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不认识的朋友发给我一份电子邮件。我在最近的几篇文章里，几次提到保罗-克鲁格曼和他的一些观点，就是去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美国左派经济学家。这位朋友说他刚读完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想就该书中的一个问题与我交流一下。所以写此文，与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共同探讨。
美国社会经常被描述为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社会在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上属于两头小、中间大，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够安居乐业。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被认为是理想的社会形态。美国社会在形态上的确具备了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但是，美国社会在工业经济、商品经济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也有它的致命缺陷，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不管怎么说，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大多数，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形态。社会学家指出，纺锤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比哑铃型的两极分化社会更加合理。
给我发电子邮件的这位朋友说，他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从克鲁格曼那里得到了一个结论：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形态，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出现的。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社会指导方针的结果。他说，他对于这个结论很惊讶。的确，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克鲁格曼还指出，罗斯福的“新政”之前，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很严重。罗斯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开始推行“新政”。恰好不久又爆发了战争，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并延续了很多年，才导致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克鲁格曼对于当今美国社会的批判之一，就是从里根时代到小布什时代，由于推行自由经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再次迅速扩大，社会财富向上层极少数人高度集中，中产阶级社会面临严重威胁。
因此，这位朋友从克鲁格曼的书中得出令他惊讶的结论：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自由经济繁荣后的必然结果，而是政策导向的结果。他所惊讶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一点点惊讶在于：真的有很多人认为，中产阶级社会是能够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吗？中产阶级社会一定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这个在我看来很正常、很自然的结论，难道很多人都不这样认为？中产阶级社会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并不是克鲁格曼的重大发现。美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也不是世界上最早或唯一的。从时间上说，近的有欧洲福利国家，远的就有中国。而且，中国2000多年的农业社会，之所以被看作全世界、全人类社会稳定和谐的典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社会，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社会。
前不久我写了几篇关于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其实，在那几篇文章里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提得很明确，或者没有将它与克鲁格曼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被一带而过的结论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里，借这位朋友的“读后感”，再加一点说明。秦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它将太多的社会权利和财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秦朝统一六国的战争结束后，这个朝代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们不知道，如果秦朝没有灭亡，它最终是否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西汉建立后，在汉武帝之前，实行的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府少管事，让社会自己运行，发展自由经济。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汉社会的确在休养生息中渐渐繁荣起来，所谓“文景之治”，指的就是这个现象。然而，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虽然使得社会的总体财富大大提高，却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豪强的出现，卖身为奴的人增多。这一时期西汉政府使用的酷吏，很多也是用来对付这些社会豪强的。西汉初年的这段经历，用现代的语言可以这样描绘：政府少管事，发展自由经济，社会整体繁荣起来，却出现了贫富严重不均的现象，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这里就不详加举例说明了。
汉武帝时，朝廷在两种观点的较量中，渐渐放弃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转而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长期政策，事实上就等于给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加上了一个政策导向。罗斯福的“新政”与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大，抑制豪强，促使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汉武帝时有人提出，政府和食俸禄的官员，应该“不与民争利”，也是这个背景，其结果就是儒家理论主张的小农经济社会。2000年前的这段中国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自由经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但是，自由经济并不一定会产生社会公正，反而容易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公正还要靠政策的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秦朝与西汉同样是中央集权，结果却不相同。因此，如同自由经济不会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社会一样，中央集权也不一定必然孕育中产阶级社会，关键就在于政策导向的内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农业社会合理的政策选择。
小农经济社会如今已经背上了很多恶名。其实我们应该对它有更理智的了解。小农经济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被放到工业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中。与工业社经济直接相比较，小农经济绝对没有竞争力。但是，小农经济的内在合理性还是应该肯定的。这个合理性就是它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社会财富相对公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安居乐业。而且，由于小农经济是在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上相对公平，因此，小农经济毫无疑问是农业经济时代最合理的社会形态。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做到了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如今，欧美国家也以中产阶级社会作为的政策导向。不管他们是否借鉴了中国历史，这一现象已经说明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倡导的，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社会原则，的确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我一些肯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文章后面，经常有一些人跟贴说：中国古代这么好，那你不要用电脑、不要坐车等等。这种言论不值得一驳。我们今天肯定古代社会，并不是要彻底复古，让历史倒退，而是要认识古代社会某些观念的合理性。就好比我们肯定小农经济的社会价值，并不是说现代中国要回到小农经济社会。小农经济在农业社会达到了内在合理与外在形态的统一；在现代工业社会，小农经济的外在形态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但是，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古代是有效的，在现代社会也同样是有效的。就好比衣服的款式可以变化，但衣服的功能还是那些不变的内容。小农经济的内在合理性就是在政策指导下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在中国古代，它外在表现为小农经济，而在现代中国，应该表现为其他内容。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主要靠股票、房屋、汽车等形式来表现，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的可靠基础，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中产阶级的财富都大大贬值，显示出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应该怎么办？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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