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经济奇迹，但是家庭的毁灭会不会是过于昂贵的代价呢?
当黄东燕在2011年回家过年时，她的儿子不愿管她叫“妈妈”。38岁的黄试图用孩子的语言和呵痒来吸引儿子，但5岁的张翼根本不搭理她，把脸埋在帽子里。在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躲避她，总是跟在17岁的姐姐张娟子身后。黄每一次亲密的尝试——做游戏、外出购物、拥抱——都被拒绝了。“在儿子看来，我就是一个陌生人。”黄极力控制着即将流出的眼泪说。
14年前，黄离开了司龙村和她的孩子，到离湖南省500英里外的广东去寻找工厂里的工作。黄最终落脚在烟雾弥漫的深圳，这里是珠江三角洲生产制造业的中心，比邻香港，对廉价劳动力有似乎无尽的需求。
仅仅三十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今天，这里的GDP达到1500亿美元，坐落在这里的工厂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公司制造产品，包括消费电子类产品生产商富士康，它在深圳的工厂雇佣了大约23万名员工。拜中国极速发展的经济所赐，这样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打工者身上。
黄离开之后，她的婆婆留在湖南照顾孙子，因为黄的工作只允许每年回家一到两次。黄和她的丈夫张长永在1998年离开大女儿娟子，她当时只有4岁。随着时间的推移，娟子和他们逐渐疏远了。上六年级的时候，这个曾经因为父母离开而偷偷哭泣的圆脸小女孩，已经不大在乎父母是否回家了。对于父母询问她生活的问题，她感到越来越厌烦。打电话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除非当她需要钱的时候。她的弟弟小翼在很小的时候就不愿意接父母的电话，每次他们想拥抱他时，他都会躲进姐姐的怀里。黄说：“儿子不想与我相处。”像很多农民一样，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例外，可以要两个孩子。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农村居民大批转移到工业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这个国家有2.21亿流动人口，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虽然这样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但它同时也造成了内部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近年来，研究人士估计有5800万像小翼和娟子一样的孩子，在生命中重要的性格形成期缺少父母的指导，而自由摸索。在父母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却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些孩子一旦进入城市，就等于放弃了教育补贴、医疗保护和其它基础社会福利。
旨在控制人口流动和促进经济的户口制度出现于50年代，它为城市提供了少量、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并非汹涌而来的劳动力大潮，因为中国官员担心这会引起城市人口的不满。这项制度的存在，让农民很难离开土地，同时让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农村居民无法企及的丰厚社会福利待遇。二十年后，工业城市逐渐需要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官方开启了泄洪闸，但还留了一手：打工者无法获得城里人享有的社会福利。
这是平平常常的一天，黄从竹席上醒来。她住在深圳东北区城郊工业园区的一幢公寓中，这里离她上班的地点走路需要12分钟，她的丈夫在50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中上班。她的房间面积大约100平方英尺(译者注：约合9平方米)，墙上贴满了可爱宝宝的图片，这里勉强可以容纳一个人居住。她起床后穿上工作服——白色衬衫和蓝色裙子，出门向工厂走去。
黄在一家LED工厂上班，具体工作是在显微镜下检查LED灯泡是否有瑕疵。她的旁边，微弱的光线笼罩在流水线工人的身上，年轻的男女工人熟练地把芯片和电线连接在一起，再用迅速凝固的液体覆盖接头。深蓝色的窗帘挡住了日光，除了机器的蜂鸣声，房间里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在没有孩子的日子里，黄会在电视机前打发时间，其实每天晚上也就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有时候，她会和女伴在一起吃零食。工厂女工们穿上裙子和凉鞋，一边吃饭一边嘻嘻哈哈地分享她们难以见上一面的孩子们的故事。黄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是20岁。”
黄努力在远方施展她的母爱，但是她的电话让娟子很不耐烦，这个活泼可爱又自信的女孩管她妈妈叫话匣子。黄说，只有当她需要钱买新衣服或者给手机充值的时候，她才会认真说几句话。黄的儿子小翼根本就拒绝和她讲电话，除非奶奶给他钱去买糖。即使他拿到了钱，也只会拿起话筒说一句你好，然后马上挂断。黄说：“现在，我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给家打电话。”她和丈夫每周见面一次，但这丝毫令人兴奋不起来。“我们都老了，不再有浪漫的感觉了。”
黄唯一一次中断深圳的工作是在5年前，她接到大姑子的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她赶紧回来。村子里的居民议论纷纷，说12岁的娟子经常逃学，和朋友在一起胡闹，与当地男孩子关系暧昧。大姑子说：“你一定得回来。”
娟子从小就非常独立，但这样的性格在老一辈人看来不适合女孩子。5岁的时候，她就能独自长途旅行，坐1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深圳去。将近10岁的时候，她经常去到镇子外边，走过杂草丛生的小径，远离家长的监护，到大山边与朋友相聚。她还经常夜不归宿，她更喜欢与朋友一切过夜，这些孩子的父母也都外出打工。
接到娟子肆意胡为的电话之后，她请了6个月的假回家处理这件事，她和女儿做了几次长谈。黄说：“如果你不好好上学，一辈子就只能做低等工作。”她自己念完初中就离开了学校。她让娟子给她写了一个承诺书，说如果不专心学业，她就要到深圳和母亲一起工作。
黄认为，这6个月的时间拯救了女儿。娟子老老实实写下承诺书，收敛了自己的行为，顺从妈妈的意愿。她每天晚上都会回家写作业，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对黄来说，娟子的顺从是真正的改变。但是对娟子来说，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她可以在母亲返回深圳前稍作忍耐。娟子说：“我认为其实没什么改变。”她不和母亲争吵，不过是因为在母亲的“暴脾气”面前最好沉默。在母亲回到深圳之后，娟子又恢复了老样子。
她说：“妈妈根本不了解我，”她似乎更愿意相信村里的流言，而不愿真正理解我的生活。“我没有逃学。”至于和她关系密切的男孩子，娟子承认她的确有一些柏拉图式的男性伙伴，但仅仅是下课后可以开开玩笑的“哥们”。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在众人面前随意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的名声因此一落千丈。
黄回到深圳之后，娟子回到她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中。她的青春期生活中点缀了越来越多的在女朋友家过夜的经历，以及一次令人难忘的在网吧彻夜游戏的经历，这仅仅是为了好玩。还有一次，她说那是一次完美的14岁生日聚会。她和其他一些留守的朋友把啤酒带到山上的一座庙里，一整天在那里喝酒、互相投掷蛋糕。还有成年的游人送给她生日礼物，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喝啤酒。
在私下里，娟子对她和父母间缺乏了解感到悲伤，由多年无法见面所造成的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断层，似乎是无法得到修复的。当想到她从未享受过母亲的爱时，娟子的声音颤抖起来：“就好像有东西堵在我的胸口，让我无法呼吸。”有些打工者会把孩子带到他们打工的城市。肖红霞是一家女性打工者服务组织的创始人，她把两个孩子从湖南农村老家带到深圳，试图让他们摆脱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送孩子进入深圳的学校，每个孩子每学期需要缴纳160美元到320美元的费用。据多位打工者证实，农村地区的教育——当然条件要差一些——每个孩子每学期只需要63美元到95美元。黄和她的丈夫每个月只有781美元的收入，为两个孩子支付城市的学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黄来说，留在农村也是不现实的。黄的婆婆在田里营务一些花生、青豆、玉米和辣椒，还在后院养了几只鸡和羊，但这些收入无法养活一个家庭。黄说：“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如果不外出打工，生活就不能继续。”她说村子里现在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我们没有选择”。华盛顿大学地理学家Kam Wing Chan曾经研究过户口制度，他说，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降低了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廉价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比如电视和手机，让农民越来越向往城市里的物质生活。技术的发展和流动生活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但也形成了一种“攀比”的心态。如果孩子的父母留在农村，家里就永远过不上其他家庭享受的安全和舒适生活。
在2011年春节回家之后，黄仔细思考了她和孩子的关系。娟子已经长大，疏远的关系恐怕无法挽回，黄担心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黄和丈夫决定把小翼接到城市，和他们住在一起，尽管这会给他们本已入不敷出的收入带来更大的压力。于是，在2011年7月闷热的一天，黄收拾好行装准备回到司龙村接小翼。娟子已经在临近城市找到了一份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她也和母亲一起回家。在一整天极度疲劳的旅程之后，汽车在凌晨4点把他们带到了距深圳500英里外的村庄。小山村一片寂静，娟子跑在前面，边喊弟弟的名字边消失在树林里。透过一片黑暗，黄任由她的双脚带她走上回家的熟悉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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