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储卉娟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2011-11-10 09:23:56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摘要】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整个思想界和研究界的关注。文章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状况，综合已有研究，梳理出两个基本研究方向———城市融入和返乡调适，从研究起点、主要判断、行为特征、社会后果诸方面刻画两个方向的基本特点，发现导致分歧的是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同理解，而如何理解城乡二元结构，则关涉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发展判断和价值选择。文章认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首先把握住其背后隐藏的模式之争，才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返乡调适；城乡二元结构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仰赖于制造业的拉动，而制造业与城市的发展，又依赖于农村劳动人口，即农民工群体向城市的极大规模流动。虽然农民工一直处于较低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层次和生活期望都较低，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仍然保持相对积极的状态［1］。因此，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没有引发社会的巨大动荡，农民工持续不断地进入城市，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2000年以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农民工内部的代际分化。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的一代在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层次和参照群体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当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支持农民工和城市发展平稳共处的基本模式或许将被打破。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农民工何去何从，将直接决定经济活力是否能够持续。因此，作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整个思想界和研究界关注的对象。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年度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首次得到中央政策的确认，被推向舆论和学术研究的风口浪尖。

在中国产业转移和经济增长的问题意识下，本文将对已有的新生代民工研究做一系统的梳理，回顾社会学界对此问题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成果，反思其复杂性，并挖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一、概述：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研究概况

2001年，王春光通过在温州、杭州和深圳三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初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此后10年内出现了一批结合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出色研究，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不断推向深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自2003年以来开展“城市流动人口和边缘群体”调查，特别从社会距离的角度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的主动性。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2006年主持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调查，识别出农民工的代际分化，特别描述和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比和行业分布。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Bristol大学地理学院合作，在2008年进行了“武汉市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调查，数据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家庭收入以及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工经商经验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显著差异。

王春光2008年进行温州农民工调查，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行动和制度三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于2009年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针对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调查了他们的留守经历、外出前状况与当前状况等方面，通过数据重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流动史。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从2008年开始对返乡农民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历程、心理状况和社会问题。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通过在10个城市的调研，完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特别强调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缺乏保障的现状，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

(二)共识与问题

尽管在研究维度和方法上存在差别，总体来说，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研究者在以下几方面基本可以达成共识：

(1)在农民工当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84年后出生的［3］。虽然家乡经济情况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第一代农民工曾亲历的计划经济时代，外出打工是自然存在的可选项。

(2)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和农村生活的认同在减弱，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在增强。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务工方式，正在日益转变为新生代发展型、消费型和家庭型务工方式［4］。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较强的留在城市的意愿，一方面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消费结构日益向城市生活转型［5］，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上一代生活模式的拒绝，职业流动性增强，争取向上流动［6］。

(3)在这一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群体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地与城市居民比较自己的生活，由此萌发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7］。然而，城市对待农民工的基本政策并未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没有明显改善。社会排斥仍然存在［8］，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增加［9］，而社会距离甚至出现增大的趋势 ［10］。期待和现实的落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加明显。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更为凸显。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回不了农村，将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犯罪［11］。

我们发现，农民工预期低、心态相对客观的基本假设，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已然被打破。那么，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将要如何重新有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在理论上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如何在政策上回应这种变化?这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二、两个方向：以王春光和贺雪峰为例

针对上述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解决方案：城市融入与返乡调适。从研究数量上来说，前者占据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流，但后者无论在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上，都对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问题和走向做出深入的分析，两个方向都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下文将以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研究———王春光和贺雪峰———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及“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

研究起点：社会认同。

王春光认为，从经济角度或者城市管理角度进行的研究，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也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观上的社会认同，才可能真正把握这一人群的实际需要和行为预期。

主要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已经发生变化。新生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他们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但对城市也未能建构强有力的社会认同，更无确定的城市化预期。

行为特征：从流动趋向移民。

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倾向愈强烈，在城市的居住时间愈长，沿海一些城市中的农民工表现出的“移民”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宁波市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已婚的农民工中大部分倾向于与家人共同在工作地生活。这会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生活支持，并使其居住“长期化”，变成“常住人口”甚至“事实移民”。

社会后果：半城市化。

“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12］。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如何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的境地，而保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功推进，正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

(二)贺雪峰：“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工返乡”

研究起点：务工行为的实践逻辑。

贺雪峰区分了两种外出务工逻辑：一种是为了体面地回去，另外一种则是为了永久性地离开。他进一步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两种逻辑对应着代际分布，务工逻辑的选择和年龄、婚姻状况、生活经历、家庭状况、村庄背景等各种因素密切有关。例如，第一代农民工倾向第一种逻辑，第二代反之；已婚农民进城务工更倾向第一种逻辑，未婚反之；有过务农经历的倾向第一种逻辑，初中毕业即进城务工的反之，等等。

不过，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两种逻辑并存，每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处境下变换自己的行为逻辑。因此，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逻辑，要在他们的实践行为中把握，而不能依据他们在一时一地特定情境下的主观态度来判定。

主要判断：新生代农民工处在流动生活历程中的一环。

当研究者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范畴，他会发现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老年，会经历未婚、已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会有职业转换，会有成功或失败，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境况。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家庭的成员，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大，也会逐渐转变成年纪稍大的劳动者。

行为特征：不同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的行为逻辑。

贺雪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并非一个无时间性社会性的个体，他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的生活压力和目标方向。人生中一个个选择点将会持续改变他们的行为逻辑。

初中毕业即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与向往，以为外出务工可以永远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一旦他们开始成家，生有子女，就会感受到极大的生活压力。当他们对城市的浪漫想象不得不破灭，就必然要开始盘算是否及如何返回家乡。

社会后果：城市生活不可持续，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必须面对返乡这一选择。

在实践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选择乃至未来的发展都受到整个家庭收入方式和状况的牵制。目前，即使有大批农民进城买房，但大多并非全家进城。通常的情况是年轻人进城，父母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父母用农业生产的剩余来补贴年轻人在城市的消费，使得年轻人可以利用这部分补贴自己的务工收入，尝试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然而，随着父母老去，年轻人由于年龄增长，寻找工作难度加大，如果找不到上升途径，这种生活就很难维持下去。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贺雪峰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趋势：农民工返乡。

(三)两类研究的分歧：理论和政策

1.如何在理论上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

核心关注点不同：苦难/发展。

王春光特别强调这一人群在城乡之间徘徊时内心的矛盾、面对城市生活时的困顿、焦虑、被歧视的痛苦、难以实现梦想的失落。在他的研究里，这些苦难既是个人性的———巨大的身份不公平，也是社会性的———导致极为严重的城市矛盾，甚至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

贺雪峰的关注点则在个人和社会发展。在他的分析里，苦难并非抽象存在、固定不变的，它可能随着个人生活历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失落，一旦被放入个人生活史的时间流，就会成为从属于年龄和社会经历的情绪，或者说是年轻时代的浪漫想象。因此，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主题是发展问题。只有当农村发展起来，新一代农民工才可以在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时候，顺利返乡，重新过上经济和政策上都有保障的生活。

分析单位：主体－群体/个人－家庭

王春光以主体－群体为基本研究单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个体的主体性受到极大的关注。因为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已经改变，出现了“认同模糊化”、“认同内卷化”及 “认同困境”等现象，表现出“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以及“双重边缘人”等种种状态，易成为“问题民工”。城市必须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群体。

贺雪峰则以个体－家庭为分析单位。由于家庭经济背景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不应被视为一个成型的社会群体，而应当被看成是个体生命的一段历程。他们将渐渐根据自身和家庭发展的需要做出选择。因此，他强调分析焦点应放在农民家庭的生存和生活需求上。

研究方法：主体性/生活史

王春光的研究偏重对特定时空下主观状态的描述，调查对象是在城市中打工的处于一定年龄段的农民工，通过问卷测量他们的期待、想象、追求和价值偏向。

贺雪峰则偏重对实践逻辑的研究，由于目前中国产业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的职业黄金期相对短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即未进城时的想象，刚进城时的新奇，年轻时的尝试，年龄增长后工作受阻，现实的生存压力上升，计算留城还是返乡。这一人群的实际行动逻辑随时而变，必须从行动流中来把握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感受。

2.如何在政策上回应这种变化?

改革方向：行政赋权/基层建设。

王春光认为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公民权和机会平等。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碎步化”社会政策调整已经不足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城市融入之需求，必须全面、系统地改革我国社会政策体系。

贺雪峰则相信，农村才是农民最基础的人权选择。农村稳定，中国才容易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与意外。所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要从农业发展和基层稳定两个层面入手，保证年龄靠近返乡期的农民工能够在经济波动中自由地往来于城乡之间。

三、焦点：城乡二元结构

不论是切入点、方法、分析单位，还是在政策建议层面，城乡二元结构总是两种思路交锋的焦点。

大多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都倾向于反对城乡二元结构，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身份制，是农民工通往城市生活的人为障碍，既妨害机会平等，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此假设下，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隐含着对农民的过度压榨，秦晖更直言，这完全得益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李培林关于农民工低心理预期和社会稳定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被认为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当新生代农民工日益走出低心理预期，萌发权利意识，得出以下结论便顺理成章：必须取消城乡二元体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成为平等的个体，实现自由而有保障的社会流动和迁徙。

然而，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农村社会的重要意义长期被忽视。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未真正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离开农村，他们甚至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面对现实的限制，人们必须承认，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也不能彻底地脱离农村。

因此，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农民进城的障碍，一定程度上，它反而是农民得以进城的前提条件。在三农问题未得到充分解决的情况下，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农民工的退路，断送目前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所具备的可以让农民“自由进城、自由返乡”的格局。他更进一步指出，返乡是农民的基础人权。正因如此，他们在进城失败之后，还可以选择返乡，而不是如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城失败的农民不得不沦落到贫民窟中。

我们发现，这里存在研究视角上的激烈对撞。前一类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社会保障、权利和义务模式，构成了现代标准生活的模板。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提倡平等的公民权，就是给予农村居民以市民权。农村在他们的讨论中往往是缺席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几乎没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地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这一群体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才是亟待研究者解决的实际需要。后一类学者则呼吁放弃这种城市中心的态度，站在农村和农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将城乡二元体制理解为两套不同的权利义务设置，从而将农民的公民权和城市市民的公民权区分开来。如前所述，这种态度对于理解现实有不可替代的穿透力。然而，在此类学者的讨论中，城市也是缺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记忆、已经改变了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想象，被简单处理为青年时代的短暂浪漫，只要城市生活艰难，而他们被迫返回家乡，这些人就会很快接受现实，重新看到农村生活的优势，积极投入农村的生活。在主张市民权和城市化的学者看来，这种全面肯定现实的功利主义，以及对农村生活的过度浪漫描述，都是很难被接受的。

四、基本假设：城市化、工业化与中国模式

我们不应简单地给上述不同态度下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但也不宜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各有侧重、各有缺陷”。固然，每一种态度都蕴含着特定角度的“缺席”，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所谓视角盲点，而是关涉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发展判断和价值选择，即工业化与中国模式之争。

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前提是现代化理论基础上对城市化作为未来发展趋势的绝对信任。现代化理论与工业化相伴而生。与此相联系的，则是研究者对于现代工业部门必然代替传统部门的基本确信。这一点，构成了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潜藏的基本假设。正因如此，农民工的流动往往被解释为由农业生产部门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由于非农生产部门必将成为整个经济的主体，吸纳大部分劳动力，那么农民工流动的未来只能是进城。如何解决进城和城市融入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者常引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认为存在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以及一个现代的城市部门，农业部门是现代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因为对处于经济低收入部门的人来说，“当高工资部门已经确定了所需的资本和技术水平后，其他所有的人必然会尽最大的努力挤入高工资部门”［13］，所以农业部门是一个必然要衰落或者说压缩的部门。刘易斯所论证的拐点在中国即将实现：中国的二元经济体系很快将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化的、全国劳动市场［14］。

有些研究者也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拐点论做出修正，例如陆铭指出，中国仍然存在相反的事实，说明拐点或许尚未来到［15］，又如章铮根据拉尼斯的修正模型，指出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是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6］。但无论如何修正，基本判断一直维持：传统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必然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将成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当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劳动供给会逐渐出现短缺，然后工资会明显上涨，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现代主体性的塑造，构成了主张城市融入的学者另一个前提假设。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讨论，往往是从其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开始的。这种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的改变，其实正对应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王春光强调“半城市化”，潘毅则对应地将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主体认同上的茫然概括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17］。由于主体性的创造与工人的经验和继承的文化关联和对接，新生代农民工居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徘徊与矛盾，必然会造成他们在主体性塑造上的障碍，导致他们变成“不完整的主体”，陷入漂泊无根的状态。

也就是说，对于这类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农业和农村的未来出路，以及这部分“不完整的主体”的未来，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加速和推进更高程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同时，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由此全面实现中国城乡整体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注定无家可回，他们唯一的也是更倾向的出路就是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或者如潘毅所说，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

主张农民工返乡的研究则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整体方案上，这一方案目前正以“中国模式”之名受到各界的关注和激烈的辩论，其焦点即在于人口压力和小农经济。

异乎寻常的人口压力被认为是中国问题区别于任何西方已有模式的关键。正如贺雪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50%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18］。黄宗智考察了城市正规经济可以进一步吸纳人员的 能力，发现在1978年到2006年将近30年间，只增加了0.2亿人(从0.95亿到1.15亿)，而在此之外，则有6.5亿人在等待被吸纳。因此，他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不切实际的说法，而推动农民工的全面产业工人化，将他们全盘吸纳入正规经济，则是中长期内都难以到达的目标［19］。

此外，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而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性的主体理论。黄宗智从经济史角度对此有更清楚的分析。他通过对中国小农经济历史发展的研究指出，中国异乎寻常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农业经济史的讨论不能局限在市场的维度，必须看到市场和人口的相互作用。在人口压力之下，小规模家庭农场必然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造成所谓过密化的现象。时至今日，人口压力造成的影响并未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一个家庭农场，而非自由劳动力的组合。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要受到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19］。这一事实决定，产业经济学以城市化理论在根本假设上偏离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即使没有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的9亿农民仍然并非舒尔茨意义上可自由流动独立行动的“人力资本”。他认为，考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必须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也就是说，脱离家庭而从独立个体的角度去讨论主体性，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所以，既然城市没有办法吸纳如此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那么，在经济衰退周期，农村就不得不面临大量的返乡农民工。同时，因为中国产业结构的限制，导致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会面临在城市失业和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在一定的年龄阶段，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必须考虑返回家乡，重新回到农业。如果他们不能顺利返回，则可能造成城市里的诸多社会问题。所以，真正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方案，就是要保证年龄处于返乡期的农民工“能够”回来，同时利用农户经营，发展农村经济。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则为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亦农亦工的农户家庭提供了超出温饱的收入条件，从而为不能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返回的归处。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并不会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主体认知上的矛盾和生活上的漂泊，相反，它构成了农民工自由返回家乡的前提条件。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何去何从的讨论深处，潜藏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模式的争论。一方面，是否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模式，构成了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去向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去向，则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检验中国模式是否能持续运行并且发展的关键。

正因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政策问题，体制改革问题，或者市民权问题。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它与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化紧密相联。必须在中国经验和实践的层面上展开讨论，结合中国改革的基本价值和方向，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和展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

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厘清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和行动逻辑

对于返乡意愿和行动逻辑，目前都有相关的研究，但由于关注点不同，前者较为突出横断面的心理选择，后者则只能反映实际的行动，无法测量返乡者选择的真正心理动机，都比较容易陷入某一种理论预设。如果能够通过具体的经验材料一并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一人群的命运和选择将会有更多的认识。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推拉推拉

理论对于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和行为选择，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除了产业经济学所假设的收益报酬之外，城市融入理论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人群内心想象所带来的拉力，而返乡研究则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忽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对于家庭作为分析单位的推拉作用。如果可以综合个人和家庭两个维度，结合经济、文化和经验的影响，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推拉力量，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更为贴近现实的理解。

(三)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居民的生活境况对比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往往更多聚焦于他们与上一代的区别，忽视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一比较维度。返乡研究将新生代理解为生命历程中的一环，则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新生代本身就蕴含着特殊的生命体验和对世界的认知。究竟哪些境况是属于农民工的，哪些是属于新生代的共同问题，应当有所区分。例如，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关系更为疏离，孤独感更强，从而指出，这与城市居民的歧视或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落差有关，然而，综合关于80后的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疏离和孤独感可能是所有80后相对于上一代的共同特征。所以，有必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居民的生活境况做对比研究，区分出真正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才能更好地回应返乡研究提出的质疑。

(四)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城市图像和心理想象

社会记忆在某种情况下并非来自于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图像的制造。这个维度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得到体现。当贺雪峰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和对农村生活的摒弃往往来自于媒体的灌输，而非根源于其真正的生活体验，现有的城市融入研究很难对此提出反驳。因此，将这一维度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将会加深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行为选择的理解。

以上梳理只是一个简单的尝试，并非全面罗列。总之，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剖析，我们认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首先要注意摆脱固定理论模型和价值预设的干扰，要对研究问题背后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倾向有清晰的认知和反思，避免先站队，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而复杂，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目前思想界仍存在较大分歧。在此背景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防止被某种特有的理论假设所遮蔽，另一方面则应当通过这一领域真实经验的实证研究，为思想界和研究界廓清疑虑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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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人口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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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5)

［1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4］蔡昉．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和历史的解释．中国乡村发现，2010(3)

［15］陆铭．“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文汇报，2010-07-24

［16］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7)

［17］潘毅．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2008(5)

［18］贺雪峰．农民工返乡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9］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简介：储卉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5fe3e0102dxl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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