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东北亚和世界体系

东北亚和世界体系——处于体系性大危机之世界的地缘政治分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原载：《文化纵横》

　　2008年，世界上有两个备受关注的焦点。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是中国。伊拉克被认为是美国的大失败，表明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竟无力赢得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而中国，则被许多人看作是世界体系中正在崛起的力量。
　　这种看法与媒体在1989年对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在1989年，苏联正走向崩溃，媒体都把美国视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地位已是无可动摇。而在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被认为在政治上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甚至有可能解体。
　　
　　人们的看法变得多快啊！那么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呢？媒体、政治家，唉，还有那些社会科学家，都惯于日复一日地追踪新闻事件，并尽力把每一件小事都解释成全新的东西。所以，对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得到的都是扭曲的画面。社会科学分析家要更冷静一些才行。
　　首先要说明的是政治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差异。政治是关于现状的东西，反映追求自身直接利益最大化的多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各个政治力量对每一个事件都作出即时反应，因为每一个微小变化都导致其他政治力量改变其短期策略，从而使各个政治力量不断小幅度调整他们之间的结盟关系。所谓的政治技巧，就是要知道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不断调整着的关系。
　　地缘政治却是别样的东西。它指涉的是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控制着世界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为求取长期性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互动。地缘政治趋势在新闻标题中是看不到的，而在政治行为者的视野中往往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因素还是会影响政治行为者的短期行动，而后者对此往往并不自觉。地缘政治发生在结构性和周期性的时空（布罗代尔有高论于此）里，而不是发生在我们称之为政治的短期性、即时性的事件中。
　　比如在2007年春，美国国会就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拨款中是否应包含对美国撤军日期的规定而举行辩论。在政治上这很重要，因为这会对2008年的大选产生很大影响，或者至少局中人这么认为。但是在地缘政治上这却无关紧要。因为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失败了，而这一失败很可能会对今后至少25年内的世界体系产生巨大影响。无论2007年的美国拨款法案是否附加从伊拉克撤军的条款，都已无关大局。
　　所以说，对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对中长期的结构和趋势的分析，是在特定时间点上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评估。我们可以列举出当前考虑到的诸多趋势。我们可以评估各大力量对这些趋势作出何种反应。我们可以思考一组行动者的特定行为会对另一组行动者产生何种后果。但是，我们不能假定任何人的行为都将是必然的。有太多偶然因素。我们永远无法判断各个行动者将要做些什么。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地缘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要分析各个行动者最有可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并评估这对其他行动者所产生的后果。
　　
　　东北亚的崛起及其内部的统一趋势
　　
　　当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就是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陡然衰落。我要讨论的是这一事态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世界体系已经由一种徐进式（creeping）多极化局面转变为一种彻底的（undisguised）多极化局面。仅仅10年前，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还在宣称美国是一个“谁也离不开的国家”，但现今，其他国家都想和它保持距离，而且是公开地。他们甚至准备把美国甩在一边。这意味着其它的权力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权力中心，已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强化自身地位并有力地宣示自己的主张。
　　这些权力中心有哪些呢？备选名单上至少包括西欧、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伊朗以及巴西（或南美洲）。我要在这里讨论的，是未来25年里一个可能的权力中心，我称之为东北亚，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今日东北亚由五个实体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韩国、朝鲜和日本。
　　如果我们要假定这五个实体会成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那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两个实体和朝鲜半岛的两个实体会不会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
　　朝鲜和中国的分裂分别始于1945年和1949年，基本上都是根源于冷战冲突。对统一的抵制有深刻根源。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克服分裂的努力。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力量都十分强劲，两国最终会分别走向统一的观念根深蒂固。当然，在台湾有受到强烈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但也只是一部分人口的支持。
　　人们又会问，会有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压力去促成这两国的统一？针对两国的答案是不同的。中国的基本立场是清晰而坚定的，也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被重新整合到中国之内。中国以往收回香港和澳门时曾作出特别规定，无疑也会愿意考虑对台湾给予类似的让步。但是它仍然坚持要求对方放弃任何主权独立的主张。
　　
　　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不难理解。它对清朝以后纳入中国版图的任何地区的立场都是如此，这不仅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还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这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其漫长的历史经验。在以往数千年间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威下的相对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崩溃交替出现。
　　这种崩溃最近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国民党掌握中央权力，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难以有效行使权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重建有效的中央权威。然而，中共认为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它担忧的是，如果它不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目标，不仅台湾会继续排拒中央权威，而且中央权威有可能在整体上崩溃。这又将我们引向第二个原因。中共相信，中央权威在国内任何形式的崩溃，都有可能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强化其力量和地位的能力构成毁灭性打击。这个估计很可能是正确的。
　　台湾人的看法则是分裂的。在政治上，曾长期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似乎倾向于和北京达成某种协议。但是那些所谓的台湾本土力量却自始至终敌视国民党（在1947年发生了大冲突，本土力量失败），基本上反对与中大陆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台湾内部的这种分裂既是族群的，也是世代的。从族群上看，倾向台独的势力，来自17世纪清朝合并台湾以来就定居于台湾的说闽南方言的族群，而亲国民党的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到台湾的人。
　　国民党集团当然长期极度敌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但时过境迁，美苏冷战已荡然无存，而北京也已对其意识形态方针作出重大修正，不再认为其经济路线与台湾截然对立。世代更替，那些1945年以后来到台湾的人大多已然离世，而他们的儿孙辈在政治上则已然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塑造。
　　促使台湾人对统一的看法发生改变的主要压力来自经济方面。台湾企业家在大陆大举投资，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经济前景与中国大陆的持续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对这群人来说，台独会招致双重恶果，既危及他们的经济前景，又损害他们在岛内经济和社会上的合法性。
　　当然，台湾人始终担忧的是，统一将会导致他们难以下咽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始终保持警觉。但是决不能低估时间的作用。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力量会导致自豪感的提升，而这对台湾人的效应可能是促使更多的人希望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持续衰退的时候。总的来说，指向统一的地缘政治压力，要显著大于指向对抗统一的政治压力。
　　两个朝鲜的情况则很不一样。朝鲜在二战一结束就沿着三八线被一分为二，由苏美军队分别实施占领。1950年爆发战争，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和中国分别从对立双方介入战争。战争在1953年达成停火，分割线仍然维持在战争开始的地方。在此后的30年间，南北双方毫不妥协地相互敌对。

　　但是地缘政治现实再一次改变了。冷战走向终结。1972年尼克松访华，不可能不对朝鲜产生影响。朝鲜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恶化。韩国的独裁政权在1987年告终。1998年，金大中总统宣布实行所谓阳光政策，号召与朝鲜展开积极合作而又不试图“同化”朝鲜。这并不是一项美国所乐见的政策，但韩国对此仍积极追求。这导致韩国内部态度的巨大变化，其民众中的大多数现在似乎愿意与朝鲜加强联系。
　　严重影响韩国态度变化的一个考虑，是德国在1990年实现统一的经验。在德国，组成前民主德国的各州，被作为单独的实体吸收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中。这一进程虽然在政治上对西德有利，但造成了一个经济上仍然差距悬殊的统一国家。
　　韩国政治家据此认为，追随德国模式（单纯地吸收北朝鲜）将是很不明智的。韩国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将高于当年的西德，而经济差距悬殊的问题将会更严重。他们决定采取更缓慢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统一。当然，这也符合一向竭力维护其权力的北朝鲜政权的愿望。
　　然而，在这里，时间也会起作用。我们无法预言北朝鲜是否一定会发生类似于苏联或者中国那样的渐进式转变，但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而且在这里也存在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压力。经济利益使得韩国希望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系。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韩国自立于中日两国面前的能力，将会因成功的统一而大大加强，其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将因此而剧增。
　　
　　日本在东北亚体系中的微妙角色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在2025年前中国和朝鲜都将重新统一。那么接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会在地缘政治上达成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吗？这首先取决于中、韩、日三国的中长期利益，而三国的利益各不相同。
　　日本得到的将最多，失去的也将最多。但日本似乎是三国中政治上最缺乏灵活性的国家。这有几个原因。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结果导致日本在军事上被阉割，并从属于美国。明治以来，日本不仅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力求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但它的这个大计划因战败而受挫蒙羞。
　　1945年以来，日本的战败因其了不起的经济成就而得到补偿。到1970年代，它已被视为所谓三大力量之一，在经济上与西欧和美国并驾齐驱。在1980年代，日本一直被许多美国分析家吹捧为天下无敌的经济巨人。即使在遭受严重经济衰退的1980年代，日本也仍然是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动机。
　　
　　对日本和对其他国家一样，世界在不停的变化中。冷战已经终结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日本的新生代掌权者不愿意继续生活在1945年战败的阴影中。无论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说“荣誉”的原因，反正日本热切期盼被认可为一个“正常”国家。这意味着它希望扮演大国所应享有的地缘政治角色，急于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最重要的是，日本希望终止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强制性的非军事化地位。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充满矛盾。一方面，保守力量认同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政策。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它的经济对手，而且对其所追求的世界体系中（特别是在亚洲）的政治目标构成制约。
　　在美国制止北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重大努力中，日本成为旨在遏制朝鲜的六方会谈的其中一方。然而人们还是会怀疑，日本私下里其实希望看到朝鲜抗拒美国，从而获得成为核国家的借口。如果什么时候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和韩国更加接近了，那么疏远美国也就容易得多了。
　　然而，日本还面临另一重两难局面，妨碍它与中韩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由于日本将其在二战中的战败视为民族耻辱，它一直极不愿意就其被其他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所谴责的过去行为承担责任。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的做法，是其恢复“正常”国家角色努力的一部分。
　　为什么日本坚持要这样做？与德国加以比较有助于说明问题。德国已经多次声明，它要为纳粹时期暴行承担责任并作出某种赎罪。这正是日本人拒不履行的。有一种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两个战败国的差异。就德国而言，冷战迫使西德与其宿敌法国达成和解，以在西欧建立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线。德国为消除法国的敌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它要否定纳粹历史并寻求赎罪。
　　日本身边却不是法国，它身边的中国和北朝鲜是它的对立方。当时，韩国被美国严加控制，日本没有必要去和它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特别是，韩国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愤恨不已。所以，在1960和1970年代，日本在地缘政治上没有迫切需要去效法德国。而到1990年代冷战结束时，日本已经进入重新申张民族主义的阶段。
　　虽然如此，在经济方面，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对其长期利益非常重要。日本对华经济联系一直在持续加强。自2002年起，日本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了它从美国的进口。日本对华投资不再限于回销日本的生产基地，而且扩展到面向当地市场的生产和销售基地。双方的贸易是互惠的。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在华生产将越来越少地依靠当地工人的低工资水平。但即便如此，中国获益于日本先进技术的空间还是很大。在今后很长时期内，日本仍会继续将其已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转移到中国。
　　
　　日本对华经济关系的加深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与日本与美国之间发生的缓慢而稳定的经济“脱钩”（delinking）有关。日本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反应，就是寻求强化区域金融合作。这一努力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看待东北亚局势的方式有些不同。其中一端是，历史上，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是主导性的一方，只是到了19世纪才失去优势地位。中国决不愿意让这暂时的力量对比成为两国关系的永久标记。在21世纪，中国在军事上已经走在前面。在21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里，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仍然落后于日本，但双方差距正在缩小。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中国重新变得比日本更受看重，无论别人欢迎还是恐惧它的政治姿态。
　　再者，中国领导层已经展现出一种对地缘政治的精妙理解。他们知道，把日本纳入东北亚区域安排利大于弊。它会试图缓释日本的军国主义，而这是许多日本人自己也担忧的。它会显著地削弱美国在该地区作为一个主要行动者的力量。中国当然不希望日本成为一支敌对力量，为此也许值得作出一些让步。所以，虽然中国始终对日本不就其昭彰罪行予以忏悔而发出强烈抗议，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使得两国关系被毒化。
　　无论如何，经济才是中国从中日关系中获益最多的领域。中国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其生产能力和利润水平，但是它还有一段路要走。它仍然需要大量外资。它仍然需要以引进或者其他方式获取技术。尽管中国研发能力有所提高，但仍落后于日本。它仍然需要获得外部市场和原料。它特别需要能够把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卖出去，而且是在持续的世界性经济动荡中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扩展它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而是扩展和谁的联系。就其产品的市场而言，美国、西欧和日本显然最为重要。美国经济已经并将继续处于动荡之中，西欧和中国的文化纽带太少，其进口格局难以适应中国扩大出口的需要。显然日本才是中国倾力以对的地方。无论当下的政治分析说什么，地缘政治分析都会得出中日交往必定加强的结论。
　　当然，中日关系中还将存在由来已久的激烈争夺优势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朝鲜半岛的因素又会起作用。韩国作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个竞争者，虽然其地位有了显著提升，但还难以企及日本的水平。与中国相比，朝鲜半岛只是一个小地方，但朝鲜半岛人口规模较大（统一后其人口肯定会大幅增加，）而从全球范围内看，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从朝鲜人的角度看，中日修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朝鲜半岛被排除在框架安排之外，那么，这对它就是一种危险的局面。但是，如果统一的朝鲜被纳入东北亚协作（consortium）的框架安排，则其显然能够从中获益。
　　就东北亚协作的政治方面而言，统一的朝鲜可以承担中日对抗的调解人的角色。它可能通过坚持要求在三国之间达成某种平等而实现这个角色，而这个目的是有可能达到的。就东北亚协作的经济方面而言，统一的朝鲜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一个广大而繁荣的市场，并可以按照最优惠的条件进口它所需的商品。
　　
　　美国与东北亚
　　
　　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定在今后20年内，这样一个东北亚协作的安排会被稳固地建立起来。那么，这对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谁又会成为输家？我们要从三大势力的另外两家，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谈起。
　　美国必须作出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决定，要么与东北亚对打，要么加入。由于美国在所有领域内都衰落了，又由于如我所假定的东北亚协作体将很快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强大的三大势力中的一员，则美国会处于不得不与其中一方联手的境地──要么是和东北亚协作体，要么是和欧盟。美国可能会发现，东北亚集团欢迎美国加入，只要它心甘情愿地做小兄弟的角色；而欧洲人则更不情愿将美国纳入其框架安排，不论他们之间言语有多热乎，历史渊源有多深。
　　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历史渊源，欧洲才不愿接纳美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一向视美国为其地缘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分支，因而也是它的从属。二战以后，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改变了这种关系，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欧洲特别是西欧是一种羞辱。除非欧洲割断与美国的政治纽带，否则，它将永远无法在文化上申张自己。而从地缘政治上看，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东北亚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它们有被西方（不仅仅是美国）所宰制的记忆，而在19世纪已被制度化了的西方宰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它们的文化愿望，正是宣示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能满足这种文化愿望的，莫过于让美国在它们之下心满意足地做小兄弟。所以，一旦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克服了它们之间的麻烦，并建立起一个共同阵线之后，它们就几乎肯定会一同对美国要求入伙的愿望作出反应。
　　如果东北亚和美国的联手已成定局，则欧洲就可能在文化上被解放，但在经济和军事上会陷入麻烦。这将迫使欧盟和俄罗斯达成妥协，以求与新生的东北亚加美国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庞然大物相抗衡。曾属于前苏联或者1945年以后曾是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各地的政治精英对此会激烈反抗，但这种反抗终将瓦解，因为，欧洲其他部分将极力坚持通过与俄罗斯联手，而加强自己的地缘政治力量。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与两条道路之争
　　
　　在对我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未来所作的这个审视中，还剩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地缘政治比政治更具长期性，但是体系性的现实，又比地缘政治更具长期性，也更强有力。我们必须将这整个分析置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结构性危机的框架之下。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已经达到它结构性危机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由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向别的什么东西转化的阶段。这一转化的发生，要通过体系性大混乱和结构性大分叉。现存体系被更替的途径，有非此即彼的两条；大转型的两种模式，相互间也处于直接冲突之中。
　　我早先把这称为达沃斯道路和阿雷格里港道路之间的斗争。我曾说过，在大分叉的其中一条道路被最终选定之前，这一斗争将持续25～50年，而最终究竟选定哪一条道路，在根本上无法预言。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现存的世界体系已经无法自存而必将消亡。
　　目前我只能持有上述观点，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体系性斗争对我所作的关于未来前景的地缘政治分析有什么干系呢？这首先意味着一点，即我所概述的所有趋势都将发生，但这些趋势中没有任何一端会有常规性的终点，而在以往世界经济体的历史中，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类似重组是有所谓的常规性终点的。
　　从我所勾画的格局中，人们可以预期出现的常规后果是：到2050年，东北亚协作体将会具备世界体系中正在兴起的新中心的形态。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在与美国联手的东亚协作体和与俄罗斯联手的欧盟之间，将发生激烈的斗争，甚至可能导致另一场“三十年战争”，然后是东亚明显胜出。
　　但是这真的会发生吗？我表示怀疑。这不是因为霸权更迭这种形态不会重现，而是因为这种形态的霸权转换，有赖于一个能运作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如果我们进入另外一种世界体系，那么，说什么别的都没用了。我们不知道这种新的体系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地理上的差别，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是否还起到现在的世界体系中的这种作用。我们不知道新的体系是比现在更公平呢，还是更不公平。
　　从以上讨论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政治上达沃斯路线和阿雷格里港路线之间的斗争，远比三大势力之间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更重要，也比南北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分配之间的斗争更重要。但是就分析问题的方法，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比大多数分析家都更加谨慎，不要轻易地从短期变化中去归纳出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的断言。因为，这是一个处于体系性危机——也就是大混乱——的世界，所以，我们会遇到巨大的起起伏伏。对所有社会行动的领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军事的领域，情况都是如此。我们不仅生活在转型年代所具有的长期不确定性当中，而且生活在一个比过去五百年都更混乱的世界所具有的短期不确定当中。
　　这将使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艰难。虽然我们必须穿行于日常生活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在智识上和政治上有益的人，我们就必须紧盯着体系转型的运动方向。这是一桩很难的事。希望我们能做好。

附文：

反达沃斯会议的启示

人民网驻巴西特派记者 张卫中 

首届世界社会论坛——“反达沃斯会议”，1月30日在巴西南部港口城市阿雷格里港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1万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得很轻松，包括出席会议的部长们都没有打领带，会场外更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然而，讨论的议题很沉重，经济全球化正在使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告结束。反达沃斯会议是一次左派大聚会。这次大会主要由巴西工党组织，会场内外，马克思、格瓦拉等画像时刻映入人们眼帘。红色是这次会议宣传品的主色调，“革命”、“新社会”等字眼在报告中频频出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发出呼声，只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解决社会问题，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两个论坛都在寻求新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模式。达沃斯会议注重的是世界经济，从可持续发展到减少贫富差距，从全球化前景到英特网安全，可谓议题重大。而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讨论更多的是：减轻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及制定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世界社会论坛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严重损害了“受援国”的社会发展纲要的执行，一些国家支付外债的利息远远高出本国的教育投资。为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达的“任务”，“受惠国”不得不在经济和金融政策上受制于人。与会者认为，一个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全球化，对世界本来制定的人们应该有一条新的思路，一条均衡和关心社会的思路。

反达沃斯与会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真正的和有效的经济体系应建立在平衡和可持续地使用地球有限资源的基础上，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会议要求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环境、债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推行的全球化战略，与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所提出的要求社会公正、平等而开放市场是不相容的发展道路。20世纪，尽管社会和民主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贫富差距却在加大。60年代，20个最发达国家的财富是不发达国家财富的30倍，到上世纪末，这一差距扩大到74倍。据世行统计，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有13亿。

世界社会论坛呼吁社会公正，实行社会变革。巴西几乎一半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1%的农场主手中，480万农户寻找土地来开种以维持生计。而巴西实行大农业出口政策，迫使农户流入城市，加入到失业大军中。哥伦比亚6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8%的人口属于赤贫，委内瑞拉的赤贫人口也达到了29%。

与会者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过去几次会议无果而终，国际间的合作不力，国际贸易冲突增加。反达沃斯会议的参与者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富国俱乐部”会议，制定不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西雅图、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国际社会要求建立一个尊重所有国家利益的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应是有控制的全球化，而不是自由化的全球化。市场的作用在涉及社会问题时似乎失去了它的绝对性。市场也要求民主化，市场开放更应是双向的。当法国贸易部长作为贵宾在会上陈述法国贸易立场时，会场上有人立即质疑法国的农产品补贴政策。

会议期间，两个论坛的代表进行了对话，但只是相互攻讦，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巴西总统卡多佐在评价会议时认为，两个论坛分开进行是错误的，他说：“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的经济是不人道的，一个没有经济的社会纯粹是一种空想。”（人民网巴西利亚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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