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增长明显，休闲旅游、观影观展等文旅消费尤为火爆。其间，国内接待游客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亿元，零售餐饮消费首破万亿。在这份成绩单中，三四线城市“逆袭”赶超，核心消费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春节消费成为新亮点，为我国消费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点提供了更多可能。
我们看到，春节已然成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乃至三四线城市的消费人群剁手的高峰期。而为适应市场需要，天猫推出了“春节不打烊”网购年货送到家的新“年俗”。春节期间，菜鸟平台上有数万名天猫“春节不打烊”的配送小哥们仍在给千家万户送达年货包裹。包括天猫超市、天猫电器城、天猫国际等购物平台在内，菜鸟智能物流骨干网上的春节配送不打烊服务范围超过全国400多个区县，满足消费者网购年货的需求，配送时效方面，仍普遍保持次日达的“极致体验”。
例如在北京南三环工作的武税所，是一名85后的苏宁快递员。由于公司“春节不打烊”的“传统”，作为快递员的他，也在这个春节选择留下。清晨，当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未起床，武税所与站点的其他快递员便已经开始忙碌的一天。卸货、拣货、刷码、装货，紧张有序地将自己片区的快递装入电动车。
企业方面为了留住大规模返乡的劳动力，抛出了“人面善心”的诱饵。例如除了正常的加班收入外，给春节值守的配送员发放“团圆基金奖励”——金额参照不同的城市消费标准，还为配送站等值守人员提供年夜饭，新增红包激励(配送员每送满一定标准的件量就可以系统中领取送件红包最多一天领两百左右)。菜鸟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参与春节不打烊期间配送的配送员收入是平常的三倍左右，在特别繁忙站点的一些配送员收入还要更高一些。因此春节不回家也能保证“不错的收入”。
然而事实却是，企业的“关怀”根本无法缓解快递员群体面临的生存压力。
例如顺丰2016发布的企业年报，我们看到实际上顺丰员工薪酬比例在不断降低，外包用工成本增长了1.5倍。而企业劳动力的大量外包，意味着快递公司不用对员工直接负责。快递员与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务关系。经过“中间商”，快递公司可以规避许多法律责任(比如员工社保以及工伤赔偿等)，大幅降低企业成本。而外包公司作为规模不大的“中间商”，压榨快递员的待遇空间赚取利润。因此，快递员群体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不错的收入”待遇，而是在层层的盘剥加剧处境愈发艰难的情况下迫于生计无奈选择“坚守岗位”。
还有去年发生的圆通倒闭风波，其背后是快递公司经营状况的恶化。一方面加盟商对经营现状依然表示担忧，成本高企之下，利润收缩30%，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快递员则对工资待遇表达不满，月入不足四千元，难以养活生计，想跳槽又不知去哪。对于此次风波，圆通官方声明表示快递员未及时返岗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许多快递员都对于自己的工作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表示不满，低工资让他们养家糊口都很困难，这也是他们不愿太早回来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一线快递员有118万，其中五成以上收入在2000~4000元，近八成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上，促销旺季要达12个小时。
多位快递员表示，工资是按派送件来提成，“(提成)不多，而且工作强度很大。”德邦物流的一名快递员告诉记者，自己一月收入大概四五千元，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六七点，有时候会更晚。 而一名百世快递的快递员则抱怨，他去年收入最高的时期是在双十一前后，当时发了4500元，而平时在4200元左右，最低的时候甚至只有3800元。对此，他的感受是：“工资太低”，而且全年无假(春节除外)，虽说平时可以调休，但却要扣钱，一年干下来，去掉在上海的生活开销，基本没有余下什么钱，“但我没有其他手艺，岁数也不小了，不想干快递又不知道能去干别的什么。”
原初，堪称大规模人口迁徙的世界之最——中国特色春运返乡大潮，已经能部分地说明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和相互依存关系。城市一方面吸引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工业服务业等行业依赖对农村人口的剥削，另一方面也在以户籍制度为主的政策下排斥对农村人口的吸收，将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是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进行二分化，降低再生产的成本，减轻城市负担。
为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转”，底层的劳动人民不仅长年承担着亲人分离的代价，而如今迫于生计就连一年一次的家族团圆的机会也几近丧失，成为齿轮为着不属于自己的财富生产而一刻不停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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