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能尽情享用现代文明成果、自由发展兴趣爱好的“后浪”太少了。常见的是来自乡村城镇、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毫无风险抵抗能力、拿着2000余元薪水继续保障生产的“后浪”们。
不过，这些“奔涌”在生存线上的“后浪”也快撑不住了。
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郑州经开区富士康厂区掀起了员工离职潮。
视频显示，厂区内店铺老板介绍，厂区人员确实少了很多，生意惨淡。一位厂区内小卖部老板称，(员工)人都走了，因为不加班。不能加班导致工资太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派遣工已经基本走完。
在这个能保住饭碗就算不错了的时代里，怎么还会有离职潮?
离职，后续找工作是个难题;但不离职，一两千元的工资已经突破了产业工人的生存底线。离不离职，进退两难。
只不过，不论哪个选择，受苦受累的永远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同样，加不加班大抵如此。
加班，有加班费，加上基础工资能拿4000以上，但高强度的工作让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压力大到频频爆出极端事件。不加班，只有一份基础工资，一般只有两千元左右甚至以下。
也许还有人不相信，现在还有人拿一两千的工资吗?有的，尤其在今年。只是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话语权的缺失往往被人漠视而已。
一般来说，制造业工人的基础工资大抵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上下，最新各大城市的数据显示，最低工资高于两千的城市很少。而且，不论数值多少，这个最低工资也就是产业工人基本工资的含义就是——保障劳动力在本地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
无形之中，这个基础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巧合与马克思关于工资本质的论述重叠了：
工资的本质是由劳动力的价值所决定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同一般商品一样，都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而人本身劳动能力的生产和恢复就是劳动力的再生，因此就需要工资满足劳动者生存需求，以确保劳动力不断再生。
但凡还有退路，这些富士康工友不会选择主动离职。只是当工资低到开始挑战生存底线的时候，除了另谋出路还有什么办法呢?
况且，面临巨大亏损的公司急需通过削减劳动力开支减负，就算你不想走，资方也会想方设法逼你走。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部分员工从5月1日起放假到9月1日，称得上是“史诗级”的4个月长假。随后富士康否认这一说法，并称“目前集团大陆各厂区运作正常，并无所谓大规模裁员及休假情况。”
富士康官方回应“没有裁员”也许并不算是撒谎。因为富士康的工人里有大量派遣工，这一轮被裁减、被逼走的绝大部分都是富士康的雇佣的派遣工。而派遣工是与劳动中介公司签署合同，并不被计入富士康员工内。
除此之外，为了应对因为订单减少而带来的损失，把资方的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经设置好满满的“富士坑”等着员工来跳。
比如，嘴上说着不裁员，但却降了薪，还在不同的生产线上签订了不同的协议，有的部门还明着鼓励部分员工提前离职。
资本一方永远打得一手好算盘。逼员工自愿离职，不仅不需要公司赔付补偿金，还没有舆论谴责的道德风险。
只是，最后受苦的只有无数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近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让很多低收入群体在小城市和乡镇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只能拖家带口到大城市“漂”。他们看上去拿着几倍于家乡的工资，但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实际上非常的脆弱，紧绷绷的现金流，经不起生活的一点风吹草动。
每天一睁眼，这些徘徊在生存线上的“后浪”们就要为生计发愁;为工作和归还债务发愁;为买房和还房贷发愁;为赡养他们的父母发愁——
这些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付出青春但又没有社保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最后仍然要回到乡土——他们付出汗水建设的城市似乎与他们无关。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这个困局是无解的。
资方唯一在乎的只有“利润”，任何温情脉脉的情感、任何受人尊崇的神圣光环都只能被化作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想要走出困境，必须从根本上打破这个游戏规则，把话语权交给占社会多数人口的我们手里。
将近一百年以前，一位叫毛泽东的青年走遍山间乡村，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写了一篇详尽的调查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这篇报告里，青年毛泽东清楚的认识到了决定当时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不是城市里的精英或中产阶层，而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有部分无产者。这个结论对中国以后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将近一百年后呢?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又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面对大资本的盘剥、现在的生活困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社会不是由金字塔中上层构成的，相反，金字塔最底层的大多数人才是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
那些小商小贩，那些产业工人，那些城市白领，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低收入人群，那些卑微坚韧、默默无闻地为整个社会的运转做着贡献的人才是最值得这个时代关注和回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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