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视觉中国/图)
兜兜转转四十年，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吴美璇 郑丹
张全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二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
“深圳打工一个月挣一两百块，一年能存两三千块;老家只能种地，一分钱捞不到。”这是上蔡农民工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陕西种小麦多，经济作物少。刚分地时，当地农民听说蔬果价钱好，争相种起了苹果。
不曾想，苹果泛滥滞销，1989那年，巨晓林一亩半的苹果一毛线一斤都卖不出去。加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加收农林特产税。他忍痛把苹果树都砍了。
张全收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路费花了179元，大巴火车倒了好几回，辗转来到深圳。巨晓林也进了城，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兜兜转转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或体面，或落寞。
广西农民工李会成现在成了“名正言顺的广州人”。六年前，李会成成为广州首个积分入户的农民工，为了这一张户口页，他拼了19年。
但大多数同时代的农民工，并没有那么幸运。从重庆农村来到广州打工的敏姐，干了十余年，“留不下来，也回不去了”。广州有她的工作和朋友，但没有退休后的保障;农村的地也荒了，人也不认识了……重庆“棒棒”老甘，今年回到了农村，种地养禽。每月再拿几十元特困低保。而二十年前，他当“棒棒”，一天就能赚200块。
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或许是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
四十年过去，“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
第一代农民工
重庆的自力巷，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公寓”。拆迁那天，不知埋下了多少根拳头粗的楠木棒。这里曾密布着破旧的木屋，是“棒棒”们在山城最后的聚居地。
“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长期研究“棒棒军”的学者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如此定义。
在老甘眼里，城市也需要他们。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山城需要修路建楼，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让“棒棒”这种肩挑背扛的苦力职业应运而生。数据显示，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进城务工人员约有30%集中于建筑业。
农民工并不好当。这座城市里的脏活苦活，基本都成为没有技术、肯吃苦的农民工的选择。
环卫工人，是李会成来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没想过换，毕竟没什么一技之长。”大型垃圾车密密麻麻地在荔湾区环卫队广场上横着，李会成带着记者穿行在每次只能通过一人的车缝隙间。整个广场充斥着大型器械处理垃圾的噪音。在这轰隆的声响与难忍的气味中，李会成已工作了二十余年。
更多的时候，农民工意味着从事更高危险性的活。“车在跑，人也在干活。”巨晓林说，当时铁路维修工作很危险，“内招”让单位觉得“容易指挥、好管理”。
“大家一听‘改革开放’就蜂拥到沿海城市，但现实是起步阶段工厂少工人多。”张全收摇头苦笑，那时“农民工劳动力很廉价还没人要”，刚到深圳那会，他只能打着零工，盐水煮面疙瘩，硬挺着过日子。
一些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挣不了回家的路费，睡在马路牙子上。警察一查，要看身份证和当地暂住证。办一张暂住证，交三百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工而言，已是一年的收入。
一米八二的张全收，当时只有108斤，又瘦又黑。那时，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甚至两三天不休息。“有人做着做着就钻到桌子下面了(累倒)。”张全收说。
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有点文化”的农民工，则比较幸运。
敏姐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玩具厂。她领的第一份工资是170块钱。那个月，弟弟考上了重钢技校，她花了两百块买了件牛仔衣寄回了重庆。
当时她在加工部干了几个月后，一天，生产管理部的领导到加工部问：“谁写字写得好，谁是高中生?”
班长推荐了敏姐。领导问敏姐会不会写26个英文字母，敏姐鼓足一口气写了出来。就这样，敏姐调到了生产管理部。工作比加工部轻松，负责的是成品出货，将品名数量抄写在本子上，出货地包括新加坡、日本等。
对于文化，巨晓林的感受要更深一点。打从进入中铁电气化局工作，巨晓林就感受到了“必须要学技术”。一天，队长派巨晓林去材料部领线夹。去了材料部，巨晓林懵了。线夹有好几种型号，要领哪种?
以前，巨晓林总听人说“铁路的活儿，有力气就行”。但真正干下来，巨晓林觉得有力气都“使不上劲儿”。每种材料都得叫得上专业名称，知道用途。巨晓林有随手记笔记的习惯，一个名词师傅叫上一遍，他就拿小本本记下来。
除了基础知识要学，还要“刨根问底”。哪一条铁路能去，哪边不能去，离电压多远才安全，杆子上是不是有电，弄懂弄通才能正常作业。
如此坚持钻研了三十余年，巨晓林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98项，创造经济效益九百多万元;由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成为铁路一线接触网工的教科书。
“你的技术进步了，思想也要提高。”2006年，中铁电气化局时任党支部书记王建华找巨晓林谈话，有意发展巨晓林成为党员。两年的学习与考察后，2008年，巨晓林正式入党。
也是这一年，张全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规范地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张全收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机，2008年开春后，3500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全跑来找张全收想办法。张全收给农民工免费提供食宿，每天每人支付工资40元，两个月花费了八百多万元。
张全收被冠以“农民工司令”的称号，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说自己需要“人大代表”的身份，能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奔走疾呼”。
巨晓林则是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开始当起的。2009年，北京市总工会组织演讲，希望能在企业找一个农民工代表。当时北京市企业里“有文化能说话”的农民工很少，中铁电气化局和总工会关系近，于是推荐了巨晓林。那次，巨晓林演讲的主题正是“农民工也要学技术”。
“丰台火车站改造是个难题，推举我当人大代表，组织当时表示想让我多提一提改造问题。”巨晓林说。不过到现在，这个难题仍未得到解决。
城市落户依然困难
对于这些想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言，李会成无疑赶上了政策的红利。
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据《羊城晚报》报道，截至2012年7月底，广东全省已有33.8万名异地务工人员通过积分入户落户城镇。
从2011年1月到3月，李会成一直在“跑材料”，在老家广西蒙山和广州之间往返了三次。申请落户的所有手续都要本人亲自办理。最终，“优秀城市美容师”等获奖经历，帮助他在“荣誉”一项拿到180分。2011年7月31日，广州积分入户名单公布，李会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为广州积分入户第一人。
自此，李会成的医保、养老等待遇与广州人一样，“再不用担心自己是农民工”。2012年春节前，李会成从广州市石围塘街派出所拿到了户口本，成为一名真正的“广州人”，春节时，全家都喝了酒隆重庆祝了这件事。
李会成入户，最直接的好处是妻子也跟着落户。之前妻子买的是外来工养老保险，金额低，现在改成了广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李会成自己的社保待遇变化也很大，“过去门诊就医不报销。现在跟广州市民一样，全额报销。”
同一年，广东实施《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和融入城镇的意见》，积分入户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由原先仅用于积分入户扩大至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并鼓励在申请入户地长期稳定就业、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
但得到“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的认证，并非易事。强哥正为此苦恼。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虽然疏通下水道的活儿也干了二十年，但始终不在一家正式的“大单位”，也不知从何能得到相关的技能认证。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他们用了几十年在城市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进退两难
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巨晓林的“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
“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
2017年，巨晓林回乡调研。向乡里外出务工的40人挨个核实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结果发现只有两人缴纳。不仅是第一代农民工，甚至有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依然不知养老保险的作用。
哪怕是巨晓林所在的中铁电气化局，农民工的保险也是分三类人群缴纳，保障程度也不一样。C类短期农民工流动性最大，只交三险，不交养老保险。这批人自己对养老保险并不关心，企业又担心没交几个月人就不干了，白交了。
B类中期农民工大多要求缴纳养老保险，作为长期合同工，他们干活技术有保障，企业也更愿意让他们留下。A类则是农民工成了正式职工，五险一金才会缴齐全。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
“我这个年纪的话在那里(老家)不好找工作。因为社保问题，想回重庆又不想回重庆。”敏姐想等社保交够十年，所以还耗在广州。三年前，重庆老家修建房子，丈夫回去了。现在在重庆老家附近的厂区做生产工，工资四千多，有奖金可能有六七千。
敏姐听说，只要交够十年社保就能在广州退休。现在已经交了八年半。回到农村，只有“新农合养老保险”，保障低，每月仅发40元。
敏姐已经完全适应了广州的生活。1989年刚来时，敏姐带了满满一大罐油辣椒，吃什么菜都要加一些。现在，她不怎么嗜辣了。晚上不加班，敏姐就到公园散步。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周末休息，朋友们会叫她一起到农庄去玩，吃农家鸭。
“老家除了邻居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了，反倒陌生了。”敏姐说。
不过，更多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选择了回到农村。虽然他们依然喜欢把孩子们送进城市。“有出息的念书，没出息的打工”。他们还会将成为“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李会成在为自己争取落户之前，就拿出多年积蓄在广州买了套小户型。这套房子的落户指标优先给了大儿子。李会成的同事“廖哥”已经不盼着自己拿户口了，因为他的儿子在东莞打工落了户，也是“城里人”，“没什么愁的”。
第二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多了许多。李会成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不再从事体力活，都是“坐办公室的”。和老甘同住在自力巷的老杭，坚持当“棒棒”直到自力巷被拆，就是为了能给儿子儿媳在永川县城买的房子还贷。但老杭的儿子儿媳已经不那么向往到重庆打工，在永川县城工作，赚得差不多，离家近。
最近，老杭和儿子儿媳大吵了一架。儿子儿媳贷款买了辆车，但老杭说什么也接受不了除了房子外再贷款消费。尽管儿子承诺自己还贷，老杭还是念叨着“这个家不能再背债”，硬是磨着儿子把新车退了。这是两代农民工消费观念的拉扯与碰撞。
不过，巨晓林的家乡也再没有人种大片的苹果树，耕地一停手几年，荒草长得和人同高。巨晓林如今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样硬化的柏油马路，第二代农民工又踏上了这条外出的路。
2018年，已经是张全收当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了。今年两会，人大提前和张全收打招呼，邀请他上“代表通道”谈一谈“乡村振兴”。
农村现在有什么变化?怎么看待乡村振兴?
“上通道”的前一晚，张全收对着这两个预备好的问题，在纸上写写画画，思考良久。
“乡村振兴肯定需要人才，需要顶层设计和政府支持。“张全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家扩大内需，拉动外需。但在农村，农产品价格倒挂、农民工养老难……张全收每年两会都会带至少三个提案上会。每次张全收提了建议，有关部门就会给他回电话：“您提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关注，在重视，会积极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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