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经济补偿金？工人有话说！ -

李部长出于阶层的自发性得出去取消经济补偿金这种荒唐的建议，于情于理都是十分荒唐的，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还是慎重为是较好。按照李部长的说法做，企业不仅不能轻装，让经济度过危机，可能还会雪上加霜。

　　据东莞时间网26日消息，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小梅参加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分组讨论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李小梅表示，希望取消经济补偿金，让企业“轻装上阵”。

　　李部长的言论在互联网上的反应

　　李小梅部长建议取消经济补偿金的消息一出，众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时政讨论中总是有各种分歧和激烈的争论，笔者在网上观察了解到，这次网友的态度似乎出奇的一致，李部长的建议在多家新闻网站的评论区几乎都引来网友一片的骂声，在多个论坛关于李部长的言论的讨论之中，网友也几乎都是一片声讨。其中不乏严重的对李部长的人身攻击和对李部长立场的怀疑，也有很多网友对李部长的理由做出了有力的反驳。总之，李部长的言论似乎引起了众怒，可能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雇佣者，并不是李部长的 “统战对象”，故而李部长的观点，大家反对的声音几乎是压倒性的。

　　李部长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李部长的提议，明显违背我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782万人，其中适龄劳动力16-59岁为91583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数据证明和我生活经验都知道，我国人民绝大多数还是靠工资吃饭的是占适龄劳动力中的大多数的，能够靠利润、地租、利息以及像李部长一样靠国家财政吃饭的，毕竟还是少数。而那些没有就业的适龄劳动力和老人小孩儿，也大多数都是靠家人的工资吃饭。换句话说，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雇佣的打工者，失业不仅对自己也对家人都很有很大的影响，取消经济补偿金的建议，显然会伤害劳动者的利益和感情。

　　李部长怎么敢说出这种显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提议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换句话说，李部长能提出这个建议，不是她的观念意识的问题，也不是她对国情认识不足政治水平太差，而是李部长的经济基础使她产生这种想法。要是李部长也是一个打工的，靠打工工资吃饭的，显然她不会说出这种取消经济补偿金之类的话。也有网友戏称，应该让李部长下岗，不给她经济补偿，这样也能让国家“轻装上阵”嘛。如果真让她下岗的，估计李部长应该会说经济补偿金还不够。但李部长毕竟是吃公家饭的，必须要留住资本才能发展经济才能税收。东莞市长袁宝成分析“外界对东莞“企业倒闭潮”的质疑在于东莞的港资、台资企业近年来发展面临重大压力，劳资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些原有的优势正在下降，很多来料加工的企业往低成本地区迁移”。李部长的统战对象包括“新生社会阶层”即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民营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东莞的李部长可能长期和台商港资以及民营资本打交道，现在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降为了让企业留下来，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企业“轻装上阵”，应该也是她的分内之事，取消经济补偿金也是其中一项吧，关于这一点李部长也直言不讳。

　　可见，李部长敢于得罪那么多人，说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还是比较清醒的符合自己经济基础和自己代表的阶层的利益判断，立场不同，关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也就完全不同。

　　李部长的理由有道理吗?

　　李小梅取消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为“经济补偿金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补偿金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部长的理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断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替代其制度功能;二是经济补偿金制度加重企业负担，不利于企业转型发展;三是经济补偿已经成为诱发劳资双方矛盾的不和谐因素;四是及时修订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法律规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李部长所讲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替代经济补偿金制度的功能，然而在现实中真的如此吗?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4年，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达17.1%，人数已超过4600万。他们中超过八成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而新农村养老保险每月只有70元，能够用来干什么呢?

　　而在重庆“打工村”：三百余名高龄农民工仅一人有职工养老金。根据调查，第一代农民工年老以后，显然不存在李部长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在第一代农民工中，即使现在不是高龄农民工，也即将步入高龄农民工的行列。而珠三角普遍都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很多企业才给员工购买社保，还有更多的企业是在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在才逐渐为工人购买社保。这样算下来，第一代农民工尽管在珠三角打工二十年，也没有养老保险可以拿。且像多地根据国务院《劳动监察保障条例》中对超过两年的社保不予强制，导致工人拿不会属于自己的养老金，落得一个老无所养的局面。

　　近年来，因为社会保险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有越演越烈之势，实际上真正能够拿到的养老保险的第一代外来农民工少之又少。失业保险对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失业工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况且还有很多人根本拿不到失业保险。

　　“不断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替代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这种说法依据又在哪里呢?

　　从社会个体案例来看，例如，在2015年深圳市水谷玩具厂倒闭后，196名中年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年龄，十几岁就来到深圳打工，社保普遍都是在08年以后，很多都是11年前后才参加的。现在失业以后，只能拿到两个月的失业保险，年龄太大的她们用自己的话：“水谷把我们害惨了，现在这个年龄去哪里找工作吗?人家都只要35岁以下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几座大山都压在他们的身上，突然的失业令他们茫然不知所措。水谷的老板只给了他们一部分的经济赔偿然后跑路，剩下他们在城乡之间迷失，在压力中恐慌。按照李部长的建议，水谷的老板就可以合法走路那工人能够怎么办?

　　例如，原来水谷厂一名永莲(化名)的女工，今年35岁，但是已经外出打工18年，两公婆都在水谷厂干了10年，但是社保却只有2.5年，家里面有3个老人需要养，下面有两个孩子看着他们，糟糕的是，由于农村老家的房屋倒塌，他们不得不在重庆乡镇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套房子，三几十万的房价他们十几年的积蓄全部花光还欠了十几万的住房贷款，原本以为继续在厂里面工作几年就可以把房贷还清，现在突然失业的两公婆根本茫然不知所措。失业以后两公婆一直找工作却因为年级太大而屡屡被拒绝，只能靠打零时工为生，收入飘忽不定。但是房租、老人、小孩儿、房贷一分都不能少。用他们的话说：“现在我们花钱特别省，省到一个月都没有去超市买点水果吃，失业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买过衣服。没办法，我们不吃不喝也要保障孩子的生活?还有那么大一笔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由于今年没有挣到钱，今年都不能回家过年啦，因为回家一次要几千块，只好不回家啦。这样的情况在水谷厂的失业工友中完全不是个例，要是没有经济赔偿金，那么他们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中年的他们失业以后去到那里能够找一份工作，他们又该何去何从?社保显然没有帮助到他们呢。

　　关于李小梅部长所说的是经济补偿金制度加重企业负担，不利于企业转型发展，更是无稽之谈。

　　第一，很多工厂关闭或者裁员的原因根本不是所谓的转型升级，而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产能相对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产能之所以相对过剩，消费不足的原因，恰好是因为劳动在分配中占到的比例太少，导致贫富差过大，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

　　第二、很多企业关闭的原因是国内地价太高，物流成本太高，金融资本资本利率太高，能源成本太高。我国的地产泡沫导致地租太高，金融食利资本过多，行政成本过大的原因不讲，单单讲工人劳动力成本上升，大概是因为，不管金融资本、地租、交通还是行政成本，都不是李部长们敢开刀的对象吧。

　　房价走势图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本利润率并不低，财政收入也一直是很高的。根据《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不同步。近年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都是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的。现在企业转型升级中，李部长又叫穷，想从农民工的经济赔偿金中拿出抠出来完成升级。为何不是用企业家的别墅，奢侈品消费者省下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贪官的赃款来完成产业升级呢?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为什么产业升级就是要惦记着农民工这点经济补偿金呢？

　　至于李部长的第三点说，经济补偿已经成为诱发劳资双方矛盾的不和谐因素;就更是站不直脚啦，劳资双方之所以会不和谐恰恰是因为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说到底就是谁拿得多谁拿到的少的问题。按照李部长的逻辑劳动者拿得少劳资双方的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反而减少的话，这是怎样一种逻辑?

　　至于李部长讲第四点，是及时修订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法律规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李部长建议，要从顶层设计方面修改《劳动合同法》，取消经济补偿金制度，从而帮助企业减负减税，真正减掉一些不该有的束缚。她希望能够将这个提议反映到全国“两会”中去，为上层提供最“接地气”的建议。经济补偿金还是劳动合同法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是应该说不符合某些阶层关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毕竟现在阶层分化那么大，不同的阶层例如工人与老板之间都是你多我少的激烈斗争，如果按照李部长关于社会发展要求的标准，即就是少数人的意志去修改《劳动合同法》恐怕不符合“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标准吧。

　　李部长的“减负经济学”站得住脚吗？

　　按照李部长的理解，让企业“轻装上阵”。要改革创新发展机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企业的发展扫清障碍，从而让企业“轻装上阵”。因此，她认为《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李部长前面关于取消经济赔偿金的提议，很显然，李部长是把对工人的经济赔偿金当做是“企业发展障碍”，把修改《劳动合同法》，减少工人的权益是“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李部长所言，就是要维持目前的这种状况——低工资、开除不要赔偿。这种赤裸裸的“唯增长论”，实际上就是要以继续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资本增值扩张的需要!楼部长确实够坦诚：发展就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劳动者福祉!后者付出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李部长可能是没有多少经济学常识的，目前实体经济资本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成本方面由于30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本严重过剩。大量的过剩资本进入房地产和金融资本中投资，造成房价虚高金融资本强势，挤压实体经济的利润。再加上我国行政居高不下，导致税收也居高不下，实体经济利润进一步受挤压，而大量的行政开支并没有用到居民的社会保障上面，让群众可以放心的的花钱。前三十年的低环境成本也透支殆尽，环保成本也在上升。实体经济头上顶着，官僚、地主、金融三座大山。

　　在需求方面，由于出口下降，外需不足。而内需同样不振，贫富差距太多，有钱人再怎么花也需求不足，且很多有钱人的消费也是国外的奢侈品等。产能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劳动阶层太穷了，李部长还要在工人身上揩油，提高资本利润率，必将导致跟严重的需求不足，导致恶性循环。例如上水谷例子中的永莲，在房贷、孩子教育、养老人等压力下，工资微薄的他们现在又失业，更是没有消费能力。而全国大多数家庭的结构和他们一样。按照李部长的做法，资本的利润率真的能够提高?经济真的会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