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打工者数量达到2.63亿，比2011年增加了983万人，增幅为3.9%。打工人口已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9.4%，即大约五分之一。可以说，占国家五分之一人口的群体，其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某个人和某个群体的特殊问题。
在我的新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用“新工人”来称呼打工群体。“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使用“新工人”首先是用于区分过去的老工人;其次，这是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雇佣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工作的迷失
从工作的稳定性来讲，根据我在2009年的调查，在深圳工作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一年半换一次工作，在苏州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可见，打工者的工作稳定性很差。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年内换几次工作的工友也不在少数。
从工资待遇上来讲，打工者的收入非常微薄。但是，衡量一个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标准不是收入的多少，而是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按照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748元为对照：深圳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3倍到7倍;央企高管的收入是18到25倍;金融国企高管的工资是普通打工者的95倍到3154倍。2011年6月1日，我在苏州和工友小叶(他1990年出生，2006年初中毕业开始外出打工)交流，他告诉我：“我一个月1900元的工资， 房租370多元钱，吃饭500元到600元，衣服和零用400元到500元，电话费差不多要100多元钱。最后，一个月工资几乎所剩无几。我觉得，1900元真的快不能养活自己了。”
从工作内容上来说，绝大多数工作，或者很脏很累，或者枯燥无聊，或者没有任何发展前景，有的甚至可能造成职业病。2011年10月25日，我在重庆富士康访谈了工友小容。她说：“我准备春节前辞工，将来去哪里不知道，想学习做护士。反正，无论做什么，绝对不会在富士康。因为在这儿毕竟干了半年，不是人呆的地方。你呆久了真的感觉特别烦，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从劳动时间上来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调查显示，打工者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个小时。这个统计数字已经触目惊心，但根据我的了解，很多工友的劳动时间更加极端。一位在苏州某台资企业上班的工友告诉我，她在2012年的4月和5月连续上班，一天都没有休息，而且每天要上班12个小时。
由于工作从各方面来讲都让人非常不满意，所以我经常听到工友说这样的话：“我总不能一辈子打工吧!”好像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我想反问：那么，我们2.6亿人的打工群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很多打工者打算将来做生意。创业肯定值得鼓励，但是把开服装店、饭店等当做出路的工友，十之八九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打工者最大的迷失，不是谋求如何提高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用逃避、逃跑来麻痹自己。
在中国，不只是打工群体这样，大学毕业生也在工作中迷失了。根据《蚁族》一书的调查，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均工资为1956元，而且同样存在工作不稳定、生活条件差等问题。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把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群体，与大学毕业生群体进行严格的对比。我想说的是，到中国思考发展模式的时候了：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积累财富，然后对财富进行极为不平等的分配，还是为了全体民众的福祉。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是难免的，这时候我们要思考发展速度、发展代价和发展方向这些重大问题。
子女教育的迷失
中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人数，因为没有最新的统计数字，我们一直引用全国妇联2008年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得出的估算数字。据估算，全国留守儿童数量人数为5800万，流动儿童是1200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不能团圆的家庭以及在城市挣扎求学的孩子。
在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很多家庭把子女带到身边。根据我在北京皮村打工者聚居区的调查，有孩子的工友中71%是家庭团圆的。在南方工业区，大多数家庭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根据我在深圳的小样本调查，只有21%有孩子的工友是家庭团圆的。不过，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打工者家庭都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工友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之所以甘心承受辛苦的工作和生活，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现在的问题是，留守儿童在没有父母关爱下长大，在学习、生活和心理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流动儿童虽然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因为城市生活居住不稳定而经常转学，或者因为户口问题而不能进入公立学校。加之父母工作忙，没有更多时间照顾，所以流动儿童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好像是：为了孩子，却“失去”了孩子。
那么，孩子们在学校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首先，我们的教育已经发育出一种非常顽固的应试教育体系，很难培养有能力自我成长和建设健康社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初等教育成了为工厂输送打工者的再生产基地;职业教育更是近似于召集学生工的“黑中介”。
“家在哪里”的迷失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前三编的结构是这样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打工者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工作权、居住权和子女教育权。前面已经说过，打工者在城市的工作状况不仅是差，甚至可以说非常恶劣;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不享受同等教育和升学机会。至于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状况，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的人均居住面积是4平方米到5平方米，在苏州集体宿舍的人均居住面积是4平方米，在深圳是2.6平方米。皮村是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村子，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几倍。我供职的北京工友之家就坐落在那里，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友一样。一家人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这10平米是睡觉、做饭、吃饭、看电视、孩子学习写作业的全部空间。房间里面，当然没有卫生间和洗澡的地方。
因为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得窘迫，很多工友认为，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到老家去。但是，老家是想回去就回得去的吗?首先，传统农业生产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第二，当传统的农民绝对不是新生代打工者的诉求，相反，绝大多数新生代打工者对此非常排斥;第三，乡镇和县城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返乡只是一种想象。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农村和乡镇明明是回不去的，但是很多打工者花掉自己毕生的心血，甚至预支自己未来的收入在田间地头盖起了小楼，在镇上购买公寓房。2010年9月，我在四川省邻水县斑竹村进行调研，这是我同事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我们晚上就住在她哥哥盖的新房里，新房有四层，外部的墙面贴了瓷砖，房子内部几乎没有装修，地面和墙面都是裸露的石灰。楼梯没有扶手，和房体之间还有缝隙，整个建筑令人感觉很粗糙。除了一个房间里放了一台孤零零的电视，这幢房子的其它地方都成了储藏室。站在屋外的田埂上，我看到不远处的田间有一幢高大漂亮的房子，就顺着小路弯弯曲曲地走下去，直到楼前。我冒昧地敲门，屋主林婆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逐层参观了她家的新房，房子一共四层，地面都铺了地砖，每层都有抽水厕所，厕所装修得很豪华，二层和三层还有浴室。我试了，浴室都有热水，原来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所有房间都装修完毕，但是大都空置，只有二楼有家具，显得很空旷。这四层楼，每天只有林婆婆和小孙女两个人住。林婆婆告诉我，她81岁，丈夫去世30多年。她和孙女住在新房里面，其他人都去打工了。建房用的是儿子打工挣的钱，花了二十几万。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还欠了几万元的债。“现在把房子都修好，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就不用再修房啦。”听了林婆婆的话，我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她的两个孙子在几十年后怎么可能回到这里?!看到外面墙上“新农村建设”的标语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滑稽的概念：建设的其实是“新农村养老院”。再往下想，如果这些房子将来能够成为养老院还好，但是我不认为，在外打工20年、30年以后，打工者还会回到几十年以前建设的房子里。也就是说，这“养老院”可能只是一种臆想。这种把“不可能”作为未来和寄托，把“臆想”当成现实的现状，让人非常痛心和悲哀，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也是我所说的“迷失”的表现。这种迷失状态，让我们不能拥有现在，更不能创造未来。
为寻找一个安身之所而困惑的，并不只限于打工群体，无数大学毕业生、白领人士也都被高房价所困扰。我每天听广播，听到的大都是房价越调控越高，而人们大多无奈地屈从于高昂的房价。
让我们生活在此岸
过去几年，除了在中国大江南北调研，我也去过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还去罗马尼亚探访留守儿童。我发现了一个或许成立的规律：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他们回不去老家了。1965年至二十世纪70年代中叶，土耳其人开始到德国工作，成为客籍劳工，当时很多人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寄回家去，主要用来盖房子，等待自己将来回去住;二十世纪70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90年代初，移民第一代并没有回到土耳其，他们逐步成为德国公民，他们的孩子语言障碍逐渐减少，但很多人还是认为会回到土耳其，所以把省下来的钱拿到土耳其投资;二十世纪90年代初直到今天，人们终于意识到回不去土耳其，才开始在德国买房子和投资。现在在德国居住的土耳其人认识到，他们虽然是土耳其人，但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回顾近50年土耳其人向德国迁移的移民史可以发现，回去的人很少，大部分都留在了德国。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30年。现在，打工第一代(即一个家庭中的第一代打工者，打工第二代则指他们的后代)和部分打工第二代都进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希望不要等到打工第三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我们不想回老家，也不能回老家了。”如果大家能建立“我们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就在哪里建设社会和自己的家”的认识，那一定会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
在一次《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新书推荐活动中，我遇到一位知识界人士，他问我：“你说，怎么才能够提高这些打工者的意识呢?”我回答：“你的意思估计是说打工者的意识很低吧。我认为，高低是对比出来的，我想问的是——你觉得谁的意识比打工者高呢?说到工作，打工者受到的是老板露骨的剥削，而白领受到的只不过是不露骨的剥削;说到住房，打工者住房条件很差，白领们住房条件好很多，但是也成了‘房奴’。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其他人也许也不比工友的意识高。”
我把本文的标题定为“新工人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出发点也在于此。打工者是对社会制度不公平体会最深切的一个群体，而且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不尽相同，打工者无处可逃，而大学毕业生也许更有条件去追求个人成功。另外，根据调查，中国的富人中，60%有移民意向或者已经移民。建设中国社会和自己的家园，我们只能依靠不能逃跑和不想逃跑的人。
“新工人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的另外一层意识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不是这个社会的富人有多少或者有多富，而是这个社会的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吕途为发展社会学博士，工人问题研究者，著有《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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