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实力学说，一种关于国家崛起的新思想
——论国际关系战略实力理论的萌芽
徐亮
2009年3月20日 、 4月6日 、 7月21日
内容摘要
1、来源：战略实力派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以及“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
2、对象：属于人民的战略实力学说，其目标是掌握人民创造历史和新生事物的力量不可战胜两大指标，正确使用韩德强教授发现并证明了的“正反馈学说”，从而力图掌握正反馈，避免负反馈。
3、目的：这一学说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将人民力量的勃兴和当家作主作为核心指标，自主、有尊严地迈向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而复兴社会主义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
4、基本核心理念：“天下归公”与“天下为公”，将人民奉为世界的“天”，所有国家都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共同服从于一个主体：人民。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为“天下”的劳动群众所占有。“天下为公”，不简单地意味着战略道义责任，也意味着“只有拯救全人类才能拯救自己”。
5、学说组成
（1）理论批判：实用主义外交使统治精英丧失进取力和活力；调和的外交政策只是意味着妥协投降；“经济第一”派别属于猪猡的低级趣味，小市民外交思维是人民公敌。
（2）理论扬弃：战略实力派结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将理想与现实在矛盾中对立统一。将被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颠倒了的世界本相以及信仰、理想重新恢复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而充分利用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
（3）历史观：历史和未来就在你我手中；战略上藐视年，战术上也重视敌人，不低估他们伪造历史，把持政治的强大能力。
（4）政治观：一次战役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全局战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制度”基础上；以实力配置一切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独裁和两极分化；在实力配置中间，隐藏着一些变动着的、活的因素，控制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比掌握事物的多少更有历史的前景；以战略调整实力配置保障了体制的基本生存。
（5）理论工具：对立统一的矛盾论，有理想，同时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矛盾是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新质的活体是一种不竭的变革之源，起源于实践中一种机动、可持续的力量；否定之否定论，强调能够将资源发挥到极致，从而调动一切鲜活的因素，发挥资源力量的组合能量；正反馈理论，事物处于正反馈积累阶段，且难以战胜；博弈论，战略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历史主义。
（6）领袖推崇：战略实力学说的推崇对象是毛泽东、俾斯麦这样有战略思想，同时又具有强大意志的人物。
6、基本概念的厘清
（1）战略实力学说的“实力”，是指的是可运用的、可发展的、拥有绝对主权、掌握生产力顶端、处于正反馈序列且最佳为新生事物的资源力。实力的运用者必须是高度智慧和高度意志的统一体。
（2）“战略实力”，是一种综合体，即“实力基础上的战略性”和“战略性的实力”。是战略和实力在对立面的统一。
（3）“韬光养晦”本意是新生事物为了保存自己、积累实力，争取战胜对手的方式。正因为它的目标是最终战胜对手，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它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秘密进行。
（零）导言
战略实力派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这一思想发展到21世纪，将充分吸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成果，从而推动新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的形成，从而证明并推动人民创造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从徐亮、郭松民评判吴建民的外交“韬光养晦”开始，其中批判的多是小市民式的外交思想。在这之前，郭松民对文革政治结构力量对比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学研究成果，从而直接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清了文革中真正的力量对比。而徐亮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新思维赋予了一个新词“第四世界--重新定位”，从而揭示了中国在外交精英引导下处于的真实景况，并在一篇文章中讽刺性地称为“国际交往中的太监哲学和自我绥靖政策给中国指明了灭亡之路”。而后来的《现代版<优胜纪略>与国际阿Q的失败》更是入木三分地将领导阶层的意淫揭破得无地自容。在一系列的小品文中，如《无他，愚您尔》、《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喜欢爬着走》，尖锐地讽刺了丧失民族尊严的投降主义者的无耻嘴脸。
在这种主流精英的战略思维困境下，徐亮、郭松民提出了人民的战略实力学说，其目标是掌握人民创造历史和新生事物的力量不可战胜两大指标，正确使用韩德强教授发现并证明了的“正反馈学说”，从而力图掌握正反馈，避免负反馈。
这一学说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将人民力量的勃兴和当家作主作为核心指标，抛弃郑和式的大国凌驾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模式，也鄙弃G2“中美国”式的附庸、殖民地的搭车模式，自主、有尊严地迈向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而复兴社会主义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必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动到新自由主义养育的官僚权贵集团意识形态。
本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创造出一些新词，或者只是立下宏大却难以实现的理论创新目标，而是展现新左派的思维活力，并在这个萌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证。
（一）“天下归公”与“天下为公”
战略实力派意味着传统的中华民族“天下归公”概念的新生。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乃是天下的“公”关系。在上天，即将人民奉为世界的“天”的，这是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的力量。
“天下”，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共同服从于一个主体：人民。这个“人民”不是未加剔透的杂烩，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体劳动者组成的人民。这里要借用刘永佶的话，称为“劳动社会主义”。
“天下归公”使得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为“天下”民众所占有。这基于私人占有制的巨大破坏力，即将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危机历史上，少数寡头可以利用掌握的巨大物质力（货币等）来控制世界，从而主导其他国家。
在“天下归公”的基础上，战略实力学说提出了“天下为公”，即《三个火枪手》所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中国人的目的只是本国的崛起，或者以我的霸权取代美国的霸权，那么等待它的，也不过是帝国的灭亡。中国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人民力量的崛起以及国家间民主化的达成，那么这种崛起才有意义。这不仅简单地意味着战略道义责任，也意味着“只有拯救全人类才能拯救自己”。
实际上，中国的外交精英浸满了实用主义和狭隘的自私自利，不仅如此，还缺乏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从直接的原因上是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丢失，根本上则的统治精英丧失进取力和活力的象征，这也预示着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崛起，其实是走下坡路。
（二）调和的外交政策只是意味着妥协投降
国际体系内第三世界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纯是南北关系，而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我国在一些阶级矛盾爆发的地区采取调和的立场，甚至帮助强势集团打击群众。这种虚伪的超然态度，似乎在观看两个蟋蟀在争斗。国家越是表现出与利害关系无关的态度，就越表明它坐收渔利的真实用心。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严厉的程度，各个阶级已经展开了思想上的决战，各种思想杂错交糅。而国家仍然在假装中立，只是口头上说说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的套话，而真实的目标则是中美共管世界（附庸于美国的形式）以及挤进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它越是竭力辩白，就越是证明其内心的真实挣扎。
包括国家对马英九和日本人在钓鱼岛船的相撞态度，国家的观望和中间立场成了纵容和绥靖的标志。阶级之间的思想冲突纷纷在向国家表明立场时，国家的不作为反而给予了金钱和强大的西方势力以其力量控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良机。帝国主义和买办需要的就是这种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和任由人民被奴役实际上是同一含义。
国家除了阶级镇压以外还有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但是如果国家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将阶级镇压的内容擅自更改为调节社会生活，那么无论其本身的主观意志如何，都会在客观上成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助手。因此，调和的外交政策只是意味着妥协投降。如果没有战略目标，那么其动力就只能是切身的既得利益，从而也就必然是市民眼光和狭隘的民族私利。
因为他们已经不信奉理想，甚至嘲笑理想。他们在查韦斯拿出《毛主席语录》时笑得前仰后翻。这种庸俗、低级的蠢猪是不能理解人类的生活的。对于猪猡而言，它们感兴趣的，只是吃喝。至于被屠宰的命运，距离它们还很遥远。尼采所谓的“群畜”，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甚至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低能儿”，即只知道动物一般吃喝本能的群体，还赢得了国家颁发的各种奖励，并在媒介喉舌上宣传鼓吹，严重侮辱了人民的智商和道德水平。
战略实力派的主要批判的对象，乃是低级趣味的“经济第一”派别，这是一群疯狂的剥削者和买办集团，他们在非洲、亚洲、拉美疯狂地开采矿山、攫取石油，然后返回国内以高价石油、钢铁、通讯等等重新掠夺中国国内的民众，接着通过高端产业链条以及金融危机等特殊的形式将利润奉送给跨国垄断集团。他们是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战略实力派结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既重视现实存在的力量结构和权力结构，但是绝对不背负这种结构，承认这种结构的永恒合理性。战略实力派认为，事物的矛盾和发展是永恒的，静止或统一只是暂时的。因此谁抱着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不放，谁就将被永恒变动的活着的火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
战略实力派将被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颠倒了的世界本相以及信仰、理想重新恢复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而充分利用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自由主义者只是意味着精英的理想，而现实主义往往不能前进。1939年EH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将在战略实力学说的基础得到对立的统一。
矛盾着，却是统一的；不可理解的，却是符合事实的。
（三）、善良者必须更奸，战略实力派主张俾斯麦
人民是善良的，要不然怎么会出现“中国人民是善良的”这句讽刺性的言论呢？善良是会被利用的。中国人善良地容忍着日本人，但是信奉强者哲学的日本却把中国人的这种善良当作工具肆意侵犯中国人对待大屠杀问题的底线。毛泽东善良地释放了某人，但是某人却把毛泽东几乎当作是斯大林一样否定了。我们善良地从西藏南部撤军，结果印度占领了藏西南；我们善良地追求和平，结果、中俄北部湾划界谈判和南海问题，中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和领土主权缩小的境地。
善良者、正义者必须掌握利器，否则奸邪将得逞一时。正义的历史观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将恢复历史真相的任务交给未来，自我安慰的常用词语如“正义终究将属于人民”，“真相终将恢复”，“未来属于人民”。但是如果只满足于这些口号，那么和宗教讲求下半生和来世超生将没有任何的区别，奸邪可能将恒久地把持历史和未来。战略实力派的口号是：“历史和未来就在你我手中”。
周星驰《七品芝麻官》讲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理，“贪官很奸，清官要更奸”，正义的历史观第二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在战术上也藐视了奸邪势力，忽视了他们伪造历史，把持政治的强大能力。
在你我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奋斗的基础上相信“历史和未来属于人民”，并且在战术上重视一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才有可能取得历史的胜利。
这就是战略实力学说关于历史和我们责任的一个基本判断。战略实力派主张俾斯麦式的实力派，在拥有各种强大的资源的基础上，心怀战略，如同日本和美国统治集团延续百年的国家战略一样，稳步实现国家的复兴或崛起。
（四）战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我们看到，很多人否定着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非洲、越南、朝鲜等第三世界的无偿援助，就因为其中很多国家的对外行为在后期的政治变动选择做出了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也有人将红色高棉犯的错误归结到毛泽东身上，从而掩盖真相，迷惑读者。
更有一些流行的百家讲坛的所谓学者，乐于翻案，为满清说话，热心于为国民党说话，喜欢否定朝鲜战争的必要性。
对于这些流行性的脑炎患者，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缺乏战略眼光，也缺乏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对实事求是的要求。而是完全主观化，唯心主义极其盛行。小市民外交思维是人民公敌。
比如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死亡了7000万，那么根据在哪里呢？很多人都是道听途说。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右派，说：“虽然7000万未必正确，但是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7000万不正确”。是的，在缺乏材料，材料被政府唯一化地保密垄断的情况下，而有些品质糟糕的学者就利用那些不完整的、虚假的数据虚拟构造出一个7000万的童话出来，然后借助于对党的腐败政策不满，从而煽动仇恨，使他们在感情上认同这种伪造的数据。
但是在感情和真相之间，我宁愿选择真相，而不愿意在感情的驱动下去忽视战略的意义。现代博弈学认为；战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这是为什么刘邦一次次战役失败但是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项羽打赢了一场场的胜利却一战而全败。因此，战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郭松民对文革中力量的分析，提供了政治学的分析基础，他认为：
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制度”基础上。毛泽东时代民主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训也就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制衡官僚的“造反派-文革派”及其他力量还来不及成长壮大，和官僚形成“均势”，这使得官僚可以轻易地用暴力将他们清除，并本能地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我要在这段文字上加上一句，民主除了建立在力量均衡上，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即民主乃至对外政策不单纯是依靠实力，而且包含了战略头脑。战略头脑意味着毛泽东以来战略思维的继续和演化，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而是把眼光放在长远的胜利目标上。这意味着战略实力学派不仅强调民主等政治结构的实力基础，还将战略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我对郭松民政治结构理论的补充不是没有必要的。在社会流行的庸俗“实事求是”派看来，实事求是就是实际要求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没有一点战略眼光，而只会以市侩的目光审视世界万物。
当毛、刘就发展道路问题发生争论，庸俗“实事求是”派就想固守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培育官僚资本。因为一些地区的民俗就是小市民、过小日子，没有什么规划，就是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是绝对“实事求是”了。
正是因为没有战略性的前瞻性眼光，而是以实力配置一切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和两极分化。
1、经济领域的恶性循环。吴晓宁在《两极分化谁之过》中认为，改革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权力下放过程中放任了权力和公权的自由化以及权力者自身利益的自由裁量，不顾他律有效性冒进私有化和市场化，破坏了原有的防止资本过渡贪婪和权力自利的政治生态和复杂平衡。权力的下放和自由化，没有建立起新的制衡，开启了公权腐败的闸门，造成了权力腐败的祸水泛滥成灾。因为公权的自由化导致公权的持有人首先是权力私有化和利己化，而不是更加公正或利他。因为经营权和决策权的下放，没有剥离利益分配权，一同下放了，导致了法人和长官负责制的利益分配权独裁化，加剧了利益寡头化。在主流经济学鼓噪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中，权力和公权也被私有化了。权力并不会在下放中消失，只会在下放中转移，结果转移到了下一级有更大自由裁量权持有者的手里，加剧了权力的腐败。而公权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集中到了法人或管理层手里，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市场化自由博弈进入了社会利益博弈，形成了权力和公权的与大众利益的博弈和对立，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和权力全面地展开了与民争利，并通过合法地修改规则和不合法的腐败实现着权力的自利和腐败。同时失去制衡的生产资料私有化和寡头化加速了分配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反过来加剧了对权力的收买和腐蚀进攻，商业贿赂与权力腐败交相辉映，形成恶性循环，单纯的权力寻租根本不足以解释腐败的成因，而关键性的“不拿枪的进攻”被权力寻租理论全面遮蔽，导致金钱与美色的俘虏越抓越多，这完全是新体制造成的恶果。从承包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从法人和长官负责制到产权人负责制，中国的所谓新体制都推行了一种经营权和决权策负责制掩盖下的利益分配寡头化，这才是主流经济学改革新体制的本质。
纯粹以实力分配经济资源实际是丛林法则的必然结果。
2、以实力配置政治资源必然导致寡头独裁和人民民主的丧失。传统社会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差距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因此权力分配在中间的阶层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这是因为中间阶层往往意味着着社会流动的活力，大凡一个社会只要固定化，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着一切资源而无所变动，那么这个集团的灭亡也为所不远了。
3、这意味着在实力配置中间，隐藏着一些变动着的、活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不为人所察觉，最终才能够更改实力平衡。
战略实力学说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实力配置政治导致均衡，但是均衡中孕育着变动，谁能够把握发展，谁就能够战胜对方；但是同时，如果对方不得不向坏的方面变动，即使另一方无所变动，仍然能够取得优势。这意味着控制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比掌握事物的多少更有历史的前景。质量战胜了数量，将来必然战胜目前。
（五）不能纯粹按照实力分配资源
马克思认为，绝对的不平等是不存在，因为劳动是有差异的，因此在资产阶级法权面前分配就应当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讲求绝对的机会平等，那么就意味着有的国家实力强，有的国家实力弱，那么他们按照“劳动”或“实力”配置的结果就必然是大国更强，小国更弱。因此，战略实力派支持对弱小者倾斜的立场，甚至牺牲大国的某些利益也是值得的，但是前提是消灭了民族利益。
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兼顾很多时候是一句空话，因为更多时候两者如果能够被兼顾，那么问题就不会被提出。提出这个问题，常常是因为需要牺牲现实短暂、眼前、局部的利益。
所谓全国一盘棋，就是需要地方、局部做出一些顾全大局的牺牲。
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步骤、程序、检验方法都已经具备。就是有理想，同时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朝鲜能够统一全国，这是我们和其他人的不同看法。北方统一南方往往具有历史必然性，朝鲜既有战略意志，同时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朝鲜发展的原子弹、卫星、战略武器虽然在质量上还不足以和韩美对抗，但是从战略意志上已经超过韩国。而且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不足以和韩国抗衡，而且也无法支撑起战争所需要的消耗。但是核武器的后果已经起到了对韩国的足够威慑作用。
（六）道义责任和互相信任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
某些知识分子把中国政治看得如同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在他们眼睛里，就是文字游戏。政府将民众剥夺的一无所有。美国和苏联有一个惯用的做法，即对内保持高福利，对外保持高剥削。但是我们国家有了一个新发明：就是对内保持高剥削，对外保持高妥协。朝鲜在纪念本国事件不提中国是正确的，兄弟打架其他人不能被列入功绩的。我信任以实力为基础的自由。中国实际是互相不信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让你的话让大家信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唯心主义的。比如说毛泽东时期死了100万，200万，300万，一直到5000万，数字简直成了数字游戏。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档案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没有人会以学术的眼光审视的。这些数字只是用于表达一种情绪。他们按照理论而不是现实来评价。比如对蒋介石日记的偏信。现在国家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绝对不信。他们宁愿相信一种被事实反复证明最不可信的个人日记。日记本身就带有演员的性质。思维不是来源于现实，而是纯粹思辩以及自圆其说。比如为什么说女人下腿粗的解释，说是常坐也可以，说是不运动也可以，说是西部女人健壮也可以，完全根据思考，而不是事实。文革使改革的阻力小了，中国对其他国家失去战略信誉则使成为一个流氓国家的阻力变小了。
战略实力派尤其强调历史的证据以及人民的立场，一些左派崇拜毛泽东却主张废掉马克思，相信什么应该个人崇拜，完全忘记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同时，我们把取信于民和取信于第三世界国家看得一样重要，商鞅立木而取信秦人，中国立道义而取信于世界。
那些小市民的真正土包子外交精英们，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出卖民族尊严，何况是弱小国家的权益？在朝鲜核武器之后，中国国内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抛弃朝鲜，可见流氓气质的侵染。
（七）以战略调整实力配置保障了体制的基本生存
列宁说一些人纯粹是从字眼出发，他们也不代表运动的未来。纯粹的实力分配消灭人民的前途，他们也不属于未来。印度的真正睾丸是毛派武装，而中国外交精英的睾丸是如何赢得人民和未来。
实力配置导致两极分化与恶性循环，必须按照战略需求进行调整，否则威胁到原体的生存，直至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
近代工业必须配合。为什么保姆不愿意工作，难道是因为这些财产不是自己的？如果凡事都必须是自己的，那么为别人将成为耻辱，而自私将导致无底洞，难道还指望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平衡吗？
合理的国家外交、内政思维是外严内松，但是我们国家恰恰喜欢国内严重压迫，而国外捞取好形象。搞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不把关系搞在外。恶性思维是凡事都想到最坏，最后被这种极端化的思维引导向黑暗的心理与结局。决策者的心理要光明，要相信事情都能够解决，都能够调解。
中国的南部边界是一片破碎的领域，而统治者信仰和道德心灵的破碎、慌张则是无法比拟的，国内阶级矛盾的增加使和谐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笑料场。资本和大学生同时的上山下乡，一个资金，一个知识，配合得很好，还能够解决政权的危机问题。你们想过未来他们返城的可能后果吗？他们不仅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发生流民与破产知识分子的结合，还可能彻底颠覆国家政权。
导致人民不能生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心怀叵测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官僚勾结，不是有策略的证明。身边的真理都不愿意去看。权贵资本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连基本的信任都消失了。人民给予权贵的恩赐就是，仇恨导致了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
（八）活体隐藏在小国和人民中间
活体是一种不竭的变革之源。它起源于一种机动、可持续的力量，它绝对是与现存秩序格格不入的。
朝鲜玩弄五国于股掌之中，小国能够玩转大国，是因为在实力的相对均衡中间，大国的力量处于相对的封存状态，而机动的力量则处于弱小。而小国则不同，它能够将资源发挥到极致，从而调动一切鲜活的因素，调动大国由于均衡而封存的实力因素。
战略实力学说的“实力”，是指的是可调动的、可发展的、主权所有的资源力。这一点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某些大国拥有大量的财富，如果它不能将这些财富用于“可调动、可发展的”，那么它仍然等同于没有。甚至如果这些财富并不服务于本国人民，本国不能对这些财富行使主权，那么则是没有意义的。譬如日本，虽然拥有财富，却是美国的二奶。
首先，实力强调的是可运用的资源力，这部分力绝对不是潜在的，而是已经被运用的“活的力”。这一点很好理解，比如一个国家拥有广阔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发生战争时，这些人力处于“沉默的大多数”，那么机动的兵力相对而言，则是弱小的。
其次，实力必须拥有绝对主权，否则只能象鲁迅所说的肥猪一样，如果是头马则跑得快，但是如果是头猪，那么只能任列强宰割，即GDP再高，财富再多，也不免是别人的奶牛和殖民地。
第三，实力必须可再生，可持续，否则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立足于人民力量的无穷。即使正规军被消灭了，还有游击队；游击队被消灭了，还有民兵；民兵被消灭了，还有千千万万觉醒起来的群众。
第四，实力必须掌握生产力的顶端，否则不是实力。一吨的面包来打人和一个枪子来打人，效果有天壤之别。晚清时期清军的火炮和大刀长矛，对于西方的有战斗力、掌握先进工具的士兵是没有胜利的绝对把握的。
第五，实力的运用者必须是高度智慧和高度意志的统一体，否则是白搭。毛泽东时期，经济继承的是半殖民地时代的遗产，但是他运用高度的智慧和强大的意志将中国推向政治大国。
第六，实力必须处于正反馈序列。从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是新生事物。这并不意味着实力本身就是新生事物，而是意味着实力需要更新自身，不断从新生事物中吸取力量，保证自身处于正反馈的上升阶段。
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或民族往往是很难战胜的。在这一点上，恰恰不遵循实力配置，而是遵守新旧更替规律。即使是一个上升的奴隶制国家也能够战胜一个没落的封建制国家，即使是一个刚解放出来的半殖民地“新中国”，因为处于上升阶段，也能够在朝鲜战争中战胜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的美国。“上升战胜没落”往往不遵守社会发展秩序，但是根本上的胜利，避免倒退，却要“新生上升的事物战胜没落的事物”。也就是说，这一历史的逻辑是“造反有理”，而绝对不是“存在即合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合理的，改革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改什么以及怎么改。在正反馈的过程中，矛盾是动力机制。在现实的条件下，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多大程度上得到消减，从而让渡给中下层。但是事实上，伪改革集团只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革，更大程度上地折磨老百姓，而对于那些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新生事物，如合作社，则不支持、不鼓励、不推广。“改革”这个词语也被他们污染了，从而失去了信誉，人民只要一听到“改革”，就会想到“没好事”。
（九）战略实力学说对韬光养晦的态度
韬光养晦本身是新生事物为了保存自己、积累实力，争取战胜对手的方式。正因为它的目标是最终战胜对手，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它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秘密进行。
如果说一个新崛起的国家要执行“韬光养晦”的战略，那么当这一战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时，这一政策就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了。
“韬光养晦”由于成为中国外交精英辩护自身无能以及邀取美国霸权的欢心时而成为口头禅时，这个词就成为了21世纪前后最具有讽刺性的“臭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吴建民在华盛顿发表的“韬光养晦还要管一百年”。如果真实的“韬光养晦”存在，那么这无疑是国家机密，在霸权者的跟前说明自身的“韬光养晦”，无异于自杀。这种思维如果不是自杀和泄露国家机密，那就是“永晦者甘心情愿地向霸权者的献媚”了。
战略实力学说也认可新生事物的“韬光养晦”，但是这有以下的几个条件：
1、“韬光养晦”首要条件是机密性。否则“韬光养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愚蠢的行为是这一战略已经泄露，还是大言不惭地鼓吹，既不能麻醉敌人，也不能说服民众。
2、“韬光养晦”的条件是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实力，这个实力必须符合本文（八）中的所有条件。
3、不可过早地暴露力量，否则只能使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遭遇挫折。
4、必须在恰当的时间，按照时势的要求，果断抛弃“韬光养晦”，否则只能当缩头乌龟。
（十）战略实力：一种综合体
战略实力不单纯是战略和实力两个词语的结合，更大意义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即“实力基础上的战略性”和“战略性的实力”。前者表达着任何一种战略，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是无本之木。而后者则体现了实力的进取性，在这里停滞是没有意义的。在变动的世界格局里，停顿、退步都是没有价值的。“战略实力”还意味着这个实力是战略性的压倒态势，从而从战略上获得统治权。
葛兰西说过：实践一元论，是物质和精神在对立面的统一。那么什么是战略实力学说呢，就是战略和实力在对立面的统一，动力机制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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