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尤：共产主义设想

阿兰•巴迪尤【1】：共产主义设想（外一篇）
              □赵文 译

萨科齐胜利之后的法国确乎弥漫着某种沮丧的气氛[②]。人常说最坏就是出其不意的一击，但意料之中的一击实际上也以不同的方式令人灰心丧气。就像好马良驹在比赛中获胜一样，在全国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这位候选人赢得了选举，可就在此时，这个结果也莫名其妙地让人沮丧；凡是对博采、冒险、意外和爆冷门有着最微妙感情的人，倒是都希望看到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局外人胜出。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之后身为总统，对法国左翼来说恰是使人丧失判断力的一击，但事情绝不仅仅只止于此。仅仅只作为一个名字的“萨科齐”还蕴含着更复杂的东西，这才是关键。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关键呢？

最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选举结果借以使所有真正解放性规划凸显其无能特征的那种方式：选举偏好的表达被充分记录，但却是以地震仪式的那种消极方式被记录下来的，整个程序就其本性而言排除了所有使政治异见愿望得以实现的可能。2007年5月之后出现了历史怀旧的压倒性风潮，左派这一令人失望的判断力丧失的情形也构成了第二个关键。在自二战后形成的法国政治格局当中，“左派”和“右派”有着毫不含混的所指，而且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等政治派别也都对“占领”，“抵抗”和“解放”这一资产负债表持有一致意见，而现如今这政治格局彻底分崩离析。这是萨科齐一场又一场豪华晚宴和一个又一个游轮假日的原因之一——左派再也唬不倒谁了，人们都说：富人万岁，穷人见鬼去吧。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情形使左派那些真诚的心灵充满了对于过去好日子的怀旧之情——密特朗，戴高乐，甚至希拉克，戴高乐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他们了解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以最简便的方式让体制死去。

萨科齐如今让挨过了希拉克时期的日薄西山的戴高乐主义彻底断了气。2002年选举中若斯潘败北已经预示了社会主义者的溃败（第二轮选举做出投入希拉克怀抱的灾难性决定更是预示了这一溃败）。然而，目前社会党的分解并非由于其政治贫困，显然此前多年以来一直如此，而且也非由于实际得票率的问题——47%与其近年来的成绩相比并非太坏。萨科齐选举获胜看上去更像是对法国政治生活象征结构整体的一记猛拳：这个定位体系本身早就失败了。造成令人沮丧局面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前社会党官员纷纷接受萨科齐内阁任命，中左派舆论制造者也为萨科齐唱起了赞歌；大船将沉，老鼠纷纷逃离，其数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背后的理由，当然是指这个唯一的政党的理由是：既然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逻辑已经包括了市场经济诸如此类等等的所有方面，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虚构那些反对党呢？

目前判断力之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来自选举冲突本身。我将2007年的总统选举的特点——萨科齐与罗雅尔之间的竞争——界定为两类恐惧之间的冲突。第一类是特权者所感受到的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攻击。在法国，这又表现为对外国人，工人，来自郊区的青年，穆斯林和非洲裔黑人的恐惧。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恐惧，并制造了一种对能起保护作用的主人的渴望，即便他剥夺并耗尽你的未来。这个形象当然现在具体化了，它就是具有超强刺激效果的警察首领：萨科齐。在选举过程中，与这第一类恐惧相对抗的并非是对自我决断的抑制性的响亮肯定之声，而是对这一恐惧的恐惧：对这个警察形象的恐惧，过度恐惧，尽管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投票者对他极不了解也无好感。对“那种恐惧的恐惧”构成了第二种衍生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内容——绝非多愁善感——几乎无人察觉；罗雅尔阵营对与被排除者和被压迫者的联合没有一点概念；这一阵营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从恐惧之中尽可能多地得到可疑的好处。在以下问题上竞争双方是有着一致意见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黎巴嫩问题（原因同上），非洲问题（非洲聚集着大量法国军事“管理者”）。然而，对这些问题转换思路的公共讨论在两个党派的议事日程上都付诸阙如。

第一类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以有利于前者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里， 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反射作用，这一反射在萨科齐获胜之后额手相庆的人们的脸上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那些被“对恐惧的恐惧”攫取的人们来说，所有的则是一种相应否定的反射作用，他们因选举结果而畏缩不前，这种否定性反射作用就是2007年令人绝望的判断力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应低估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益密集地通过媒体和报纸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在较之电视广播而言，报纸扮演着更为成熟老练的角色——在构成和动员这类集体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选举过程当中，现实似乎被削弱；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推进第一个恐惧不如说是推进了“对恐惧的恐惧”，推进了反应性的恐惧。我们虽然毕竟对现实境况做出了反应，但“对恐惧的恐惧”却只是在应对第一恐惧的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恐惧，于是也还离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这个位置的真空在塞戈莱内•罗雅尔空虚的高调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选举主义与国家

如果我们给政治下一个这样的定义，“由某些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其目标是使目前由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所压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后果得以释放”，那么我们则不得不做出结论说，选举机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政治的手段。这一点表现在这样一个鸿沟当中：一方面是大众的投票义务，另一方面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信念所固有的即便不是非存在特性也是无具体对象特性。投票，这很好，为我的恐惧赋予了形式；但很难确信我为之投票的那个对象本身是好是坏。这并不是说选举-民主体制本身就是压制性的；毋宁说，这种选举程序被整合入一种国家形式当中，这种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形式，配合既有秩序的维持，并且相应地履行某种保守功能。这就制造了一种更为深切的无能感：即便无法干预国家决策的普通市民不予投票，也很难看到某种解放政治出现的前途。

如果说选举机器不是政治程序而是国家程序，那么它获得了什么效果呢？拿2007年的教训来说，一个效果就是将那种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整合到国家之中——将这些大众主观因素投入到国家之中，最好是使国家成为恐惧对象本身，用恐怖和高压统治将它武装起来。民主的世界性视域愈益频繁地由战争界定。西方投入数量激增的战斗前沿：要保持伴随着大量不平等的既有秩序，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能靠暴力。这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和恐惧的辩证法。我们的政府解释说，他们投入海外战争是为了拒战争于国门之外从而保护我们。西方军队即便不在阿富汗和切克尼亚搜寻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也会不远万里去那里把充满怨恨的弃民组织起来。

策略性的新贝当主义

在法国，恐惧与战争的联盟以“贝当主义”这一经典名称为人们所熟悉。贝当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要为贝当主义在1940年到1944年大行其道负责，这种大众意识形态部分地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惧为基础：贝当元帅或许让法国免于二战的灾难性重创，但采用的方式却是使法国绕过这场战争。用元帅自己的话来说，必须惧怕战争甚于惧怕失败。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整体溃败带来的相对宁静，较之于俄国人甚至英国人，多数法国人在这场战争期间相当轻易地置身事外。今日与此类似的规划则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础之上，法国人只需要接受以美国人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法则，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将会免于战争和全球多样性的灾难性影响。显而易见，今天法国的这两个阵营党派都在提供着这种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的贝当主义。接下来我要指出，这恰恰构成了对理解“萨科齐”这个名字所暗含的判断力之丧失而言至关重要的分析性要素；要把握这后一种规划的全部范围，其历史事实性和明晰性，我们就必须回过头看一看我要指出的该规划的贝当主义“超验”方面。[③]

当然，我不是说今天的形势和1940年溃败的形势类似，或萨科齐就像贝当。相似点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萨科齐之名所蕴含事物的民族-历史的无意识之根也可以在贝当主义配置之中找到，在那种配置之中，判断力之丧失本身由国家这个巅峰自上而下地被庄严地发动起来，并呈现为历史的某种转捩点。这种模型式配置在法国历史上一再出现。它可以追溯到1815年复辟，当时获得侨民和机会主义者衷心支持的后革命政府又被拉回到外国人的行李搬运车上，并在身心疲惫的民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将使公共的道德和秩序得到恢复。1940年，军事溃败再一次创造了条件，国家行为的真实内容在那种语境之下已丧失判断力的方式彻底被反转过来：维希政府不断地谈论“国家”，但这个政府却是因德国占领而被扶植起来的；最堕落的寡头政治却将引领国家走出道德危机；贝当本人，这位守护产业的上了年纪的将军，将成为国家重生的化身。

今天新贝当主义传统的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非常典型的是，投降协定和逆来顺受被说成是创新和复兴。萨科齐选战的中心主题如下：纳伊市这位市长将改革法国经济，让这个国家重新运作起来。当然，其真正的内容则是对国家复兴幌子之下高级金融命令持续服从的政治。第二个典型主题是衰退和“道德危机”，这使在复兴名义之下的高压手段得以合理化。凡是在大众动员的背景之下，政治的位置上总是会祭起道德，这太常见了。相反他的呼吁诉诸勤劳工作，纪律和家庭：“美德终有回报”。1970年代“新哲学家们”出现以来，道德对政治的这种典型移置就已经由致力于使历史判断“道德化”的所有那些人准备好了。目标则处在政治现实性之中：主张国家衰退与首都那些高级官员无关，而是民众中心怀不轨的某些分子的过错——他们当然就是外国劳工和来自郊区的青年人。

新贝当主义的第三个典型主题是外国经验的范式性功能。修正的样板总是来自国外，来自那些早已克服了道德危机的国家。对贝当而言，光辉的典范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弗朗哥的西班牙：这些领袖重新让他们的国家站稳了脚跟。政治美学是想像的美学：国家就像柏拉图的创世神一样必须紧盯着外国模式才能创生社会。当然，现今的样板是布什的美国和布莱尔的英国。

如下观念构成了第四个典型：目前的危机源头存在于过去某个灾难性事件之中。对1815年复辟这个“原型贝当主义”来说，这个过去事件当然就是大革命和处决国王。在1940年的贝当本人看来，这个过去事件就是人民阵线，布鲁姆政府以及最主要的1936年大罢工和工厂占领行动。有产阶级更愿选择德国占领而不是让这些混乱重演。那对萨科齐来说，68年五月——40年前的那场运动——的种种罪恶，常被当作目前“价值危机”的原因而一再提起。新贝当主义提供了一种有效地简化的历史解读方式，这种历史通常将消极事件与工人阶级或群众结构联系在一起，而把积极事件与军事或国家结构——作为对消极事件的解决——联系在一起。1968年和2007年之间的时间之弧因而可以被当作萨科齐政府的合法性之源，继开端的有害事件之后必需的修正最终将由这个历史行动者着手进行。最后，这里还有着种族主义因素。在贝当统治时期，种族主义是赤裸裸的：根除犹太人。今天的种族主义则通过某种更具暗示性的方式得到表达：“我们不是低等种族”——言外之意是“不像别人那样”；“真正的法国人不需要怀疑他们国家的行为的合法性”——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行为合法性”。通过这些标准来看，我们因而可以指出：萨科齐之名所蕴含的判断力之丧失可以作为贝当主义超验方面的最新表现而得到分析。

幽灵

这位新总统坚决主张，对国家道德危机的解决——这是他的“复兴”进程的目标——就是“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五月”，这初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种印象，即68年五月早就过去了。68年五月的名字中有什么可使政权心神不宁的呢？我们只能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幽灵”，最近一波真正显现的“共产主义幽灵”之一。他会这么说（让我们模拟萨科齐的口吻来这么说吧）：“我们绝不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的共产主义已经消失，但这还不够。我们务必杜绝它的一切可能形式。即便是共产主义的设想——这是我们失败的代名词——连提都不能再提。”

什么是共产主义设想？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在经典的《宣言》当中给出的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作为基础的劳动从属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这种阶级逻辑是可以被克服的。共产主义设想还认为，有一种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体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将消除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分工。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继承的转移方式将被取消。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高压国家的存在将不再必要：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漫长重组过程将注定使这样的国家逐渐消亡。

这样的“共产主义”仅只意味着这样一套普遍的智性表征。它就是康德所说的理念，具有某种调节性功能，而不是一种规划。将这类共产主义称为乌托邦是愚蠢的；就我在此处对它们的定义而言，它们乃是智性模式，并总是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现实化。作为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理念，共产主义设想自国家起源之时便确凿无疑地存在了。只要有在平等正义名下对抗国家高压的群众行动，共产主义设想的萌芽和碎片就开始出现。斯巴达领导的奴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他们所进行的群众反抗也许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不变式”的实践典范。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共产主义设想那时开创了政治现代性的新纪元。

接下来就要确定一下，我们在共产主义设想史上现在可以发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现代的壁画展现了其发展进程的两个伟大场景序列，当然，它们之间隔着四十年的鸿沟。第一个场景序列就是为共产主义设想划定位置的场景序列；第二个场景序列则是使之付诸现实的最初努力的场景序列。第一场景序列始自法国大革命，终于巴黎公社；让我们这么说吧，其时间跨度从1792年到1871年。这一场景通过起义打翻既有秩序而使夺取权力的群众运动连成一片；这场革命就是要废黜旧有的社会形式并创制“自由人的共同体”。在近一个世纪的近程中，由城市居民，艺术家和大学生构成的无组织的群众运动逐渐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型壮大。这一场景序列的高潮就是令人吃惊的首创性的——也是骤然失败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既展示了将群众运动，工人阶级领导和武装起义合而为一的非凡能量，同时也展示了它的局限：公社社员们既没能使这场革命立足国内取得胜利，也没能击退外国背景的反革命武装力量而保卫这场革命。

共产主义设想的第二个场景序列时间跨度为1917年到1976年：始自布尔什维克革命，终于文化革命以及1966年－1975年全世界范围内的武装造反的终结。这个场景被一个问题支配着：怎样获得胜利？不像巴黎公社那样，怎样抵抗有产阶级的武装反动；怎样组织新的政权以保卫公社使之免于敌人的冲击？问题不再是表述和验证共产主义设想，而是实现它：19世纪所梦想的，20世纪则要使之成真。对胜利的执著，其中心就是组织问题，而这种执著在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当中找到了它的基本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设想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典型结构。党有效地解决了第一个场景序列遗留下来的问题：革命胜利了，既通过起义的方式也借助了延长了的内战的形势，在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新的秩序相继确立。

但是第二个场景序列接着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以它应对第一个场景的难题所使用的那种解决方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党推翻虚弱的反动统治是有着恰如其分的工具的，但在建构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种暂时性国家，向非国家过渡的组织形式，国家的辩证“消亡”的组织形式——方面，党却证明是不得力的。党-国家结果发展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权威主义。这些制度的其中一些的确在教育，公共卫生和劳动力价格稳定措施方面实现了飞跃发展；它们也在国际范围内限制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然而，国家主义原则本身却证明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也是无效的。警察的高压统治并不能挽救“社会主义”国家，使之免于内部的官僚主义惰性；五十年里，它从未在资本主义敌人强加于它的巨大竞争当中获得胜利。第二个场景序列里那场最大的动荡——在其最宽泛意义上来说的文化革命和68年五月风暴——可以被理解为疗救党的心力不足的某种尝试。

间隔期

第一个场景序列结束和第二个场景序列开始之间有四十年的间隔，在此期间，据称共产主义设想已经难以为继：1871年到1914年的那几十年中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1970年代第二个场景序列终结以来，我们便已经身处另一个类似的间隔期之中了，对手再一次占了上风。在此环境之中至关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设想的一个新的场景序列终于开始了。但显而易见，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党，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的所有这些创新确实不再敷用。它们当然值得在理论层面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但是就实践政治层面而言，它们已经变得无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

在由敌人支配的间隔期内的这个时间点上——此时新的实验被死死压制——要确凿地说第三个场景序列的特征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致方向似乎尚可辨别：它约略是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层面之间的新关系——此种关系在“文化革命”的表达之中，或在“内心革命”这一68年五月的观念之中初具雏形。我们仍须牢记来自第一个场景序列的理论和历史教训，仍须继续来自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对胜利的追求。但新的途径既不能是奈格里和其他全球化替代论者所信奉的那种由群众智慧激发起来的无组织无形式或多形式的群众运动，也不能是某些托派和毛主义者所希望的对群众的共产主义党的复兴和民主化。（19世纪的）运动和（20世纪的）党曾经是共产主义设想的特殊模式；但现在不可能再返回它们了。相反，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否定性经验之后，经历了文化革命和68年五月的那些充满歧义的教训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别一种模式让共产主义设想成为现实，帮助它在新形式的政治经验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如此复杂，如此具有实验性。我们必须专注于它的存在条件，而不仅只是去改进它的途径方法。我们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之中重新建构共产主义设想——重新表述劳动隶属于统治阶级并非必然的这一命题。

这个任务涉及哪些方面呢？从实验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试着找到一个支点，它应处于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和拉康曾说的“财富仪式”的暂时性之外。此支点在形式上与那种仪式相对立，并且能够支撑起普遍真理。可以下论断说“只有一个世界”。此话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当代资本主义可能自吹自擂说，它创造出了全球秩序；而它在当代的反对者也在谈论“替代性的全球化”了。就本质而言，这些反对者主张把政治定义为使现实所是的世界变为我们希望所是的世界的实践手段。可是，目前存在由人类主体构成的唯一世界吗？全球化的“这一个世界”只不过是由物——待售物——和货币符号构成的世界，只不过是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程度地保持着不可入性。人们被闭锁在这个世界之外，诚如“闭锁”字面所示，他们常常被摒于这个世界之外。

柏林墙的倒掉据说象征了自由和民主的单一世界的形成。二十年后，显而易见的却是世界之墙的形式转换：它不再分割东西，现在它让富有的资本主义北半球和贫穷而濒于毁灭的南半球泾渭分明。一道道新墙在全世界范围内构筑起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非洲和西班牙飞地之间，财富的享乐和穷人的欲望之间——无论这些穷人是村庄里的农民，还是居住在贫民窟、郊区街区、私人房产、公寓、非法定居点和棚户区的城镇居民。资本主义所谓的统一的世界，其代价就是野蛮地对人类进行区隔，那些区域被警犬、官僚管理、海军巡逻艇、带倒刺的铁丝网和各种隔离措施分离开来。“移民问题”，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工所面临的境遇，恰恰生动地证明了——从人道角度来看——全球化的“统一世界”是一个假货赝品。

一个述行的唯一整体

必须扭转这一政治难题。我们不可能从对世界存在的分析性一致意见出发进而根据其特征采取某种标准化的行动。分歧无关于属性，而关乎其存在。面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这种人为的和灾难性的状况——这就是在“西方”名下所完成的分裂——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将唯一世界的存在确定为公理和原则。但“只有一个世界”这个短句子并不是客观总结。毋宁说它是一句述行语：这唯一世界对我们来说以何种方式存在正由我们决定。一旦对此坚信不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这句简短的断言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详述。

第一个后果是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无论是我在餐馆厨房所见的非洲工人，我在街上所见正在挖土掘洞的摩洛哥人，还是在某公园里照料小孩的带着面纱的妇女，所有人都和我自己一样属于同一个世界。就在此刻我们便能扭转由物和符号构成的世界的观念，并在此时此地着眼于生活的，行动着的人而重构一个整体。这些人尽管在语言，衣着，宗教，饮食，教育方面与我相异，但却和我自己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由于他们像我一样存在，我就能与他们讨论——并且我们一起（就像和其他人一起那样）可以就事情达成协议或保持异见。前提是：他们和我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

这时有人可能起来反对文化差异：“我们的”世界是由那些接受了民主、尊重妇女和人权等等“我们的”价值的人构成的。其文化与此相反的那些人都不是这同一个世界的真正成员；如果他们想参加进来就得秉持与我们相同的价值，就得“归化”。正如萨科齐所说：“如果外国人想要待在法国，他就得爱法国；否则就必须离开。”要确定身份就得随时放弃“只有一个由生活着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世界”这个原则。有人说了，我们必须把每个世纪的法律拿来做一番考量。是该如此；但是法律并不对人的世界归属确定前提。它只提供在唯一世界的某个特殊区域当中有效的暂时规则。没人被要求热爱法律，而只须遵守。生活着的男男女女构成的唯一世界当然可以有法律；但这种法律决不可能主观地要求你们必须和他人相同，也决不可能对它治下的存在做出“文化”前件的规定。唯一的世界显然是无限博大的差异体系存在之处。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绝非要对世界的统一性提出怀疑——这些差异正是存在的原则。

接下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无限差异是否受什么东西支配呢？确乎只有一个世界，但是否这就意味着作为法国人，或生活在法国的摩洛哥人，或生活在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穆斯林就微不足道呢？我们该不该把对这类身份同一性的坚持看作是一种障碍呢？“身份同一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系列特征和属性，个人和群体可以借助这些特征和属性在自身当中辨认“自我”。但是这个“自我”又是什么？是由所有这些特征性属性所构成的多少可称之为常性的东西。因而我么可以说，身份同一性是支撑起这种常性的属性的集合。比方说，艺术家的身份同一性就是他或她的风格常性可以借以被辨认出来的同一性；同性恋的身份同一性由与可能的欲望对象之常性相联系的所有因素构成；某国家中外国人共同体的身份同一性则由借以能辨认出此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那些要素——语言，姿势，着装，饮食习惯扽等——构成。

由常性概念而如此被定义的身份同一性在两方面与差异相关：一方面，身份同一性总是与其他身份同一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它作为常性又不会变得不同。对身份同一性的确认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第一种形式是否定性的，即竭力主张我不是他人。比如在面对权威主义提出的归化要求时，就必然出现这种形式的身份确认。摩洛哥工人将会断然宣称他的传统和习惯决不是欧洲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第二种形式是指新形势中身份同一性的内在发展形式——就像尼采那句著名格言所说，“成为你自己”。那位摩洛哥工人不会放弃构成他个体身份同一性的要素，无论是在社会当中还是在他自己的家庭里；但是他也将逐渐以某种创造性的方式适应这一切，以他寻获自我为限。所以他对自己所是——巴黎的摩洛哥工人——的发明并非通过内心断裂，而是通过身份同一性的扩展来完成的。

“只有一个世界”这句话的政治后果所起的作用，就是将诸身份同一性中最普遍的东西联合起来。最近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集会作为一种地方性实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未登记注册的工人和法国公民会集一处要求废除迫害性法律，警察的袭击和驱逐；要求外籍工人的存在现状得到承认；所有要求都不是不合法的；这些要求出自人们的本性，这些人们在根本上而言都处在同一种存在境遇之中——他们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人。

时间与勇敢

“在如此巨大的不幸当中，你还剩下些什么呢？”高乃依的版本里，美狄亚的闺中密友这样问她。答复是：“我自己！我说，就是我自己，这就够了。”美狄亚所保有的就是决定她自己命运的勇敢；而我要说，面对我们时代判断力之丧失的时候，勇敢是最根本的美德。在讨论对压抑性痴呆的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拉康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讨论最终不就是导向了有关勇敢和正义的辩证式讨论了吗，就像是柏拉图那篇对话的讨论一样？在著名的“有关勇敢的对话”中，在受到苏格拉底询问之后，拉凯斯将军回答说：“勇敢就是当我看到敌人之时立即扑向他，与他作战”。对这样一个回答，苏格拉底并不特别满意，当然他接着温和地指责拉凯斯将军说：“这是有关勇敢的好例子，但例子还不是定义”。我要冒着与拉凯斯将军一样的风险给出我的定义。

首先，我坚持认为勇敢属于美德的一种——也就是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在实践之中培养起来，由人建构起来的某种东西。进而勇敢是通过在难以忍受的境遇下的坚持而自行展现的美德。这不是与难以忍受的境遇偶然相遇的事情；那是英勇而不是勇敢。英勇与其说表现得像是一种美德，不如说像是一种姿态，我转而直面难以忍受的境遇的瞬间所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勇敢的美德通过难以忍受的境遇之中的坚持而自行建构；时间是它的原料。长时期地作战是需要勇气的，其期限与世界法则所强加的那种期限完全不同。我们一直在寻求的那个点必须是能够和另类时间秩序相联系的点。占统治地位的[时间]秩序给我们派定了暂时性，但也只有那些被这暂时性所囚禁的人才总是动不动就惊呼——就像社会党的许多追随者所做的那样：“希拉克的十二年，现在又要再等下一轮选举。这就是十七年；也许是二十二年；也可能是整整一生！”他们最好也将成为沮丧者和判断力丧失者；而就最坏的情况来说，他们会变成“老鼠”。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切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无疑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处在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

（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