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一个劳务市场准备找临时工做。在这里，杂乱的街道、嘈杂的人流、土味商场、摊贩小店和无人清扫的厕所，都被隐藏在繁华都市的阴影里。
霓虹灯牌、打架斗殴、站街女和破烂的成人用品店，有人在小巷子里打针，有人躺在诊所输液，恍惚间不知是身处民国还是赛博朋克2077。到了傍晚，十字路口聚集起日结工的队伍，大家四处打听招工的消息，闲聊生活琐事。几个招工中介吆喝着今天的工作——多是些药厂做工、保安和快递分拣的夜班。路边的面包车装上工人，迅速消失在拐角。工友们看我年轻模样，就劝不要在这找工，这里的工作不适合年轻人。有的人劝我回去好好学习，有的指点我去正规的人力公司找工作。
我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个不用身份证原件的活。劳务中介把一队队人带进屋子里做简单的信息登记，再领上大巴和面包车送去工厂。面包车穿梭在高速上，把我送到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沿路站着数以千计身穿马甲列队的人，这是一支要立刻投入生产的产业大军。门口挂着科技发展公司的招牌，好一个光鲜亮丽的名字!谁能想到这是个血肉筑成的工厂呢?这里没有通风风扇，紧急出口的颜色早已模糊，天花板上刺眼的灯把厂房拖入永昼，如此光亮，却只叫人觉得昏沉。工厂、产品、劳动力的公司名字都不一样，想必是层层转包的结果。厂房对面是个高档小区，过着幸福生活人们的已经进入了美好的梦中，可工人的工作此时才刚刚开始。
日结工的工作是组装药品，准确的说是某公司的鼻拭子。从德文说明书和“支援全球抗疫”的标语上看，这批药品大概是要远销德国。可是我想不出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的工作是塞入药品，或是给包装封口，或是称重质检，完全是简单、机械的重复性工作。工作时需交出所有随身物品，工作时间是从晚八到早八，连干12小时，除了管一次饭外没有休息。漫漫长夜里唯一陪伴我的声音就是监工的谩骂和怒吼，内容无非是侮辱威胁、催促加速、叫人闭嘴，间循环。“想不想干了，不干就给我滚”“都他妈给我闭嘴，谁他妈在那说话，说一次罚二十块工钱”，毕竟是中介带来的临时工，干到一半把你丢出厂房不发工资又能怎样?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地伏在工位上，对于此时的我而言，醒着劳动时不是“活着”，只有进入梦乡时才算真正“活着”，人的异化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一天下来只剩下麻木和精神阉割，在谩骂中为别人干活只剩下枯燥和厌烦，原来这就是市场经济激发的积极性。时间的流逝变得无比缓慢，只让我感到窒息。
压抑的环境、机械的劳作、互不相识的临时工，以“人性”来揣测，只剩下冷漠和互相倾轧。可是我却见到陌生的工友们在互帮互助，结成朋友：有的人待加工的产品积压太多，干同样工作的工友就会主动分担一些。我对面的大姐觉得冷，就有工友拿塑料袋给她裹脚。有人睡着了，监工来巡查时邻座就会帮忙叫醒，还有人教我怎么摸鱼，问我关于一些学习的问题。在一天的雇佣劳动下，我只学会了磨洋工。
在意识模糊中，我终于迎来了黎明。在监工又一次叫喝下，我收拾好原料，走出工厂，进厂时还是夜晚，现在却是阳光明媚，给人错乱的感觉。我领到了工钱：230元，原来我12小时的生命就值这些钱。我的命比机器还要便宜——毕竟他们是雇了我而不是用机器生产。这些钱大部分要用来交房租，还剩一些作为伙食费，换言之只够维持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和其他工友一样，已经24小时未眠的我在归程的大巴上昏睡过去。如此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45岁不再被招工，直到流离失所，直到生命终结，也许跟我一起干活的工友们就从来没有真正的活着。
有多少人过着如此生活，他们在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了，他们还被人们记得吗?大巴到站，我想，是时候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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