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WarHawk)一词源于美国，一直被用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近年来，随着南海、东海问题不断升温，中国一些以军事学者为代表的，坚持在主权领土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的中国“鹰派”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焦点，他们尤其受到要“重返亚太”的美国的关注。日前，西方媒体一篇题为“中国军方鹰派开始进攻”的文章称，“中国军方官员的强硬姿态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美国到底如何看这些中国“鹰派”?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美国军方以及战略学者，在他们看来，中国“鹰派”的言论为美国研究中国增添了新视角，但同时也给判断中国战略意图及未来走向增加了难度。
“中国鹰派言论不仅是个人观点”
“先下手为强”、“为冲突做准备”、“杀鸡儆猴”，这些是美国等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中国“鹰派”常用的词汇。近来，西方媒体和战略学者突然兴起一股关注和研究中国“鹰派”的潮流。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强硬的声音，更重要的是这些强硬声音发出者并不是普通人，而且这些中国“鹰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让美国和西方困惑。
“显然在这个时代，这些中国鹰派军方学者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发表看法，但大多数美国分析家不会将此简单视为他们的个人观点，而是认为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某些政策圈内，想必也包括军方的态度。”面对《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亚太研究部主席兼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毫不讳言美国很关注这些声音。他说，在他知道的许多中国“鹰派”代表人物中很多是军方学者，其中不少是已经退役的军官，但因为他们曾经或正在担任的职位以及中国的舆论体制，美国战略学界大多相信他们所表达的强硬观点“或多或少获得了中国政府或军方的认同或授权”。但美方的最大难题是无法判断这些言论是否确实与中国的军事政策制定相关，或是对其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波拉克的一位同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研究教授大卫•莱此前曾专门就中国“鹰派”发表研究论文称，“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他们并不是普通人。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他们以中国日渐增强的国力作后盾，而且在政府允许下作“个人评论”。他们的“鹰派”言论能轻而易举成为重要新闻，而且听众无数——中国的3亿网民。
其实，不少美国军方学者也被中国媒体称为美国“鹰派”。在这些美国“鹰派”眼中，中国“鹰派”似乎更“强硬”。美国国防及战略问题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部高级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鹰派”各国都有，特别是军方在讨论国家利益问题时会显得强硬，其中包括爱国和民族主义因素，但并不是所有“鹰派”言论都被解读为“威胁”。中国“鹰派”的出现使中国制定政策的讨论出现了多元化声音。但他说，过激的“鹰派”言论，如针对较弱小国家的“好战言论”会被美方解读为“对抗性”态度，无利于复杂争议的解决。
对于美国同行这样的观点，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并不认同。彭光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学者习惯用美国政治的概念来套中国的事情。中国没有什么“鹰派”、“鸽派”，那些是美国人妄自猜测。“对美国说个不字就是‘鹰派’吗?”彭光谦认为，首先“鹰派”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而且用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政治生态不合适。被美国认定的中国“鹰派”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更坚定，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反应更敏感，在言辞上更坦率一些。“不能只说美国人爱听的话。那中国的舆论不会太单调吗?”
“鹰派”与“和平发展”唱反调?
“中国领导人说‘和平发展’，这个词很好听。但是一些(中国鹰派)言论如此尖刻，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说的，甚至还是中国现役将官出访海外时说的，这样的举动完全没有释放任何令人安心的信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波拉克说，中国“鹰派”的言论揭示了美国研究者不太了解的中国现有的一个新群体，但是一些“有关美国黑暗阴谋的极端观点”令长期观察中国的美国分析家“生气”：“他们描述的美国不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波拉克还说，中国“鹰派”的观点在中国舆论环境中得到了一定肯定，这也是美国军方反复提“不确定中国战略意图”的原因之一。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克罗宁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不太可能根据某位中国军事学者的某个观点而改变，但“严肃的中国军官对一些重大威胁的讨论”肯定会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环境”。他说，“这些被中国以外的国家理解为威胁的言论，会变成美国政策制定会议中的讨论内容或是向政策制定者简报的内容。”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被美国学者和媒体认为是中国“鹰派”的代表之一的罗援，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实际上美国人对中国“和平崛起”有误读。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意味着挂上免战牌。和平崛起与保家卫国不矛盾。和平崛起不意味着拿土地换和平。他认为，阴谋论产生原因是中美互信基础脆弱。美国人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美国版的中国阴谋论。而且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没有给中国一个可信的答案，中国有理由怀疑。比如，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美国总是站在其他国家一边;美国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和战略围堵;美国违背自己的承诺，对台军售从未停止;美国法案限制与中国军事技术交流，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美国对这些问题若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美国阴谋论”自然会烟消云散。
“鹰派”应不应该穿军装
在不少美国军方人士看来，中国鹰派之所以更容易给人留下“威胁”的印象，很可能与他们大多是穿着军装在公共场合发表激烈言论有关。美国陆军作战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大卫•莱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对中国走向的质疑及对中国崛起感到威胁是两国国力变化的“结构性问题”，跟中国鹰派对美强硬没有太直接关系。但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看不到与中国‘鹰派’人物同等军衔的现役军官出来讲这样的话，否则将违反规定。现役军人是不能这样发表言论的。”大卫•莱说，“(如果)作为哪个协会、智库或以个人名义出来讲话无可厚非，但不能穿军装。因为无论你如何否认，军装代表的就是军队和政府立场。”
大卫•莱所说的“不能穿军装”是指完全退役，从军官变成文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穿便装，回到任职单位继续穿军装。他说，在美国，将政府官员、军官及学者分类成观点较传统、支持加强国防的“鹰派”或观点较开放、倾向于外交协商的“鸽派”已有多年的传统。但总体上说，军人发表言论一贯谨慎，避免给公众留下“军方干政”的印象。除现役军官未经允许不得公开发言外，退役高级将领讲话也很小心。军方人士提出争议性的激烈观点和言论仅限于闭门讨论或军事理论交流的范围。
对于美国眼中的“中国鹰派”形象，罗援认为，首先，这是因为有些美国学者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问题，有冷战思维。其次是因为有些媒体不准确地、片面地引用和放大一些观点，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把媒体人的一些观点作标题，导致美国人对中国一些声音产生误读误判。第三，美国战略学者与中国这些被他们定义为“鹰派”的人直接接触少，缺乏全面客观了解。第四，美国人对中国的舆论多元化还不太适应。“美国人是叶公好龙，希望我们多元化，又只想让我们说他们喜欢听的话”。罗援认为自己虽有硬话，但没有过激言论。一些离谱的话是“被过激”。
罗援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不一样。中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也是党的军队。中国的宪法赋予军人捍卫主权、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职责，这不是军人干政，而是军人履职尽责。美军一些现役将领也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他说：“我们是理性鹰派”，“我们尚武，但又崇和”。罗援既做过野战部队的军人，甚至和美军交过手，也当过外交官，还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他认为，中国鹰派不极端，他们对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归根到底他们是“国家利益派”。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克罗宁说，其实一些中国军事学者的观点对于他了解比如南海问题牵扯的各方利益有很大帮助，应该鼓励中国军方与外国展开更多、更坦诚的对话：“相对于说出一些直言不讳的观点，如果他们不讲话，大家反而会更紧张。”大卫•莱在其有关“中国鹰派”的论文中也称，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中国鹰派的到来是福祸掺半。美国不必高估中国鹰派的重要性，但“倘若忽视他们的声音，美国就危险了”。
(《环球视野》摘自《环球时报》)
链接一：将军罗援用“微博”打笔仗
齐岳峰
当军人学者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应该怎么办?在电视、报纸上发言纵论国际关系、进行军事分析的将军们备受关注，当他们将言论场移到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后，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这一个月来，罗援一直在战斗。
这位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少将此前大多出现在电视镜头和报纸版面上，纵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南海问题。但自从2月22日开通新浪微博后，他把关于军事外交的争论从传统媒体的阵地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是罗援，经批准我可以开微博了。”在发出的第一条微博里，公开认证身份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援少将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你不发声，别人就发声，甚至冒充你的声音发出一些噪声。还有一些人趁机进行诽谤攻击、造谣污蔑。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我们应该战斗!”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40199次，而在这下面的评论多达36544条。
此前，罗援少将在电视里和报纸上，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现在，他们一拥而上，言辞犀利，互相攻击。
军人如何打“笔仗”
古语云：统军之才谓之将。也就是说，将军就是准备带兵打仗的，能否上战场指挥千军万马，是区分“文”与“武”的标志。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对记者称，将军的本职就是要天天想打仗、会打仗、敢打仗。打，就要打赢。带兵打胜仗，是将军的专利，没这个专利就不能称之为将军;使用不好这个专利，就不是称职的将军。
罗援还有一个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他所在的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的智囊机构，“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知兵谋胜’之道，许多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咨询建议就是出自我们院，几乎所有指导部队作战训练的条令条例也是出自我们院。”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环境幽雅宁静，是中国军方军事科学研究顶尖机构。用罗援的话说——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出血斑斑”。
相比其他军事研究人员，罗援的经历显得更加特殊一些。公开资料显示，这位出身红色家庭的军人，其父是当年执掌国家情报部门的罗青长，而罗援本人更曾在抗美援老战争中奔赴前线参战。1973年春，罗援作为军工组成员，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队跨过边境线，进入老挝战场。罗援曾对媒体说，“部队换上老挝人民军军服的时候，我的内心确确实实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我很清楚，自己即将在战场上接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在与一些国外学者或媒体接触时，对方称罗援为“中国军方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罗援说：“我是长了一双鹰的眼睛和爪子，又长了一颗鸽子的头脑和心脏。”
但他强调，他的声音并不代表中国军方的正式表态，能代表中国军方权威声音的只有中央军委领导的言论和国防部发言人的表态。“我不在乎国外媒体如何说三道四，也不在乎国内某些人品头论足。诗经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曾经说过，我有‘六不’：一不反党，二不欺民，三不怕死，四不爱财，五不贪腐，六不媚外，一心只想精忠报国，何惧之有!”
罗援可能无惧之有，但另一个人曾经的故事或许能提供另一面的情境。2010年，美韩针对天安号事件的后续发酵还在持续中，美国声言要出动核动力航母进入黄海军演。就在彼时，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切忌被别人拉进黄海“漩涡”》。文章批评中国有些国民对美国的所谓“过激言论”，李大光认为“国人也不必因美国航母参演而感到‘狼来了’”。
此文既出，不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杨毅在《解放军报》上发文称，针对美国执意要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靠近中国重要政治与经济重镇聚集地区的黄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严正交涉，广大民众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美国不但不思己过，还反诬中国反应“过度”，说什么中国有着一种崛起大国的“傲慢”。这实在是颠倒是非，无端指责!
两篇文章各有侧重，但后来在网络论坛中却被篡改为针锋相对的文章，更有好事者以“杨毅怒斥李大光”为标题，以讹传讹，流传甚广。此事过后，诸多军中人氏发言时都颇为谨慎。
扩音器中的“喊话”
当军人学者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应该怎么办?
这并非中国军方学者才会遇到的问题。在罗援的观察中，很多国家的军方学者处理此类问题并不是噤若寒蝉，而是主动发声，引导舆论。“一是通过国防部发言人表态;二是由有军方背景的学者或学术机构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表明观点;三是主动邀请媒体嵌入到军事行动当中去，由他们随军报道。”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国家军方发声是有策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谁出来说，谁不能出来说;什么问题可以说，什么问题不能说;谁唱白脸，谁唱红脸，谁进行战略欺骗，事先都有精准策划。而我们刚刚说些具有自己语言风格的话，他们就感到不适应、不痛快，开始说三道四了，这不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吗?”
近些年中国军人在媒介上公开点评时事(大多与军事有关)或许始自2003年美伊战争之际。当时，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参与节目直播，并对战事进行相关解读。根据资料梳理，刚刚开战的时候，他认为美军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萨达姆在“诱敌深入”;当美军很快兵临巴格达城下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将面对一场艰苦的巷战，伤亡将大于越战;当美军拿下巴格达之际，他认为萨达姆的精锐部队撤退到了其家乡提克里特，那里将发生最后的决战;当提克里特不战而降的时候，他猜测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一定躲藏到了地下掩体中。
关于那场战争的解读曾经引发了诸多争议。军人通过媒介对外发声，在近些年尤显突出。而由于媒介的作用，很多军事研究领域将官的话语被制作成醒目的大标题，成为媒介的一大卖点。当然，同时也会招致不小的争议。不可否认，军人通过媒介对外发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军队与国际接轨、对外增信释疑的现实需要。“它体现了我军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自信。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军事透明，中国的民众也需要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有一定的知情权。这就需要一些军事专家出来解惑释疑。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占领;真专家不出来说话，假专家就会出来冒牌。”
尽管如此，当军人遇到媒介，也并不意味着刘备找到孔明，很多困惑依然存在，很多沟通依然会有周折，但有时候正是这些周折造就了当下一种特殊的媒体生态。虽然不能说当下的媒介与军职人员的互动，达到了一个良性的状态，但相比之前，总有很大进步。
或许，媒介与军方的活动，只有在明确哪些可说哪些不可说的前提下，达成相互默契——“才能达成文化上的自觉。”
罗援称，由于军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涉密程度高，一些问题过于敏感，不可能所有的军人都出来发声，因此，有选择地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就一些外界或大众关注的问题进行解读，就成为必要。当然，“这部分人员大多来自军队可以对外开放交流的军事院校和学术单位，鲜有职能部门和作战单位的指战员。”
公开发声的“十将军”
2012年钓鱼岛之争持续至今，军中研究中日关系者公开发声者甚多。
《环球时报》就曾以“十将军谈钓鱼岛，要做好对日军事准备”的大幅报道引起海内外关注，一时间坊间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十位将军身上。
考量一下他们的身份，或供职于有争议背景的研究团体，或为退役的前解放军军官，大多是近年在媒体上经常发声的人士，例如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少将，原南海舰队政委赵英富中将，现任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原解放军防化学院领导徐光裕少将……
当“将军”们的声音一次次出现在中国重大外交事件领域，人们该如何去解读或者说“领会”呢?
上述诸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鲜有现役的作战部队或军事指挥部门的军官，大多为退役或供职于军事院校或军事研究部门的人员。或有人称，他们的声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中国军方的真实心理?
2005年，在香港，美军的一个上校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称“中国不要误判美国”，于是招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朱成虎少将的针锋相对。朱在回答提问时还同时指出：弱势国家没有能力在常规战争中战胜强势国家，只有通过非常规战争来赢得战争胜利。中国人会为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毁灭做好准备，当然美国人也必须准备数百座城市被中国人所毁灭。朱强调：这些仅仅是他个人观点。
但是“核武反击”的言论发布后，令美国舆论相当“震惊”。这毕竟是中国军方人士鲜见的公开对外发声。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曾有诸多声音，大多将焦点集中在朱成虎的言论上，并有相当多的声音对此予以批驳。七年后，徐光裕对本刊记者称，当年他也注意到了相关报道，并表示惊讶。徐光裕后来曾为此事专门询问朱成虎，朱成虎对徐称，当时他是在被挑衅的状态下予以的回击。
当时，在徐光裕的观察中，朱成虎其实“很聪明，英语讲得非常流利，战略分析的能力相当强”。
徐光裕所在的军控与裁军协会，与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合署办公，在徐看来，目前国内有很多这样的协会，都有一定的军方背景，有军方专家和退役将领参加。这些组织在对外交流尤其是战略安全领域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官方外交领域的不足。
2013年春天的全国两会，这些将军大多出现在镜头中，其发言也被媒体疯狂追逐。现任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作为政协委员对媒体称，中国的军费到目前为止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经费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属于比较低的水平。而对于中日此前钓鱼岛争执，朱和平更认为“我们会尽量避免擦枪走火的现象，维护好东海地区和平稳定。但是如果日本不改变态度，一再挑衅的话，那么这些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在接受媒体关于朝核问题的提问时候称，朝鲜应走无核化、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心愿——这样的表态给了大洋彼岸不小的震动，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就称“毛主席的孙子、解放军将领(毛新宇)呼吁朝鲜迈向无核化”。
面对媒体关于朝核问题的提问，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称朝鲜“是为了自保所以才摆出一种好像好战的姿态，他实际上也是对抗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动作”。刘源为刘少奇之子。
罗援则在新浪博客上与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展开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激辩。罗援说，要提倡“君子之辩，有理讲理”。
这一次，他更多的利用新媒体的便捷性，在此之前，令他苦恼的是有人会伪造他的言论。“比如网上流传罗援提出要‘轰炸东京’、‘要率团登岛钓鱼岛’，这些都不是我本人的观点。”
截至3月22日，罗援开通微博正好一个月，他前后共发出了45条微博，每一条都会引来上千条评论，而他的粉丝量达到了近30万人。
在这个新的言论场上，还有更多的激烈辩论等着他。
(《环球视野》摘自《小康》)
链接二：中国鹰派既珍稀又孤独
雪珥
鹰派将校进驻“虚拟”媒体并引发围观，或许是2013年极具中国特色的非虚拟事件，再度凸显社交网络在中国异化为公共媒体的非典型道路。在这个日趋多元，却充斥着各类话语圈套及情绪陷阱的新战场，鹰派将校的强硬、率直但显然还缺乏精致“微”包装的言论，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肢解、局部放大及误读，收获了种种言不由衷、动机复杂的支持和反对。
沉溺于网络口水游戏快感的各方，试图将鹰派的呼啸纳入本就纠缠不清的“左右”之争。尽管认真检视鹰派那些并不精致的“微言论”，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的话题核心是——并且仅仅是——新形势下的国防安全，但这并不妨碍在线各方做出自己需要的各种解读。而这类解读的共同点，就是回避了鹰派言论的国防核心，而纠缠于只言片词乃至语气。
在各种有色眼镜的解读下，鹰派暴露了一个虽不致命却很关键的软肋：虽然他们对网络时代的国防危机足够敏感，并跟上了国际军事的发展态势，如对网战的高度重视，却显然缺乏一套与时俱进的话语符号体系，而不得不借用相对陈旧的术语甚至口号。这些毛时代的话语遗产，在承载新时代信息方面，不堪重负，且因为其外在的符号与“左派”实在过于相似，而大大增加了被在线各方用“左右”思路各自解构、并解读的风险。
相对来说，所谓的“右派”因为刻意地选用了不同的符号体系，因而在言词上表现得更为新潮和自如，不过这也增加了其演出的难度。毕竟要穿西服打领带，比“左”边多扮短布衫朋友的本色上演，要费力不少，在忘情的时候也容易穿帮——比如某些公知公然宣称对鹰派不需讲理，上来开骂即可，却忘了自己一贯高唱的“理性对话”。
其实，所谓“左右”之争多是伪命题。在充斥着“姿势分子”的“左右”纷争中，骨子里的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并无区别，技术层面上也都能毫无困难地实现从“出口成章”到“出口成脏”的无缝链接。
在这样的一地鸡毛里，鹰派其实是极为珍稀、也是极为孤独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本就不容易诞生鹰派，在经历了种种拦截和磨砺、好不容易出现了几只鹰之后，鹰们却发现，自己的身边充斥的并非鸽子，而是鸡鸭。
鹰派、鸽派并无高下之别，而只是对敌斗争路径和方式的不同，鹰、鸽的身份甚至在不停地转化，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站在战场上，以民族利益至上，区别仅仅是站在枪炮的热战场上，还是站在外交的冷战场上。
人们容易忽略的是，林子大了，长翅膀的并非都是鹰或者鸽，或许仅仅是鸡鸭。鸡鸭虽有翅膀，却不会飞翔，虽有嗓子，却不会呐喊，既不如鹰勇猛顽强，也不如鸽身段灵活，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热衷于左右互搏的地面游戏。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内部有多么尖锐的左右之争，都需要有超越左右的鹰派，捍卫民族的底线。中国鹰派虽想竭力高飞，却因话语符号体系的陈旧，及长期与鸡鸭一同圈养，而难以发出独特的、清亮的啸声。鹰击长空一声啸，从话语符号、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全面超越鸡鸭间的“左右”之争，是鹰派最为基本的生存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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