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的终结——2018年返乡笔记 -

　　“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是乌到了骨子里头。”

　　春节结束，人们带着对家乡新的记忆，回来上班上学，我们收集了来自各地的返乡见闻，看看不同的年味和变化。

　　其中上海大学博士王磊光，四年前一篇《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曾爆红网络，四年过去了，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楼房整洁、马路宽广，“没有刻意去观察，很多事情却不停往心里撞，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

　　自2015年春节，《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引发铺天盖地的关注和讨论而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之后，我就决心不再写返乡笔记了。

　　犹记当时，我的亲人——尤其是我的父亲和大父——为我担惊受怕，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不愿意让网络新闻再次干扰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除了内容引发的关注，与那篇文章相关的还有两个概念，至今仍在学界饱受争议：一个就是所谓的“返乡体”，一个便是“知识无力感”。对于后者，我至今认同;对于前者，几年来真是有些厌恶了。

　　家中火塘

　　今年春节前，“一条”的编辑和摄影记者执意要到我的家乡走一走。原本不想再以“返乡博士”的身份进入媒体，但是想到近三年来乡村的变与不变，我忽然觉得，让外界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也还是必要的。

　　更何况，驻村第一书记多次希望我来写写精准扶贫开展以来家乡发生的变化呢——这也是县领导的期望。然而，我只能按照我的视角和思考来记录我眼中与心中的农村。

　　我也确实愿意借陪同记者朋友的机会回家乡走一走。2018年，我写完博士论文，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入职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我已经很明白，因为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的缘故，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想回家便回家去了。

　　去年没有回家过年，父亲一个人坐在火塘边落泪，这是已出嫁的妹妹后来告诉我的。还记得我长久没有结婚的那些年，过年回家，也正是在火塘边，母亲对我说：“我们现在都还在，还能给你烧把火，有个亮，等到我们都不在了，谁来给你烧火呢。”

　　后来我终于完成了终身大事，每每想到母亲的话，依然心有戚戚，生出凛然之感。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家，渴望跟亲人一起过年，渴望到先祖的墓地上祭拜。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我常常想到去年过年时没有给祖宗磕头的事，内心整整一年都感觉无法安妥。

　　家乡新修的公路和楼房

　　不容否定的巨变

　　很多媒体，至今仍是单纯从“衰败”的角度来描写和塑造乡村，我以为这是缺少发现的眼光，或者压根就没有真正走到变化着的现实中心。必须要承认，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家每年向农村投入近万亿，尤其是近年来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真的是让农村发生了大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村村铺了水泥路，土坯房被消灭殆尽，农田水利得到了整修。

　　我所在的村子叫大雩山村，2007年修通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3.5米宽; 2016年在老路的基础上，修了通往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旅游公路——弯曲处，多半拉直了;路面拓宽了，光硬化的部分就有六米;有一个落差极大的凹陷处，是把半座山挖下来将其填平的。这是通村的公路。

　　还有从村公路通往小组的路，也铺了水泥。我们王家塆以前的出路是一条只有一米来宽泥路，曲折而危险，在那条路上，我骑摩托车直接摔到了路外的沙土上，摔破了眉峰和眼镜。2015年塆里修了东西两条通组公路，3.5宽，共500米，2017年硬化了。

　　梯田重新成为山林，生态环境恢复

　　村里新建的休闲区

　　二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早已得到恢复，父辈们曾经开垦出的梯田和山地，几乎全荒弃了，到处是野物，我们这里的山林正在重新成为原始森林。大自然的修复能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村子内部的环境，也极大变好了。

　　2017年，开始实行村落整治，大雩山村获得了三个小组的名额，王家塆便是其中之一。塆子中间的猪圈、牛栏、厕所、污水坑，以及一切乱搭乱建等等，都被清理了，重新进行了土地平整，并且实行了硬化。这段时间回家，看到组长正在给各家各户发宣传单，说是要修建环保厕所。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特困户由国家兜底，五保户、盖不起楼房的家庭、地处危险地带的农户等都得到了易地安置。从2006年开始，农民种田不再交税，而且还能获得补助，还有了小额养老保险金。

　　父亲告诉我，他们这些老农民碰到一起，就一个感慨：“共产党的政策这么好，可惜我们的年纪大了。 ”父亲们的感情是朴素的，没有知识分子那么多曲曲折折。

　　尽管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十余年来，尤其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的政策之后，农村的物质面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点，事实就在这里，是否定不了的。

　　以上主要是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来说的。

　　就微观层面而言，正如贺雪峰教授多次讲到的，农民家庭要保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还是必须依赖两份收入：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收入、老人妇女留守务农的收入。打工收入是家庭的支柱，务农收入或许是微薄的，但是在农民与土地发生关系的那一刻，生活的意义也就产生了。

　　移民安置点

　　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文化生活

　　我再次踏上了通往村移民安置点的路，可是安置点已没有我的二父了。我蹲在灵屋焚烧后残留的灰烬前，捡起地上的陶片和瓷片，想着一生孤独的二父，已经不在这个世上里;我的整日读经的二父，终于不在这个世上了。

　　二父三个月前去世，灵屋的灰烬还在

　　2018年清明节前夕，我刚到家，村干部就找上门来，让我去做二父的工作。是的，他居住的土坯房，已有好几十年了，老是漏雨，而且一面墙已经倾斜且有裂缝。为了让他搬迁，村干部上门做了26次工作，特地给他安排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

　　村干部跟我讲：“王永恒不搬迁，整个大雩山就脱不了贫，整个县就脱不了贫。”王永恒就是我的二父，军人出身，带病还乡，双耳失聪，1980年代初在农村集体安装电线的过程中，从拖拉机上摔到山下，一匝电线从他身上碾过，九死一生;后来笃信佛事，读经以度日。

　　我没有去做二父的工作，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世界观：他只是顺从生活，从不曾想着要去改善物质条件。

　　二父的土坯房正在被拆

　　最后是村干部将他拉上了车，拆除了危房。二父被搬走的第二天，我就去移民安置点探望，住的条件相当不错，而且政府把一切生活用品都给配齐了。

　　安置点最左边的一套房子空了出来，据村书记介绍：这个屋有两个用途，一是为日后开办公共食堂预留着，二是用来为老人办寿宴或者丧事。从理性角度来说，我赞赏这样的安置政策，因为它集中解决了困难民众单靠自身力量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困难。

　　68岁的二父含着泪，离开了老屋。第二天大清早，又赶回来看他的老屋，屋顶已被拆除了。依旧落着泪。他连续几天来看，无助地站在一旁，直到老屋夷为平地，屋梁变为柴火。后来六个多月间，每隔几天，他就要拄着棍子，从安置点来到房子的废墟上看几眼。

　　住在移民安置点的老人

　　我了解到，同样是住在安置点的一对年过七十的老夫妻，也是含着泪离开了家里的土坯房的，每当想念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时，他们就会回去看看，同样也要站到房子的废墟上，久久地凝视。

　　移民安置点的住户以单身汉为主，他们独居惯了，性格各异，普遍不懂包容，相互间很难相处。指望这些老人走到一起就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流，就能形成一个共同体，自然是一厢情愿。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处于孤独的状态，而且是在年迈时告别了原来熟悉的环境，他们的孤独里流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

　　听旁边的老人说，我二父在安置点喂养了一只鸡和一条流浪狗。他在桌上吃饭，鸡就跳上去啄菜，他亦不赶;吃过饭，把剩有饭的碗放地上，那狗就把米粒舔得干干净净。几个月下来，二父把那狗喂得白胖胖的，把鸡养得油滴滴的。

　　为丰富文化生活，村里2017年新建了舞台和广场

　　安置点的寂寞，只是整个乡村的缩影。当我们提到乡村的时候，往往会想到“熟人社会”这个词，我们以为熟人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就是一个共同体。

　　其实到了今天，尽管一个村子里的人互相认识，但彼此间的交流真的很少很少。每家每户白日里也总是紧闭大门，大家好像都处于失语的状态。

　　这个交流少的原因，与集体性的文化活动的消失是有极大关系的，农民缺乏交流的契机。时间越长，大家就越不知道怎么去交流了。

　　2017年，大雩山村修了“百姓大舞台”。有一天，村委会并通知各个小组，说上头送戏下乡来了。母亲和塆子的婶娘兴冲冲地去看戏——各个塆子的妇女都去了。主要是一些小孩在台上跳。“我们以为是唱大戏的，结果不是，人就走光了，只剩下细伢儿在台上跳。”母亲说。

　　听到这里，我难过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母亲们大概二十多年没有看过大戏了，农村文化生活荒漠化已经很多年了。母亲所谓的“大戏”，就是具有剧情的京剧、黄梅戏、楚剧和本县的民间戏剧。

　　移民安置点新房

　　后来听别人讲，二父在去世前一段时间，精神上有些反常，用他们的话说，叫“发了糊”，成天去村委会，纠缠村干部，也更加频繁地去看那已经夷为平地的老房子。

　　十月底的一天夜里，他倒在了屋子外面的一堆沙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那时的夜已经是非常冷的夜，露水湿透了他的衣服。亲人死在了外头，这是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最大的忌讳之一。

　　96岁的老人

　　在移民安置点，我再次碰见了那位96岁的老人，她应该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人了，依然耳聪目明，步伐稳定。我见到她时，她正从摩托车上下来，还从车上取下几筒挂面。她的儿子接过面，埋怨说：“又是买面，总在吃面……”但他又赶快进到屋子里面，拿出钱付给摩托车主。

　　旁边的老人告诉我：这个老奶奶天天请摩托上下，到小镇上买东西。一位96岁的老人，常坐摩托去买生活资料，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老人自己也对我讲：她的男人是老红军，去世了好多年，究竟多少年，她已经记不清了;她有两个苕(傻)儿子，其中一个苕得不是那么厉害，都没有成家。

　　她说这次去小镇上，是为了看一个病人。记得上一次见到她，还是在二父的丧事上，她走进走出，询问一些情况，还跟别人打听她的几位亲戚的近况。

　　我好像能够明白她为什么能够活到这么大年纪，为什么如此大年纪还能照顾儿子，因为她是一个十分有情的人呀，在“自我”之外，她心里始终存着“他人”：“人情”在她的心目中有着极重要的分量。

　　我心里生出了感动，但也忽然生出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悲哀。我突然想起雨果小说的主题：万国之上还有人在。

　　我倒是还惦记着大雩山村第一书记对我说过的一个设想：“今年年底，村里要把王家塆的人组织起来，每户出三五个菜，全组人集中到稻场上吃一顿饭，到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我们还为这顿饭起了名字：我说，可以叫做“亲和酒”;书记说，可以叫“感恩宴”。感恩宴也好，亲和酒也罢，我们都意识到同一个问题：涣散已久的人心，需要统一统了，没有人心的共通感，谈集体文化生活，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现在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还没有得到书记的通知，而且天气一直阴雨，感恩宴大约是办不成了。今年办不成不要紧，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有想法了，说不定明年就可以实现呢;明年实现不了，还有后年呢……

　　大寒里，是竖坟面的日子

　　回乡的日子，正值大寒。按照我家乡的风俗，大寒半个月内，是竖坟面的日子。我们恰好碰上了正民(化名)哥的亲人给他竖坟面。

　　2005年，正民哥死于湖北阳新矿难，据说当时地下河冲穿了矿道，连尸首都不曾找到。最初葬在这坟墓里的，只是正民哥的衣服，等于说是衣冠冢。

　　2015年重新开矿，找到了尸首，又获得了5万块骨灰安葬费。安葬时较为匆忙，只立了一个简单的墓碑，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里称为“豆腐架”。

　　2018年大寒，我们看到四个男人正在搬运墓碑和沉重的石料，为正民哥重新竖坟面。四个男人，除去泥瓦匠，另外两个是正民哥的亲兄弟，还有一个是正民嫂子现在的丈夫。正民嫂子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无声地淌着泪。

　　想来，正民哥去世时，还不足四十岁吧。我记忆中的正民哥，高大，黑黑的，极勤劳，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正民哥一身大气力，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塆里人老远就会喊：“正民!正民!”正民哥就会跑过去，脸上挂着笑。如今，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正民哥的坟墓前，想到了生之艰难，也生出了一种敬畏感。

　　不仅仅是对于生命的敬畏。

　　也有对于传统的敬畏。整个大雩山，远远近近送来鞭炮声。那些平日里忙忙碌碌的人回到了家中，在这样的日子里，以竖坟面的形式，留住远去的人。

　　去县城的路

　　正民嫂子现在的男人，也极为勤劳。在县城的商场做搬运工，每天早上五点多出发，骑摩托车二十多公里到县城，晚上五六点再骑摩托返回家中。一般月收入三千多，多的时候能到五千。

　　像正民嫂子这种情况，在农村其实相当普遍，我们小组就有三对。就是丈夫逝世之后，留下了妻子和儿女，也留下了房子、田地和其他财产。为了儿女的情感需要，也因为男方父母的要求，女方不是选择再嫁，而是招一个可靠的男人到家中来过日子。男方往往是从未娶过的，因为家庭贫困，或者年龄大了，错过了婚期，也很乐意来到女方家中生活。

　　在种种困境中寻找能够过得好一些的最大公约数，这不是自由婚姻的逻辑，而是底层生活的逻辑，底层的突围。

　　“他们”的婚姻在哪里

　　我所在的村子，八个小组，900余人。我们去村委会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早已进入或早已错过适婚年龄的男子，有48个，还不包括那些恋爱关系非常稳定、婚姻可以预期的，以及正在读研究生的。这48个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残疾人。

　　比如说三组有十几个男子没有讨到老婆;四组本来有二十几个，但这两年有好几个结婚了，还有十四个。

　　摄影Olivia Martin-McGuire 《中国式爱情》系列

　　从整个大背景而言，这是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有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超过了120，据说农村的剩男达到了3000万。比如大雩山村四组160多人，目前没有一个待嫁的女孩。农村的很多女孩子，尤其是长得齐整的，纷纷嫁到了城市里去了。

　　所以一到春节期间，有女儿的家庭，一个接一个的媒人上门来，把门槛都要踏破了。据村干部介绍，从前很难嫁出去的残疾女孩，现今也是非常走俏;那些寡妇，来上门说亲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整个婚姻市场，处于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

　　就村庄内部而言，退休教师周老师是这样看的，那些讨不到媳妇的，往往是父母比较老实——所谓“老实”，在我们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善周旋，没有经济能力，而孩子本身，要么不争气，要么在外打工一直没有碰到好机遇，挣不到钱，所以就无力面对高昂的彩礼，更不用说在县城买房了;再一个，就是家住在半山腰、山顶上的，所处的地理条件差，比如说四组那么多人未能娶妻，家庭位置太偏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过，随着交通和环境的改善，相比过去二十年，地理位置的影响或许会减弱一些。今年冬天，大雩山村有五六个青年成了婚，媳妇都是打工时结识的，最远的媳妇来自湖南。面对在附近说媳妇的几率日渐变小的情况，村里人就总结：要找老婆，就得去打工——打工才能挣到钱，打工才能认识女孩子。

　　我们是在一棵古黄连树下遇见大志父亲的。他已经72岁了，仍养着三头牛，还种了田。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很久了，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

　　大儿子大志在外打工多年，年过四十，仍没有挣到钱，瘦得像一张纸，已经五年不回家过年。家里在政策支持下做楼房时，他也没有给过一分钱。他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是自身难保，无以回报家人了。周围人觉得他已经是在破罐子破摔。小儿子小志，智力不好，多种病交集一身。

　　大志父亲跟我们讲述家庭情况时，没有任何顾忌，也没有任何表情，连一点悲哀的神色都没有。在这样的家庭和命运面前，他似乎早已习惯。他只是在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努力地活着，养活他自己，养活小儿子。

　　大志家是精准扶贫的对象。但我感觉，这样的家庭好似一个无底洞，仅凭政府力量，恐怕并不足以解除困境，还必须依靠社会。

　　在一篇文章中，我写过这样的话：青年人生气勃发，好像有着使用不完的劳动力和无穷的未来，很容易让人们在话语层面就把娶妻难的问题消解掉了，正因如此，整个社会对于这个问题重视得非常不够。

　　千万不要以为农村青年娶妻难的问题，仅仅是农村内部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城市问题。最直接的理由是：这无数充满原始强力的青年，虽然出生于农村，但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段，一定是给了城市。

　　制造他们命运的力量，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出身、自我际遇、聪明和努力的程度，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社会都参与到了其中。

　　晏木匠

　　最后的“人”

　　我写过曾经走村入户的乡村剃头匠是如何消失的，而这又给留守乡村的老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不便。逼近年关，再次面对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看到他们仍然须发蓬乱，我又想起了那些早已消失的乡村剃头匠。

　　在调查移民安置点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路过的晏木匠。他是大雩山村最后的两名木匠之一。比起多年前就已被淘汰的铁匠、篾匠、箍桶匠、补锅匠，木匠算是幸运的了，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具城做事，收入不菲，留守在家，也依然有活干。

　　不过，虽然乡村的树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但木匠的生意还是越来越少了。没有人再会请木匠来打床，打椅子，打门，打桌子，打柜子了。人们时兴一切家居用品都从外面买，买来的木器多半是压制板做的，轻巧，价格便宜，而且形式多样——城里人喜欢用什么样式的，乡村人也会立刻跟上去喜欢。

　　村里的两位木匠，现在主要做的木活，就是打棺材。

　　乡村专门给人办酒席、做传统菜的厨师，大约也快要消失了。

　　腊月里，正赶上了朋友家办酒席。送礼时，记账先生代发的回礼也不再是一包烟，而是一个小红包，内装30块钱;请来的是专门开餐馆的师傅，500元一桌，全包，即在烟酒之外的一切食材、餐具、桌椅，都是由厨师带过来;做出的菜，自然是餐馆里的那些样式。传统乡村宴席的特色和味道，不久也就要消失了吧。

　　乡村的“九佬十八匠”，其实是包含着许多传统智慧，也包含着我们的情感，但这些人和事都在消失。到了下一代可能就不会再见到了，可能连木匠是什么样的，刨木头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了。但我非常清楚，伤感只是自我的伤感，客观的流逝是不可阻挡的。

　　村子的商店

　　不只是乡村手艺在衰败。村子里的商店，也普遍在衰败。在高潮期，即在农民负担最大的那些年，我们村同时开了四五家商店，到今天还有两家店。其中最老的一家，已经开了四十多年了。

　　但是除过春节期间，平日里几乎没有生意。店老板依然会进一点货，有人买就卖，没有人买就放在那里。只是出于习惯和情感，他们还继续开着这家老店。过去常常聚集到商店门口打牌和闲聊的群体，也都消失了。

　　据店老板总结，乡村商店的衰败有这几个原因：一是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这本是农村最有消费能力的力量。在家的老人，往往舍不得花钱;主要是孩子会来买一些零食。

　　第二，交通便利了，家家至少有摩托车，想去镇上买就去镇上，想去县城买就去县城，有很多的选择。

　　第三，因为现在大家打工有钱了，走到哪买到哪，并不一定要在他这个店里买，他们在外面买，甚至网购;而不像过去大家都没钱的时候，他在远处不能欠账，只能到村商店去赊东西，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不然他的日子过不下去——那个时候，很多人穷到连一盒火柴都要去赊欠，一袋盐都要去赊欠，穷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现在大家有钱了，走到哪买到哪……

　　村子的庙宇

　　我的这篇返乡笔记，已经写得够多了，该结束了。我不想抒情，亦不想发表任何议论，就让我以一个故事来结尾吧。

　　——移民安置点的设立，带来了一个恐怕没人预料到的问题：庙里的和尚都走了。和尚住到了移民安置点，吃和住从此得到了完全保障，他们就在安置点敲木鱼念经，不再往庙上去了。有人统计过：大雩山村及周围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庙，都没有了和尚。我们村的周师傅，因为他的庙和安置点相距不足两里，他就两头住。

　　上一回，我在安置点见到周师父时，他正感叹别人都有电视机，可是他没有钱，买不起。我故意对他说：“你怎么能看电视?你不能看呀!”周师父答：“我看新闻，看国家大事;那些谈情说爱的，国家应该管一管，不能放。”周师父说话的时候，总像是面露微笑，要说是笑，又似乎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毕竟是修炼了几十年的人啦。

　　这一回，我在安置点没有碰到周师父。带记者朋友去看周师父的庙，可庙门也还是紧锁的，门上留有他的电话，门外一角堆着饮料瓶。

　　2019春节返乡见闻录

　　福建霍童溪

　　1、微博网友阿钱同学@福建省宁德市霍童镇

　　旅游开发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庆幸的是这条霍童溪依旧被保护得很好。

　　山川迷人，景色依旧。我们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祖辈父辈所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以及骨子里的古朴一直不变。

　　摄影：屿白

　　2、豆瓣网友伊荞@河北省遵化市乔家洼村

　　我小的时候去姥姥家，是很不容易的，姥姥家在县区，从市区到县区，我们经常坐的是绿皮车，因为可以托运自行车，下了绿皮车还有几十里的下道要走，是需要骑车的。

　　吃了喝了临走还要带着的。一方肉，几罐子黄豆，一箱子水果，更甭说米面油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自行车托架上两只箱子，车把上四五个袋子，就连前支架三角形的空隙里也会搭上两只蛇皮袋子。我们娘仨根本上不了车子，就这样一路推回来，走一个半小时也不觉得累。

　　后来，绿皮火车停运了，我还很是怀念了一阵子。

　　再后来，从车站到姥家村子的路也修好了，我们长大了，买车了，再回去，姥姥家门口七八辆车，能把胡同堵了。我们带回去的礼品一家一份也是有数的，回来的就没数了，两辆车，不塞满是不会让走的。

　　这次回去，我们先去了老家，接了90多岁的姥姥去城里。路上姥姥给我讲古，尤其说到1958年的时候，她跟着几个姐妹去一个看仙儿的人那，那人最后单独把她留下，告诉她：“我看你特别面善，是个有福气的人。你就看着吧，将来一定是家家门口都有汽车，东西多得吃都吃不完……”姥姥说到这喘口气，接着说：“你看现在可不就是这样吗?早在5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啦。”我们就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