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颠沛流离，家在何处？ -

　　编者的话：今天的视觉栏目，我们刊发的是三个家政工的故事。

　　城市里的家政工很多，随着人口老化和“二胎政策”的推行，将有更多的家政工进入城市家庭。但是，我们对她们的故事了解多少?

　　在这组图片的拍摄中，一位摄影师感叹：如果说我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照，那我在几位大姐的生活中看到了是枝裕和的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故事，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不同的故事，为许多家庭服务，自己却流离失所，不知家在哪里。

　　1、钟点工何姐的一天

　　图| 周娜黄喜悦

　　文| 梅若

　　何明英，1960年出生，内蒙古赤峰人。到北京之前，她当过工人，和丈夫承包过土地，后来又卖过饲料，倒腾过木材，一直也没赚到什么钱。2006年丈夫到北京，在建筑工地做保安。一年后，她也跟着到了北京，干起了小时工。

　　和大多数北方农村妇女一样，何姐干活麻利，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面食。来北京十多年，她一直在望京周边找活，2016年底，望京房租上涨，何姐只好把家搬到了大兴庞各庄。

　　原来的老主顾都在望京一带，这对住在大兴的何姐来说，谋生更加艰难。她每天四点多就要起床，坐最早一班公交车，搭早班地铁，中转几趟，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准时七点出现在第一个雇主家里。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再次回到大兴的住处。

　　何姐的丈夫常年在工地上不回家，一儿一女已经长大了，她说，这些年除外打工最愧疚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忙着挣钱养家，没有照应好孩子。

何姐住在大兴，雇主家在北京各处。冬天的早上五点不到，何姐就起床了。和她住一个大院的女人们这时候也起床吃饭，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何姐。

何姐去上班。

由于长期患有风湿，何明英的腿脚不好，所以她每次都排在最前面，这样车门一开，她准能抢到座位。

在搭乘地铁之前，她还需要先坐一辆20分钟的公交车。

群里转发的工作信息标明了年龄，何姐担心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活儿会越来越少。

每天早上要换两次地铁。在地铁上落座后，何姐会从书包里摸出半个玉米或者一个鸡蛋，通常这是她的早餐。早饭简单，三分钟就可搞定，但何姐总是花费十分钟，因为从早上四点多起床，这是她唯一喘口气的悠闲时光。

出了地铁，何姐会找个小黄车骑到雇主家。

早上七点，准时到达第一个雇主家。

何姐在工作。

一天的工作结束，何姐在回家的路上。

何姐做得一手好菜，但是因为做小时工的缘故，她很少能在家做饭，偶尔有朋友来，她才开火。

这只流浪狗是何姐上班的路上捡的，已经跟了她十多年了。每次回家，狗狗都会扑过来迎接她。

　　2、王金枝搬家

　　图| 黄喜悦周娜

　　文| 梅若

　　王金枝来北京做家政工11年了，每年至少要搬一次家。房东说走人，她就得赶紧起身找新的落脚地。她从楼房搬到平房，从地下室搬到城边村，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条件差。

　　2017年，金枝从一个照顾老人的雇主家下户，随后转到一家外资化妆品公司做保洁兼做饭，收入也涨到5000块，公司在望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往返就得两三个小时。她咬了咬牙，四处寻找更合适的房子，一眼就相中了费家村。

　　原来村里的平房200块一个月，费家村一下子涨了四倍半，王金枝还是觉得合适，至少房子大了，上班路程近了，还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终于过上“好日子”，王金枝满心欢喜，把“新家”拾掇得干净整洁，扫地做饭似乎都更有劲了。

　　费家村，据村民说有超过8万人住，而本地人口也就1000出头。这里的自建出租屋冬天阴冷潮湿，夏天酷热难耐，但因价格便宜、生活成本低，离望京又近，成为打工者聚集而居的首选。

　　王金枝生于1968年，小时候没上过学，她总说因为她是女孩，长得不好看，她爸才不喜欢她，不给她读书。三个哥哥都上过学，她赌气跟着姥姥姓王，又跟着姥爷学了几年私塾，才没有变成她说的“睁眼瞎”。

　　年轻的时候，王金枝和丈夫都在河南老家的工厂工作，上世纪那拨下岗潮的时候，夫妻俩双双下岗。丈夫先出去打工，她在家里一边照顾儿女，一边卖菜维持生计。后来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她在家里也赚不到什么钱。正好本家一个远房姑姑要去北京，也撺掇她，说来北京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块，王金枝心动了，再一想还能看到天安门，她二话没说，就跟着姑姑来了北京。

　　2006年夏天，刚到北京的王金枝在望京找到第一份家政工作。她两眼一抹黑，拿着中介公司的纸条，一路打听，坐着运通101路公交就找了过去。雇主是个漂亮的老太太，王金枝乐呵呵地做饭洗衣服忙乎了一天，晚上收拾停当，刚放松心神准备休息，开着卧室门打电话的雇主的一句话让她当场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雇主正在和家政公司的人抱怨“怎么找了个长得这么磕碜”(的大姐)。

　　那时候王金枝刚从农村出来，卖菜风吹日晒，又黑又胖。她伤心地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做完早饭就拿着行李回了家政公司。后来她就不再住家，四处找小时工——自由，干完活走人，也不用看雇主脸色。

　　做小时工虽然自由，但很难有固定的活儿，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家。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王金枝竟然学会了电动车，每天从住的地方到雇主家往返十几公里。夏天晒得大汗直流，冬天冻得伸不开手指。

　　王金枝来北京没两年，丈夫也从别的城市过来，两人就在城外租个房子安了个家，白天出去打工干活，晚上回来互相有个照应。她也找到一家照顾老人的稳定工作，每天早七点上班，晚七点下班，周末还可以休息一天。然而，安稳日子没多久，年初丈夫在工地上干活，不小心从脚架上摔下来，整整在家里躺了大半年，不但不赚钱，还花掉不少医药费。

　　2017年，王金枝特别不走运，丈夫的腿刚好，她的脚又被钉子从脚底穿透受伤。因为不能干活，丢掉了干了两年的照顾老人的活儿。连着十一长假，她在家休息了半个月，又经老乡介绍转到望京一家化妆品公司做保洁和做饭，一天十个小时，一个月开5000块钱。

　　上班不到两个星期，王金枝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回来走到小区的大门，骑着电动车跟着前面的机动车入内，不料前车进去，起落杆突然降下，惊慌失措的金枝担心起落杆砸在脑袋上，抬头看的瞬间就被落下的杆子直接砸到嘴上，当场断掉三颗门牙。

　　按理说这算工伤，可做家政服务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社保，从私人雇主家转到这家公司，既没给她签合同，也没上保险。虽然公司老板出面支付了一半的医药费，金枝还是花了一万多块换了三颗牙。

　　2017年11月27日，王金枝收到通知，要在十天内搬离，逾期断水断电，锁上大门不得入内。她回到家，把电动车推进房间充上电，给丈夫打电话商量搬家的事情。电话还没讲完，屋里突然漆黑一片，断电了。她挂了电话，和其他受到惊吓的人们一起从屋里跑出去，口中喊着没有天理，心里不知所措，很快十几分钟后又来电了，人们陆续回到房间里。

　　这一晚上又断电了几次，王金枝再也没有出去过，她知道所有人和她一样，除了骂几句解解气，根本不会有什么回响。再次停电的时候，各个屋里安静地亮起了手机灯光，手电筒，继续着停电前的话题。谁也没有再提起停电的事情。人们对于苦难的忍耐力远远超过想象。即使明天没有地方睡，可是今天还得吃饭睡觉，一样生活。有了这苦难里练就的韧性，才能抵挡住那些随时崩塌的生活。

　　村里又有人来催她搬家，金枝陪着笑说今晚没地方待，先让我睡一觉。她不知道新的房子在哪，她明天在哪?倒头睡下去，她多希望睡醒的时候，这个世界能正过来，在梦里，她总看见一切都是反着的。

王金枝住在北京东北五环边上的费家村。她不喜欢住家的工作，就选择做小时工。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逛逛市场，和丈夫做顿好吃的，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2017年3月的一天，王金枝在雇主家做饭，她说她遇见的雇主都待她不错。听其他姐妹说，有不少雇主不让家政工上桌吃饭。

雇主是80多岁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王金枝除了打扫卫生和做饭，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药喂饭。王金枝的父母和雇主家老爷子年龄相当，这也让她时常想起老家的爹妈。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帮老人剃剃胡子。

王金枝总说因为自己不好看，又是女孩，她爸才不喜欢她的。三个哥哥都上过学，却不让她读书。

王金枝和丈夫。

金枝家的厨房，搭了一个棚子，像天窗一样有两块玻璃，可以透光。

出事当天，雇主还是很积极地把她送去医院治疗，垫付了医药费。换三颗牙要花上万块，雇主也就不过问了。这是摘下来的假牙模。

治牙的收据。

骑电动车去雇主家，这是住在城边村的家政工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自从出事后，金枝姐每次下班超过六点不回家，她丈夫就在村口焦急地等待。

2017年，王金枝觉得很不走运，先是丈夫腿摔断了，躺了几个月，自己又把牙撞了。好在有个遮风避雨的小屋，虽然暖气并不暖。

2017年冬天，北京“煤改气”，金枝租的房子室内温度不到9度。

王金枝在家穿着很多衣服。骑车用的护膝到家也没有取下来。更让她不安的是，周围的村子都在清退中。

王金枝的手关节有点变形，她说是长期干活泡在冷水里造成的。

金枝爱开玩笑，爱做鬼脸。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已经没了三颗门牙。

　　3、小小陈和两个姑姑的晚餐

　　图| 莫力

　　文| DT

　　家政工普遍年纪偏大，小小陈是少有的八零后。她1980年生在四川阆中，上完初中之后，去上了一个成人中专，学的是机电维修专业。她说，感觉自己的思想有点叛逆，不走常人的路，因为那个专业没有女孩，就想试试。结果还没等到毕业，学校就倒闭了。

　　不到十八岁，小小陈就去广州打工。由于是独生女，母亲怕她被拐到外地，给她定了亲才让出门。在制衣厂待了三年，小小陈回家结婚，生了大女儿。2003年过完元宵节，她就跟着姑姑到了北京。她说，那时候年轻，就觉得很迷茫，这么大个城市，没有自己的容身处。孩子也刚刚断奶，一打电话，就知道流眼泪，一直“嘶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找到的第一家雇主，也有一个小女孩。小小陈把自己的思念转移到女孩身上，当自己孩子一样。很快，闹起“非典”。谣言传得很厉害，说北京要封城，小小陈想，千万别封城，我哪怕走路回去，都得把我孩子看了。她跟雇主说，要回去。回去之后，她又开始牵挂雇主的孩子。她想着，这种非常时期，他们也没办法找人。她一直有点内疚。

　　在那之后，她和丈夫在攀枝花卖菜，又生了小女儿。到2008年，又回到北京做家政工。她和两个姑姑住在一起，大姑是大陈姐，二姑是小陈姐，她是小小陈。出门在外，小小陈一是惦记两个女儿，二是怕生病。她的智齿每个月都要发一次炎，她都忍着，等回家再拔，还能报销一部分。否则，一个月工资不够拔牙了。

　　有一年，小小陈在工作时，遇到了性骚扰，一名老人动手动脚，说一些很不堪入耳的话。她很害怕，但还是冷静下来，沉着应对，拿到了两个月的赔偿。但是当她回到家政公司，却被工作人员评价说“心眼多”。她特别郁闷：“我是不是就应该吃哑巴亏，就应该挨别人的骂受别人的侮辱?”

　　不过，小小陈说，好雇主还是占多数的。什么是好雇主呢，很简单，“就是尊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