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贵族是19世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相对更高些、生活更有保证，工作中的待遇更好些，并更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工作组织，同时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与历史学家一直借助劳工贵族这一概念去描述19 世纪工业社会中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并使用这一术语来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广泛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劳工贵族这一概念从若干缘由上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了不列颠工人阶级内部的复杂性、不平等性与差异。这一特权阶层对于解释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的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而在此之前的50年则是社会权威受到各种极端的、根本性的挑战时期，这些挑战来自于潘尼特（Painite）激进主义、欧文主义（Owenism）、极端而又非法的工联主义和宪章主义（Chartism）。这些解释认为，技术工人从自由贸易及不列颠对世界贸易的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中获得了利益。这些利益促使技术工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关系、约束他们自身的政治行为，以确保在现存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内那有限的所得。因此19世纪30年代欧文式的生产合作社便被一批接受了市场机制学说的小零售商合作商店取代了。过去的宪章派在新的自由党（the new Liberal Party）中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并在格拉斯顿（Gladstone）执政时期与城市中产阶级和贵族化的辉格党（Whigs）融为一体。无论是工会还是雇主，双方都同样在寻求使工会在法律的限度内以仲裁和怀柔的手段来取代双方的冲突。
阶级合作？
对这一变化所作出的各种解释之中，劳资纠纷的加强与工人的受贿是被重点强调的问题。[1]恩格斯是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论述的人之一，他认为技术工人的特权来自于他们在劳资纠纷中所占据的优势。恩格斯承认，技术工人所获得的这些利益由于劳资冲突而得到保证，但他总结说，这种情况的结果却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工人阶级背离了他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所预言的革命的角色。在另一方面，列宁相信雇主与资本家利用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帝国主义统治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从而确保资本家与劳工贵族之间结成联盟，进而利用这一联盟首先来对抗那些缺乏技术的工人，其次用以对抗别的国家。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把劳工贵族视为是一个“居于封闭的、自私的工会之中并与大多数无产阶级隔绝开来的”技术工人群体（哈利•库尔奇， Harry Quelch，1913）。这种收买与结盟的手段最终有助于社会主义者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工人群众会在1914年支持了本国领导人的帝国的、工业的权力，而在战争中自相残杀。劳工贵族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作家独有的财富。劳工贵族是与称之为“值得尊敬的”的行为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受人尊敬的”行为方式又是阶级、工厂、家庭乃至性别关系的核心。
1954年，著名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2]勾勒出了有助于确认一个人为劳工贵族的六点特征，即：收入水平与定期收入；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他们对工作流程控制的性质与程度；他们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们总体上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对自身及其家庭社会成就的期望度。到了19世纪60年代，不列颠工人周工资高于28先令（约合1.4英镑）的人数刚刚超过10%。这10%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成年男性。这些人包括正在快速成长的、领取技术性劳动工资的劳动者，诸如技师、造船工与炼钢工等群体；同时还包括从事传统行业的印刷工、制瓶子工及制作马车的工人；在这一阶层中也还包括部分诸如裁剪、制鞋等技术性要求很高的行业中的工人。在这一精英阶层中，对于部分群体地位的认定还是有些争议的，诸如煤矿工、成年男性纺纱工、石匠及其他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自19世纪中期以后，劳工贵族作为一个社会与经济集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1850年前后那几十年间，工资劳动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越来越占据了支配地位，并逐渐取代了分包制、独立的手工工匠、家内生产和师傅的作坊生产。几乎没有几个拥有熟练技术的人能指望在他们的一生中能够自然地从学徒成长为帮工再晋升到师傅。他们现在要指望诸如“技师联合会”（Associ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这样的工会来保证他们能成功发达。
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三项主要的研究都对这一阶级合作的情形给予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雇主们的收买与文化冲击
通过对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棉纺织与机械制造城镇奥尔德姆（Oldham）情况的较为详尽的研究，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确认当时的确发生过强大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该运动通过排斥异己并与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结盟，而于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主宰了当地政府的主要部门。济贫法、警察政策以及议会代表的选择，是按照在谋求利润的货币经济范围内对占主导的雇主权威的意识形态加以挑战的形式实行的。工业社会的经济与权威结构不仅受到非法的工会的行为的挑战，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遭到了长期的批判。这一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被福斯特所称的“自由主义化”的进程瓦解了。福斯特试图证明“奥尔德姆的资产阶级有意识的利用他们的工业力量（以及大企业对人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影响的力量）来分化工人力量并且收买工人中的上层以取得他们在政治上的默许”。[3]
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因素。首先，在三个主导工业部门中，工人力量被重组，造就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转而帮助维系雇主的权威。在平息了1852年技师罢工后，技师的行业自治就被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所代替，而在这一新的制度内，大部分较为简单的预备工作都由18岁以下的男孩们来完成。变化的第二个因素便是对工人群众文化机构的大规模冲击。主日学校强调宗教教育而非世俗教育；通过注册制度，互助会进一步受到政府的控制；地方法官利用许可证制度来控制公共住房、工人阶级集会场所；而大量的由中产阶级发起的文化机构则被提供给了工人群众使用，这些文化机构都强调市场经济中工作伦理、节俭、文雅和宗教等诸方面的美德。
工厂中的家长制
随后的许多著作对上述观点做了大量的修正。通过对像普雷斯顿（Preston）这样工厂规模比奥尔德姆大得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棉纺织工人的工会在使冲突制度化方面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雇主愿意与工会打交道，虽然这并没有阻止更为激烈和长期的罢工的发生，但它却的确将冲突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它使冲突背离了政治的方向。其次，对布赖克本（Blackburn）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其他工业城镇[4]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棉纺织工业中起作用的权威与工人阶级中的某一孤立的阶层并无关系，而是与工人的年龄和性别有关。这种等级制度是与“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工人一生中指望劳动工作地位的上升等种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男人的权威高过女人、成年人的权威高过儿童的种种观念，都被用来支持雇主的权威。最后，非常明确的一点便是，兰开夏郡的工厂主是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打交道的，并在工厂内部重建了一种家长制结构。工厂主与劳工的关系又被格拉斯顿自由主义与奥兰治托利主义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所加强。这种联系同样被通过小恩小惠、工厂主租给工人住房以及提供公园等社区资源、为成年人提供教育等形式所加强，其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便是为工厂主家庭成员一生中重要的经历而在工厂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这部分文献非常清楚的显示出，作为工人阶级独立阶层的劳工贵族的发展，不仅仅是由于1850年之后阶级关系不断稳定这单一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收入丰厚的精英
对爱丁堡（Edinburgh）与伦敦的肯特人居住区（“Kentish” London） 的两项研究考察了明显存在着工人阶级上层的社区的情况。1850—80年间是收入相对丰厚、工作有保证的技术工人精英阶层产生的时期，这些人受雇于格林威治（Greenwich）、德特福德（Deptford）和伍利奇（Woolwich）的机械制造业、造船业、军需品制造业以及建筑业中。[5]在爱丁堡，印刷工、技师、石匠甚至制鞋匠工资收入的水平与固定性均高于那些无技术的工人。爱丁堡的证据表明，从缴纳的房租、最终在济贫院里去世的来自不同职业的人数以及这些人的孩子们的身高情况，可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6]
图9 1904年爱丁堡布劳顿学校儿童平均身高差距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格雷（Gray）一书[6]第97页图表制成。
儿童的身高反映出他们家庭生活水平长期的差异性。1904年慈善组织曾测量过这些儿童的身高，并通过与布劳顿学校（Broughton School）同一年龄段儿童的身高加以比较，证明这些儿童存在着身高上的不足。这一现象适合说明小店主与职员家庭的生活情况，也适合说明手工匠与工人家庭生活情况。
本文中所说的artisan这一术语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习惯用语，指的是各个行业中拥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这些人随着小工场生产的发展而已经或刚刚失去其独立性，也随之失去了一生中从学徒上升为师傅的可能性。
两项研究通过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婚姻的程度，均证明了劳工贵族是与其他工人阶级“隔绝”开来的这一说法。来自爱丁堡的数据对新郎与新娘父亲的职业情况作了比较。而来自伦敦的数据则比较了新郎与新娘双方父亲的职业情况（数据表明，如果想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就要减少技术工与非技术工家庭之间的通婚。）
图10 1865-9年爱丁堡岳父们的身份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格雷（Gray）一书[6]第112页图表制成。
图11 1851-75年伦敦肯特人居住区岳父们的职业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格雷（Gray）一书[6]第112页图表制成。
结果显示了不列颠阶级结构的几个特点（见图10与11）。技术工与他们的儿子更愿意与其他技术工家庭联姻，而不愿与非技术工家庭联姻。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可能。劳工贵族并不是一个排他的阶层。的确，伦敦的数据表明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中产阶级更愿意在他们这一阶层内部联姻（尽管他们只是一个很小的集团），而不愿意与技术工人家庭联姻。在工人阶级中，不同的出身对于婚姻的类型非常重要，但并非像社会阶级的区分那么重要。
文化与经济的独立性
两项研究发现，被认为是劳工贵族与资本家“相互勾结”的文化证据决非像想象的那样直接而简单。爱丁堡的劳工贵族的修养表明，他们与几十年前的职业传统并没有完全决裂。1850年后的那一代手工匠仍旧借助互助会、喝酒习惯与手艺自豪感等工场亚文化而聚在一起。这可以通过他们举行地方分会会议与上街游行时打的标语和标识体现出来。这些不仅仅歌颂他们的领袖、更歌颂工人运动的大标语，到现代的工会运动还被继续使用。爱丁堡的石匠、印刷工与技师利用了所有的劳工贵族机构，包括零售合作社、储蓄银行、文学会、礼拜堂甚至是手艺人志愿者公司。所有的上述组织都维护着同样的价值观：强烈的独立感、节俭、严谨、良好的行为举止以及严格的家庭伦理道德。
在伦敦与爱丁堡的证据中几乎没有什么收买或合作的迹象。保持独立性仍然是手工匠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整个不列颠，劳工贵族主要的社会经历便是雇主不断试图通过劳动的再分工、技术革新、雇临时工和短工、使用妇女和儿童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减少他们的特权。劳工贵族与雇主之间为争夺工厂权威进行着长期与激烈的斗争。劳工贵族通过罢工、控制学徒和工作时间，维护其对工作流程的操纵。
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当技术工人也按此去行为的时候，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含义。教育有助于手工匠跟上技术的变化，而对于印刷工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储蓄意味着手工匠在患病或贸易萧条期间，可以抵御贫困潦倒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储蓄使得工资收入者在工资谈判期间拥有了更可怕的罢工手段。劳工贵族摄取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再将之融入到自己的传统之中。值得受人尊敬与自主的价值观使得大部分中产阶级与技术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一致性与认同感。这些价值观是自发产生的。技术工人政治上的“独立”性意味着由中产阶级与技术工人阶级文化上的一致性所带来的社会的稳定性中，仍旧包含着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因素。这种现象在伦敦的肯特人居住区表现得尤其明显，19世纪60年代那里的手工匠愉快地加入了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行列，但该党接下来未能放弃其激进措施，也未能使这些具有政治意识的手工匠在地方党团获得决策者的地位。由双方价值观上的认同感所产生出来的种种预期令人失望。这些令人失望的预期恰恰成为了20世纪初这些有技术的劳工贵族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做出迥然不同贡献的一个因素。
不断变化的政治价值观
在1880到1920年间，这种不稳定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到了19世纪90年代，曾经创造出劳工贵族的经济与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对于技师们来说尤其如此。[7]新的半自动化的机械威胁到了他们控制工作流程的能力。被称之为“泰勒制”（Taylorism）的管理方式自从在美国诞生后，随着对这一管理方式的工作方法与所费时间的研究，以及这一管理方式的逐渐普及，加之不断的劳动分工，同样都威胁到了劳工贵族的地位。ASE（Associ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技师联合会）认为高大的塔式车床、普通的钻孔机与研磨机的应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高级技工即装配工的人数。”这些变化以及在其他行业所发生的类似的变化威胁到了技术工人的道德经济，特别是威胁到了他挣得“养活一家人的工资”的能力。随着这些压力的增加，技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开始表现出他们进一步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民主倾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以及通常所言的国际主义倾向，并且加入了到1918年时组成工党的各个支部。
在所谓的劳工贵族通过与他人合作以谋求私利的价值观中潜伏着的巨大的冲突，于1915年格拉斯哥（Glasgow）举行的反对租金大罢工期间达到顶点。战时的通货膨胀，使得租金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快速增长的工资所能赶得上的水平。而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几个“士兵”的妻子被人从自己的家里赶了出来，而这与技术工人家庭从他们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交织着家庭价值观、爱国主义与社会公正的感觉是背道而驰的。妇女是这次罢工的最初的领导者，因为她们传统的角色便包括对家庭支出的管理。她们很快便赢得了来自技师工厂管事之人的支持，后者已经看到妇女与无技术的儿童对劳动力市场的“稀释”已经对早先他们能用家庭工资来支付房租这种经济力量构成了威胁。当时的政府通过《租金法》解决了眼前的危机，该法案破坏了经济的能力，通过自由市场来提供低收入住房。这导致了技术工人对自由市场产生了最初的也是最为明显的怀疑态度，而自由市场恰恰是19世纪中期他们所取得的威望的基础。同样是这些技术工人，连同他们加入妇女合作联合会与独立工党的妻子、女儿一道，成为新的工党中领导者与成员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他们的价值观与经历在工党以后的历史里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结论
历史学家们已经搜集到了越来越多的表明劳工贵族的价值观是从早期的手工业和工匠行业中自行产生的证据。对于更高的社会阶级向他们提供的文化产品，他们有所选择的吸收，并做出了新的阐释。经济上的优势——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过上受人尊敬的、依靠家庭工资的生活方式——通过谈判力量的增强而赢得了胜利和保障。劳工贵族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趋同，很容易让人们忽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资劳动者中许多固有的冲突，但在不列颠工业社会中一致性的增强仍旧包含着以后对统治者权威发起挑战与冲突的因素。因此，劳工贵族的天性与经历必将对20世纪不列颠阶级与政治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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