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到10年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关键时期，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衰落的担心和中国对崛起的渴望，将成为未来中短期甚至是中长期内塑造世界格局的两大动力。因为真正影响今天世界变局的就是两大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可能衰落，一个是中国的可能崛起。之所以要用“可能”二字，是因为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跷跷板上，此起彼伏，此起彼落。如果美国能继续维持霸权，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复兴将会困难重重。如果美国衰落，中国将会比较顺利地登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一对无限期角力的对手，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和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从美国2010年推出“空海一体战”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深刻的忧虑不光美国有，甚至比美国更早的大英帝国，比大英帝国更早的帝国都有。因为所有的帝国对于新兴的对手，都是充满疑虑甚至恐惧的。
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最终交出霸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追赶者的担心。正是由于有这份担心，所有的老牌帝国都不肯与后来者分享权力，结果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就要对追赶者给予预先性打击。而所有的追赶者也都不会甘心被老帝国一直压制下去。
两种不甘心对头相撞，最后就导致了战争。先是一次大战，挑战者德国打残了英国，也毁掉了德国自己。20年后，重新崛起的德国又挑起二次大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完的仗全部打完。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新世纪，所有的新老帝国全都解体，世界被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即后来的冷战格局。英国没有学会分享权力，结果导致权力转移，转到美国人手里。今天美国作为英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学会分享权力。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追赶者，也是个挑战者，对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威胁。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威胁呢?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威胁，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威胁的动机。但是没有威胁的动机，并不等于没有威胁的效果。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中国制造”平台，我们对全球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客观上对美国全球资源配置权力和消费模式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势必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担忧。
在未来的若干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GDP最早到2016年将全面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这个时间表将可能向后推10年。但这10年，美国既不愿意给我们，又没有把握阻止，这从“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中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 预计，美国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起码需要10年时间。从2010年“空海一体战”的正式提出算起到2020年，现在，我们还有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与前两次的战略机遇期将很不相同。
笔者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经历过了两个战略机遇期，一个是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到1989年结束，这是中美之间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中美蜜月期”。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中美走出“蜜月期”之后经济互相捆绑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之后，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困境，以邻为壑，其对外政策一改再改，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美关系逐渐冷淡，中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随之结束。
现在我们正在一点点塑造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如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抓住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俄罗斯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变得恶化这个机会，获得了有限的喘息之机。是否可以把这个机会发酵成战略机遇期，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大。有一些人对于这点持怀疑态度，说我们这么干，迟早要上俄罗斯的当，因为俄罗斯不可信。还有人讲，俄罗斯是当年占领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战略和策略的双重短视。我们今天跟俄罗斯走近，与中国跟俄罗斯历史上的纠结、与我们喜不喜欢俄罗斯、俄罗斯可不可以信任都没什么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走近是因为今天我们彼此的需要，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即使今天中国与俄罗斯不可能手拉手，但也必须背靠背。
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讲的金融与战争和宋鸿兵在《货币战争》里讲的不是一回事，这里讲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美元霸权国家，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的战略?在笔者看来，理解一个国家战略最好的门径是理解一个国家的生存方式。美国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美国经济力量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强大、军事力量强大，还有好莱坞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很强大，以为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美国的生存方式。其实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才是美国真正的生存方式，一种独特的帝国生存方式——金融生存。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那时的美元还没能获得全球储币的地位。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战后世界做出符合美国意愿的安排，政治安排是联合国，经济安排是关贸总协定，金融安排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的美国携二战胜利雄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金融创造力，让世界臣服于美国。
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豪气?想想看，那时全世界82%的黄金储备集中在美国人手里，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担当了世界工厂和“战争的最后贷款人”双重角色，生产了上百万架飞机，数百万辆汽车，上百万辆坦克，十万艘军舰，光是战争结束后一次复员兵力就高达一千万人。
这样一种实力，可以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望洋兴叹。美国人如愿以偿地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全球霸权包括货币霸权，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拿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权力，美国人也向世界做出了让步，这个让步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锁定的方式是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当时的美国人把2.5万吨黄金都攥在手里，这个承诺看上去是像金子般的承诺。
但是20年之后，美国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拿到真正的货币霸权。因为黄金绊住了美国人的腿，黄金成了绊马索。美元的货币发行权受到了黄金的制约，因此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多印美元，你要想多印35美元，就要在你的金库里多储备1盎司黄金，可是你手中的黄金毕竟是有限的，既然你要把全世界装进你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你就必须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全世界提供通用货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
输出美元意味着黄金的输出，每35美元的输出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出。不断输出美元就需要美国的商贸公司不断进口各国的产品和资源，这就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呈现为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不断从海外拿回产品和资源，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就不断呈现逆差。
呈现逆差就产生了在经济学上一个很有趣的命题——“特里芬难题”。这是一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发现的问题：由于美国不断地向外输出美元，导致了大量逆差产生，逆差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使全世界对美元产生疑虑：一个处于逆差国家的货币，怎么可能成为强势货币，怎么可能被信任?问题是如果美国人不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不担负起结算货币的责任，就没有美元霸权;但是一旦拿到了美元霸权，就要担负向全世界结算货币的责任，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逆差，而一个不断产生逆差又不能纠正的国家的货币会是强势并且是可以信任的货币吗?
在“特里芬难题”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美元产生了疑虑。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对美国发难，他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找来说：“美国人不是有承诺么?你手里有多少美元，就按比例给你兑换成多少黄金，那么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部长回答：“我们大概有22～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统统取出来，全部交给美国人，把黄金拿回来。”
结果由于承诺在先，美国人不得不把法国人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了黄金。这就产生了一个示范效应，荷兰等北欧的一些外汇顺差国纷纷表示，要把美元换成黄金。美国人马上慌了，因为美国人在二战之后又愚蠢地连打了两场战争：第一场朝鲜战争，美国铩羽而归，几乎一无所获;第二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仗更惨，打掉了8千亿美元，损失了上万架飞机，阵亡了49900名官兵。8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美国GDP是17万亿，8千亿不算什么，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GDP刚刚接近2万亿，8千亿美元绝对是天文数字，这8千亿的战争消耗意味着大量黄金的流失，美国人扛不住了。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黄金窗口再不能打开，美国人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获利方式，在此之前，历经一战二战，美国人迫使英国交出货币霸权，都没有真正摸到“美元帝国”的顶峰，而现在，美国人似乎在不经意间就站到了顶峰上。
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建立
美元和黄金脱钩，等于美元这艘大船把黄金这个大锚摘掉了，一只没有锚的巨轮，它会漂向何处?美元背后没有了黄金还叫美元么?虽然大家都在懵懂中，美元却继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全世界使用流通着。
于是，美国政府拿出一笔钱，交给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一下美元和黄金脱钩究竟会带来什么?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台：美元与黄金脱钩，短期来看，对美国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可以随意印美元了，而且不受黄金的羁绊。但长期来看，这对美国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力，而完全不考虑它的对应物也就是实物生产的话(货币的发行必须对应实物产品，美元当时对应的是黄金，现在与黄金脱钩了，那它该对应什么?如果没有实物对应，那就是滥发货币)，迈克尔·赫德森的报告本来是对美国政府的提醒和警告，但美国政府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后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我们单靠印美元就可以过得这么好!那我们还需要去进行实物生产么?
事实上，当美国人用美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向全世界出口之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实物生产的状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不断把中低端制造业叫做“垃圾产业”“夕阳产业”，并向全世界转移的原因。美国人宁可废掉底特律这个“汽车城”，也要把它的汽车向各国转产，原因就是当用美元作为出口商品之后，其他产品都不可能给它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和利润，因为没有什么产品比美元的印刷成本更低廉。
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40年里，美国GDP飞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8年不过20年时间，美国GDP就已经超过14万亿，比1990年翻了一倍。而现在则已经达到17万亿。这些GDP数字就是美元带来的。因为美元成本极低。从1美元到100美元，每张纸币的成本只有5.9美分。美国以如此低廉的成本从全世界获得利益，它认为只要美国能够保住美元的霸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就可以换回全球的实物财富。事实上，美国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美国人在过去20多年里，究竟用一张张绿纸从中国“拿”走了多少实物财富，或者说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换走了中国多少实物财富，没有人统计过。
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约50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美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宣称，虽然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离了中国照样能活得下去。反过来认为是中国人免费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其理由就是，中国对美国的GDP贡献并不大。
的确，5000亿对于15万亿来说确实是个小数字。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以纺织品、玩具等为主。比如，美国人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2美元。从中国“拿走”一个芭比娃娃2美元。就是这样，以无数2美元构成了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但这只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GDP“贡献”了5000亿美元，却不是中国对美国GDP的贡献。这一年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应该怎样计算呢?应该计算这5000亿对美出口产品在美国的最后销售价格。美国人以2美元一件进口的衬衣，最后在美国售价为十几美元到七十几美元，以2美元进口的芭比娃娃售价25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00亿产品中，都必须乘以5～10倍后才是这批产品为其带来的最终GDP。
2009年，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那些企业，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以及美国的军工产业等，为美国一年贡献不超过5万亿。剩下的GDP，就是靠不断输出美元从他国拿到廉价商品(因为定价权在美国手里，他可以让你的商品非常廉价，甚至让你的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到美国)。拿到这些商品之后再加价出售，最后就构成了美国那一年的GDP。
美国人说，这不是剥削，也不是掠夺，这是市场经济。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一些中国的公知为美国辩护，称美国是个主持正义、主张民主的国家，就因为它从来不占领别国一寸领土。这从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但用美元占领别国领土不是一种成本更低廉的占领么?廉价到几乎连统治成本都不用付出。
只要美元在该国流通，只要你挣美元、需要外汇储备，它就可以通过美元占领你的国家。它也不用直接掠夺你的资源，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一张绿纸，从你手里拿走真金白银的实物财富，这和掠夺有什么区别?它更不会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直接逼迫中国人去做苦力，但它把这件事交给郭台铭的“富士康”去干，让他组织中国工人拿最低的工资干最暴利的活。
乔布斯的一个构想变成产品后每一件可以为苹果公司带来2000人民币的收益，而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污染的是中国的环境，最后只能从每件苹果产品中拿到200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郭台铭的利润。想想看，这个金融帝国从设计到运作多巧妙，巧妙到美国人都不好意思不承认它是帝国，但它的确是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帝国。
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金融收割机剪羊毛的基本流程
美元是金融帝国最主要的获利工具，既然是货币，就有它的指数周期，有周期就会有弱有强。从1971年8月15号，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指数开始确立，但人们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可怕。可以想像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等于获得了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国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不失时机地印刷了大量美元。
大量美元印出来，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的同时，美元指数开始走低，这一过程如同美国人打开泄洪闸放水，让全世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于是各国经济形势变好，这时，为了让形势转好的全球经济变成美国人的收益，美国人需要让全球的资本回到美国，去支持美国的经济，这时美国人只需做一件事，放下闸门，让美元的流通量减少。只有让美元的流通量收窄，美元指数才会重新走强。吸引全球资本去美国追捧其金融资产，对全球经济产生抽血效应。
40多年来，美国人在每次打开闸门一段时间向全球放水之后，一般都会随之有一个关下闸门收窄流动性的过程。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收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指数的涨跌，呈现出一个波峰浪谷的美元周期律。
40多年后，日本女子岩本沙弓首先发现了美元指数周期律，每次上涨82个月，然后进入下跌期，连续两个下跌期，一次下跌65个月。中国有个叫戚燕杰的博士做数学模型研究美元指数，和岩本沙弓发现的美元周期律非常相似。
时寒冰博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涨跌之间，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是美国政府，美联储的手在操纵这一切，让美元跌一段时间，向全世界“放水”，待各国经济由于“灌溉”充足，经济长势良好，水涨船高，美国的经济形势也会变好，这时再收窄流量，让原来“灌溉”充足的地方，出现经济危机。此时，美联储就会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让全球的投资人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本，大量资本回到美国。
其实，这时的美国早已经是产业空心化的帝国，大量实体经济已经转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在美国的主要是些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企业，而其经济主体则是虚拟经济，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回来大部分都进了美国的三市——证券市场、债务市场、期货市场，给美国带来又一个大牛市，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彻底变成一张绿纸后，这样的游戏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溢。而每次当美国人赚够了钱，就会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去扫荡那些由于美元流动性收窄、经济情况变坏的国家的优质资产，因为经济变坏，这些国家的许多优质资产大都已经跌到了地板价。
这样的事美国人已经干过两次。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向全世界开闸放水，拉美国家近水楼台率先受惠，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像阿根廷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边缘。但是当美联储收紧银根之后，减少货币的供应量，美元指数下跌周期结束，美元开始走强。因为，这时美国需要靠强势美元吸引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经济。
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玩这个金融魔术，其手法是：开始先放水，接着再收紧，等哪个地方出现麻烦，投资人就会撤资，美联储便趁机加息，投资人就会垂涎美债、美股的高回报率而从经济恶化的国家中撤离出来，到美国追捧美国的债市、股市和期市。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出现，或者说条件和要素不会“完美”呈现，但假如这个地区出现一次政治或者军事冲突或者是地区性的危机，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就会加速资本从这个地方抽逃。
拉美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当拉美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资本一开始只是慢慢地撤，并没有大量的资本回到美国，这时，美国人希望的，就是拉美国家的某位领导人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的话，美国将诱使他犯错误。
很不幸，这时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中果然有人开始犯错误。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就不失时机地用自己的错误满足了美国人所需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将军，他建立并领导了军政府。在阿根廷经济还好的时候，大家对于军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收紧，拉美金融危机出现时，阿根廷经济也开始恶化。
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满，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决定用一次军事冒险转嫁危机，以转移民众的视线——打一仗。他想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离阿根廷600千米，被英国人统治了数百年，他决定打一仗把它收回来。
不过，他当然懂得，作为拉美国家，做出这么大的举动前，应该先摸摸美国人的底，看看美国人什么态度，于是，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征询收复马岛的意见。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对中国表的态一样，不持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诉加尔铁里：“这是你们和英国之间的事情。”加尔铁里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于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将军和七千多官兵一天时间就拿下了马岛。
但加尔铁里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万万没有想到撒切尔会不远万里派她的特遣舰队来收复马岛。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撒切尔在决定打这一仗之前，同里根通电话，要求里根明确表态。里根立刻宣布放弃中立，站在了英国人一边，结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战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发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趁势吹响加息号角，投资人纷纷从形势恶化的拉美撤资，去追捧美国国债及美国的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然后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优质资产。就这样，美国人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5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人不断出口产品到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日本的财政大臣竹下登就胆气十足地说：“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在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把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
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当时日本人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纽约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的标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但结果却是日本人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在本世纪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1997年，美元指数在经过近10年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亚洲四小龙闹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那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那就是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率先冲开的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我们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防护严密，而恰恰是因为当时我们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个不开放成了防波堤，使我们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亚洲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就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灌溉”，长势良好。但是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变好后，美国便收窄了美元的供应量，于是美元指数开始上升之后，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金融战第一枪，阻击亚洲各国的货币，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这里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撤离东南亚，去哪儿?去美国，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经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让韩国政府能够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比如三星、大宇等)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金融危机美国都是利用美元指数的周期率，完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洗劫。
今天，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未完待续)
作 者：国防大学教授 乔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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