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美国国会召集特别委员会调查新的企业管理实践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令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个用以度量和提高工人生产率的、被称作是“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东西。当时，该体系最有力的倡导者、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刚刚出版了他的巨作《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一作品后来成为启发整个管理行业的试金石。实际上，泰勒的影响持续至今，介绍管理学先驱的文章往往以他开头，赞扬他如何将精准的度量标准贯彻到最基本的生产管理流程上去。
然而，当泰勒及其他人在1911年美国国会召开的一场关于科学管理制及其他工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时，场面一点也不激动人心。科学管理的批评者们指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参照物——奴隶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华特城兵工厂(Watertown Arsenal)的工作经验丰富的钢铁工人向委员会表示，科学管理让他觉得“仿佛退回了奴隶制”——管理者们对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在你工作时跟随着你……当你俯身捡几根棒子时，就拿着秒表站在你身边……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机械工工会的会长论道，这个体系“几乎把工人还原为拿着低工资的奴隶……而且它在人们当中产生了一种猜忌的氛围，所有人都觉得其他人可能是叛徒或探子。”听证会后，尽管委员会没采取多少行动，但承认了这一体系“就像奴隶监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样，让他一直感到紧张不安。”
泰勒的金属切削试验解决了工人的怠工问题。图片来源：新浪
当然，秒表的“滴答”还是不同于抽鞭子、甚或像有的种植园那样鞭子和钟表计时并用的奴役方式。然而这一类比还是说明问题的，因为科学管理的倡导者们有时也使用奴隶制的话语——并且不是去谴责，而是赞扬它。泰勒的一位助手斯嘉德·克里斯(Scudder Klyce)说，科学管理就是一个“合作或民主”的体系，但克里斯对民主的定义却一点也不民主——他将其描述为这样一个体系：“当一个人有更优越的能力时，这个有能力的人就发出‘命令’，其他人则服从”。无论怎么定义，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主奴关系。从管理者的视角来看，控制是科学管理的本质特征，且这种控制关系有时会反转，因为“任何时候一个车床工都可以向主管展示更好的做法。”然而从工人的视角看，一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并无益处，因为当他们向主管展示了更好的做法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将自己变成可替代的了。
科学管理与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任务观念”(task idea)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提到任务体系不得不提到亨利·劳伦斯·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以他命名的时间表工具甘特图(the Gantt chart)令他闻名至今。在科学管理的全盛时期，甘特发展出了一套“任务与奖金制”，将基本任务、时薪与超额劳动的奖励搭配起来。工人拿着基本薪资加上超额工作的相应奖金，这样工厂就可以通过将可完成的(而非最大化的)任务与奖金相结合，鼓励工人在享受最低报酬的同时做得更多。
尽管甘特和泰勒都创新性地细化了任务制的想法，但他们都并非任务制的创造者。事实上，任务制有着更长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分到要在一天内完成的一定“任务量”或配额;与之相反的是队工制(gang system)，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在一些例子中，采用任务制的奴隶主甚至会给超额完成工作的奴隶钱财的奖励。这种奖赏方式不仅类似甘特提出的方法，也很像今天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实际上，除了加入基本工资和工人辞职的权利，甘特的新体系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与一些奴隶主采用的任务制一样，而甘特也毫不掩藏这一事实。相反，他承认“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并视这一负面印象为他所提出的任务体系的“主要缺陷”。
上个洗手间都被监视的工人。图片来源：电影《摩登时代》
考虑到甘特在南方的家世，这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甘特的父亲维吉尔·甘特(Virgil Gantt)于南北战争前生于马里兰州一个奴隶主家庭，拥有60多个男性、女性和儿童奴隶。正如甘特所写：“‘监工’( ‘task master’)一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早就存在;它标志着一段如今幸已消逝的时期，那时人们被迫为了他人而非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甘特的目标不是抛弃这套旧体系，而是让它适应于现代的需要。他解释道：“过去的一般政策是驱使，但强力的时代必将让位于知识的时代，未来的政策将是教导与领导，这是为了各方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科学管理在摒弃了奴隶制度本身的同时，又保留了它的精华。甘特的修辞未必是关于距离，而是关于进步的;传言他喜欢说“科学管理标志着从奴隶制向前迈了一大步”。1913年，一位费城生产商、泰勒的早期支持者詹姆斯·梅普斯·道奇(James Mapes Dodge)解释道：“我们无法分辨是谁首先释放出科学管理的观念雏形，因为它是从被鞭打的奴隶发出的痛苦喊叫声中诞生的。”道奇的话隐喻着奴隶制盛行时期那模糊而遥远的过去，而不是实行奴隶制的南方。但是他理解，“主奴关系仍然扎根于现在这代人们的观念当中”，并认为超越它正是科学管理的任务。
1918年，历史学家乌尔里奇·博内尔·菲利普斯(Ulrich Bonnell Phillips)承认了科学管理与奴隶制的相似性。据丹尼尔·约瑟夫·辛格尔(Daniel Joseph Singal)评论，当菲利普斯描述南方管理策略的复杂性时，他喜欢参照H.W.维克发表在《南方种植园主》(Southern Planter)上的一系列文章，并称维克“对立场与运动的分析”很像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一些工业研究。也许是菲利普斯自己对奴隶制的浪漫观点使他看到了这些联系。作为最有影响的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种族偏见。广为人知的是，他将奴隶制界定为被奴役者的“学校”，他对种植园主与奴隶的互动的描述像极了泰勒对管理者与工人之理想互动的描述。在1911年国会对科学管理进行听证的数月中，泰勒为了将他的体系与奴隶制度拉开距离，把它描绘成开办给不知如何工作的工人的学校：这“不是驱使黑鬼;这是仁慈;这是教导;如果我是一个努力学习做某件事的男孩，我也希望别人对我这么做。这不是对一个人抽着鞭子，说‘滚，干活去’。”
1884年的木刻，船舱内被运离家乡的黑人奴隶们。 图片来源：xiamag.com
距离菲利普斯半世纪后，凯斯·奥夫豪瑟(Keith Aufhauser)再一次描绘了奴隶主的理论与实践同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是多么一致。在对南方奴隶制的性质长达十年的热烈论争中，奥夫豪瑟认为不仅种植园主与科学管理者倡导的手段极像，而且它们反映的权力关系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他写道：“随着规训在车间实施……科学管理下的企业中资本家与薪资工人的关系越来越像主奴关系。”距离奥夫豪瑟二十年后，历史学家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又一次描述了种植园管理与科学管理极其类似的一些方面。史密斯着眼时间管制在种植园中的角色，指出钟表在种植园当中被广泛地用来评估奴隶能做多少劳动。
尽管有上述及更多研究，当今商业管理实践与奴隶制的相似性在美国企业史的主流讨论中却一直被忽略。以至于2003年管理学教授比尔·库克(Bill Cooke)论道，管理学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理解的失败，相当于对它的“否认”。库克写道，业已出版的关于“蓄奴”商业实践的信息随处可见，所以(相似性)是被有意地忽略了。
有些时候，奴隶制的痕迹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来。以甘特为例，他的任务与奖金制与奴隶主用的体系如此相像。现代管理学课本与网站导览仍对他时有介绍。其间有一段被频繁复制粘贴、乃至难以确认原的描述，说甘特生于马里兰州一个富裕的家庭，但“随着内战造成了家庭财产的变动，他的早年伴随着剥夺”。那些被如此轻易地省略的“变动”，其实是指六十多个奴隶逃离了种植园而获得自由。奴隶制的遗产在被承认的同时，也被悄悄地抹除了。
要超越这种否认，不仅要承认奴隶主也实行了一种科学管理，更要广泛地重思关于资本主义与控制之关系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预设。尽管有许多例外，商业实践的历史——至少是妇孺皆知的那些——往往是个人与社会双重成功的故事。它们讲着双赢的故事，商业人士赚取了利益，顾客、劳动力，社群也随之受益。这当然也可能是真的。将交易由零和转而看成正和，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最重要的转换之一。但资本主义并没有让这种双赢成为唯一的可能。
做大蛋糕并不能保证如何分蛋糕。回报的分配取决于规则是如何制定的，换言之，市场是如何被调节的。奴隶制表明了一套特定的规则何以使精确的管理得以可能，但其效率却也伴随着骇人的代价。奴隶制也展现了通过把生命绑定在劳动力上并出卖的市场扩张方式何以产生急剧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可能伴随着自由与机会的扩张。然而，正如奴隶制那样，少数人的市场自由的扩张也可能以限制他人的多种自由作为前提。增长可能伴随着选择，但也可能是建立在暴力与不平等之上。
当管理者对工人享有高度控制权时，特定种类的管理会涌现出来。科学管理在19世纪末的兴起既应被看作一个创新时刻，也应被看作老旧控制技术的重现。自美国边界宣布形成之后，工人们离开工厂、回到土地的机会就少了。随着移民的涌入与不平等的加剧，生产者享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托拉斯与垄断的时代限制了其他选择，企业勾结意味着即便工人能合法地离开，别处的条件也未必更好。只有在这样的境况下，才能理解泰勒这样的管理者会试图计算“一个人的力量相当于多少马力”，期待着能要求工人在领取一定时薪的前提下达到最大工作率，抑或是采取固定薪水加“奖金”的鞭策模式。
装修成工厂风格的现代办公室。图片来源：jdzs668.com
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叙事往往强调诸多个体选择的正和结果。它们认为自由乃至自私的决策同发展和创新如影随形。它们通常认定几个公司积累的大量财富提升了很多人的生存境况。奴隶制资本主义的历史则对所有这些期待敲了警钟。我的新书《解释奴隶制》(Accounting for Slavery)，还有戴娜·拉梅·贝利(Daina Ramey Berry)和卡尔文·舍莫霍恩(Calvin Schermerhorn)等历史学家的著作，表明18、19世纪的奴隶制高度适应于逐利。奴隶主的自由市场繁荣发展;他们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控制，通过加快劳动的步伐和把劳力运往新的、更肥沃的土地而帮助他们加速了生产。奴隶主操控人力资源，并通过金融运作和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大量财富。
当2012年《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迎来19周年纪念时，泰勒写了三篇特稿文章，为管理者们借助自身能力带动宏观经济转型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参考。种植园奴隶制的商业史则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参照点，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它告诫我们当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可以售卖时，逐利行为将是什么样的。美国商业的遗产既包括创新的故事，也包含了极端暴力的故事。这两者常常紧密纠缠。对科学管理的特定方式来说是如此，对于种植园奴隶制这也不可否认。认识到这些令人不适的历史，能帮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与控制的深刻关联，甚或能找到更加人道的前行之路。
摘编自 Caitlin Rosenthal《解释奴隶制：主人与管理》。
原文：How Slavery Inspired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 Boston Review
http://bostonreview.net/race/caitlin-c-rosenthal-how-slavery-inspired-modern-business-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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