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义按语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7)》发布的报告建议，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税收与社会保险的核算和缴纳会因就业方式的灵活而更加复杂。应当充分考虑就业方式的调整，对我国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并建立居民收入大数据收集制度，综合家庭结构、就业类型，在完善个人所得税申报体系的同时，增强税收和社会保障的互通机制建设，建立自由职业者“按税定保”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
从滴滴快车、外卖平台，到无人机飞手、共享单车“潮汐工”……这个被业界称为“零工经济”的新现象带给普通劳动者更多就业的可能性。不过，这种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型劳动契约关系，也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带来了新课题。
据人社部统计，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已超过90%，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还有约一亿人尚未纳入社保体系。这一亿人主要是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和中小企业人员，特别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从业人员。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农民工、快递员、专车司机、网店店主等灵活就业者和低收入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来老了以后，可能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打零工”：
支撑就业增长的新力量
“零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对劳务市场就业市场是一种补充，也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零工经济”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更加新颖。
从2016年起，一到饭点时间，北京大小街道就成了外卖配送员的“主场”。人们已经习惯了身着红、黄、蓝等各色衣服的配送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场景。
“95后”的肖超飞就是众多“送餐小哥”的一员。而他也早已习惯了“用手机找工作，用手机工作”的方式。没有早会、不用打卡，肖超飞很享受这种“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的状态。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长1亿人左右，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6%的劳动力人口。
广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兼职猫创始人王锐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灵活用工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以兼职猫为例，作为一款专注于大学生兼职招聘的平台，截至2017年底，兼职猫注册会员接近1800万人，拥有78万家注册企业，平均每天更新岗位有10多万条信息。”王锐旭说。
其中，平台经济的表现尤为抢眼。根据滴滴媒体研究院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显示，2016年，滴滴平台为全社会创造1750.9万个灵活就业机会，其中238.4万来自去产能。
“我们看到，‘零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对劳务市场就业市场是非常不错的补充，这也是国际发展的趋势。由于兼职工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很难找到一份非常稳定而‘高大上’的岗位。‘零工经济’可以辅助这些群体找到工作，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王锐旭说。
肖超飞告诉记者，每送一单，他可以提成7元到8元，一天满负荷工作，可以拿到300元到400元的收入。如果送单更多，提成比例还会相应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7)》显示，2016年，新经济带动其他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1%，而新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6.4%。新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经济的出现，是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发展趋势。互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结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未来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零工经济”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这既包括用工方式的灵活，也有就业时间上的灵活。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更新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加青睐有互联网背景的就业岗位，比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私人教练、翻译，等等。
“我们发现当下很多‘95后’甚至‘00后’，都乐于以一种相对自由的无约束状态去生活工作。而从企业方来说，随着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特别是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体系发展形成了标准化的岗位，更多工作可以用临时性的灵活用工来代替传统用工。同时，企业拥有更多软件来管理员工，这就实现了更加灵活且高效的异地化管理，对于员工的目标考核更加明确。”王锐旭说。
难获社保福利：
“打零工”者面临风险
“零工经济”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对目前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今，在完成了诸如车辆、健身房等实物的共享之后，知识技能的有偿分享也成为新热点。尽管目前从事“零工经济”的人数跟全职工作人数相比还比较少，但这种能够确保工作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其发展速度已经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目前的社保制度也带来了挑战。由于“零工经济”这种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就业安全性的风险。
“新经济重塑的生产交易关系，使得劳动者可以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甚至是自我雇佣。比如，过去就业需要有单位，现在新经济可能是一个人的就业，不存在雇主。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各项劳动标准下却难获相应保障，尤其在交通安全、工作时间等方面影响比较大。”乔健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一般都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对雇员和雇主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还需要按照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行缴费。但对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不同地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而新经济下劳动者就业和工作普遍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如果在不同地区间更换或者从事工作，权益保障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从业者来说，“零工经济”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剥夺了一些雇员的职业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时签订的并不是正式劳动合同，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
肖超飞告诉记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平台并不会提出太多要求。但自己想挣得多点，经常会超时工作。偶尔他也会抢午夜的一些急单，早上再回家补个觉。
“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全在车里，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一位滴滴司机对记者表示。
“表面看起来，平台对员工的从属性要求减弱了，但实际上平台在制定规则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对劳动者的控制力反而更大。”乔健认为。
从更宏观层面来说，“零工经济”属于一种技能经济。这意味着，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平台获得更多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未来就业或将更加困难。
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多年的老王目前就职于北京某搬家平台，他的工作是搬运工。已经年过五旬的他干起这份力气活并不轻松，但选择这份工作也是无奈之举。从物流司机到快递员等职业，过去两年，老王体验了多份零工经历，也有过从共享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但快递员这份工作他很快就放弃了。“送餐的话就要抢单，全部都在APP上作业，但自己操作手机又不灵光。常常是人家送完好几单，自己一单也抢不上”。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刘燕斌看来，新就业形态和创业带动就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对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乔健表示，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纠纷与往年比也呈增加趋势。“很多有关劳动力的制度，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社保等的员工福利，并不能覆盖新型平台就业下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频次、监管方式、绩效考核方法，一系列决定劳动者从属工作的指标，都需要新标准衡量。”乔健说。
培育“零工经济”：
新就业形态呼唤制度配套
“零工经济”或各种平台的就业人员，存在职业不稳定、劳动合同不规范等特点，社保关系挂靠难、接续难。新就业形态亟需社保等制度的配套调整。
在共享经济大潮下，从“单位人”到“平台人”的转变，似乎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和社保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应对呢?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随着“零工经济”成为未来的新趋势，新就业形态亟需社保等制度的配套调整。
“滴滴快车、美团外卖等各种‘零工经济’或平台的就业人员，存在职业不稳定、劳动合同不规范等特点，社保关系挂靠难、接续难。此类人员一般按两种模式处理社保关系，如果是平台就业，能挂靠到单位的话即可按劳务派遣处理，如果不能挂靠或平台不接受挂靠的话，只能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和接续社保关系。”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飞鹏说。
记者梳理发现，根据现有政策，自由职业者社保的缴费基数，根据当地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决定，最低不得低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最高不超过社平工资的300%。但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差距很大，平均工资较低。
“由于灵活就业社保缴费全部由个体全额承担，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更愿意把长远的养老保障变成眼前的即期收入，因此参加社保的意愿相对可能会低一些。”乔健分析说。
从目前社保制度设计来看，更多缴费意味着更多保障，但从当前国情来说，社会保障的制定也要兼顾考虑提高全民社保的参保水平，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董克用教授提出，通过设立养老金个人延税账户，建立个人主导的养老金第三支柱，将有助于解决灵活用工人群的养老金问题。
“目前，各种平台的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并不尽一致。平台很有意愿把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王锐旭表示，目前，兼职猫平台能够提供诸如雇主责任险和人身意外险等公共商业保险的购买渠道，由企业为兼职人员购买，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兼职猫已经与我的社保网等第三方平台合作，尽可能为平台上的劳动者提供缴纳社保的渠道。
“可不可以利用市场化的方式，以项目单位一个个险种做。比如对于快递员、建筑工人等工种来说，可以先把他们最为关心的工伤保险建立起来。”乔健指出，可以从劳动时间等方面加以约束平台，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安全。此外，还可以发挥工会的作用，为劳动者建立互助性质的补充保险。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7)》发布的报告建议，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税收与社会保险的核算和缴纳会因就业方式的灵活而更加复杂。应当充分考虑就业方式的调整，对我国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并建立居民收入大数据收集制度，综合家庭结构、就业类型，在完善个人所得税申报体系的同时，增强税收和社会保障的互通机制建设，建立自由职业者“按税定保”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
“在通过平台进行就业的模式下，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时间、地点、模式等劳动行为，能够被平台数据准确记录，政府可以与分享经济平台很作，调取各方在经济活动上的记录，实施掌握工作交易情况，并根据个体劳动者在平台的劳动时间比，提取社会保障税费。”上述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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