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反动、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
1997年1月，300万工人为反对新劳动法（内容包括：让雇主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在同一工作场所已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里不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发动了长达三星期的罢工，迫使政府同意修改新劳动法。这场总罢工既代表蓝领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领工人的利益，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它表明韩国劳工组织化程度之高，也体现了很高的斗争水平：争取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不只限于企业层面，而是由经济进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问题，斗争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它“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今天的中国，正以官僚与民间资本合谋，大举鲸吞国有资产作为一个反动时代最后的完成。国企工人的团结意识不断增进，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及现状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跨厂联合行动，大庆油田下岗工人的示威，虽然被统治者以欺诈和暴力手段镇压下去，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成果。这证明了只有斗争，才会有真实的收获。当上访行动遭到越来越大的挫折以至镇压，并且因为腐败与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解决（“铁合金厂的职工说，世界这么大，根本就没有工人说理的地方，北京信访部门对像我们这样送的信件，每天烧掉几麻袋。”——老严《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必然促使工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旧意识形态所冠予国企工人的“主人翁”称号，一方面混淆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斗争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诉求的力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则更为低劣，中国大地上每天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劳动纠纷，但是由于政府不断加强警察机器的力量，迫使工人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工人的集体斗争还相当困难。以地域进行组织（类似同乡会之类）还只是相当初级的形式，有待从基层的独立工会发展到跨厂的行业、地区等方式的组织。“外部力量”，尤其以改良主义为宗的中国劳工通讯之类的组织，不可能为中国的劳工运动找到出路，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同时，除了和权贵阶级紧密结合的上层知识分子之外，深陷个人主义迷津的一般知识分子或是沈醉在发展和进步的迷梦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会进程，或者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为中国的理所当然的出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会带来言论自由和其它政治自由和权利”，因而既没有密切和有力的组织，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甚至根本就不关心社会现实。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由于同知识分子结合而发挥出巨大的力量，韩国工人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历史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教会的帮助、学生深入工厂、知识分子的介入与联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识分子结合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仍然不断自发组织起来斗争，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巨大潜力，反驳了那种“阶级斗争是少数知识分子挑拔起来”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的阴险谬论。诚然，在没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与组党自由的社会里，“组织”是最为统治者所避忌的，风险也相当大。从郎咸平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争论和民意表态（绝大部分网友赞同郎咸平）以及国资委的顽固和傲慢的答复，也许可以推断，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丢掉对统治者以至“民间资本”的寄望，而与下层的劳动人民相结合，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反抗与社会改造的进程。今天，历史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陷于萎缩、波动、萧条，必须通过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加速破坏我们生存的星球，更无情地榨取工农的血肉来抢渡危机。
本文主要依据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1)一书，并结合其它数据，叙述韩国工人阶级直到近期的成长史、斗争史，希望可以给中国工人阶级以某些借鉴，并有助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斗争。
从日据时代到1961年：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第二时期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因为战争需要，在采矿、化工、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迅速的工业化。到1930年，韩国工人达到10.2万。1920年代初，不仅作为经济斗争，而且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工人不断卷入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1929年近2000名工人发起的持续三个月的元山大罢工是一个高峰。到1930年，劳动争议达160起，涉及1.89万人以上。但随之而来的大力镇压迫使劳工运动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劳工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8月，朝鲜光复。有着强大的组织与领导的劳工运动浮出水面，三个月内，在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强大的左翼工会，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厂。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对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联合警察与美国军事政府破坏“全评”。1947年1月的铁路大罢工期间，数百名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杀死或处决，数千人被监禁。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从而结束了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1960年，发生了反对选举操纵的学生起义，李承晚的腐败政权因此垮台，代之以软弱、同样腐败而短命的张勉“民主”政府。这期间，劳工活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发动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起315个新工会，并取得15－50%的工资增长。左翼白领工人工会，尤其是以“反对国家对学校的课程控制、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的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标志着早年劳工运动左翼遗产的复兴。
1961年6月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给第二时期的劳工运动划上一个句号：解散旧的韩国劳总，建立一个新的几乎有名无实的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禁止罢工；修改劳动法，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同时扩大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阻止有组织的劳工与政治团体建立联系，等等。
踏着被打折的工人运动的脊骨，朴正熙开始了他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特点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韩国农民向城市迁移和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城市工人的人数从1960年的130万增加到1966年的210万，到1970年增至340万。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而腐败的旧统治阶级无力甚至不愿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在韩国，这种落后性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勉政府后期甚至无法控制社会局势，最后导致军队介入，以保证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国家力量被强化，担负起这个任务。
由于最初两三年的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转而踏上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还可以分为1960年代的轻型制造业和1970年代中期之后重工、化工业的发展）。南韩采取“发展型国家”策略，即国家掌控总体经济规划，并扶植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即一方面，发展国营企业来控制国内主要的产业，同时对于配合国家计划的私人企业，政府给予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的许可证，并利用其控制的银行机构给与低利率贷款以协助其扩大规模。财阀积极参与重化工业，拥有进出口垄断权，从事土地投机和其它商业投资，积累起庞大的资本。但是大量从事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的结果，使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结构非常之糟，企业负债比例太高，尤其是财阀。银行对信贷没有控制导致，大量的呆账。投资者的兴趣集中在发现新的细分市场上，对发展公司福利、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没有兴趣。劳工的培训通过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来承担。
在经济上，这个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韩国工业出口额从1963年的8700万美元跃至1970年的8.3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0%，制造业部门年增长率达19%。1960年代末，由于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机。裁员、欠薪及关厂使得劳动纠纷开始变得频繁。朴正熙采取了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法，禁止外资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同时实施种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其它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
危机增强了反对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选朴正熙险些败给金大中。1971年尼克松访华，接着从韩国撤军（朴正熙一再强调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共产主义），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挑战，朴正熙在1971年12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颁布“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把更多企业列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禁止工会在这些企业活动，对行业性工会活动也做了进一步限制。1972年10月，“维新”宪法封闭了所有的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确立了官僚独裁体制。
为了淡化公众的不满，朴正熙极力以经济成绩购买政治合法性，承诺到1970年代末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亿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为了发展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由于轻工产品出口市场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并丧失比较优势，朴正熙转而发展重化工业。通过新的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把巨额的政策性补助贷款投入六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整个1970年代，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7.8%，制造部门年增长率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间，越战和某些国际经济的特别因素也促成了韩国经济的成长：政府从国外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韩国公司从繁荣的中东得到庞大的建设项目；参与越南战争带来了巨大利润；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大量汇款；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然而，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结果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设备过剩、非生产性投机盛行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使原已畸形的经济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经济和赤字财政政策使韩国患上了“通货膨胀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19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分布在农业，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30年的工业化把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这个历程在韩国，不是如欧洲早期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来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在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的低价出售粮食。同时，用于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提高，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1965年，平均每户农户的收入只够开支的88.4%，1974年达124.4%，但到了1985年则降为78.9%。只有耕种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以大城市为主，而政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承诺仅仅是纸面上的政策而已。这使得农村缺乏非农业性收入的机会。从19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越来越深陷于债务之中。那些离乡背井前往城市进入工厂的年青人，绝大多数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与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在城市里了。由于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割断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传统，当新一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业中时，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是较高的。美国的援助机构在战后曾制订的计划，使韩国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所吸纳的工人，都得到过小学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们也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于适应工厂的纪律，19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触和加入了“城市工资性就业”。朝鲜战争使人口流动加剧，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由于韩国法律规定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培养了服从权威、命令和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时性等等习惯。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征。总的来说，这一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有什么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数字，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不论在什么行业，也不论企业大小，长工时都是一样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使之稳步加长到1986年的54.5工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但是，以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成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业的工资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如此。甚至许多工人在就业方面希望能进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1970－19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资的1∕5。当然，这并不等于加班时间和正常工作时数的比例，因为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劳工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韩国工人只好经常服用一种叫作“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他们还不如机器和耕牛。结果是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持生计。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6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加上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是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超出了经济和职位保障问题。总之，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就是：用完即弃。
对无组织的工人来说，假如不满于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中所受的欺凌，能够选择的也只有更换工厂和职位。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离职率为每月5.6，是很高的。但是，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对他们却相当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之外，劳动力从未短缺过。事实上工人最怕离职，而雇主也最喜欢以除名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对付那些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经济文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同步”的乐观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工资不足以维生的工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是体力与非体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2)
最后，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这种家长制，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勋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咒骂、粗言秽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时间乃至个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畴的穿著、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处在工头和监管人员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论在大小企业，也不论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为严厉。这种兵营式管理——而且深受日本军队及朝鲜战争影响——的独裁、严苛及暴力倾向，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韩国企业才开始建立起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系统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于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于卑贱的仆人。这种鄙视甚至跟来自所谓中产阶级对蓝领工人“缺乏纪律和不道德”的指责无关，因为韩国工人当时普遍不存在这种问题，而是社会利用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施加的压力。这使得——用具海根的话说——工人们不是倾向于“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办厂的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被虐待的非人状况是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到了工厂外他们就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工人身份。较为积极的反应则是选择上夜校，事实上，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过夜校学习，尽管这些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的普遍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动渐渐转变成了提高阶级意识的场所。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凌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时，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或工作的态度或“伦理”。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并没有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压迫欺凌，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成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并且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看到了经济奇迹之下的黑暗与苦难，从而把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任务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年青的工厂女童“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他渴望结识知识分子，常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啊！”他在小劳工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进行过相关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后，工人们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于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临死前，他嘱咐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给母亲李小仙留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并在校内举行祭奠。当时的反对党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则把“实现全泰壹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里。各类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后，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中又出现多起工人为抗议工作中的虐待而企图自杀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3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反对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它公司财产。但这一切并不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在斗争历程中，通过工会这种更系统和集体性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状况的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既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比如“清溪被服劳组”），也包括掌握公司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将之改造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比如1972年发生在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们争夺工会控制权、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当然，他们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骗、诽谤、阻挠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到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们从未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会领袖。由于“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组织过于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于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由于当时的组织者，包括知识分子，对女权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或者尚未达到自觉，所以，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是在运动中还没有单独提出过妇女权益的问题。(3)
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工人不可能只反对老板和寄希望于“中立”的国家的仲裁，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日益政治化，从而招致国家的进一步镇压。当老板们频繁地动用国家暴力将劳工活跃分子列入“禁止雇佣”的黑名单，赶出产业领域，他们也同时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工运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的地下网络，并加强了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以及民主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国家极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金泳三被开除国会议员职位，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并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不满于独裁政府的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朴正熙死后，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会。工潮的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具有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历时甚短的特征。1980年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全罗南道光州市民起义之后，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一个一个地废除工会，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并对知识界和新闻界加强打击和控制。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政府则将之列入黑名单，禁止其它企业录用。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沉默，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斗争的需要，其影响开始减弱。被开除的劳工分子成为了职业劳工活动家，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了。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识到“劳动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开发和动员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他们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思想和战略展开激烈的争论。大量的——据估计到1980年代中期达3000名以上，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辍学、毕业或因参加示威被开除），隐瞒自己的学历进入工厂工作，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最后把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独裁和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人，以及仅仅抱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于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后，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学生劳工战略家们主要分为“小组运动”阵营，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阵营。前者强调基础建设工作，是全斗焕高压政权下头几年的运动主流。后者更强调政治，试图把斗争提高到产业区域的层面，以地区为基础建立企业间的政治组织，此一潮流在政治压制松动后更加流行。
政治松动发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感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持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劳工斗争模式。1985年4月发生在大宇汽车公司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以及男工成为工运主导的时期的到来。政府则选择了暑期（6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对工会和劳工领袖的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等等。总共有8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斗争。几个宗教团体也给予了支持。公司给罢工工人的父母发电报，声称他们的孩子被“共党分子骗走劫为人质”，或是破坏了公司财产，需要父母赔偿，通过这种恶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后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斗争失败后，工会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离开本区，几个工会解散，劳动监督则加强了。虽然如此，“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劳工活动家更有志于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开始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和“仁川劳工运动协定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名之以“民众”文化。民众文化颂扬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从作文与报告扩大到诗歌、歌词、戏剧和小说，出现了几位职业工人阶级作家和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识分子对过于宽泛含糊的“民众”文学的“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工人的团结，阶级意识和认同感，激化了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态度，其效果胜过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然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着，报导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1987年韩国的劳动冲突大爆发
1987年6月初，全斗焕试图通过间接选举把权利转移给他的军校老同学、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史主席卢泰愚，以维持政治安定。他单方面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宪问题的谈判。当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来，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它工人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革命的幽灵迫使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做出让步以避免危机。这期间，产业工人尚未被组织起来，而仅仅作为个人参加到街头抗议中。工会所起的作用还很小。
但是当全斗焕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计划后，产业工人马上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从制造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7－9月间，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数量超过1960年以来劳动纠纷数量的总和，约有120万工人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几乎席卷了所有地区和产业部门，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于瘫痪。不过，这次斗争的中心不再是汉城－京仁地区，而是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发端，从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工会组织的、现代集团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的。斗争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发，无计划，无组织，令知识界劳工活动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会组织以保护长期利益却是工人们优先考虑的大事：工人斗争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会组织和自己的领导人，一年内组建了4000个工会，共70万工人加入。大多数公司所控制的黄色工会被民主工会所取代。在很多企业，工人争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焕被迫举行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并放松政治管制。
这场劳工大攻势具有非常激进的特征，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违法的，工人们有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以造成强制冷却期，以及其它规定），采取具有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会，改善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军事式独裁主义管理上。积极参与团结斗争并争取到实质性胜利，使得工人的阶级认同从少数“先进劳动者”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拥有“关闭工厂，令整个经济瘫痪，让资本家跪倒在脚下”的强大力量，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工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相对于雇主与管理者的权力感，积极地“表达”出作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败主义、逃避主义，不再试图“脱离”和忍耐。
工人的团结从同一工作场所向同一企业集团、同一地理区域延伸，建立各个地区的劳动组合协议会，成为劳工运动的洪流。不论在蔚山，在马山－昌原地区还是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每一次罢工都伴随着邻近其它工厂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示威，小企业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这样的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
这一时期，白领工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起相当活跃的工会运动，组成各种职业联合会和行业联合会，并于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制造业工人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的全劳协（“全国劳工运动团体协议会”）。由于产业升级和深化，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急增，事务性工作因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领工人的地位和处境都越来越糟。工会是他们用以对付不断恶化的工作市场的最佳途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和蓝领工人相似的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级制的压制，糟糕的产业关系。新闻工、教员和研究人员则积极反抗国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了富于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
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韩国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罢工以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男工在工运和工会中起到压倒性的领导作用。(4)
1990年代：国家、资本的攻势和工运的进退
在1987－1988年的劳工战斗中，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由于当时的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而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却是韩国经济的下滑，国家恢复干预劳动关系，以及资本的反攻。
1988年末，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警察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政府对激进领袖和全劳协领导人进行监禁，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它措施骚扰其团体成员。小企业受到经济下滑的打击，使得全劳协在成立一年内失掉了一半成员。
在新的攻势中，国家从露骨的亲资本立场转而塑造其中立形象，从粗暴的压制转而通过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以及加强产业和平与秩序的教育宣传来操纵工人。1987年12月，国家修改了劳动法，允许企业组成工会，进行集体的讨价还价，但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间的团结，不让他们组成全国性中心组织，以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相抗衡，通过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以掣肘工会的行动：禁止在同一企业成立超过一家的工会（以此保护国家支持的黄色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教师和公务人员组织工会（前两项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罢工之后废除，后两项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权废除，以换取“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的协议）。总之，政府力图把工会活动限制在原子化的各个企业内部。
资产阶级则在1989年12月组织了经团协（“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针对工会普遍的经济困难，以“不工作不给报酬”的策略来限制罢工行动。尽管工会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这项政策在1990年代初开始制度化。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用工制度，劳工－工会战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许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减少产业关系中引起工人强烈愤恨的独裁主义的内容，尽量不激起对抗。另一方面，建立单独的人事（人力资源）部门，将年功工资制度改为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
二、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领域推广自动化，以机器人取代人力劳动。大型企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扩大分包生产体系以增加弹性。小型制造商则雇佣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厂管理、团队工作生产体系也非常盛行。
三、当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雇主便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对雇主有利的法律来限制其行动。
四、通过具保守传统的媒体，把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压制战斗性劳工制造借口。“公司文化运动”致力于利用家长制语言给工人灌输虚假的家族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国家则宣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通过教育课程将之与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相结合，公司则从中录取学习成绩较佳者。
从表面上看，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温和的领导人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而非战斗性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领域，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也没能达到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政党由于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不愿与劳工结盟。不过，详细的考察表明，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并且把目标指向促进公司民主化、摆脱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等领域。1991年10月，民主工会阵营的三大团体利用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形成全国性联盟。1993年6月，该联盟发展成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全劳代（“韩国工会代表会议”）终于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个工会，42万名会员，一年后发展到50万人。
1980年代后，韩国遭遇到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渐攀升的工资受到东南亚低廉工资的压力，不断地丧失竞争力，大型财团日益显得无效率：过分扩张并背负着巨额债务；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官僚文牍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下降的生产率。
1996年，南韩以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的身分加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南韩财阀以此为由，要求按国际惯例修改劳动法。金泳三政权决定，在集体劳动法方面放宽限制，而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12月26日，执政党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钟时间通过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画厅法”。
消息传出，民主劳总（KCTU）领导人立即开会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两大汽车厂工人带动下，约14.5万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韩国劳总在基层工人压力下向120万名会员发出有限期罢工的号召。韩国汽车、造船和其它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令人吃惊的是，新年假期过去之后，工人罢工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扩散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加入罢工，前后持续了三周多，动员了总共300万名工人。这场大罢工还得到了国际上和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有力声援。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撤回新劳动法，并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后的劳动法仅仅承认民主劳总为合法组织（之后，有大量劳工离开韩国劳总，加入激进的民主劳总），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其余改动很少。和罢工的巨大的规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当微小。由于经济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韩国企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而赋予资本对付劳动以更大权利的弹性化策略正是经济竞争的要求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已成为国际潮流，这使得国家不可能顾及劳工关于经济公平的呼声。当民主劳总试图再次发动罢工之际，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情势急转直下。
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贷款并实施了作为贷款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企业破产数量惊人地增加，欧美跨国公司大举收购南韩大企业。破产与合并重组的结果是失业人数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万，税负增加，薪酬剧减，大量的家庭破裂。1996年，韩国“绝对贫困家庭”比例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系数达0.358，贫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员国中的第三位。青年失业率高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金权腐败问题，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炫都有亲信或家属涉及金权丑闻。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由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三方协议书”，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作为补偿，也批准了组建公务员和教员工会，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该协定遭到民主劳总的谴责和抗议。因为工会的地位虽然提高，权力增大，却被纳入合作主义框架，要求接受制度变革，安抚劳工，从而与先进工业国的劳工运动局面趋同。
韩国工人阶级与政党政治
尽管韩国工人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党化方面仍然经历了许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和其它政治家组成“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试图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但选举上屡屡失败，在整个1990年代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对工会活动的苛刻限制，以及劳工领袖的内部分裂，都是造成尝试失败的原因。1997年，民主劳总结合其它社运团体，推举媒体劳动者出身、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参选总统，并为此组成了“国民胜利21运动”。1999年成立了进步政党准备委员会，着手组党工作。2000年1月，终于成立了自称为代表“劳动者、农民、城市贫民、小企业主、女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今天，民主劳动党拥有5万党员，党内成份包括了亲北韩的民族主义左派（NL，占40%），87到89年斗争中涌现的因反对北派而集结起来的泛左翼的力量（约占25﹪），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国民派”（约占6-10﹪），激进左派团体“All together”。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劳动党现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十个席位。该党的竞选政纲涵括四十项要求，包括透过降低工时、扩张公共投资等来达成充分就业、课征富人税和裁减军购预算、创设议员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将财阀转变为民主和参与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务私有化、非正式员工任职一年后自动转变为正式职、反对派兵伊拉克以及关于女性、农业、媒体、住房、环境、性少数等各方面的要求。
国际资本，韩国资产阶级和媒体一方面已做好准备将民主劳动党纳入体制，一方面给以警诫和劝诱，力图使之踏上选举主义道路，并遵从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民主劳动党何去何从，是踏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还是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改造体制而奋斗，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验。（关于韩国民主劳动党的更详细的报导与说明，参看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见劳动民主网及台湾连结网站）
当前韩国工人运动状况和问题
1990年代末韩国工运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女性工会的兴起。由于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妇女在全球化下相当不利的处境，以及在改造原有工会内部家长制等级制、争取发言权方面变革的缓慢，组织妇女工会提上了日程。1999年初，9个地区成立了妇女工会，包含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并于同年组成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不仅处理就业问题，还处理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问题，比男性工会更明显地介入社会。
今天，小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工人无力抵抗公司的迁厂或结构重组。强大的工会一般集中在大集团企业。工会忙于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会员减少，没有精力考虑工人所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工会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民主工会运动还局限于工作场所，没有同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相结合，没有对贫困小区进行援助的抗议活动，换言之，没有发展成广泛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大部分工人的视线还局限于工作场所。这里存在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国家一直竭力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军事统治结束之后，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市民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同工人斗争在1990年代相分离，并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这也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二、工人阶级内部在发生分化，大型企业工人获得了较大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从1987年的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变成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不问政治为主，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认为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务（住房补贴，上下班接送，医疗保险，孩子的学费补助，丧葬费等）以换取工人的合作与忠诚。中小企业雇员则落在后面。而资本大量利用临时工、日工、兼职以至家庭劳动的策略造成了劳动队伍中得不到保护的非正式（外围）部分日益扩大，妇女则是弹性就业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来越走实用的工会主义路线，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
三、从工会方面来说，战略落后是个严重的问题。当资本采取了更先进的“新管理战略”，对工人进行“感化”、金钱引诱、加强监控工人并促使工人加剧竞争的时候，工会却没有提出相应的长期的对策。
四、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严重，即“雇员和雇主同属一个家庭”的态度，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于政府来改善经济地位、认同“劳资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赞同工人对雇主进行积极斗争的工人比例同样高。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劳动解放”主要保留在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劳动者”当中。
五、民族主义一直是韩国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战后至今，每一任统治者都要拿来挥舞一番。朴正熙的“现代化”和专制诉诸民族和国家振兴。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也从自己的“民族性”中寻求反抗的依据与象征。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国外的进步思想——以解放为取向的神学，尤其是拉美解放神学；依附论；流行于学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坚持自己最终的思想启示源泉是得自韩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不仅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业也乐于录取接受该教育的工人。对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这是仍待克服的极大的障碍。
要求工人阶级在“正常时期”始终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性，这是不现实的。韩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弱小和易受伤害，阶级意识也较为粗浅并带着种种矛盾，但他们已经在多年的史诗般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具备了高度的权利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着鲜明的意识，具有高尚的团结情操。斗争还锻造出大批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工人，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斗争宝贵的起点和财富。
＿＿＿＿＿＿＿＿＿＿＿＿＿＿＿＿＿＿
附注：
(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韩】具海根（Hagen Koo）着，梁光严 张静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片翻译，2004年1月第1版
(2) 1983年，体力和非体力工人收入比为52%（差距之大甚于日本和台湾，但到1990年代中期则缩小了，比日本和台湾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为42.9%（到1990年，该比例为53.4%），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30%，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44%。
(3) 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45）
本书第六章讨论了何以韩国女工如此踊跃地加入抗争。认为，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女工相比，进步教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作出独特的贡献。当然，在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体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管理方对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视态度所造成的创伤和怨恨，是引发劳动抗议的原因。她们反对工作场所的粗暴和滥施权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自然而然的。韩国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劳工骚动的原因说成“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这和中共当年把民运的动力说成“一小撮”人的煽动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动机是相似的。在当代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中，都不乏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斗争的案例。但是，其它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论如何，在韩国工人的斗争史上，教会、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工人的结合，发挥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促成了韩国产业关系的升级和转变。
(4) 女工在这段时期开始被边缘化了。当代韩国工运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斗争为起点，而且倾向于低估早先以汉城－京仁地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里的女工的斗争的历史作用。具海根则辩称：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对女性的盲点”，但主要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造成的。1987年斗争的规模、强度、激烈程度、战斗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瞩目，1970年代与之不可比拟。但是，1970年代的工人运动在处境上远为艰难，甚至是冒死的斗争。它的局限性不能归咎于女工的主导作用，其部分失败（比如工会被破坏）还是由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带来的。正是1970年代的斗争培养了广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认同感、对团结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不仅瘫痪了大多数工会，而且使工人在集体行动上变得消极和颇多疑虑，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很多已经离开工作场所，加以劳动密集部门的衰落使工人处于相当脆弱的地位。虽然如此，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人在1987年夏还是大量卷进了劳动冲突。具海根访谈了十几位1970年代积极参加基层工人运动的妇女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女工并不自囿于“经济主义”和“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而是深具阶级意识的。她们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产业领域后，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而是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组织、环保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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