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与尔平大哥初次相识是在双喜村路边。与中国其他村庄一样，在城市化背景下，双喜村面临着年轻劳动力的外流，逐渐空心化的命运。正如村民戏谑：“只有老弱病残的才会留在村子里。”尔平大哥原本要到衡阳住院，这次听闻深圳市代表要到导子乡来，才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尘肺维权特意回到村子里。
远远看尔平大哥，五十多岁，一米七几的身高，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跟普通健康的人没有两样。但当走近他身边，就会听到他那像是一百米冲刺后的沉重呼吸声。每一口呼吸都仿佛在腐蚀着这具躯体。尔平大哥在2009年查出为尘肺2期再加，如今已经是尘肺三期，终日需要靠吸氧机维持生命。一位尘肺遗孀的阿姨偷偷告诉我：“他怕是活不过这一年时间了。”人明明正值壮年，生命却要戛然而止。
打工
尔平大哥在喘息中，一句句慢慢地向我诉说自己打工和得病的经历。1993年，他跟随着村里几个同乡到深圳做风钻工，属于村里较早一批出外打工的人。1990年代初的深圳只有两条大道，其中一条就是现在高楼林立的深南大道。他自豪地说：“深圳大部分的高楼，我基本都干过。”他能够清晰地记住哪座大楼是几年开建，对深圳的地标建筑如数家珍。地王大厦的项目他花了半年的时间。
当时，尔平大哥虽知这个工作辛苦，但收入不菲。在1990年代，一天工资能够达到60-80元，而当时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才100-200元。加上，90年代初深圳开工的工地不多，若非有亲戚关系介绍，是很难进入到工地找工作的，更别说是收入不菲的风钻工。可以说，当时的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且不错的工作。虽然打一个井需要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在洞里，由于需要花力气打钻，呼吸更为急促。呼吸之间吸入许多粉尘。从洞里出来，每个风钻工只有两个眼睛是黑色，全身上下都严严实实地覆盖着白粉。可想而知，这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间会吸入多少粉尘。有时候，天气闷热，呼吸不顺时，有些工友还会摘掉那个十几天都不换的薄薄口罩作业。
“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粉尘吸进入，就会排泄出来。不知道它会累积在肺部。”大哥无奈地说。“如果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我在耒阳短短4天里，见到不下20个工友和病人家属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90年代，中国尚没有推行劳动合同，更别谈在职业病上有任何防护措施。大部分建筑工地的工人都是亲戚同乡关系，一起出到城市打工。工友间都是靠一个“信”字。干一天就算一天的钱，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概念。当时政府、企业和带班都没有告诉他们干风钻工的风险。甚至许多带班和工头自身都不知道会导致尘肺病，正如双喜村七八个早期的工头都已经因为尘肺病而去世。
疾病
尔平大哥从1993年在深圳做风钻工到2002年，直到2009年确诊为尘肺二期再加后，就不敢再做任何耗体力的工作。但是迫于生活，他只能偷偷篡改体检报告，在保安公司做保安，每个月还能给家里补贴一千元。直到2014年，病情加重到就连坐着呼吸都难受，才在家休养。现在，“尘肺三期”对于他来说，除了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躯体，还是一个不断烧钱的“无底洞”。由于妻子要在广州打工赚钱，而自己生活无法自理，便一同与妻子住在广州。但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广州的医院报销不了。打一次点滴就要200元。而仅靠妻子一人，全家每个月的收入也就3000元。如果不严重，一个月医药费需要花费1000多元。如果碰上感冒，一个月就要5000-6000元。去年，尔平大哥到北戴河医院洗肺，医药费2万。“当时我查出了这个病，想要自杀，不想把家里拖垮。家里人都骂我。”比起自己，尔平大哥觉得最为亏欠的就是家人。
维权
这次为了尘肺维权，他推迟了住院，选择回到双喜村里等待消息，由7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照顾自己的起居和饮食。谈起母亲，他实在愧疚，作为儿子无法养老送终，还要母亲照顾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
跟随着尔平大哥走进他居住的阴暗砖泥房里。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屋里摆着三俩件简单朴素的90年代家具。进到里屋，床边上放着一台吸氧机，而窗前的木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大哥拿出自己从2009年到现在的病例书和肺部CT，细细跟我们讲诉一路求医的历程，同时也是一路维权抗争的故事。
尔平大哥2009年跟随着村里的同乡，一起去了深圳维权，当时获得了10万元的赔偿。但是到如今，每个月5000-6000元的医药费支出，还要加上洗肺住院的费用，10万元只是杯水车薪。2018年，尔平大哥不下十次到深圳维权，躺过草地，睡过马路，还会遭遇警察的清场。虽然连感冒都会导致病情恶化，他还是无所畏惧，一次次地上深圳维权。此次，更是千里迢迢回到家里等待深圳代表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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