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开始的这场由北非到西亚、不断泛滥的内战、恐怖与破坏，以最近伊拉克政府军的节节败退为标志，于近日达到新的高潮。由于伊拉克的局势溃烂是从美军撤出开始的，一些人将“美军撤出”视为动乱之源。其实，这是倒果为因，同时也是在帮美国推卸战争责任。
今日西亚和北非的连绵乱象，真正的源头是两个。远而言之，是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近而言之，是2010年底由突尼斯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众所周知，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入侵伊拉克，打的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招牌，实质是欲推翻对美国中东利益构成重要威胁的萨达姆政权。因此，尽管战争之前即遭到包括欧洲传统盟友在内的国际力量之反对，战争过程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又被证伪，但美国始终我行我素，硬着头皮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事情结果未如所料，伊拉克的骨头并不好啃，美国包袱变得越来越重后，才嘎然为止：美国宣布撤军，“撂挑子”，放任伊拉克陷于今日乱境——吃了就跑，只拉屎不擦屁股，只占便宜不承担责任，这就是美国。
当时的伊战，在美国国内曾获得很大支持。支持者除了从自我“绝对安全”的狭隘利益出发外，有一些人也确实是出于“义愤”，认为像萨达姆这样的“邪恶政权”，不符合“普世价值”标准，不应该让其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国内支持美国发动伊战的“精英人士”，也大多持此观点。
那么，萨达姆政权究竟是如何“邪恶”的呢?答案无非是：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压制什叶派等国内反对势力。这些做法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将萨达姆执政时看起来相对压抑却稳定而有序的伊拉克，与今日内战、恐怖、破坏与死亡无日无之的伊拉克相比较，究竟哪一个“更不坏”呢?相信答案不言而喻。由此亦可见，萨达姆的威权统治或许确有其“邪恶”成分(事实上，谁又没有“邪恶”成分，包括被“精英人士”奉为金科玉律的美国国内政治?)，但它的存在，却阻止、压抑了另一种更大的“邪恶”之出现。所以，相对而言，萨达姆政权之于伊拉克，就是“精英人士”赞扬西方民主制度时所喜欢说的“最不坏”。由于具体国情的约束，伊拉克人并没有条件在理想型民主和萨达姆政权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萨达姆政权与内战、恐怖乱象之间进行选择。本来，伊拉克人已经选对了，但由于美国这一外部因素的强力介入，结果又导致选错了。美国为一己之私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结果不但是给伊拉克人带来了数以百万人计的死伤，而且打断了伊拉克社会本身的自发演进过程，释放了“潘多拉魔盒”。
伊拉克如此，整个西亚、北非的乱象亦然。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而言，“阿拉伯之春”取到了类似伊战的效果，打断了这些国家内部社会本身的自发演进过程，释放了“潘多拉魔盒”，导致连绵不断的内战、恐怖和破坏。“阿拉伯之春”之初，由于理念原因，从中国国内到海外，“精英人士”一片欢腾。然而，当看到这些国家后续的变化和今天的状况，看到“阿拉伯之春”蜕变成“阿拉伯之冬”后，那些曾经欢腾不已的人，是否也会有所反思?是否能够认识到，西方民主绝非他们所鼓吹的那样是万应灵丹。反之，对于那些在具体国情的限制下(这种约束既与内部的人均经济收入水平、社会矛盾积累程度有关，也与外部环境的宽松程度有关)，没有条件在理想型民主和现状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现状和普遍性失序之间进行选择的国家而言，选择民主就是选择动乱，就是把原来被紧紧关在瓶子中的恶魔释放出来。
威权体制虽然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社会紧张，但它阻止、压抑了更大的“恶”出现，维护了秩序与稳定，使社会能够获得渐进改良与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权威主义政体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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