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多数人到台中旅游，可能会到火车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宫原眼科，却不会踏入对街残旧的第一广场。一栋被社会遗弃的大楼，却意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个星期日，他们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聚会在大楼里吃饭、唱歌、泡妞，唯有这些时刻，让他们重新感受自己像个人，而不是一枚无差异的劳动力。
第一广场是栋位于台中市中区13层楼高的残旧大楼，台中人习惯简称它“一广”，里面布满东南亚的商铺与廉价的服饰，与屡创天价的七期豪宅区、中区最新景点宫原眼科相比，宛如另一个世界。
这里是台中最被歧视的地方，多数来到这里的人会自动绕路，媒体说它破败，是“城市的治安死角”，网友抱怨“外劳把这里搞的脏乱恶心”，每当靠近一广，会下意识地捂住皮包快速走过。
事实上，被遗弃的一广，却成为移工们异乡的天堂。
移工撑起月营收上亿的经济体
每个周末，从台中火车站走出不及100公尺的距离，第一广场聚集大量来自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的移工，声调各异的口音掺合在尖锐的喇叭声与电气的嘶嘶声中，让大楼活了过来。
早上10点，铁卷门才拉开一半，门口已经聚集三、五十人，只有店家跟送菜的小贩能从侧边货梯提前进入，在一广担任保全20年的老蒋，穿着上衣有些宽大的制服在铁门前来回走动维持秩序，一只手叉着腰对门口的移工重复：“11点才开门。”然后，周而复始地，在许多双眼睛前，按下铁卷门遥控器的向上键。
大厦的骑楼没有营业时间的限制，狭小的过街早早摆着一篓篓小茴香、肉荳蔻与香茅叶，还有堆满一座座小山似的鸭仔蛋，十足异国情调的街区吸引台中市政府的注意。市长林佳龙上任即喊出要将第一广场改造为东协广场，把它塑造成一个东南亚文化的集散地，“东协广场”预计在今年7月正式挂牌。
这里是全台东南亚移工密度最高的大楼，超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小菲律宾或是桃园后火车站的泰国街，12层楼总共3万建坪的面积，簇拥着近800家店家，混杂着4国的移工，尖峰时段每小时约有5,000人走过，如果在发薪日之后的星期日，则有2万名移工同时涌入。台中市经济发展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经营周末假日，移工每个月在一广至少消费1.2亿新台币，相当于台湾人整年在韩国东大门的消费。
第一广场是完全由移工撑起的商圈。(摄影/林佑恩)
一个完全由移工撑起的商圈，热络的关键在于汹涌人潮。在台湾的移工群体约60万人，台中市与邻近的4个县市就有17万的基底，占将近3成的移工人数。就算只看台中市，15年间的移工人数从3万4千人增加至8万2千人，成长率高达240%，亦是五都中成长最快。这波成长动能直接反映中部精密机械的产能扩张，劳工局预估明年的移工人数将仍以近10%的速度成长，大幅超越桃园4%的平均成长率。
台中火车站是交通中心，短程客运与长途巴士都在此处交会。
每个周日，中部17万的移工大军从各处汇集，大多数从中部科学园区与神冈的丰洲工业区搭公交车与火车前往，远一些的，象是南投的南岗工业区，移工们有熟识的出租车司机接他们往返，车资不跳表而是约定俗成的一趟800元，熙来攘往的出租车打结火车站前的交通，跑车的司机说，周日跑工业区的收入最高可达6,000元，而平日在市区瞎转一天还赚不到1,000元。
他们不是无欲温顺的机器
劳动力一直是制造业最大的财富，台中8万名移工中，厂工占了将近6万人，台中市劳工局按人均产值估算，移工贡献约120亿新台币。但是，这座城市因经济增长而提升的城市风景和惬意生活与他们无涉，他们始终是台湾人眼中的“外劳”，一枚便宜好用的劳动力。
踏入异国工作，他们必须很快学会另一套规则。和家乡以亲缘维系的纽带不同，工厂是通过严格的规律运转，每一个进到台湾的移工，都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变成一个代号，无论是工班的编号或是中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没有差异，他们最终成为大机器里的一个零件。
上下班要打卡，每天按表操课，6点半起床，7点50分准时上工，直到下午5点半;早上10点和下午3点各休息10分钟，中午用餐45分钟，除了休息时间外一律不能聊天。
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们讲着别扭的中文，成为被开玩笑的对象。工厂里的移工老鸟，学会以自嘲的方式融入台湾工人，而新来的移工却因为听不懂中文，也不习惯噪音巨大的生产线，甚至不愿意开口说话，他们静默如雕像、将身体封闭成地窖，反而符合了台湾雇主“温顺”的形象。
只有周日，外在的标签被解除，移工在一广以同乡为单位聚集起来，他们不说中文，吃着熟悉的辣椒，形成抵抗外部世界的小群体。
第一广场满足了移工家乡味道。(摄影/林佑恩)
19岁的越南人阿鑫经常来一广，他在台中太平一家鞋厂当作业员已经2年。平日里上工，中午跟着工厂吃便当，不过重油重咸的口味让他吃不完一半。为了省钱，晚餐和工厂里的越南朋友，简单煮些泡面裹腹，即使吃的单调也不会想去台湾的店家吃饭，因为“去台湾人开的餐厅语言也不通。”
对语言的恐惧，压过尝鲜的念头。他在脑中演练过很多遍点餐的情况，因为中文还不够好，他必须盯着菜单看一阵子，接着店家会露出不耐的表情，后面排队的人龙会有十多双眼睛盯着他，可能还有一两个人会从队伍中探出头，想搞清楚是谁拖慢速度，想到这里，阿鑫就不敢自己一个人踏进台湾餐厅。
但在一广，他可以卸下这份担心。我在某个周日下午遇见阿鑫，他与几个朋友聚在三楼角落的餐厅庆生，频繁地造访让他跟老板娘变得熟络，阿鑫4天前才打电话预定包厢跟酒菜，“他们都5箱、10箱的叫，”老板娘回忆接到电话后，她故作夸张地回：那星期五我得先囤货起来，至少要30箱啤酒。
移工里的女工，占全体移工比例5成6，是一群更大的存在。工作带给她们的恐怖感，不在劳累，而在于消磨。
才20岁的泰国女工Bow看上去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多了10岁，她在苗栗铜锣的医疗器材工厂当作业员，每日重复使用钳子超过两千次，掌心常压出一道暗红血印，但她抱怨最多的，不是右手的痠痛，而是每天必须穿很丑的制服。
只有假日，她才能透过衣着打扮，重新感觉像个人。
星期天一早，Bow 6点不到就起床，先用离子夹夹出波浪卷发，刷翘原本浓密的睫毛，再换上亮黄色的无袖背心内搭粉红色小可爱，一路装扮到10点，才走出工厂搭车。中文还不流利的她，怯生生地对着车站售票员说了“台中”，买的是最便宜的区间车车票，心里默念同乡跟她说的：从铜锣到台中要经过6个站。
这天是她与姊妹们的约会，因为她们的男朋友刚好都要加班，“我们女生喜欢来台中玩，可以逛街买东西，”手上已经拎了4、5袋战利品，正准备去一楼的美甲店做指甲彩绘。
聚会聒噪热闹，谈兴正浓的时刻，我随口问了：“你们跟男朋友周末约会都去哪里?”整群人中年纪最大的P’yu大笑起来：“当然是去开房间啊，时间宝贵耶!”说完，几个女人又是笑得挤作一团。
在台湾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欲望的。实际上，“休息3小时500”是一广随处可见的广告横幅，上头用4国语言重复。每逢假日，这些旅馆的房间常是一位难求，一位司机告诉我，在某次圣诞节后的周日，他载过一对刚从工厂出来的移工情侣，在火车站周遭绕了整晚找不到房间。
他们同样年轻且充满欲望，却在每天重复8到10小时的活后，挤在4到6人一间的宿舍，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有的工厂甚至派2名台籍干部跟着住在宿舍，为了避免他们大声喧哗。
越南移工周末聚集在第一广场二楼的家乡茶铺谈天说地。(摄影/林佑恩)
欲望需要出口，一广成了搭讪的江湖。泰国移工是大楼里公认的情圣，他们五官深邃又幽默，我曾遇过泰国人刚见面就对身边念医学系的朋友说：“你未来是医生吗?”“那我心碎可以找你治疗吗?”逗得朋友开心乱笑，果然顺利交换Line账号。
每个周末，越南的阿宾会跟哥儿们聚在二楼的饮料铺，低矮板凳与木摺叠桌排列成阵地，散乱在桌上的葵瓜子是最佳掩护，他们抢坐在最靠近手扶梯的位置，“坐在这个位子最好，刚好手扶梯上来就可以看到小姐。”他先是大笑，又暮气沉沉地解释，工厂里的女工也有需求，她们会和同在异乡工作的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时间到了，该回家的回家，该结婚的结婚。
努力赚钱，奉献家庭，才是移工故事的底色。每个月10号领薪后的星期日，被移工称作Big Sunday，第一广场周遭的汇兑商家，每家都排着长长的人龙，他们小心翼翼地揣着装薪水的牛皮纸袋，准备寄钱回家。
菲律宾籍的看护Marvic，通常会在这天从印尼海运的公司买一个硬纸箱，箱子跟小冰箱一样大小，她会把衣服、鞋子、饰品、盥洗用品放进箱子里，直到箱子快要盖不上，然后把箱子寄回菲律宾给正在读国中的大儿子和小女儿。
封闭的大楼给予了安全感
以前的一广不是这样的。90年代的中区还非常繁荣热闹，百货公司连着百货公司，远东、龙心、财神，一间开过一间，而第一广场是心脏。每天开门，近30台电梯不停运转，手扶梯内外侧都站满了人，碰上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生意好到店家“是用麻布袋来装钱的。”老自治会连会长回忆。
好景不常，1995年中港路上的卫尔康西餐厅，发生严重火警，夺走64条人命，都市里传说有艘幽灵船，飘到一广的上空，要载满一百条冤魂才会离开。
从那时候起，一广的人潮锐减，4年后的九二一地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那时候刚来接二楼，每天都有人跟我退租，从136个摊位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后只剩6间，你说恐不恐怖。”当时负责楼管的郁玲说，“讲真的，如果当初不是外劳来，一广早就死掉了。”
因为特殊的历史机缘，台湾人离开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们愿意进来了。
从外表上看，第一广场是栋13层楼高的ㄇ字型残旧大楼，外墙原本贴满洁白的磁砖，如今被岁月打磨成洗不掉的灰白，大楼里的电梯错落不同位置，分别抵达不同楼层，各自有各自的出口，交织成巨大迷宫。这在长期研究东南亚移工空间的台大城乡所教授王志弘眼里，“这就是种遮蔽感，整个包备起来，就跟个洞穴一样。”
台湾人离开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们愿意进来了。(摄影/林佑恩)
长期争取移工权益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3月初在一广开设办公室，因为工作关系，研究员陈秀莲经常接触台北与桃园等移工聚集地，但她心里觉得一广更特别，“有一种封闭性，台湾人真的不会来，这里真的相对单纯就是外劳。”
封闭的大楼、纯粹的移工，生出一层保护感的薄膜。
这层薄膜，包裹出灰色的经济空间。最直接的，便是周末的餐厅为了应付大量的客人，普遍雇用移工打黑工。我问过至少5个店家，得出一天的行情价约在1,000～1,300元左右。尽管《就业服务法》规定：外籍劳工禁止未经许可从事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来打工，这里生意根本做不下去。”有老板估计一广的店家，在假日有8成都有非法僱工。
越南人阿嘉周日在一广附近的餐厅打工，要搭5点钟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到一广，通常到晚上10点收拾完才下班，来台湾第一年他根本不敢休假，这是因为外籍移工中介积弊已久的陋习。阿嘉来台湾之前，要先举债支付7,000美金(约台币21万元)的高额中介费，他仔细算过，每个月2万零8元的薪资(《劳基法》基本工资的下限)，扣掉每个月分摊的中介费、劳健保跟食宿费，几乎所剩无几。要寄钱回家，他得靠假日冒着被遣返的风险出来打工，“我会出来打工，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他说。
询问假日移工打工情形，台中市劳工局长黄荷婷仅说，有民众检举就会开罚。
依劳动部规定，若检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可得2,000元奖金，而雇主必须裁罚3万元以上罚款。不过，一广的店家回应，这里没有人检举移工打黑工，无意间使一广成为移工的打工天堂，也让台湾店家与移工之间生出信任。
就像用筛子过滤，不愿做移工生意的店家都离开了，手机行是少数留下来的。“找手机吗?进来看看喔。”街道叫声喧天的，不时切换3国语言，三楼是著名的通讯街，原本经营台湾客人的店家要转作移工生意，就得调整脚步。多数移工使用易付卡，不同于台湾人手机搭门号的方案，于是手机行提供便宜的中古手机，配件也换成大陆来的水货，有些店家观察到移工的手机汰换速度很快，2个月就会换一支，就延伸出旧换新方案，移工只需贴补一些差价就能买到最新款手机。
10年生成没人看见的地下社会
不只是移工撑起一广的经济，一广也拥抱着移工，给予稳定的力量。
他们在台湾街头的消费，其实充满挫折与歧视，只有在一广消费能被更平等地对待。嫁到台湾十几年的何娜，已经取得身分证，却还在百货公司买内衣碰壁，某次，她挑了件内衣想试穿，“你这件买得起吗?”店员冷冰冰的口气，让她回忆这段往事仍有气，“我不喜欢这种被看不起的感觉。”
在三楼经营东南亚超市已经15年的柯姐，照顾着每个移工的需求。占地200坪的商场，是中部东南亚百货的主要盘商，在苗栗经营杂货店的外配，每周来批货上千张电话卡。但这家超市的前身，仅是2坪大的电话卡摊位，直到2000年初台湾高铁兴建乌日段，大量泰劳开始涌入第一广场，柯姐才顶下店面，开始经营泰国的杂货店。
6年后，高铁完工，台湾的重大工程告一段落，孔武有力的泰劳逐渐在台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尼与越南的脸孔，柯姐跟着引进更多生活用品，并雇用6名东南亚籍的员工，放权给各国籍的员工与顾客沟通并且叫货，随时掌握顾客的需求。
不只是移工撑起一广的经济，一广也拥抱着移工，给予稳定的力量。(摄影/林佑恩)
这是台湾人10年间都不知道的变化，一广静悄悄地长出没人看见的地下社会。
失意是脆弱的，总要有个遁逃的去处。印尼的监护工常被取名做“阿娣”，就像台湾人习惯叫菲律宾看护“玛莉亚”一样，某个下午，我在一广电梯口碰见印尼的阿娣，她的工作轨迹相当国际化，在香港待了10年，目前来台湾工作近6年，我问她雇主对她好吗?“老板娘很啰嗦，不要一直碎碎念就好了。”阿娣大笑，从脸上和肢体上，都流露出放松的情绪，这是少数能够不在雇主的视野里，背地里说她两句的小确幸。
13楼是菲律宾的教会，待最长的是Rachel，在台湾当看护已经11年。高中毕业后来台湾工作时，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就被送到苗栗的乡下照顾阿公，雇主讲话她听不懂时，只敢点点头。
某次换季，雇主指着晒衣架上的冬被说：“棉被收起来”，Rachel误以为要丢掉，把棉被扔进了垃圾车，雇主气个半死骂她：“怎么这么笨!”她征愣，身体微微颤抖，只能每周到教会祷告：“请主保护我，赐给我爱与宁静的心。”类似的“语言误会”发生过几次，“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一定会疯掉。”她说。
唯有生活在一广，他们不是一枚没有差异的劳动力。2个越南籍移工原本是理发师，他们在2楼能够重操旧业，租下小摊位开间理发厅，还有12楼酒吧里表演的印尼乐团，最常创作的主题是他们用视讯维系的爱情。他们共同相信着，只要一点运气加上勤奋，便能在这栋充满传奇的大楼里实现自我。
广场的江湖各有各的地盘
直到最近，这个地下社会被看见了，一广承载不了那么多需求，东南亚的商店开始蔓延到周边。邻近的继光街瀰漫鱼露与莱姆混杂的道地越南河粉香味，与继光街垂直的绿川西街，整条街的印尼餐馆飘出阵阵南洋辛香味，直接冲击台湾人味蕾。
店家溢散出来，政府看到它，附近的居民讨厌它。
刚上任一年的绿川里里长薛雅文经常收到里民抱怨，移工在广场上喝酒喧哗，或是打架闹事。为了安市民的心，台中市第一分局每周日会调派60名警力到第一广场巡逻。
台中警方每周日都会在第一广场巡逻。(摄影/林佑恩)
事实上，移工比台湾人更循规蹈矩，据警政署统计，移工在台犯罪率只有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六分之一，今年截至目前，台中市第一分局接获在第一广场的案件通报只有5件，“拜托，台湾人酒驾光是零头就不止了。”巡佐游世宇摆摆手说。
台中市政府似乎看见这里的丰厚生命力，规划将第一广场打造为东协广场。但这样的命名，显现台湾对移工想象的薄弱，不论是统称的“外劳”，或者是区域经济体的“东南亚国协”，他们似乎是一群脸孔模糊的总体。但他们却有各自生猛的特色。
不同于东协十国，一广聚集的移工仅由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4国组成，而且在这龙蛇混杂的江湖里，族群间的互动远非“东协”这般统一的概念，而是各自画出周边的地盘。
越南人盘据2楼电梯口的位置，泰国人则是聚在3楼角落的泰国小吃店，菲律宾人多数时间在13楼的教会，而印尼人的领地从一广的电梯口，一路延伸到户外的广场上，白色的三角帐棚是与同乡聚会的标志，他们称呼为“毕拉密”，取自金字塔(pyramid)的谐音。他们鲜少往来，更多时候是彼此歧视，象是泰国人觉得越南人是流氓，而越南人则看印尼人邋遢。
这栋大楼里，其实充满阶级。有少数被菲律宾朋友带到一广的白人抱怨警察频繁的临检，来自美国的Frank抱怨，他的菲律宾朋友必须排好队伍，一个个拿出证件检查，但“因为我是白人，从来没有警察检查我的证件。”领到身分证的外配跟移工，在一广也是不同的阶级关系。
商家在一广能够做起生意，除了租金低廉外，还需压榨假日才出现的打工仔，在餐厅打工的阿嘉抱怨，开餐厅的外配老板娘本来跟他说一天工作15小时薪资1,500，但“实际上不会给那么多，顶多只给1,000而已。”
即使会有剥削，或是互看不顺眼，一广终究安置他们流浪的心情。
唱一首歌，一广终究安置他们流浪的心情。(摄影/林佑恩)
活得像个人
太阳下山，灯箱亮起，广场外的出租车，吆喝着“回去吗?回工厂了吗?”准备接走最后一笔生意。我坐在广场前的空地，问了身边的印尼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这里很无聊?”
“是很无聊阿，”他挠挠头地傻笑，“不过也没地方去了啊。”
可能是常年日晒风吹的原因，他们皮肤大多黝黑粗糙，平日穿着统一的深蓝或深灰制服，在台湾人眼里是脸孔模糊的劳动力。唯有在一广，他们才能展示最独特的自已。
他们一点也不邋遢，更不寒酸，只要周末踏进昏暗陈旧的第一广场，他们被严重毁损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富有朝气。
我知道他们下周还会再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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