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的一间病房里，沉重的喘息声、剧烈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氧气湿化瓶中的水沸腾着，发出呼噜噜的声响，像是要藏住他们重重的呼吸声。
在这里，寻常的「一呼、一吸」是最大的奢望。
曾经，他们是矿工，石雕工人，建筑工人，风钻工人…如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尘肺病患者。
尘肺病是中国第一大职业病。
根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2017 年所有报告职业病病例中，职业性尘肺病占比高达 84.84%。
尘肺病公益组织「大爱清尘」2011 年的估算数字显示，国内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数量超过 600 万。
尘肺病也被称为「上半辈子用命来换钱，下半辈子用钱换命」。
患者主要是农民工，他们可能没念过多少书，但身强力壮，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比起务农，这份工收入算得上可观。
相对高的工资伴随着巨大的隐患，一旦患上尘肺病，等待他们的是：胸闷、气短、咳痰，继而胸痛、咯血，劳动能力也会逐渐丧失。
而最不堪忍受的，是濒临死亡的憋气。
煤炭开采是尘肺病的高发行业，按照行业规范，工人在作业时需要佩戴专门的防尘面罩，但用人单位为了省钱，只发一些医用的一次性口罩，或者干脆不发口罩。
工人自身的安全意识也比较薄弱，每每下到幽深的矿井，陪伴他们的，只有头顶直径 1 米左右的天空，他们汗流浃背，在粉尘弥漫的空间里，隔着被煤尘熏得发黑的一次性口罩大口喘气。
干完一个班次( 一般是 8 个小时)后，才又从井口爬出去，有的时候遇上加班，他们会连干两个班次，也就是十几个小时后才出井，日复一日……
笔者曾听闻一位患有尘肺病的前煤矿工人回忆，「经常一觉睡醒后，鼻孔、嘴里都是多厚一层(煤灰)」。
而这些煤矿工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在那个封闭狭小的空间，粉尘日积月累聚集到肺泡里，肺部不可逆转地纤维化……
生死赌局
住进这里的患者，早已过了尘肺病壹期和贰期，而是处于非常严重的尘肺病叁期。对他们来说，通过肺移植换一个新肺，是唯一的救命方法。
但肺移植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一方面，肺移植的平均费用是 60~70 万，对于自费家庭，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另一方面，肺源来之不易。一个器官平均有 30 个人在等，给谁移植，一要看器官分配的准则，二要受地域、病情的轻重缓急、年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这种群体性等待充满了焦虑和不确定性。有没等到肺源就呼吸衰竭而死的;也有好不容易等到了肺源，捐献者家属却在最后关头变卦的。
就算肺移植成功了，后面还有排异和感染两大考验。
再多的艰难险阻，也没有人放弃，这是让生活回到正轨的唯一手段，来到这里只为放手一搏。不然，生命将在呼吸机的陪伴下油尽灯枯，过程痛苦至极。
廖延龙刚卖了车凑够 60 万，要去救他被尘肺病折磨了 20 年的父亲廖连和。
廖连和来自淮南，以前是淮南矿务局的下井工人。
当被问到为什么下井，廖连和直言因为挣钱多，「1980 年的淮南，最多的每月能拿 100 块，我搁那每月至少 500 块。」他张开五指，开朗地笑了笑。
廖连和得的是矽肺病，由长期吸入大量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是尘肺病中最严重的一种。
儿子坚决要把父亲送来接受移植。廖连和老伴儿却经不起一点风险，在她看来，这一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廖连和是幸运的，这天，他得到了肺源，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凌晨 3 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准备进行右侧单肺移植。
离肺源送达还有一个小时，手术医生要先开胸取出病肺。让廖连和侧卧，从第四与第五根肋骨之间切开，用撑开器将肋间隙撑大，然后将病肺于胸腔中剥离拿出。
但廖连和的尘肺有严重的感染，与胸粘膜还有错综复杂的黏连。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 3 个小时。
这个时候，人们的恐惧往往大于惊喜。手术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廖连和的老伴儿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哎!怎么想起来这儿了?」。
肺源已经到了，但廖连和的尘肺依然无法取出。他们摸索了一会儿才发现，其实病肺已经被摘下，但长期粉尘的积累让肺沉重不已，才会误以为没有顺利剥离。
当医生将沉甸甸的肺从胸腔拿出时，本来柔软鲜活的肺，已经硬的像块骨头。表面黑乎乎的，布满矽肺结节。
移植从晚上 10 点进行到早上 7 点，光润的新肺被放进廖连和的胸腔，一张一合，重新呼吸，手术很成功。
然而，手术后一周，廖连和却感染了多重耐药菌，病情危急。
「氧饱和度很低、各项指标都不好，两边瞳孔也散大了…」当医生告诉家属这些情况时，廖连和老伴儿瞬间瘫倒了下来。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想尽了各种办法，但病情反复恶化，家属和医生像陀螺一样被抽来抽去，希望被一点点耗干。
最终，廖连和没能扛过这一关。面对这样的结局，儿子廖延龙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只要拼搏过就不后悔。」
但希望落空，廖延龙虽口上说不后悔，但内心终究难以坦然。
镜头切换至空寂的夜幕，肺移植科医生哀婉的口琴声响起，混杂着廖延龙凄厉的哭声，一声声，像是集结的号子，音调一起伏，便激起廖连和艰难顽强的生命。
维权之路多险阻
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病房有 60 多张床位，同时期的尘肺病人只有 3~4 个。
无疑，能够进入这场「生死赌局」的尘肺病人少之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一纸鉴定」挡在了门外。
职业病鉴定，是每一位尘肺病人都要面对的难题。包括确定劳动关系、医学诊断、社保复核等多个环节。
获得了职业病鉴定，患者才能得到工伤保险赔偿，包括社保基金和企业赔偿金两个部分，这是他们的医疗保障，也是一位农民工接受肺移植的底气。
但绝大对数尘肺农民工没有这份「运气」。
为一纸鉴定东奔西走好几年，直至希望被一点点耗尽，最终无奈放弃，到死都没有拿到职业病鉴定的患者不在少数。
为了这份工伤认定，磨砂工戴向群的父亲跑了三年
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行业野蛮生长之际，底层劳动者的权益被严重忽视。
罹患尘肺病的农名工大多没有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和农名工之间的雇佣关系难以追溯。没有劳动合同这个明确的法律前提，也就不能确认工伤的责任主体，导致患者根本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
另一方面，对于签订了合同的劳动者，想拿到职业尘肺病诊断证明，也非常不容易。
本来，医学上诊断尘肺病不是难事，但由于职业病属于一种特殊性质的工伤。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实质上相当于工伤认定过程。
在这样的前提下，尘肺病诊断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还涉及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保部门的利益博弈。
2018 年 6 月医生「误诊」尘肺病被捕的事件，就曾引发媒体聚焦。七名矿工被控「以尘肺病诈骗社保金」，为其做出诊断的贵州航天医院的三位医生也因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羁押超过七个月。
而此事至今没有一个公正的判决，这让职业病诊断医生战战兢兢。医生不敢放手诊断，手无缚鸡之力的尘肺农民工，更是投诉无门。
再结合 2009 年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足以反应我国在职业尘肺病诊断方面的困境。
对此，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移植医生陈静瑜认为，应该将尘肺病的诊断和认定分离。
陈静瑜曾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
「如果将尘肺病诊断和职业病鉴定分离，就能提前诊断出尘肺病，一些症状较轻的病人就可以得到及时治疗，至于是不是职业病，要不要赔偿，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是医者的一份仁心。不管尘肺病鉴定问题涉及多么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制度上多么难以厘清，面对生命，医生始终无法背过身去。
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30 年高速发展，代价深重。作为发展中被牺牲的个体，尘肺病人们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呼吸，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
尘肺问题所反映的，也不仅是「一部分」人的不幸，而是整个社会的顽疾。当社会不公埋下的炸弹陆续作响，可能谁都无法幸免。
如同重庆公交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一样，面对有着 600 万+尘肺病人的社会，不管既得利益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大家同在一辆高速行驶的车上，谁也不是旁观者，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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