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光恩：底部竞争，难道就是工人的宿命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6月8日，发表时有删节。　　

发轫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持续不断地洗涤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它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其中两个重要的影响是：　　

首先，全球化浪潮使跨国商务经营障碍之墙不断地坍塌，生产者能更加自由地使用或开发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地开疆扩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商业帝国，甚至创造了一家跨国公司控制多国乃至全球某个行业的人间传奇。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06年）的统计，2005年全球77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拥有770000家海外分支机构（子公司），仅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就生产了约4.5万亿美元的附加价值，雇用了约6200万名工人，出口了约4万亿美元的商品与服务。而且，这些跨国公司主要通过跨国并购这种方式来攻城掠地，建立全球性“巨无霸”公司。2004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增加了88%，达到7160亿美元，跨国并购案数量增加了20%，达6134件；2005年，随着全球股票市场活力的提升，跨国并购额超过10亿美元的巨型跨国并购案不断增加，达175件，巨型跨国并购金额达到了4540亿美元。　　

其次，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Race to Bottom）。底部竞争一词最早来源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1993年的诉讼案。当时主要指美国特拉华州因为领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为了吸引外部商业投资，就不断地降低本州公司税和对公司的金融管制，从而人为地创造出比其他州更为有利的商业环境。随后，其它州也模仿特拉华州的政策，纷纷投入到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各州之间上演了一场竞争外部商业投资的“锦标赛（Tournament）”。当时有人称之为“效率竞争”，而布兰代斯则称之为“底部竞争”，并认为这种竞争不是政府管理者“勤奋的竞争”，而是“松懒的竞争”。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采取开放并放松管制的行为，有学者称之为“新自由化政策”（Neo-liberty Policy），即发展中国家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加工区”、“经济特区”、“组装加工区”等诸如此类的特殊政策，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类政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给予外资特殊的优惠政策，如优惠关税等。本质上讲，就是发展中国家用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或廉价的自然资源与外国资本进行交换，东道国在获得了就业、经济增长或官员政绩等目标的同时，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外资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加入底部竞争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外国资本让渡本国公共福利和居民个人福利的过程。　　

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世界各国在盛赞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更为这种底部竞争的一些残酷事实（尽管底部竞争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侧目。　　

国外有一项有关世界服装业的研究（Junya Yimprasert,2005），该研究重点分析了服装行业跨国公司在亚洲投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工资差别的情况（见表1和表2），这些跨国公司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人工资的差别之大，让人嗔目结舌。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在跨国公司投资的服装生产企业中只有工作33653年，才能挣得与该公司（Tommy Hilfiger Corp）高级执行官（CEO）一年所获得的年薪；而泰国一个工人则需要工作23942年，印度需要6818年，柬埔寨要6773年，印度尼西亚需要5467年，菲律宾需要3433年；如果从全球服装业生产的产值和规模看，服装业工人工资水平之低也令世人震惊，如泰国一个服装工人每天生产20-25件夹克、衬衫或者胸罩，但其获得的工资约为这些产品零售价格的0.4-0.5%；更为残酷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服装生产工人的最低工资比其生存工资还要低。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跨国公司利益分配中如何让渡自己的个人福利。　　

表1：世界著名服装跨国公司及其CEO的工资　　

表2：世界著名服装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构所在国工人的工资　　

这种工资巨大反差的事实不仅仅发生在亚洲，在经济较发达的北美洲也上演了相同的故事（Marko Köthenbürger,2005）。例如，在墨西哥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交界的地区（如墨西哥提华纳州）约有4,000家组装工厂（墨西哥称之为“Maquiladora”，即出口贸易加工厂），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如GM、Zenith、Mattel、Nabisco和Purina等都在那里建立了组装工厂，这些组装工厂为墨西哥创造了130多万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给当地造成了很多伤害。批评者将这些组装加工厂比作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Sweatshops），因为墨西哥劳动力只获得了很低的工资收入，还需要在恶劣工作条件下强迫超时工作；而美墨两国交界的环境污染也对工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中国也有些研究（袁剑,2006）认为，中国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表现出罕见的黏性。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工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1950年到1980年日本工资追上美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而中国的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低10%；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中国对外开放最早、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当地的民工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与此同时，中国产业在世界生产利润的分享中也处在边缘地位。例如，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获得。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中国企业在跨国生产链中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跨国投资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呢？　　

对于这一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所导致发展中国家底部竞争有其合理性的基础。　　

首先，经济全球化必导致跨国公司对效率成本的追求。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跨国活动障碍的撤除，这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并执行最优成本效率（Cost efficiency ）的资源组合策略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成本效率又是跨国公司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取胜的关键。因此，跨国公司为了维持或提高跨国公司的产出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必然会在跨国活动障碍日益减少的世界范围内来寻找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源，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矿物、石油、木材和渔业等自然资源；同时，跨国公司根据世界各地生产资源的比较成本优势，把生产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重组，从而使产品生产成本最小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效率成本的追求，必然导致跨国投资活动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导致全球商业帝国的出现，并进一步加强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行业支配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于是说：“我认为全球化使我们企业集团享有充分的自由，即当企业想投资时，它就能到它想要投资的地方去生产它想要生产的产品，并到它想要出售的地方去销售，而且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来自法律和社会习惯的约束。”这足以反映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全球配置生产和提高效率的重要作用，也对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殊关系的奥妙作了另一番诠释。　　

其次，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必然导致底部竞争。　　

一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世界各国经济开放后相互交织并相互依赖发展的经济史，而在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错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盛行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只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与交换，否则就会陷入了闭关锁国的发展困境之中。目前，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就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只有依靠这些生产资源才能参与国际竞争。因此，采取“新自由化政策”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而设立出口加工区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生产竞争的主要策略。据统计，到2002年全球116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共设立了3000个出口加工区，雇用了约6700万工人，其3000万在中国，设立出口加工区已经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发展中国家要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同时，还要参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地区竞赛。发展中国家通常以最大的牺牲来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通过降低进出关税，撤除大量非关税贸易避垒，设立出口加工区，减免国内工商税收（让渡国民福利）、放松经济管制，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工保护标准，甚至以牺牲大量环境资源为代价，来激励外商直接投资，这就是著名的“经济竞争鼓励放松管制”（Economic competition encouraging deregulation）的定律在起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用本国居民的基本权益与外国投资者进行交换，结果是外国投资者支付了很少的成本（包括工资、税收、劳动力工资和福利），却获得了很大利润及自由。因此，底部竞争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与交换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地区竞赛强化的结果。　　

第三，发展中国家政府某些社会公共职能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底部竞争。　　

底部竞争之所以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某些社会公共职能缺失有密切的联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就业问题或是居民生存问题，因此，就业与生存问题有时比某些公共问题更为重要，设立出口加工区，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就得到政府的优先鼓励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某些公共福利问题（如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认识不足或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但也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和执行。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某些社会公共职能的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底部竞争。实质上，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底部竞争的默许，甚至是轻视或者是忽视；至于被看成是底部竞争最为突出特征的劳动力低工资、劳动力超时工作、劳动力尊严或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更是关心甚少。　　

此外，经济全球化总是或多或少地削弱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某些公共职能，甚至将某些政府主权让渡给外国资本，进而使之成为外国资本发展经济和掘取利润的工具。例如，经济全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某些主权，并使政府主权向非选举化、非透明化和非责任化的实体转变，因为他们认为居民的某些公共福利权益或者是民主权益与经济效率并没有关系，甚至认为居民的某些公共福利权益或者是民主权益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让渡关税和国内工商税收，导致政府在本国居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实际能力大大下降，甚至丧失了向本国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为国家税收可能会不断地下降或相对减少），更不必要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外国资本所创造的利润分配和再分配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第四，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和管理方法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发底部竞争。　　

发展中国家的底部竞争，也与跨国公司垄断地位与管理措施的强化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Production Sourcing）和生产共享(Production Sharing)。生产外包是指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研发、品牌、或设计等垄断优势，而将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厂，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生产要素来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跨国公司经营效率的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厂而言，如果没有外国跨国公司的品牌、设计或分销渠道，其生产的产品就失去了销售价值，这就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加工厂对外国跨国公司的依赖。生产共享是指跨国公司利用其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垄断优势，将生产链的各个环节配置在最大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的所在国，从而使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割，并与这些最大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所在国的加工企业共享生产设施，从而来降低生产成本的行为。这就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厂成为跨国公司最终产品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离开跨国公司的生产链，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就会停止或者是生产不能达到饱和，这就会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而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和生产共享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跨国公司生产外包和生产共享产生的同时，也最终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并在深层次上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跨国公司依赖程度，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底部竞争。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生产企业工人“报怨”的管理。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和经营的管理层不但地开展“管理导向的反工会运动”（Management-led Anti-union Campaigns），即所谓的“让工人闭嘴”运动。如果发展中国的生产工人向外界透露其对工作条件或待遇的不满，或者是组织起来以工会的名义来与跨国企业谈判，这些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就以企业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地区重构”（Relocation），以此让工人失业来威胁并驯服工人，或者是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从而使工人让步。因此 “地区重构”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外国跨国公司管理层的流行语。例如，如果在墨西哥境内的外国跨国公司内的当地工人组织起来反对低工资待遇，这些管理者就会说企业将迁移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有大量的、顺从和供给无限的熟练工人；而在中国的外国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也会威胁中国工人，说如果他们不顺服，企业则会搬到越南去，因为越南的劳动力更便宜。为什么这些“让工人闭嘴”的管理运动如此有效，除跨国公司与当地工人或企业具有不对等的地位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得这种“地区重构”的威胁变得真实可信。　　

以上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可知，发展中国家底部竞争事实的存在有其合理的基因，但这是不是说，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工人就应该享受低工资待遇或应在恶劣工作条件下工作？或者是说，底部竞争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人理所当然的权利呢？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是提高本国居民的生活福利和生活水平，改善本国居民的生存待遇和生存空间。而底部竞争的结果是违背这一终极目标的。因此，必须对底部竞争的恶劣结果要进行预防和限制。　　

实际上，底部竞争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唯一存在，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也存在底部竞争，而发达国家也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反对底部竞争的运动，如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等。　　

目前，国际上反对底部竞争的措施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工资法规定最低生存工资，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最低生存工资的规定，主要是根据本国居民最低生存标准的需要和当地物价水平等因素来规定最低工资水平，这是对人生存权利的基本尊重。二是制定与生产相关的劳工标准（或环保标准），来保护工人在生产工作过程中的基本权益。目前发达国家都将劳工标准作为保障工人生产权益的基本措施，这也是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价格普遍较高的基本原因之一（并非都是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资较高）。三是工人依靠工会组织的力量去与企业主进行谈判，尽管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力量不断地被削弱，但它仍然是工人阶层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组织形式。四是促进企业（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提高，从而使企业利润分配向工人倾斜，或者是让企业承担更多的诸如环境保护、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等社会责任。五是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盛行的道义采购，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倡并号召广大消费不要采购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有损害的产品和服务，它是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抵制度底部竞争。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情操和人文关怀。　　

因此，深入并全面地总结反底部竞争的措施与经验，对发展中国家遏制底部竞争残酷结果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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