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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我不再来了。”
我写下这句话，一切都消失了。我发现我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句。叙事才刚刚开始。
这么多年了，我才冷静下来，去叙述自己的那一段生活，书写那个穿着背心和发白的牛仔裤，脚下蹬着波鞋，背着牛仔包，头发长长的，消失在茫茫大地上的身影。
我走不见了。走着，走着，我又回来了。仿佛一个不肯离去，终又离去的灵魂。
我既想否定过去，又无法释怀过去。我怀着固执的感情，却又轻易接纳新的环境;那么怕伤害到自己，又不得不揭开自己的创伤;害怕保持沉默，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在文章里，我极为希望把那个自我表达出来，但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太多了。
我们接受着苦难。
◇ ◇ ◇
八十年代，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经历着什么?
山村，古老，贫穷，黄色的土壤，麦子，墨守成规的学校，严重偏科，高价的代课生，缀学，十四岁，逃出农村……进到城市，打工，边防证，暂住证，计生证，毕业证……它们相互交替着，联接着，像齿轮一环一环地扣接着，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小小的命运就是滋润着它们前进的润滑剂，轰然一声牺牲自我，那也是常有的。
然后我们就像润滑剂一样消失，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那种悲壮接近无名英雄。
一大串的身份认识。农民，盲流，打工者，外来工，劳务工，城市建设者，农民工，新城市人……或者，工厂，机器，流水线，车间，汗水，港币，生产力……这些坚硬的词碰撞着一些柔软的词语：人，人类，思想，情感，诗歌，小说，散文，绘画……
我们一直挣扎在这些词语之间，想逃离，背弃，遗忘，更想走进广阔的大地。
如果不是这一次采访，我是不会再来这里的。我更愿意把记忆埋藏在内心的深处，我愿意一切消失，再去寻找，才有了寻找的真实意义，但我真的不想回头去走走过的路，固执地去怀念某个地方，某个人物，某件我热爱着的事物。如果不是这一次——我快流出泪水来了。
公交车颠簸着，我的心一直在手中，它跳动，像怀有一个小鼓手。我在紧张着什么?揣测着什么?预感着什么?
因为媒体的介绍，有一位记者要找我拍一组照片。很有意思的是，我要回到最初南下打工照下第一张相片的地方，在那里重新拍一张。
我看着这一张相片，有些发黄，像秋天掉下来的黄叶，但相片上的少年表情昂扬，长发，留有小胡子，穿着宽大的牛仔裤，灰色的夹克，站在标有“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的大门口，双手插进牛仔裤的兜里。相片的日期很清楚，1995年，那么离2010年距离是十五年。
十五，这个数字一直纠缠着我，它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中年。
记者告诉我，一年前，工厂消失了。我几乎没有诧异。想想也知道，它是在全球金融风暴下倒闭的。尽管情感上不舍，我理智上也接受了工厂的消失。
我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工厂的宿舍，它还在。并告诉他，我那时是这个工厂的编外员工，也就是临时工，住不进这排白房子的宿舍，只住在工厂东头的铁皮房。我告诉记者，这一片荔枝树，是当年工厂员工的乐园，也就是谈恋爱的场所。荔枝树还是庞大的浓荫，这在我的小说里进行了很多细节的描写。
工厂的确是消失了，空旷的厂区停着一辆辆大型的货柜车，蓝色的车身，在阳光下发出金属的铁锈味。没想到工厂的大门还在，门头虽残破，但还在。十多年前我所站的地方还在，被撕掉的招牌却是“森帝木材有限公司”。这些年，我也听说过工厂的变迁。我告诉记者，我还在这家工厂的时候，那是它的鼎盛时期。
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几乎还是保持了我惯有的动作，双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我想用一个灿烂的笑容面对记者的镜头，但很牵强。记者说要我去看看我曾经的流水线，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见了机台的声音，闻到木材的味道，我看见了我的工友们低着头劳动，蓝色的工衣裹满了汗水，混合着午后的阳光味道，让我无法窒息。
我无限地怀念他们。他们去了哪里?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低下头来，想起彼此。
百度告诉我，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位于月亮湾大道，背靠南山，面朝大海，占地面积很广，听说是中央的一位部属开办的。我从农村里走出来，以为真的走进了大城市，没想到这个工厂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我那时的内心也一片荒凉，还好，不远处有一片荒凉的海，把海浪不断地卷给当初的少年。
◇ ◇ ◇
我是来南方后刮掉胡子的。
刚进厂的时候，招工的女人看着我，满眼疑惑，她说：“刚刚长胡子，能行么。”我的小舅是一个沉稳的中年人，干瘦，眼睛小，但显示出他成熟的精明。他对招工的女人颤声地说：“没问题，农村来的。”招工的女人还是对着我的身份证看了看我，并产生了怀疑，她翻了翻，好像想看出身份证的真假。她皱起的眉头仿佛在问：有这么大吗?
我十四岁就外出了，我母亲很有先见之明，她早意识到我逃不出打工这条命，我刚上初中，她就给我办了身份证，只是那个年纪不是我的。
招工女人多次看了看我，她无法辨别身份证的真假，相片没有出错，就给我办了手续。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工厂是内招工。
我决定要刮下我的胡子，刀片划过我的皮肤，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颤巍巍的冰凉，纸在火上的勇气。我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毛发，装出坚定又从容的表情，对自己说我要长大。
过了几天，记者发过来相片，现在的我，肚子凸显，微微发福。这是十五年后的自己，胡子是用夹子拔的，没有胡桩，这样看上去年轻些。很多时候，有人问起我的年纪，面对一无所成的自己，我不想回答。我转过身去，我觉得我消失了，两条孤独的铁轨是地球的地平线，只有夕阳，只有夕阳。
我活了这么多年，除了孤独就是贫穷，还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写诗歌。诗成了我精神上的诉求，我把它当成了我的爱情，无法言传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去取得我的虚名和骄傲。
当我融入深圳那个文学圈子的时候，我发觉写诗歌的不只是我们贫穷的人，还有很多有钱人，他们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其中，有善良的人因为我们感到鼓舞，却也遭到另外一些伪君子的攻击，伪君子们认为接近我们有损他们的身份。
是的，我走进城市，就多一个身份：打工者，这么多年我揣着它行走。我挣扎在两个身份之间：打工者，诗人。这样的词让我措手不及，又欣然接受，有段时间我甚至对它们顶礼膜拜。
刚开始，我认为我先是一名打工者，然后才是一名诗人，后来我推翻了我的这一看法。面对着那些鄙视而嫉妒的目光，我又坚决地回答：我就是一名打工诗人。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发泄愤怒，也不是在回答什么，更不是为了提问。这种意识很矛盾，混乱地纠缠着我。
打工者的身份一直伴随着我。那个少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进到了这家工厂。门关上了，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环境向我敞开，我把它当成我的世界。
我那时是工厂的一位编外员工。我的厂牌有如下信息：姓名，程和祥;部门，胶合板;职务，力工;编号，3472。工厂分两班倒，白班和夜班，一天十二小时，日日月月都是这样。
按工厂的老乡所说，我运气好，被分在一个好的车间，而且在单制段，十六号干燥机，德国货，日产量高，其它机台是国产的，所以十六号机台员工的工资往往高出其它机台员工两百元左右。
干燥机是巨大的，从工厂的那头到这头，像一列火车。它噪音很大，发出轰轰轰的声响，拖着严密的钢丝带，把一张一张薄得像布匹的板撕扯到我们面前来。我们必须要用0点00秒的时间把它抢下来。一只手拉板，另一只手机械式地把板摆放整齐。十五年后，当我看《摩登时代》，为着卓别林的幽默动作，我无法笑出声来。
它的热量很大，从干燥机输送出来的板，像一只一只带着火的蚂蚁，对着我们的面庞扑来，板材落在手心上，是滚烫的。一整天，工衣都没有干过，汗水就像干不了的浆糊，黏贴着，一种惯常的劳动味道很具有生气，好像一切都在生长的样子。
它带来的的灰尘是巨大的，灰尘落下来，在我们脸上，身上，手臂上，脚上，布满整个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呼吸都沾满了灰尘，没有口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住木材掉下来的灰，它沉沉潜入我们的口腔，我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把它化解掉的，那时还没有出现“尘肺”两个字。
从农村长大的孩子，是节俭的。我那时每天规定自己只用四元钱。早餐，一毛的稀饭，两毛的油条或者馒头两个。中餐和晚餐，一个素菜，一个荤菜。素菜大多是白菜，荤菜也只是那么两片猪肉。记得有好多次，饭钱超出了四元，我就只打了米饭，不打菜。
工厂的四周栽满了落叶榕，草地，灌木丛，上晚班的时候，都是重重叠叠的影子，我离开食堂，躲在树的影子下吃饭，生怕其他工友看见笑话。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用开水瓶煮饭，在工厂打开水是不要钱的，打满一瓶，把米放进去，半个时辰，米就白花花的了。这样就着咸菜吃了，之后大家散去。
我们那时住在铁皮房，太阳像个火球，把铁皮房烤得要冒烟，没有人愿意呆在宿舍，上夜班的更惨，白天热得无法睡，只好卷着席子睡到荔枝林去了。
一个月下来，发薪水了，我领了七百多，我的手发颤了，看着自己的工资条，再去摸摸口袋里的工钱，心在狂跳。我躲在宿舍里，拉上床帘，一遍一遍数着钱，七张钱，数着数着还是七张，再数一遍，还是七张。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钱，更何况是自己挣的钱，它要多过乡干部的几倍，我这样想着。我用自己的钱买了第一件衣服，跑到南头给家里寄了钱，我就在铁架床上给妈妈写信。
“…….妈妈，我很好，这里就像学校，有球场，有图书馆，有医务室，有食堂。”我向家里尽情描绘了工厂生活的另一面。
◇ ◇ ◇
因为自己凭汗水能挣钱，我那时很快乐。我从来没考虑过编外员工和编内员工有什么区别。除了编内员工的厂牌是蓝色的，职务那一条写着操作工，可以穿着工衣，住进那排白色的集体宿舍外就没有什么了。
有几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并震惊了我。
第一件事，春节放假回家，编内员工来往的车费可以报销，编外的员工就自己掏钱。这下，编外员工除了沮丧就是无奈叹息。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提干的事情。那时，工厂的车间主任王先生成了我的打工偶像，他也是从流水线走上来的，很快要升为公司经理。每次他宽阔的背影从车间走过，我就不由得生出一股敬慕。我会想，打工，就要做他那样的，做到最好。我听工友讲了一件事情：一个女员工，因为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很快被提升为管理阶层的干部。
在一个风雨夜，我睡不着，我提笔给我的打工偶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谈了我的身世，谈了我热爱文学，谈了我对打工的看法，写道：“加油吧，为了我们同样的打工命运”，并附上几首我的诗歌作品。很快，我就被车间秘书召见了。
秘书是一个女的，说话很委婉，声线好听。她简单地告诉我，主任要把我提拔为基层管理人员。她不知道怎么看到我胸前的厂牌，很惊异地问我：“你是编外员工啊?”因为编外员工的厂牌是白色的，挂在我的面前，惨白一片。
我点点头。我永远无法忘记，她带着火焰的眼神瞬间熄灭，像被雨淋湿了一场。
她说：“你先成为编内员工，再提升为管理人员吧。”
我觉得那一刻我受到了羞辱，我拽下厂牌，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厂牌，它刺痛了我心里某种类似尊严的东西。
我回到机台上，刚刚还在为我庆幸的工友问我：“你送了多少礼啊?”我很诧异。我说我没送礼。他就说不可能，工厂里第一批编内员工提干的时候，也给厂里领导送了礼。
第三件事，最让我难忘。有一次上夜班，我推着一垛板，高高的板，高过我的头，沉重，我用背推着，双手反扣着。没想到，手指压在滑轨的轮轴上了，尖锐的疼痛使我大叫了起来。我抽出手指来，血，落在冰冷的滑轨下，开出了花，冷艳，升华出一股铁锈腥味。
我握着手指，快步向工厂医务室跑去，医生小心地给我清洗，止住了血，打了麻药，给我缝补了伤口。手指上缠着厚厚的布，没有全部止住的血渗透出来，鲜艳又触目惊心。
我重新回到机台的时候，向带班的请假，他刚开始不准，我拿出医生的证明，病历上写着我左手的食指指头缝了五针，他才给我准了假。
我躺在铁皮房里，仰望着屋顶，剧烈的疼痛在身体里苏醒过来。这种痛深入到我的心里，我的身子一下蜷曲起来。这样躺了两天，我去医务室换药。医生要我出示厂牌，他说编外员工要收药费，我付了钱。
我到车间去找班长，班长说，现在考勤上给我打的病假。我说：“我不是工伤吗?怎么是病假呢?”班长说，上面的人不敢报工伤，报工伤车间是要罚款的。
还有一件事，震惊了我。
我们机台有一个编内员工，他跟我是同乡，开县人，偶尔过来跟我说几句话。他是个欢快的小伙子，性格讨人喜欢，我们时不时从他嘴里听到歌声，有时他也吹嘹亮的口哨，高过干燥机的声浪，这时带班的就骂上两句，他笑着，也不顾。总之，看到他就想到“快乐”二字。
他春节探亲回来，据说已结了婚，大家向他讨糖吃。有一天，他突然倒在地上，双手捧着头，大家把他送到医务室，很快，112来把他送往蛇口最高医院，据说是脑子得了病，动了手术，头部凹下去一块。他出院，回到机台来看大家，人是一张皮包着。工友们害怕地回避着他，说这个人废了，脑子神经错乱了。
因为他是编内员工，工厂减免了他的全部医疗费用 ，他很快被工厂送回了老家，据说，工厂赔了几万元给他。
还有一个工人，他是编外员工，在废料厂，整天跟灰尘打交道。有一天，他昏倒在废料场，被送往医院，经过抢救醒来，说是肺上出了问题。现在想来肯定是尘肺。这个近四十的男人，有老娘，有老婆，有孩子。工厂报销了他的医疗费用，因为他是编外员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从医院里出来，他也很快被工厂送回了老家。
◇ ◇ ◇
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了生命——这家工厂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我常常在午夜醒来，为着一个个生命，黯然神伤。
某天，我醒来，我觉得床铺上的那个自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席子，席子像大海那么平静。这么多年，我都在回避自己，跟着自己的影子在走，我依然初心永保，其实我已经老于世故了。我试着用文字去虚构一些故事，并不愿把自己的苦难复述出来。我知道，我得到一些批评的词语，他们说灰色，并说矫情。矫情，这个有着攻击性的词语。但我不管了，随着年纪的增加，越来越多地回忆过去，少年，工厂，青春，以及类似流浪的感觉。
我作为一个童工进到这间工厂，十五岁，头发长长，志气昂扬，一副不相信命运的样子。工厂里后来从劳动局招进来很多员工，这批员工上过中专，有一定的法律常识，他们认为十二小时的劳动制严重违反了劳动法，他们投诉工厂，在车间到处找人签字。他们找到我，指着我说：“你是童工，签字，争取我们的利益。”我没有签字，我为自己得来的工位很庆幸，也为每个月的几百元倍感珍惜。
据说告下来了，劳动局来了人，罚了款。工厂的时间制度没改，机器照样旋转，只是再也没有看到叫我签字的中专生们，听说是被炒掉了。后来，工厂就打开大门招工，再也没大量招有文化的工人进来。其实，流水线工人，只要手脚勤快，低头做事，就可以了。
十五年后，我为那时的怯弱和无知下了定义：我们是弱者。
光大木材厂的操作流水线是这样的：旋切——干燥——一次整理——过胶——热压——二次整理——成型——检测——入库。放眼看去，几万平方米的车间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穿着蓝色的工衣，站在庞大机器旁。时间久了，感觉车间是一条大河，这些闪动的人头，漂浮在河面上，交织着一幅人世苍凉。
工厂生产的需要，带来了我们的幸运——我们被临时招进去。刚开始，工作就是把一张张层板架在一个高大的推车上，推进巨大的干燥车间，经过一段时间，再推出来，把干透的板拿出来。如此重复，再重复，简单又繁重。试工七天后，班组长签了字，我们就被发配到车间。
我被分配在整理段扫垃圾，刚开始，段上的女员工欺生，故意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再加上其他打扫垃圾的员工欺负我年纪小，严重损害了我的自尊，我就跑到整理段的车间找段长，说能不能给我换一种工种。
整理段的段长是个女的，抹着口红，有点美丽。她叫我第二天去找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好领导，后来听说她是我崇拜的打工偶像的情人。我为人性的复杂不快乐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找段长时，她诚恳地说，你本是干燥段的员工，是借调过来的。现在那边缺人，干燥段工资高，我把你调回去了。我就这样被这个好心的女人调回了干燥段，被分配到十六号干燥机，认识我的人都为我高兴一场。工资一发，我比曾欺负我的几个员工要高出两百多，他们到线上来也为我高兴，这让我看到他们善良和淳朴的一面。
我站在十六号干燥机的下层，把一张张1.5的芯板，通过干燥机和输送带接下来，一层一层码放好，并作好标记，记录产量。
干燥机分为三层，下层离机台很近，相当燥热。如果员工要上厕所或吃饭，副机手就顶替他的位置，员工不能去的时间太久，否则副机手会骂。下层的工作辛苦，工资系数比较低，上层和中层的员工就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性。
班组长会无故训骂下层的员工，特别是机手，机手多半笑着不反抗。后来才知道，下层的产量低。我看不惯，提了出来，没想到我遭到劈头的训骂。我的性格是倔强的，被多次骂过，我就回骂了他。没想到，班长从没见过有人回骂他，就常过来找我挑战。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呆在底层会经历些什么。我提出要去中层和上层拉板，班长却不同意，他觉得我在下层干得好，让他放心，我也是编外员工，适合呆在下层。我工作起来是积极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吃饭不超过工厂规定的半个钟时间，不在厕所躲着抽烟，不为上厕所故意拖延时间，上班都是提前来做交接工作，把周边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十五年后，我深深的领会了下层人的悲哀。
班长以我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为由，进行了罚款，一两次我接受了。他好像对我的这种软弱发生了兴趣，觉得这是唯一惩罚我和管制我的方法。当他第三次把罚款单带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笑着，那种笑不怀好意。我接过来，一把撕碎了，扔在他只有巴掌大的脸上，并用挑衅的眼光看着他。
我的反抗和愤怒并没得到原谅，而是成了班长用来提告的罪状。他很快反映给工段车间，我被调离了干燥段，去了旋切段。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来两个人。干燥段和旋切段是同一个管理体系，有两个生产大组长，一正一副。正大组长是一个胖胖的人，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副大组长瘦瘦高高，带着一副茶色墨镜，据说他是一只独眼。他听取班长对我的恶告，常常和班长是一个鼻孔出气，把我调离开干燥段。
旋切段的工资比干燥段低，工种又辛苦，我整天都要站在旋切机下，把旋切出来的湿板捡起来，推到干燥段去。有一次，我在推板的过程中被严重砸坏了左手的食指。我在工厂的铁皮房里休息了几天，工厂医生不给我换药，工段不敢报工伤上去，我只能请病假，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工资，这在上文已经讲过。
我内心无法平静，我的包裹里一直放着一本五四时期的诗集，内心暗藏的诗句萌发了，我写下了《打工咏叹调》、《交给我打，交给我打》、《打工之歌》等。在一个晚上，我趁机摸进工厂，悄悄地把诗贴在工厂的玻璃窗上，员工到这里来喝水的时候就能看到。
伤口刚刚愈合，我就要求来上班，副大组长阻扰我，我第一次骂了他“独眼龙”，骂完心里透彻多了。也许是真的，上帝在给你关一扇门的时候，也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而那位胖胖的正大组长，十五年后，我把他当成我人生路程上的一盏灯。沧桑的打工岁月中，我会在某个夜里想起他来。
他知道我的事情后，把我调回了干燥段，每次看到我时都是一副亲切的笑容。他的这种亲切像是家人，有着兄长般的温暖。
他是宽厚的。在一次车间征文中，我的作品得了三等奖。他知道后，来到流水线下，送我一本关于工厂的书——《胶合板生产技术》，他找我借文学书刊，我那时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我就推荐给他看。
有一次，他手里抱着一堆书。我问：“是什么书?”
他说：“大学课程。”
我说：“你还在读书啊?”
他说：“要读的，我在上夜大。”我突然看到他的大学语文书，我就翻了翻，翻到夏衍的《包身工》。我就问：“我们是不是包身工啊?”
他说：“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打工。”
以后，我常常追问他包身工和打工者有什么不一样。十五岁的我，无知又求知，无法去判断打工仔和包身工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被我奉明为人生路上灯盏的正大组长也没回答出来。
后来，我不断地寻找着这个答案。我一直得到不到这个答案，就把那时那个纯粹的我推倒，变得庸常起来。
◇ ◇ ◇
十五年的打工生活，我东奔西走，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对着现实和人群，我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用另外一种外壳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生怕有人看出来。我内心既有文人的软弱，也有现实又强硬的一面。在养育我的家乡和大工业背景之下，我成了一个矛盾的产物。
在农村，由于家庭贫困，我们家受到左邻右舍的欺凌。我母亲是村里唯一的寡妇，她不趋炎于任何一个村干部，她的这一性格色彩一直附着在我的身体里。
当打工浪潮来临的时候，母亲就勇敢地把二姐送出去。二姐从南方寄回来的钱，让家里的生活开始好转。母亲一直叫我给二姐写信，要她好好打工，在农村是淋雨晒太阳，看天吃饭。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的感受：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面对着繁华的都市，每个月领到超过乡村干部好几倍的工资，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这一点，让我对打工世界寄予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首先，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进到这个工厂，除了艰辛的劳动外，我还在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尽管那时我还看不懂一些世界名著，但我被文字吸引了，仿佛在被文字牵着走。
有一个白净细嫩的男孩，太阳也无法将他的皮肤晒黑。他是有蓝色厂牌的员工。我在茶水缸旁认识他，他问我借喝水的水盅，就这样我和他成了好朋友，这种缘分一直维持到现在。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对任何事情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喜欢啃咬自己的指甲，说话背对着人，使人无法看透他的心。但他是一个简单的男孩，为人乐观。
我那时读了安子的《青春驿站》，受到了激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我常常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的食指指甲仿佛永远啃不完。他说：“有啥理想，就是多找几个钱回去。”
晚霞的大道宽阔无边，夏日黄昏很美丽。我亢奋起来，几乎伸开了双手，像是展开的翅膀，我一边跑，一边喊，我要成为深圳的第一打工诗人。
没想到，我却先他离开这个工厂，离开了深圳。就在十五年后，我和他再在深圳的关外福永相遇，他已经是一个小有积蓄的小老板，在承包一些土建基建工程，而我还是一个为着明天有没有工打犯愁的打工仔。命运的造化比喜剧更精彩，我感受着时代对我的巨大嘲弄。
光大木材公司的内刊到车间来征稿，我试着投了，并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希望内刊给我们打工者一片说话的天地。很快我的打工诗歌被登出来了，编辑还附上了我那封信，他还感慨万分地加了一句：“一片小小的说话天地，不大，却是我们打工者的天空。”
稿费到了我们车间，我拿着样刊，有些激动地找到编辑部。编辑部的主编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看上去像东北人，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并指着我对其他同事说：“就是他。”
他说他出过一本诗集，他也是一个打工者。那时，我才知道，打工者不但有穿着蓝色厂服的我们，还有穿着西装制服的他们。
他说他有了一个初步的内刊设想，给一个版面，叫“打工心声”，专门发一些流水线工人的作品，要我多写一些稿件来。
可是，在第二期的内刊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版面。我去找主编，主编说：“上一期你那一版遭到上面的批评，说这是企业内刊。所以，那个版面不敢用了。”一种沉重的失败感压迫着我，我咬着唇，从光大木材公司的台阶上走下来，又从这个台阶走到另一个台阶。
在上文，我已经说过，我有一本五四时期的诗歌选集，那是我对诗歌最初的阅读，以致后来影响了我在创作最初的审美取向。工余时间，我开始在铁皮房里写下一些反映打工感受的分行文字，但我不知道那就叫打工诗歌。其中，有一首我模仿田间的诗歌文体创作的《致打工者》，我用激昂的调子写道：
“在深圳的大街上 / 浪潮涌动着的珠江边 / 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 / 从山川，湘南，湖北，胶东来 / 从遥远的山村，美丽的湖泊，辽阔的大草原来 /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 他们来了!”
在诗歌的结尾，我给了打工者这样一个美好的命运归宿：
“平凡的打工者 / 价值是什么? / 在深圳，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 城市，只是青春的一个站台 / 列车，将无情地带回 / 我们——重返土地 / 来，新世纪的普罗米修斯 / 盗一把天火，将故乡照亮 / 这里也将厂房林立 / 将有美丽的花园 / 豪华的住宅 / 广阔的柏油路 / 平凡的打工者 / 为它，奋斗吧!/ 奋斗吧! / 奋斗吧!”
这篇激情昂扬的诗歌，遭到一些非议，有人说我传播主流思想，一定是个政府豢养的打工诗人。
十五年后，我常常想起东莞一位著名打工女诗人的《黄麻岭》，脑子里总盘旋着最后一句：只剩下苍老，回家。悲从声来，不能自已。就在前不久，我和深圳的新生代打工作家们谈到打工文学的担当和重任时，他们说是“人性的温暖”，我则希望打工文学给打工群体找到一条出路。
我想说的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在城市巧取豪夺，回到乡村建设自己家乡。是的，前不久，我遇到一个回乡办企业的老乡，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关于回乡青年招商的优惠政策，正是我们的希望之路!
也是我们的终极命运。
◇ ◇ ◇
我要说再见了。我站在残破的工厂门头，夕阳红得发烫，它像一块红黑色的铁被烧得沉重。我长长地叹一口气，就在大门迟缓着关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十五岁的少年，背着牛仔包走出工厂，听见了大门为他关闭的瞬间——为他永远关闭的瞬间——所发出沉闷的金属声。
在长达半个月的夜班中，每个工人的眼神像从死神那里抢回来一样，充满了血丝。终于有一天，我无力再去支撑我的肉体和灵魂。我在工厂的车间缠着生产大组长给我签辞工书，他问我：
“辞工干吗呢? ”
我说：“我回家啊!”
他说：“你这么小，回家干吗啊?”
我说：“回家耕田去。”
他跑到茶水缸旁去打水，我也跟了过去，缠着他给我签辞工书。因为那时辞职需要提前一个月写申请，加上工厂人员流动性太大，辞工很难批下来。他走到车间办公室给我签了字，拿出一本书，抬头对我说：“借你的这一本书，我还没有看完呢?”
我说：“送给你做个纪念。”
他说：“你给我签个名。”我拿过来飞快地写下：光大木材是人才之地，还是木材之地。十五年后，我对自己的这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签名不得其解。我拿到签过的辞工书，快速跑到仓库去办理工具交接手续。我央求仓管，让她告诉我王先生的住址，我说：“我很崇拜他，我辞工了，想去见见他。”
女仓管告诉了我，我晚上敲开了打工偶像的门，他房间里围着很多讨好他的人。王先生告诉了我一句话：有的人打工是为了钱，有的人打工是为了一个好的前程。
◇ ◇ ◇
我和记者走到工厂旁的一条铁路，他挥着手与我告别了。黄昏下的铁路，两条铁轨是孤独的前行者，十五年前那个少年的身影跟随着这两条铁轨去了远方，他沉重的背包，就像他身后的夕阳。
我慢慢沿着铁路往前走，到了海边，黄昏下的海岸是悲壮的。我走到了海水中，海潮漫过来，海潮漫过来。我，连同我背后的工厂一起消失，从此不再在地球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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