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五•一”。自从1889年第二国际为纪念1886年5月4日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遭受残酷镇压而建立国际劳动节的百多年来，世界工人阶级的地位虽然有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机会，毛主席领导的WG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实践，但是一场大起的后面还是一个大落，百年后的工人阶级又重新回到了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力才能生存的困境，新世纪的打工者面对着的是996，8小时工作制成为他们的奢侈品。
历史似乎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资本当道给我们带来了一战和二战。资本与国内集中制下乌纱帽的初步结合造就了封锁信息的动机，即便是毛主席三令五申力纠“五风”，党内走资派的猖獗还是带来了三年困难饿死人的先例。两者高度的融合再次造就了本世纪“非典”和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封锁信息的案例。
从地方官员到美国总统，凡是资本优先的场地，那些官场角斗人精的注意力就不可能在灾情和疫情上，为了资本的增值和自己的含金乌纱帽，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人民的死活。反应迟钝是必然的，而百姓被搭上去的却是自己的生命。
乌纱帽与资本的结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这次全球爆发的疫情对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打击都是极其沉重的。依靠出卖劳力的普通工人宁愿冒着出门打工感染新冠死亡的风险也承担不起失业砸饭碗的后果。虽然疫情在全球的高峰不久就会跃过，但是一场罕见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无论是“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或许都要面临一生中最黑暗的时代。
饭碗是生存的首要问题。
为什么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到后来都没有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
虽然思想界早已给出形形色色的答案，其中不乏那种否定先锋队领导的因噎废食论，比如多党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等，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来分析的还真是罕见。
既然我们不便“妄议”朝政，那么谈谈历史好像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先锋队戴起含金乌纱帽以后的历史变化，还是蛮有研究意义的。我们尤其需要懂得是为什么在灾情或疫情初期封锁消息，掩盖真相是那些戴着含金乌纱帽的各级官员本能的、一贯的、系统性的行为，我们需要懂得形成这种行为的制度性条件。
为此我们有必要论证先锋队的必要性，论证铁饭碗的不可或缺性，分析57年反“右”运动的后果，最后追溯含金乌纱帽的来历。
一
马列毛主义所坚持的先锋队的领导意味着戴乌纱帽的主要的是先锋队的成员。先锋队不戴乌纱帽，先锋队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
先锋队当然不是自封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立足于本阶级解放事业的一批人组成的。只有坚持把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才能称其为先锋队的一员。
没有先锋队的领导，人民群众是一盘散沙。比如1949年刚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众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但是对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前实际上是稀里糊涂的，很多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在他们的脑海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还是那些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除了封建意识以外，他们下意识地还是认同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比如财产归谁谁做主，比如老板养活一群工人也不容易，比如能者当然应该多得，比如升官哪有不发财的等等。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先锋队的领导，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认同实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制度。
南斯拉夫二战后实行的所谓“工人自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企业说是 “工人自治”的，那么这些企业就不再是全民的。乍看“工人自治”企业里的工人有着管理一个企业的权力，但他同时也就丧失了管理其他企业乃至国家的权力。“自治”企业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个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哪个人能把企业“搞好”，他就有望成为企业的领导。对外能在市场经济中打败对手不断扩张的企业领导对内必然也是无敌。既然这种领导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市场运转的，他也必然一步步地剥夺企业内部工人监督他的可能。“工人自治”的企业就必然一步步地变成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企业。由此可见，面对资本的压迫，工人群众希望通过“自治”来缓解资本的奴役可以理解，但是指望依靠“外圆内方”的原则来避免资本主义的统治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政权才有可能从人民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来避免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个先锋队领导下的政权捍卫的是全民所有制，为类似文革期间的那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因此它必须不惜动用国家暴力去防止任何人采用哪怕是最“民主”的手段试图把属于全民的变成小集团或个人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容。没有先锋队的领导，捍卫全民所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先锋队的领导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
二
当然，历史也证明，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仅有“先锋队”的领导还不足以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全民所有制。问题出现在哪里?
人们喜欢从顶层设计上找出路，却往往忽略了民主制的经济前提。
民主的先决条件是被批评的、被监督的掌权者威胁不了批评者、监督者的饭碗，否则就没有民主可言。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只能有效地监督那些威胁不了我们饭碗的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有它特定的经济条件。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没有服从与被服从或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除了市场因素以外，一个资本集团的管理者不能直接的影响到另一个资本集团管理者的饭碗，不像在资本集团内部，大老板对小老板那样可以说一不二。这算是资本主义民主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也是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比如费里德曼所强调的经济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所在。离开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的集中制下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比如在企业内部。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起码在政权比较巩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政客或总统不能直接地威胁到老百姓或其他政客的饭碗，老百姓可以批评政客，骂总统，政客之间可以相互对骂的原因。但是在经济领域里，老百姓不能批评雇佣自己的老板，除非他不怕老板炒他的鱿鱼，所以他骂老板的自由是虚无的，其根源就是他的饭碗掌握在老板的手里。加上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买卖双方都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没有一方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做决策，因而经济领域的“一元一票”迫使资本主义的那种看上去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成为实质上的“财主”，也就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同样的，财大气粗的私有者不惜动用国家暴力去防止任何人采用哪怕最“民主”的手段非要把他们认为是个人的变成全民的。这也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容。因此，只有在确保私有制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后才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可言。
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就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就不允许地方割据或企业自治的各自为政，也就是说，只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必须是集中制，起码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制。
至于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人民内部的充分的民主讨论、言论自由等等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也就无法形成自觉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导致毛主席1962年警惕过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因此民主制同时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
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但并不是绝对相互否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们在24小时内清醒和睡眠状态的相互转换一样。要保障无产阶级集中制下的民主，以便形成自觉的集中，就首先要保障民主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具体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饭碗。
没有铁饭碗，人民群众是不可能当家作主的。这不光是因为没有饭碗的“主人”就像没有土地的“地主”或没有资本的“老板”一样是徒有其名的主人，而且为了生存他也不得不服从于掌控着生产资料的人，因而丧失了当家作主的可能。
要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保持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是保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先锋队的有效监督，那么只有在保障了老百姓的铁饭碗，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具有独立于上级领导的地位以后方才可能。
同样的，名义上先锋队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其范围有限，主要的是个形容词，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才是具体的组织形式，无论上级是否是多数。要想在集中制下搞民主，也就是下级可以批评上级，下级的饭碗就不得由上级来掌控，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因此，要把毛主席说的“向党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成为可能，也就是戴乌纱帽的先锋队成员既要向上负责也要向下负责的话，下级面对着上级也必须有铁饭碗的保障。
因此，要确保集中制下的民主，群众的铁饭碗和干部的铁饭碗作为一个原则(在政权基本巩固以后，也就是在比如1952年三反五反结束以后)都必须无条件地捍卫，必须做到言者无罪，无论这些言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反动。对其进行无论多么严厉的批判、声讨都不为过，乌纱帽可摘，但不得触及其饭碗。除了延安整风时期规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以外在掌权以后还要加上一条“工资照发”，也就是必须做到罢官不破财才有可能保障党内和阶级内部的民主。
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57年由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之后的严重后果。
当年打成“右派”的几乎清一色的是以言定罪，不光使他们在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上的打击也是沉重的，降级、降薪、取消待遇、下放劳改，如同被打倒的地主和富农那样。罢官破财的威慑力是巨大的，基本上一笔摧毁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从此老百姓不敢对领导提意见，下级不敢对上级说刺耳的话。接着就是58年几乎无人敢反对的畅通无阻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加上59年庐山会议后的第二轮针对党内干部的反“右”运动导致各级领导明哲保身报喜不报忧，其直接恶果就是下情不得上达的三年困难和饿死人。回顾起来，违背铁饭碗原则是这场灾难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本来59年是个歉收年，为了给自己的乌纱帽贴金，好大喜功的河南、安徽等大省的一把手像吴芝圃、曾希圣这样的反“右”急先锋非要说是个丰收年。广东的赵紫阳打报告说农民瞒产私分后，这些省份为了完成自己规定的高指标，非要说基层瞒产，连老百姓的口粮和种子都强行夺走。他们在省内说一不二，把省委内提反对意见的比如原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或安徽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坐牢、下放劳改多年，一家大小的饭碗受牵连，还搭上几万个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一起陪斗。饥荒蔓延后他们又派民兵围追堵截逃荒的难民，极力封锁消息。灾情实在掩盖不住后又往下甩锅，光吴芝圃就逮捕了近万名生产队长做替罪羊。指望用对付老百姓行之有效的那种依靠封锁消息的手段来对付天灾或疫情暴露了他们这些含金乌纱帽携带者的那种即有权力上的傲慢又有科学上的无知之特征。
四
带有升官发财性质的乌纱帽是建筑在“能者多得”这一资本主义逻辑上的乌纱帽，是掌控着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乌纱帽，因而是与资本结合的乌纱帽。它像病毒一样侵蚀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造就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动力。此刻那些在乎乌纱帽含金量的“先锋队员”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这些人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了确保自己乌纱帽的含金量，所有以往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都会变本加厉地调动起来。所以一旦先锋队员佩戴的乌沙帽与其含金量挂钩，他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就是对立的。
给先锋队佩戴的乌纱帽“充值”是从五五年左右的工资改革开始的。以前的干部是供给制。改革以后是工资制。工资制有级别差异在当时的中国是有情可原的。级别可以有，比如按党龄、工龄、学历或以往的贡献等等客观标准来定。只要乌纱帽的大小与工资级别脱钩，也就是戴乌纱帽的先锋队员有铁饭碗，做到像文革期间那样升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那么“先锋队员”捍卫与含金量脱钩了的乌纱帽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麻烦出在工资改革后工资级别的高低与乌纱帽的大小挂了钩。从此以后，乌纱帽与资本相结合，成为资本的化身，当权者在乎的是资本的增值和财富支配权的扩张。为了捍卫和提高乌纱帽的含金量，各种事情他们都会做到，尤其是打着“先锋队领导”的旗号，作为“先锋队”的一员。面对着群众的批评他们心理肯定不好受，就起码会下意识地找借口反驳，这都是人之常情。指责批评者“反党”实属轻而易举。因而他们迅速地把矛头向上的57年整风转变为矛头向下的反“右”，形成了集中制下捍卫乌纱帽含金量的利益集团，即毛主席后来所说的走资派。
后来资本主义的猖獗并不是由于先锋队戴了乌纱帽，而是由于乌纱帽被镀金。老百姓认可升官发财天经地义是一回事儿，“先锋队”的成员也认为升官发财是理所当然就是灾难!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到后来都没有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地位的原因现在看来至少有这么几个：一是干部的乌纱帽被镀金，二是没有能够把群众和干部的铁饭碗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来捍卫。
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一旦工人阶级获得了铁饭碗，资本主义就没有了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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