多希望老师教育了，辅导班什么的都没办法考虑。盼着孩子将来能考上不要赞助费的好中学。”
西安社科院研究员张永春对于把孩子带到城市非常支持，他认为：带孩子来西安，虽然可能暂时生活、教育方面都存在困难，但在城市里和父母一起生长是利大于弊的，孩子在城市里完成社会化进程和留在农耕文化的农村，其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文化生活、教育质量都会有积极的影响。他建议农民工可尽快将户籍改为城市户口，“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西安，扎根城市”。 (文/记者张潇 实习生靳敏 蒋京儒 图/记者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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