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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廉价劳动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在中国长三角为核心的各级城市蔓延开来，女性劳动力具有商品交换意义的属性，女性劳工或者具有流动身份的女性工人也成为了学术关注对象。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者的研究中，女性打工者成为研究者聚焦的社会议题之一。
从外地来的“外来妹”或者“打工妹”一般指称年轻、具有“身体资本”的打工女孩以及其姐妹，在深圳及长三角一带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还有另一个称呼——“厂妹”。“妹”这个词在港台地区以及中国南方城市和经济特区特别常用，尽管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数“打工妹”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同时，“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称呼，意思是年轻姐妹或者女孩。在城市话语和媒体中已经简化为一种笼统的称呼。潘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认为，“打工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在制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一种受制度歧视的、受资本剥削的、受男性统驭的、受城市市民排斥的社会分类。这里“妹”的指向性既清晰又模糊，她们的边缘与弱势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中显得更加分裂与挣扎。一方面女性化劳动中经济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打工妹的个体意识和寄托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基于此，了解该对象以及她们的话语投射出的身份和认知尤为重要。
外出打工的原因
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乡村贫穷和家庭生活压力而外出务工的情况锐减，那么为什么还是有如此多年轻的农村女孩选择背井离乡、忍受另眼相看的压力来到城市呢?“在家没有事情做，去外面能赚钱啊，这样自己有钱用更好。”“其实我是不想跟家里那些人一样。”通过访谈发现成为“打工妹”的意愿大部分并非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个体的自我选择，对自身的一种自我支配。“⋯⋯我肯定还是要去的，老板扣了我工资啊，那是我自己赚的。那当初我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本来就是觉得大地方发展好。现在我再去这一年就会回来的，我跟他(未婚夫)讲好的。” 为了能够让“迟早”要到来了农村婚姻生活延迟一些时间，访谈对象03YN不仅主动要求外出务工，并且采用协商式的策略以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
以往研究者对“打工妹”的外出务工动机取向分为叛逆型与顺从型。主要包括逃避农村现有的困境、来自婚姻的禁锢、闲在家中的遭受的社会压力以及为了报答父母赚钱贴补家用等。赣东北某村的习俗是，学习成绩好，才有升学可能性。假如成绩太差，往往只能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照顾弟妹，等到十五六岁便跟随同村人或父母外出务工，一般以进厂工作为主，很大一部分具备闯劲和敢于突破的打工者，可能会进入销售楼房、销售衣服和化妆品行业。
他者眼中的“打工妹”
其他人群，特别是乡村同龄人是如何看待“打工妹”以及她们的身份呢?笔者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以及已经在城市扎根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为在读学生)。其中一位叙述道：“打工妹，是我所错过的一个身份。在高中时期，我脑海里有了出去打工的概念。或者村里婶婶们说‘出去做事了’，哪里不能做事呢?所以对于这样的话题，我永远也没有直接的个人体验。这些事情离我最近的是在快高二那一年。假如我没有进入重点班，天真的我幻想了很多我也要去打工的场景。”另一位访谈对象则更多思考了自己与打工者的差异，“有一天和一群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并且事业小有成就的同学吃饭。席间有人问我读那么多书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我一时答不上来。整个晚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相册里的一些照片无意间给了我启发。前几天看到山上好多桃花，便停下车来，走了好远的路，拍了几张照片。⋯⋯现在想想，(偏执地)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和赞赏，这或许就是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吧。当然，还包括他们口中的“忧国忧民”。⋯⋯”
相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打工妹”更加关注个人的情绪和生活状态，对于媒体报道的感知力较低，不太关注与自己身份相关的报道。例如许多“打工妹”并不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或者媒体对于“厂妹”的相关报道。相比这些她们反而了解媒体关于“剩女”的报道，其中一位访谈者就很担心“我自己不觉得自己年纪大，而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都没结婚，剩女也没什么，但是家乡就不同了，别人会指指点点，父母也有压力。”
而与此同时“打工妹”却是媒体猎奇、刻板报道的对象之一，例如大量关于“厂妹卖淫，富士康打工妹城中村兼职”的网络报道层出不穷。有研究者通过等距抽样，对涉及“打工妹”题材的社会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打工妹”实则处于一种“无名化”的状态，在强调其女性身份的同时构建了“情感与性”等新闻议题框架。
在潘毅看来，“打工妹”具有多重蕴涵。打工意味着“为老板工作”或者“出卖劳动”，意味着以劳动换取工资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在劳动关系和社会分层中愈来愈强调市场因素的新型社会背景之下，“打工”一词代表着的则是一种比较低下的社会身份认同，即一个雇工的身份。“妹”意味着年轻的女孩儿，它不仅标识出性别，而且还表明婚姻状况：与“姐”相比，“妹”意味着单身、未婚而且比较年轻。因此“妹”通常意指较低的社会地位。
这里的他者，既包括了同龄人，也包括媒体和学者。“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打工妹”遭受的性别压迫，加上由于城乡分割而导致的压迫，进一步加大了她们与城市大众之间的距离。这既增强了城里人的优越感，又让“打工妹”作为同情、娱乐和窥视的对象更增添了吸引力，进而使她们成为不断追逐商业化的中国媒体最喜欢的素材，但官方和主流媒体中对该群体的话语建构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一些变化。
“打工妹”的话语变迁与适应策略
“出去打过工回来的女孩子都比较洋气，会打扮。”一位村里老人闲谈时说道。不仅在服装层面上，出去打过工的女孩的话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话语中暗含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首先是“打工妹”更敢于说话，打工回来的女性比从未出门打工的单身女性更加愿意交谈。因此笔者在进行访谈时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其次，话语赋予了人们在这些不同的主体位置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但在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想更大的主体位置范围，可以在更好的位置上选择扮演的角色。而对于个体而言，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可以通过话语实践成为权力关系的生产者，并标识自己类别的社会位置。也就是说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介入社会分层实践后，可以作为身份建构的一个部分。“打工妹”群体的话语以及在城市的话语策略可以更加清晰化群体身份和某种程度上反映其生存状况。最后，被贴上了“农民工”、“外来妹”、“打工妹”、“厂妹”标签的群体已经被沉默和被动化，大体上是被建构成沉默的对象而不是说话的主体。流利的不带乡音的普通话与所在城市的语言和打扮一样，对“打工妹”来说是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本，以掩饰乡土身份。
话语实践过程中的语言策略具有灵活性。在实际访谈中，访谈对象04YF说道，“我会讲几句粤语，但不会刻意学，会普通话就够了，如果你学，别人一听就听得出来你是外地的就可能会笑话你。” 当自己的认同感在新的社会和话语环境下不再得到认可时，会改变主体自身价值观和期望值，在性别与交往关系方面概莫如此。由此自发进行调适，由此产生新的实践经验和关系。“外界的规训使得她们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身体，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其出身根底的痕迹，掩饰任何有可能使其永远停留在现有的社会位置上的那些特征”。试图打造或重塑新的面貌和形象，这恰恰说明在城市生活过程中被动和适应的无奈性。但或许“打工妹”个体自身并不如此认为，因为城市的标准已经内化为一种相对高等级的标准和尺度。
杰华相信用她们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来关注他人的经验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完全对抗主流全球话语的愿望，在这个主流框架中弱势群体常常表现为被动的客体，不能为自己辩护。福柯则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大部分的访谈对象在回答问题时选取的话语和叙述中的用词和表达结构反映了她们共有的价值观念、理解、想象和期望，并没有过度传达悲观以及烦闷，以此唤起交谈者的同情，这与以往研究者搜集到的话语资料有些差异。这或许可以表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媒介化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圈的维护
正如学者杰华所言，劳动者在都市的社会经历和现代传播通讯工具的使用，必然使得女工(打工妇女)的主体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她们的个人身份认同和性别关系。“其实没什么看得起看不起的，因为圈子不同，我们又不怎么跟那些人玩，我们自己玩。”“打工妹”突破农村的血缘为基础的圈子到达另一个城市生活圈，她们突破了什么?是否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是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
杨善华与朱伟志关注农民工赋予了手机消费和使用以“社会竞争”的意义，认为他们一直在使用人情和交往编织用得上的关系网，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是关系网中的优先入选者。新生代农民工明确地以手机联系他人，表达之间的意志，肯定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还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手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聚焦于手机的信息服务和工具理性，缺少对于这一传播新技术与个体生命的体验，或是对女性生活的渗透和人际关系的模式变迁的探索。[27]所有的访谈对象目前使用的社交网络主要是微信、微博、手机QQ。
与大多数人一样，她们是通过手机等电子技术进行社会网络的维持。“通过微信圈，我就知道我以前的伙伴都在哪里，有时候相互点赞咯，或者很多姐妹发的都是自拍照“，同样未婚的打工妹拥有社会化媒体中活跃的无形的圈子。打工妹的关系圈子包括亲人、男朋友、同乡姐妹、城里朋友以及通过社交媒体认识的陌生朋友，涵盖了血缘、地缘等多层次。这些社交工具够提供工作机会信息，例如，“有时候我也会微信，问问朋友那里有事做。我们那边一起去温州做事的，都开车回来过年了，真是很不是滋味，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去别的地方，还是跟他们一起做就赚很多钱了。”
去向何处：身份带来的困扰
实际上女性打工者与男性打工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男性农民工的连续打工情况不同，女性农民工外出是阶段性的。相对于农民工群体整体的边缘地位和弱势处境而言，农民身份和性别身份使打工妹成为了一个双重弱势群体，她们在乡村代际传承中承担重要使命。除了未婚时候的年末利用返乡进行相亲、订婚等，大多数打工妹返乡多缘于承担生育、抚育任务，并时刻注意自己是否到了组建家庭的关键时期;婚姻和家庭对于她们来说显然尤为重要，而作为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同时处于家长和族人观念压力以及社会常规对女性年龄的歧视之中，她们的择偶行为更能深刻地反映下层群体向上层流动的难易程度。
差异的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会舆论对女性年龄的过分“苛责”上。年龄也是未婚女性打工者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服务行业包括工厂都希望年轻漂亮的或者有体力、接受能力高的，超出年龄范围之外的不予以考虑。不仅外面，“家里的工业园区的工厂，做电导体的，尽管不需要什么经验和体力，但要求年龄。”对于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市场上交换劳动力，为自我的发展创造素质，成为现代性的主体。这一观点隐喻了以农民工为主的几乎全部外出打工者的低下社会地位以及劳动价值的贬低。因此，年龄愈来愈大的未婚打工妹面临的压力和困顿则随之而增，但选择的自由却仍然被禁锢。
婚姻成为一种被动的选择
“打工妹”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想通过打工的经历，结识一群城市上层男性，通过婚姻摆脱穷乡僻壤，但是通过挣扎还是选择“理性回归”。[33]而黄菡等学者指出中国城乡的二元对立，以及由这种二元对立造就的农民及其后代对城市及城市生活的陌生与疏离，留在城市生活是一个梦。虽然“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像个城市人”还是能够争取的。
返乡期间“打工妹”会被家里人或者族里人介绍安排“新相亲”，“打工妹”主动选择回乡相亲而出现的“新相亲”行动，呈现出了更高程度的现实理性，而自我保护的需求和保障家庭的现实诉求也成为“打工妹”回乡进行“新相亲”行动的重要推力。通过访谈和生活观察发现，“打工妹”尽管对于生活目标和独立意识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趋势，但是她们对于婚恋的理解显然伴随着许多无奈。对于择定的对象，“这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结婚不就是找个对我好的吗?只要父母同意，对我好就行了呗。” 对于婚恋的理解主要是稳定和对“我(主体)”好，虽然排斥“乡村婚姻市场”，但理想的恋爱和婚姻并不易得。访谈者也承认电视等媒介给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其实和择偶关联并非如此明显，“电视里面是电视里面的故事，现实是现实”。这也应证了前文所谓的“理性回归”。
有一次，YN家长的几位长辈在张罗订婚当天的流程，以及招待男方家客人的菜单。我问在一边玩手机的YN，“你为什么参与性不高啊?”“又不关我的事情。”不知道是出于赌气还是确实觉得她不需要参与。或许她的漠视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还是她感觉这一系列快速而又顺利的订婚喜事中，她是局内人，同时也是最无奈的“局外人”。这样的推断从访谈对象的妹妹处得到了印证，“我感觉我姐姐其实很无奈，你看她不怎么情愿。”(该访谈对象的妹妹还是一名初中生，但平时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比较成熟的一面)“打工妹”在婚姻恋爱、个人发展、人生安全方面确实缺乏安全感。潘毅所观察到的“尖叫和梦魇”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折射，但是时代发展的速度加上“打工妹”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可以并且适当的采用积极、个人的围观策略与都市的陌生进行试探、接触和互动，最终追求获得在城市立足和生存的资本和地位。
双重边缘人：“打工妹”的焦虑与抗争
由于制度和历史等原因，我国的媒体资源占有和使用权并不平衡，许多杂志报刊基本由各级官方的妇联所涵括，甚至作为政绩标榜;而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公益组织也缺乏生存土壤而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海南外来工之家和北京打工妹之家, 这些组织通过开展“恋爱婚姻讲座”、“如何适应城市生活讲座”等活动来消除打工者的困惑，增强她们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你不想留在上海吗?”“我也想留啊，但是房价那么高，蔬菜比肉贵，消费水平太高了，我估计是不行。其实现在主要是想稳定下来。在上海没办法立足，回来吧，又觉得家里还是太落后了，玩的、说话的人都没有，很快又要被安排相亲订婚，哎，烦恼!” 这些未婚的女性打工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和担忧较为明显。这是无法隐藏的双重边缘人的尴尬，既有城市生活经验和策略、以及留在城市的愿景，但现实条件无法满足。回到家乡面临的又是与此之前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不仅仅是文化焦虑，而是生存焦虑。
“你向往上海，但是又觉得没办法立足，那你今后怎么打算?”“比较实际的就是回来开个小店啊，我自己很想开服装店的。”
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合力下，“打工妹”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社会身份，她们在阶级、城乡、性别的社会分层结构下承受着歧视和剥削。“打工妹”主体的能动性取决于他们的处境和地位，受制于一定的生存条件、行动者的天资条件以及实践条件。例如手机新媒体的使用可能改变了“打工妹”的身份和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获得了来自不同体验的归属感。但作为边缘群体，主体位置多样化带来了不同实践体验的可能性，必须承认个体的主体能动性在影响经验、理解和叙述中的重要性。
除了少数幸运者可以从女工上升到白领阶层，甚至于社会上层之外，绝大多数被更替的女工只有这么几条出路：转行到其他职业;成为专职家庭主妇;进入地下经济，如成为性工;返回农村。然而她们就是因为农村的贫困和缺少机会才离开农村的。因此有多少人愿意回农村是个未知问题。还有她们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无法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她们对留在城市的可能性的幻想破灭，以及对返回农村的令人沮丧的前景预期，“打工妹”对于她们未来的去向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这种两难经常通过她们对于婚姻的焦虑和深思熟虑表现出来。
“出去还是不出去，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只要不是上大学的，闲着没事干，只能去外面做事” 。
从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异乡人，到经过适应和积累获得新的社会身份，但无法摆脱像候鸟一样不断来回于城乡之间。告别了乡村文化的承袭转而浸淫在城市文化中，在磕碰之中完成了城市生活的适应，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发生改变之后，又面临回去结婚、生子唯一的选择。在游荡的边缘人生活夹缝中，三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归属，因为身份、阶层、经济等等现实原因，回乡接受一段熟悉又陌生的相亲而由此展开另一重的边缘体验和挣扎。
结 语
“打工妹”缺乏所能依赖的制度性资源，同时没有经济和文化资本，身体资本成为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最重要资本。另一方面，与城市男性或地位较高男性缔结婚姻关系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可选途径。作为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她们的择偶行为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流动的通达程度。李银河的研究发现，在“打工妹”大量聚集的地方，已悄然出现了一个婚姻的边缘群体(她们既不愿回到农村的婚姻中，也不被城市人接受)。
身份不是身体，诸多学者描述了“打工妹”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身体资本以及如何更好适应，尽管二者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却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将身体作为资本是在缺乏社会、文化、经济等资本之后的最后选择，也证明了其身份的双重弱势。缺乏制度性资源的支持，使得“打工妹”作为中国社会边缘的形象而存在于公众的想象中。以结婚、生子作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线，导致不少打工少女的痛苦、彷徨、迷茫与无助。一方面，“打工妹”的主体建构过程是在不断冲突，不断努力化解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里的冲突包括：政治冲突、资本、国家级与打工妹、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男权社会与打工妹等方面)同时，面对结构性的压制，群体内部尚未有共识性理解。因此，本文认为对主体生成的追问应该基于对各类主体生成的制度环境、塑造主体的各种力量的把握。
(本文李镓，首发于《新闻界》，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质化研究”，破土责任编辑：九尺生 图片编辑： 冥想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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