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前全国已有农民进城打工者约2.6亿。他们不希望被忽视、被定义、被表述，他们自称“新工人”，他们创建自己的文化艺术博物馆，组建自己的艺术团，举办自己的文化艺术节，开办自己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说：“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我不知道，不过百余平米的小院里，到底容纳了多少东西。也许，他们所有的关于文化的渴望和梦想，都被不断地塞进这个小院里，任凭她们快要溢出，甚至正在溢出。
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友图书馆、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和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都在此院内。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摄
新工人艺术团为社区工友义演活动现场，孙恒(前排右一)与许多(前排左一)在为大家演唱。图片由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小付，给她开一下门，让她进去看看。”
没有寒暄，也没有迟疑，在照满早春的阳光的院子里，一脸质朴的小付姑娘闻声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然后转身不知忙什么去了……
独自踏进门的一瞬，我在想，这是平生第一次遇到一个博物馆的门专为我一个人打开，而且放任我一人随意走近它，尽情品读它。也许，这样的经历也将是唯一的一次。
眼前就是我此前搜遍网络试图多一份了解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但当自信已经对它很了解的我真的用眼睛去兑现脑海中的一切时，先前基于网络对它的熟悉还是被眼前的种种特别给覆盖了……
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皮村，博物馆的落脚地，离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区金盏乡里一个打工人群聚居区。与城市遥遥相望，与农村似是而非。因为处在首都机场飞机航线的下方，这里没有高楼，也因为航线，村里人庆幸这里逃过了房地产商的垂诞而让自己有了居所。住进来的打工者日渐增多，不断挤建的出租屋愈发地参差错落，与各种工厂以及作坊门脸高矮相间，逼得街道局促，却也亲切、素朴。
据说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而外来人口已接近1万。
由带树皮的木板与玻璃拼接的博物馆门上，贴着“免费下载打工歌曲”字样。
博物馆由闲置的琉璃瓦工厂厂房改造而成，大约300平方米的几间平房内，并不平整的水泥地面，赤裸斑驳的石灰屋顶，直接用废弃的办公桌，或是旧家具改造的展柜稍显拥挤却是井井有条地排列着，一起支撑起了博物馆的“打工群体历史变迁、女工、儿童、劳工NGO团体、工人居住状况”五个专题展厅。打工票据、暂住证、罚款单、押金条、工资欠条、请假条、工伤证明、劳动合同、报纸、杂志、信件、诗、画、吉它、摄影作品、工作服、校服、缝韧机、羊肉串烤箱、组装工具、平板车、煎饼车、模拟出租房……全国各地工友无偿捐赠的2000多件展品涌到眼前。默默地、静静地。
头上不时划过的飞机轰鸣声间歇地提醒着眼前的寂静，也提醒着飞机飞起与飞抵处的繁华。
在采访中，博物馆现任馆长、也是博物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许多(艺名)不时用“粗犷”来形容博物馆及展品的风格。“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样子就是粗犷的，我们想把我们这样的生活放在这里展示，让大家了解，让大家看到城市繁华背后劳动者的付出。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个打工者的故事。”这句话，博物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过几遍。
谈到创办博物馆，许多说处在生活中的工友们可能一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但当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放到一个展览中，会让工友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认识和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认识劳动的价值。
“你稍微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这些高楼大厦、大街桥梁，全世界用的无数廉价产品都是中国工人制造的。可是近3亿的、这么庞大的打工人群，没有进入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化，在主流文化历史当中几乎听不到打工者的声音，看不到打工者的贡献，打工者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我觉得这非常不正常，所以我们要记录自己的历史，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在后来的采访中，孙恒说到最后这句话时，用目光引导我去看写在博物馆门厅墙上这句博物馆宣言，语气透着冷静和坚毅。
孙恒换用了多种表述向我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说，相对来说富士康的工资待遇比其他企业还要好，生活环境也算好，可为什么工人还会自杀?绝对不是钱的问题，是精神文化太匮乏，没有社会交往，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对未来没有想象没有希望。
自己书写自己、解读自己、表述自己，而不是被书写、被解读、被表述。当这种渴望蓄积到一定程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便喷涌而出了。
2008年，当全社会用经济的突飞猛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人民生活的大幅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前所未有等各种角度解读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时，他们，一群打工者，却在都市边缘的这个角落里，用他们的物件、数据、图表、文献等构筑起别一处发声空间，记录属于他们的流动的历史。
“之前有很多博物馆，没有一个博物馆是来记录工人的历史，打工群体的历史。我们不是要展示苦难，而是在寻找力量和希望!”像在很多场合说过的一样，孙恒也这样对我说。
关于文化，孙恒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不是一种抽象的、离生活很远的东西，文化其实就是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去看待一个人的发展，如何去看待社会的变迁，如何去看待我们的未来。文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白天工人都在上班，所以这里下午和晚上才开放。”同是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的进一步讲释，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午到达这里的我可以一人享用整个博物馆。与他的交流让我得知他所说的“这里”，指博物馆，也指博物馆所在的这个叫“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院子。
其实，这个院子，和对面租来的几间房，是他们“工友之家”NGO组织这个“大摊子”的根据地。从2002年成立开始，他们便为打工者群体的文化、教育、权益及其生活状况改善等做着各种努力。
“过些天天暖和了，晚上你再来看，满院子都是人，唱歌、跳舞、看书、打乒乓球，很热闹!”王德志说，言语间有种简单却又复杂的幸福。
据孙恒介绍，这样的流动人口社区在北京有很多，但这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却很少。
说到这里，不得不点数一下这个小院的“五脏六腹”。除了博物馆这颗“心脏”，其实博物馆的门厅里，便是一个简单的工友图书馆，而毗连着博物馆的是他们建的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和一个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而这些所在围出的院子便是乒乓球场、卡拉OK厅、舞池……
王德志介绍，工友图书馆里的书是朝阳图书馆援借的;工友影院每周末都会放电影，来晚了的话，就得自己加凳子;而由日本帐篷剧团在此演出留下的一个圆型帐篷改建成的新工人剧场，则是他们节假日的文艺演出场所和联欢场地，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其为“鸟巢”。去年崔永元在这里为他们主持过的第一届打工春晚被他们不时念叨着。平时，这里还会不定期地办些吉他、电脑、法律等培训班，也会组织文艺小组、工友访谈等活动。
我不知道，不过百余平米的小院里，到底容纳了多少东西。也许，他们所有的关于文化的渴望和梦想，都被不断地塞进这个小院里，任凭她们快要溢出，甚至正在溢出。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内的几个展柜中，展出了一系列不同城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暂住证。孙恒说，这些证件最能引起打工者的共鸣。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摄
身份：“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
“不要用‘农民工’这个字眼，而要称呼他们‘打工者’或者‘新工人’。”去皮村之前，我这样默默告诫自己。这也是我在了解这个一直慷慨从事各种公益文化活动的群体时，发现的唯一一个他们特别“计较”之处。
采访时，他们也经常提醒，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早已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
博物馆一进门迎面靠墙的一个展柜中，摆放着一系列不同城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暂住证。这些被认为是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展品，也是被几位博物馆发起人频频提到的证件，再一次强化了这个群体的那份特有的敏感——身份。
关于身份，先请读者看看下面这首“诗”：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别名 进城务工者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这是此前就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刘虹写的一首别样的“诗”，《打工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许算不上诗，因为它只不过是将你我也许都曾经用于这个群体的个别称呼罗列到这里。但这种简单的罗列，却聚合了一种复杂的力量。
也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人们曾经用过这么多字眼，去绕过一个他们最渴望的称呼。
《国语·周语中》有“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荀子·儒效》有“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即便一些古代文献中常有关于“工人”的记述，但“工人”似乎真正起源于17世纪末期，英国等工业国家的出现，以及之后产业革命和机器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雇用劳动力。
19世纪，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注解中曾界定工人阶级的概念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也许是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工人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如今我们通常将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定义为“工人”。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相应的职业配置也日益多元化，但是，以往对“工人”的定义，对于这些农民进城打工者，仍然有一种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的吸引力。人们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如何被定义，对于他们，就意味着他们所流淌出的汗水，他们所付出的辛劳，是否被城市里的人们乃至城市的历史所认可。
“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农民更多是以职业、生产方式来称谓，这就是一个身份。”孙恒介绍说，通过大量的访谈，他们了解到，如果有更多的选择，几乎很少有人选择“民工”、“农民工”这样的称呼。因为这个称呼包含着一种身份歧视。而且，农民和城市工人各自有国家给予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而对于他们，却几乎二者全无。
“其实称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更在乎的是称呼背后的东西，那就是权利。这么多年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我们几代打工者付出了那么多，但城市给我们的很少，我们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正比，这是不对的。当然国家也在努力改善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种改变从哪开始?我们感觉应该从称呼开始，称呼是一个前提。”王德志说。
王德志觉得，按照工业化发展规律，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是有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的。他说，“我们已经是工人了，已经脱离土地了，已经是城市的一分子了，我们要留在城市，要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最关键的是自己要认识到，才能抓住它。”
今天，“80后”、“90后”占整个打工群体的60%，大概有1亿人。不像他们的父辈对未来对生活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要出来赚钱，然后回老家，让孩子上学、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所有的诉求都落实在农村，可是这些新一代年轻人的诉求好像很模糊，主观上希望在城市，可是客观上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处于来回漂流、流动、迷茫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而是一代人，一个群体，甚至未来还会有很长时间。孙恒谈起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人，语气很沉重。“20年、30年对于人来讲，那就是一代人的青春没有了。”
呆不住城市，回不去农村，“工人居住状况”展厅中陈列的这两年博物馆做的一项研究成果“新工人家在哪里”，也正是在诉说着他们这个群体处于夹缝中的这种尴尬。
为了改变身份的尴尬，他们在尝试各种努力。
“‘下流’，听到这个词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可是你并不知道它对于工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工人，尤其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经常使用这个词。流水线是一级一级产品往下流，上面的工人工作慢，下面的工人会说：‘下流下流!’它反映了工人的生活状态、工作场景。这就是工人的话语，工人的词语，工人的生活。可是你听不到这些东西。”孙恒告诉我，他们博物馆正在做一个《新工人辞典》，收集所有与工人生活和工作相关的词语。因为如果要真正了解工人，首先要去听他们的语言，要去看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他说每一个词语都不是冷冰冰的词语，而是一个真实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描述的场景。比如工业区旁，工人的居住环境常常很糟糕，一层二层三层四层，有一个缝就能给你搭一个像狗窝一样的住所，叫“楼加加”，就是楼叠加起来。“这样的词很多，但这些词是进入不了公众视野的，可这是工人的文化。”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一辆平板车。据孙恒介绍，这辆平板车曾养活一家人，而这样的平板车，关系着无数打工者的生计，也承担着城市中大量废旧物品回收的重任。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摄
文艺：“工人的表达首先是让大家勇于表达，因此我们的文艺中，表达是第一位，第二才是怎么去表达。”
一个立志用歌声闯天下而辞职的河南音乐教师，一个期望圆摇滚梦的浙江躁动青年，一个笃志上春晚说相声的内蒙古倔强小伙子，地下通道里卖唱、路边发广告、饭店里当厨子、走街串巷送水、客运站里做搬运工……10年前，3个带着不同艺术梦想，却有着相似激情的年轻人在他们各自颠簸的北京生活中相遇了。以共同为打工群体义务演出为契机，在与太多和他们一起漂泊的工友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渐渐疏远了缥缈的艺术梦，而开始认同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打工者。
这3个人就是孙恒、许多、王德志。
于是，2002年，一个以发出打工者自己的声音为目的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了。自编自唱，自导自演;于是，钢筋绑上麦克，脚手架上挂上电灯的工地就是舞台，肩上架着口琴，手中抱着吉他的自己就是乐队，工地上，工厂里，社区中，他们扯开嗓子，将一种打工者特有的心声不断传出去……
挥臂敲锣的工人形象，是艺术团的logo。也许，他们希望锣的铿锵能助力他们发声。
据孙恒介绍，艺术团成立至今，义务为工友演出超过500场次，直接观众超过20万人。每年大型节假日都会有些大型的演出计划。而今年，他们将有一个穿越近10个城市的艺术团10周年全国巡演。艺术团至今还出了5张专辑、2部戏剧，拍摄多部影像作品，以博物馆为平台成功举办了3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
谈到举办文化艺术节，孙恒特别强调了其辐射力量。他说有了3届艺术节的推动，深圳一些工友成立了个重低音工人乐队，广州、武汉、苏州和杭州等地区的许多工友也陆续成立了文艺演出队或文艺小组。另外，他们还希望把打工春晚推广到全国各地。
“开始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小，20多岁，就是个人爱好，也想通过音乐达到成功，但创作的东西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都和打工有关。开始也只是大家业余时间出去演出，但演着演着会有一些人关注我们，解读我们，尤其有些专家解读，我们自己也会反思。慢慢地发现我们这事做的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发现我们不代表我们个人，我们是代表我们整个打工群体，价值观就开始改变了，有点从个人精英的东西转变成为大多数人服务了。后来我们会学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天天和工人在一起，又是工人出身，实虚结合，就有些理论高度了，就不光是脚踏实地了，也渐渐有些规划了。”王德志的话坦诚朴实。
“他说我们这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他说这就是先进文化!当时我就纳闷了，怎么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来了?那时一是不自信，再一个也确实是不懂。”谈起几年前学习“三个代表”期间，曾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编辑的李昌平在一次演出讲话时对他们的这种评价，王德志还忍不住发窘地笑起来。
《想起那一年》《彪哥》《打工打工最光荣》《团结一心讨工钱》《打工子弟之歌》《走南闯北》《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号子》等许多歌曲，都是直白地讲述工人的故事。
“煎饼，一种古老的小吃/从山东传到北京/卖煎饼六余载/往事历历在胸怀/2002年的第一场雪过后/全家人无事可做/生活成了第一大问题/当时在想/若摊煎饼卖/全家人饿不着……”这是博物馆里的一辆煎饼车上贴的车主徐芳写的一首《煎饼之歌》，捐赠这个车时，她也拿来了这首诗。
直抒胸臆、直陈现实，新工人艺术团的艺术创作在很多人眼中满是纯粹和质朴，而很多人看来却到处粗糙、浅漏。
“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先生曾描述我们祖先的文艺生成这段话，我想此时也许应该重温。
“工人的表达首先是让大家勇于表达，因此我们的文艺中，表达是第一位，第二才是怎么去表达。而现在主流的文艺第一位是怎么样去表达。可能只有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去表达。”许多谈起他们的打工文艺，流露出了长久磨练与思考后才有的自信与坚定。
许多说实现勇于表达后，他们的表达会慢慢找到从他们生活出发的、和内容相适应的一种风格、一种美学，而不会去迷信主流的文艺美学。他介绍，他们最初创作的特点之一，是首先要把自己的话能有冲击力地表达出来，是一种粗犷的、有力量的、直击的表达。歌词可能会偏向口语化些，曲调上会从民谣等民间文艺吸收养分，戏剧表达会借鉴国外的一些街头戏剧、民众戏剧以及我们的活报剧等方式。
从一开始想做个摇滚青年，到如今的转变，许多深感是生活教育了他。以前的那个自己是在房间里看社会，其实是一种旁观的状态，没有真的参与到生活中。会有一些愤怒，但那种愤怒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表达上那种摇滚乐的张狂、泄愤是很表面的，形式很张扬，但内容很干枯，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情绪上的东西。当有一天突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打工者、劳动者，从一个封闭状态走出来，感觉自己血脉贲张，表达上就有了一种立场和根基，也会更加有力量。
许多说，他觉得现在的表达比以前更“摇滚”。
“我今天唱歌不是让别人不唱歌，偶像唱歌需要歌迷，我不需要歌迷，我唱歌的目的正好相反，我希望有一天人人都可以开口歌唱。人人都不需要崇拜偶像，人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心声。”已小有名气且身为新工人艺术团团长的孙恒反对别人把他看做是打工群体的代言人。他说因为人不能代言别人，也不可能被别人代言。只不过现在，很多人缺乏表达自己的途径，或者不会表达。
为什么会叫“文化艺术博物馆”，不叫“打工博物馆”，因为文艺能够更生动、更真实、更鲜活地记录历史。历史不是死的历史，它应该是鲜活的，比如通过工人的诗歌去看工人的故事、感受。如果是冷冰冰的文字，就看不到这种鲜活的感受。孙恒曾这样解释博物馆对文化艺术的着力。
王德志则坦承，即使他们的艺术团每天24小时都在演也影响不了多少人，这点他们很清楚，但他们这个小团体是个模式，可以让人借鉴推广，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可以影响更多人，这也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同心实验学校幼儿部的一间教室内，10多个孩子正在排练舞蹈《大家一起来》，这间教室不足10平方米。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摄
儿童：“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在北京生活3年，搬了20次家，有谁知道这种流动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什么!”
从博物馆所在的小院出来，在多个村民连说带比划的指引下，我穿过七扭八拐的几个窄窄的胡同，越来越近的孩子的嘈杂和说笑声告诉我，我要找的学校到了。
时间已是放学后多时，但操场上还是热闹一片，二年级班主任赵云老师被几个孩子左拥右拽地很难与我交流，其中两个孩子甚至跳起来挂到他的脖子上“索抱”。几句简单的对话后，赵云充满歉意地向我示意。很明显，对于这个来自北大社会系并曾经做过记者的“80后”小伙子来说，陪这些学生们玩远远比接受我的采访更重要。
操场上的学生基本没有穿校服，五颜六色地点缀在夕阳里。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博物馆儿童展厅的墙上，挂着一排不同颜色、样式和标识的校服。
孙恒曾介绍，现在农村有大约5800万的留守儿童，城市里有大约2000万流动儿童。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流动的生活特性，每个在城市的孩子常常去过多所学校，每个孩子也就经常会有多种校服。并且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校服常常与本地学生不同，有的校服甚至会标有“借读生”字样。在他看来，这对孩子是一种伤害。
“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在北京生活3年，搬了20次家，有谁知道这种流动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什么!”孙恒说。
也许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穿上彼此相同的校服，也许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再频频更换校服，皮村才多了这所打工子弟自己的学校。即使据孙恒介绍，学校至今其实也未获审批，因为很多指标并未达标。
学校是得益于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第一张唱片的7.5万元版税建成的。2005年，兜里有了钱的艺术团成员，也即“工友之家”的几个发起人，联合了部分志愿者一气呵成将一个废弃的工艺厂，改造成了这个同心实验学校。孙恒又多了一个校长的职务。
言谈举止总透出一种韧劲的另一位校长沈金花讲起当年的建校史还仍不轻松。她说当初在那么难的情况下建校，是想“从根上出发”。
如今的同心实验学校有600多名学生，16个班，小学部12个，学前部4个，近30个教师。沈金花向我介绍了半天，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些教师复杂的构成。只记得她说有专职的，也有供职时间长短不一的各种兼职志愿者。她还说，由于这个学校根本不是常态的学校，兼了很多社会的功能，而且许多孩子经历特殊，就需要这里的老师必须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爱。
“所以我在选老师的时候，可能专业会排在第二位，爱是第一位。”沈金花说。
跟着轻快的旋律，后弯腰、搬旁腿、下叉、大踢腿……在幼儿部的一间大约不足10平方米的教室内，一群孩子正在排练舞蹈《大家一起来》。几个主要成员基本功在我看来很是了得。正在指导的朱老师告诉我，排练是为6月份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做准备。两周前开始每天会在放学后练上半个小时，排练会一直持续到演出前。而这里的大部分孩子正是受到许多好评的第一届打工春晚开场舞《好运来》的表演者。
沈金花介绍，他们的师资力量有限，请专业老师太贵了，但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有特长，他们就找基金会等支持，找志愿者来教，想各种办法，满足孩子的文艺渴求，让孩子在学校多一些发展机会。
“也许这里明天就被拆了，未来谁也不知道，但孩子到哪儿，我们就会到哪儿。孩子们从这里毕业以后能否读中学、高中也是个未知数，我们只是希望能多教给他们些东西，多送他们一程。”沈金花说。
孙恒告诉我，在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他们会推出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我多想》。“为什么幼儿园小朋友那么多，我只能和蚂蚁作伴;为什么我的家搬了又搬，我的学校又要拆迁……我多想，和他们一样一起玩闹在阳光下自由奔跑;我多想，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不再流浪不再四处漂泊孤单……”孙恒一边回忆着歌词，一边间断地哼起来。
今年初，由“工友之家”专为流动儿童创办的公益杂志《流动的心声》也让北京乃至全国无数流动儿童多了个聆听和倾诉自己心声的小天地。
……
离开皮村的时候，门脸密集的小街上华灯已上，白天的静寂果然被下班的村民渐次打破了。朝向城市的返回途中，这刚泛起的喧嚣又随着行程渐行渐远了。
“每一个现代化城市，都是一座打工博物馆。”蓦然想起，博物馆的留言薄上有这么一句崔永元写下的话。
新工人艺术团在皮村新工人剧场举办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图片由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对话 延展]
“看他们的戏剧，就知道他们挑战的是什么了”
记者：乔燕冰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
○记者：我了解到，新一代打工群体不愿意别人称呼其为“农民工”，而希望被称呼为“新工人”，你怎么看他们这种自我身份意识的转变，以及当下打工群体越来越强烈的身份认同问题?
●卜卫：我听过2009年1月“工友之家”举办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中的“劳动文化论坛”，很多工人在论坛上讨论这个词，觉得“农民工”是个有歧视性的，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边缘化词汇。“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不是农民，但又没有被纳入工人的福利保障体系，两头都得不到保障。我觉得这个讨论背后是他们自我集体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考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是什么，开始自己给自己定位，而不是被别人定位，保护自己的权益，让自己变得更加有主体性，变成一种自为而不是为他人的存在。
这种讨论不仅关系是否尊重这样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从中去看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他们在唱歌、搞活动时，甚至他们穿的T恤上都会说“劳动最光荣”。这不是一个口号，他们希望是一种体制。劳动完了能得到工资，生病了能治病，孩子能上学，有福利保障，有地方住，劳动能换得这些才是光荣的，否则能说劳动光荣吗?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即有薪酬，有福利保障，有保险，叫体面劳动，咱们政府报告也在提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如果没有体制保证那就真是一个口号了。所以这种讨论不仅是一个词的讨论，这背后其实带着一种社会理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更好、更平等、更理想的社会。
○记者：您怎么理解打工文艺与文化的意义?
●卜卫：我觉得他们这个群体有文化，只是我们看不见。你想想大众媒介每天都是什么?比如你打开新浪网页，上面可能就跳出汽车广告，肯定不可能一打开跳出的是一个流动人口骑着平板车送孩子上学的公益广告。这些情景，包括记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以及校车事件等，如果不出事故的话，根本看不到。其实我觉得打工文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的生活。他们通过诗歌、民谣、戏剧来丰富自己的生活，讲述他们遇到的困难，讲述他们希望中的理想社会，引起社会的讨论，这是打工文化最大的意义。
○记者：从许多打工文艺作品中，人们能够感觉到打工者自我存在意识的上升，以及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等许多问题深刻的思考与追问。
●卜卫：是的，只是主流文化包括很多东西，非常复杂。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但让你消费也是主流文化。他们的一些文艺创作甚至很有挑战性，但他们挑战的是那种边缘化劳动价值的那一部分文化。比如没有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公益广告，却有很多关于汽车房产等说“你值得拥有”的广告。我觉得那些都是把劳动价值这种其实是人最宝贵的东西给边缘化了。他们提出的东西想促进社会平等，不把这些事说清楚他们就没法改变。比如诚实做人也是主流文化，但他们没有反对这些，你听他们的民谣，看他们的戏剧，就知道他们挑战的是什么了。
○记者：您对新工人艺术团以及其他打工者、打工者群体的创作成果怎么评价?
●卜卫：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角度不一样评价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我觉得他们的创作都很好。
谈到艺术创作一般会谈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思想性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打工艺术来源于打工生活，这很重要。知识分子、文艺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很少去写打工生活，也不熟悉打工生活。打工者愿意把自己的打工生活写出来，而且不光是写出来，还会去讨论，包括他们的诗歌、民谣、民众戏剧都在讨论。比如讨论工人像螺丝钉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对不对，包括讨论富士康那“13跳”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了他们的文艺会被打动，会愿意去看，因为以前没有过，而他们把这些东西讨论出来了，会对大家有一种启发，我觉得这是一种思想的力量。
就艺术性而言。审美是主观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工人的舞蹈，他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像团体操一样整齐划一就是美，只要跳得高兴，参差不齐也觉得美，他们也会建立自己的标准。比如他们觉得能表达心声就是一种美，他们觉得创作中能够有一些他们认为是一种艺术创造，就觉得很美。他们不是专业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一边劳动，一边生活，一边创作。他们以此作为发展工人文化的一种途径。我们不应该以主流的艺术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他们，他们能思想，能创作，能演出，能自己组织各种各样的形式，用这些形式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感动大家，能产生影响，在我看来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感受他们文艺中的力量。
○记者：通过“工友之家”的系列活动，您感觉打工文艺与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卜卫：我觉得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做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代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还要工作，不是用艺术赚钱，基本上演出都是公益的。
问题不在于他们，在于政府，在于所有的研究者，面对这么庞大，而且在中国发展中起这么重要作用的一个群体，能不能做一个文化的参观者、记录者和讨论者，来讨论这种文化，同时也反省我们主流文化有哪些地方是不公平的，然后做一个好的改变。
位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厅内的工友图书馆。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摄
打工文化：来自社会底层的积极力量
记者：乔燕冰
刘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文学教研室主任)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打工文化的?当前打工文化的现状怎样?
●刘忱：我是从2009年开始关注打工文化现象的。打工文化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一开始表现为“打工文学”，是一些外出务工的青年在离开家乡之后，对自己的生存、生活和精神现状的文字记录和思考，后来，更多的外出务工青年自发地用各种文化形式记录自己的历史，描述生活和精神现状、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理想追求，比如唱歌、舞蹈、戏剧、纪录片，还有博物馆等等。这些现象不是一时一地偶发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活动。经历相同的打工群体逐渐在精神上集聚、靠近，互相扶持、互相交流、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从最初时的自娱自乐，至今已经形成了自觉意识和组织形式。
○记者：通过这几年致力于打工文化研究，您觉得目前打工文化有什么特点?
●刘忱：首先，打工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自发和真实。打工群体对自己打工的酸甜苦辣有着无与伦比的痛切感受，是现实让他们拿起手中的笔纸、弹起吉他、跳起舞蹈，倾诉自己、给自己鼓劲，在生活中培育出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生活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自主表达;其次，打工文化开始思考作为一个群体的命运和社会身份问题，并致力于用文化的力量影响改变不合理现实体制和含有歧视意味的思想观念，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比如，他们倡导“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体面劳动、尊严生活”、“使无力者有力、使有力者有爱”等等，都是普通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响应与阐发;再次，应该是打工文化所倡导的志愿服务精神，身体力行，以文化的方式服务打工群体，并且以服务的方式为社会各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平台。所以，概括地说，打工文化是接了地气的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打工文化对打工群体，以及当下社会与文化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刘忱：打工文化对于构建打工群体的自主性、对构建社会和谐稳定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力量。所以，这种文化现象不是简单的写写画画、唱唱跳跳，它是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积极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先声。不仅是打工文化，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多元积极文化，肯定都会对社会创新、体制创新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也必将影响整个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另外文化繁荣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多样文化的存在。
○记者：社会各界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刘忱：坦率地说，整个社会对这样的文化力量了解很不够。人们说到打工群体，要么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文化，精神状态是沙漠，全社会应该关怀，但这种关怀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怜悯，缺少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基于某种偏见错觉，缺少包容，总觉得打工者如果自发地搞起文化来，批评不良老板、抨击社会不公，说不定会形成不安定因素。就连打工者本身，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觉得文化不顶吃不顶喝，打工的就是打工的呗，装啥文化人啊?所以，最迫切的是：既重视他们的经济、社会权益的实现，也尊重和保障他们文化权益的实现。要用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认识打工文化，尊重普通大众的文化权益，发挥他们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抱着偏见和错觉，排斥或漠视这种文化的存在。
○记者：您了解到的全国这样的打工博物馆及艺术团有多少，现状如何?
●刘忱：打工博物馆已经存在的有位于深圳宝安区石岩镇的“劳务工博物馆”、四川省金堂县的“农民工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投资和管理都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具体操作和支持的。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由民间公益性组织“工友之家”兴办并管理的。
打工者的文艺活动很多，不能仅仅从数字上找答案。没有在管理部门登记的可能是多数。几个人可能就拉出一个小型的乐队或者艺术团体。他们唱歌跳舞，活跃了打工群体的文化生活，影响力在于他们原创性的节目回应了打工群体的需求，表达了打工群体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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