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国家长期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走向西方民主的乌克兰又出现战乱和分裂，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的民主也出现了病灶，加上北非、中东的混乱，民主无论是在老牌国家还是新兴政治体内，好像都出现了问题。近一段时间，国外一些学者和媒体对西方民主体制较为集中地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如弗兰西斯·福山、斯特恩·雷根以及《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等知名媒体。国内一些学者如张维为发表了《西方民主真的该吃药了》、观察者网组织学者撰写了《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西方意识形态的攻防转换大历史》等文章，来会诊西方民主。
一、西方民主已经开始衰败
近期国内外媒体刊发的文章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民主在“20世纪晚期的进步势头在21世纪终止了”，“英美两国本应是民主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缺少领导和培育，民主制度正在这里走向崩坏”。
1. 西式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转。《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表了《西方民主病在哪儿?》的长篇文章指出，2013年是全球自由指数下降的连续第8个年头。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独裁者被赶下台以后，反对派大多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体制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社会上弥漫着对政治的幻灭情绪。
2. 许多名义上的西式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一些新的民主转型国家失败。苏联解体是上世纪西方民主扩张最大的成就，然而俄罗斯的民主徒具形式，虽然维持着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形式，但严重缺乏新闻自由，反对派往往遭到关押。乌克兰、阿根廷等地依样画葫芦，没有完全抛弃而是维持着民主的假象。一些全球认可的新兴民主国家或者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如土耳其;或者反对党抵制大选、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如泰国、孟加拉。因此，“那种以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发芽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3. 在西方民主制度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人们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降低。西方民主在面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时显得体制僵化，应对迟缓。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国家如此痴迷于党派之争，致使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欧盟也是如此，不是民主的榜样了”。西方民主传统大本营的表现，使民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形象。
4. 西式民主对民众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据《经济学人》报道，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现在英国人仅仅1%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选民数量也在下降，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
二、五大原因导致西方民主衰败
西方民主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导致其制度衰败?对此，学者和媒体分析的角度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 西式民主制度结构决定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结构造成了其衰败。福山提出，美国制度三大相互盘根错节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衰败。第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扭曲了民主进程，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变成了否决制。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集体决策难以实现，使政府难以调整公共政策。
2. 西式民主基因缺陷论。张维为认为，西方民主衰败是由于其模式本身的三个假设前提存在问题。这三个假设分别是：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所谓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但事实是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有时候人非理性的一面往往更容易占上风。“权利是绝对的”，就是权利与义务本来应该是平衡的，但在西方民主模式中，权利绝对化已成为主流。各种权利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社会责任缺乏。美国两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美国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互相否决。“程序是万能的”则导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游戏化，民主已经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演艺表演。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西方所谓“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游戏民主”似乎越来越玩不转。
3. 西方领导选拔模式缺陷论。贝淡宁在《选民应该接受测试吗?》中提出，在欧洲，领导通过选举进行选拔的模式本身存在缺陷。一是在面积庞大、人口众多、由不同国家组成的高度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内，期待民众以知情的方式投票本身就不现实。二选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理论上，欧盟的政策影响到各成员国的国民和欧洲公民，欧洲选民应该投票支持那些代表国家利益和欧洲利益的政党，欧洲选民应该很好地理解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愿意了解最新消息，因为它对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产生影响，同时详细了解不同政党的政纲以便作出知情的决定。但实际上，欧洲选民缺乏知情投票所需要的政治知识，大多数选民从来不主动了解选举信息，选举的参与率在逐年降低。
4. 西方民主制度退化论。宋鲁郑在《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中提出，制度逐渐衰败，是任何政治制度都难以避免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已经退化决定了其在当下的衰败局面。美国民主政治制度退化主要表现在：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关系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牛津大学教授斯特恩·雷根也提出，雅典民主最终衰亡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败无常，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持续了250年后，可能正面临着与雅典民主一样的历史命运。他提出，民主制度是一种必须受到精心呵护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与践行者们必须付出决心与恒心，否则它最终不过是一触即溃的沙上楼阁而已。英美等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政府不作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各种外围集团榨取、篡夺，金钱越出市场的边界，金主追逐候选人。社会的不平等和金钱的越界一起构成了对西方民主致命的威胁。
5. 中国崛起论。《经济学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加上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西方民主的衰败。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改变了一国的政治根基，使国家领导人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使得西方政治家无法向选民兑现承诺。英国、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底层在不断地向中央政府夺取权力，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使“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社会，使得每隔几年才举行一次的政治选举越来越与时代脱节。另一方面，西方选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乐，而民主政府逐渐习惯于背负庞大的结构性债务，借钱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忽视长期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民主的神话。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共产党紧密控制和稳定的选贤任能方式，是中国崛起的关键。中国领导人每10年左右换一届，按照完成施政目标的能力选拔干部，使得中国体制显得比西方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困扰民主国家数十年。因此，“针对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这一理念，中国造成的威胁远比共产主义来得大”。
三、如何看待西方民主衰败
当前，西方学者和媒体对西方民主较为密集的进行反思，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民主反思的热潮。中西互动共同会诊西方民主，反映了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人心的变化。
1. 西方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逐渐消退，中国制度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尽管分析西方民主衰败原因的角度不同，但都提到了西方民主衰败三个共同原因，就是金钱政治、选举至上和分权制衡的失效。金钱政治导致了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带线木偶，是家族政治的温床，使西方民主成为少数人的民主。选举至上不仅导致选举成为民主的僵化形式，盲目相信选举，唯程序至上，政治家一味邀宠于选民，使选举已难以选拔出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分权制衡大大限制了西方政府的作用发挥，使得重大政策长期议而不决，难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科学决策。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都不是西方政治制度自身短期内能够克服的。西方难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发展乏力，集中暴露了其体制的虚弱和不足。相反，中国通过35年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关注。西方从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到目前一些有识之士羞羞答答认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2. 西方不会放弃把民主作为向国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媒体学者反思其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显示了西方国家自我改革、自我调适的本能，另一方面，是想借反思来纠正其民主体制的弊端，从而重振其民主事业，延续其所谓民主的辉煌，而绝不是想从此放弃其在全世界推销民主的行动和坚持其政治制度的决心。《经济学人》尽管分析了西方民主面临的深刻问题，不少问题靠西方制度本身是无解的，但最后结论还是认为“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可见，无论西方民主遭遇多大的挫折，西方国家都不会放弃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看待其民主理念的作用，依然会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向世界其他国家兜售。
3. 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实现改革的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很多长期艰苦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崛起使中国政治制度对西方民主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是冷战结束之后首次出现的局面，必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制度自信”。然而，我们要十分警惕西方对中国的“捧杀”意图。现在一些媒体都在热炒世界银行认为中国今年经济规模可能要超过美国的报道以及兰德公司《对华冲突——前景、后果与威慑战略》的报告。把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舆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当前的世界局势。西方通过购买力平价计算来抬高中国经济实力的做法虽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种经济上鼓吹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和政治上不断抬高中国模式的论调可能会相互作用，成为让中国承担超过自身能力的世界责任的证据，甚至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借口。正如斯特恩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时所说的：“美国已维持强劲发展近25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60多年历史。因此，中国仍有200多年来证明自己。当然，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优于民主的模式，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剖析西方的制度缺陷的时候，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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