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们不断被卷入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
该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2009年7月18日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十周年研讨会上有关基因战争的发言，发表于7月21日的《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我想谈一下转基因作为一个战略技术，在国家战略间的应用，以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提交了《已经展开的基因战争与人类未来》这样一个演讲稿。我不再详述这篇演讲稿的内容，只想说明，人类正在面临一个由转基因带来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也正面临这样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可能比核技术引发的核竞赛还要严重，可能比互联网引发的信息竞赛还要深刻和隐蔽。
我们知道，农业和生物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纯经济现象，而且首先不是一个经济现象。在中国，涉农问题更加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学问题，以及生态问题。
在转基因和遗传育种领域，更加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纯经济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去考虑。
过去十年来，转基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应用。在农业领域的真正应用，可以以1996年美国开始大面积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和抗虫害的转基因棉花、加拿大开始大面积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为标志。此后，转基因技术的突破，以及应用范围和社会震荡，就一直不断伴随着人类世界。比如，1997年克隆羊多利诞生；1998年普兹太转基因土豆事件；2000年转基因水稻金大米诞生，克隆猴诞生；2003年人类基因组系列全部测定；2005年生命条码计划启动，计划为地球上所有物种建立遗传条码（DNA片段序列）；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被指与生物能源和转基因技术应用有关。可见，转基因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在改变着人类的战争形态。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现，都可能首先被用作军事领域，并且，最尖端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也都是在军事领域。这从人类一开始改造石头和木棒，到后来铁器、火器、机械的发明和应用，以及计算机、互联网、航天技术，还有细菌、核技术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基因和转基因技术上，可能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这几年由于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已经展开了一场类似于核竞赛，又远比核竞赛更为隐秘和严重的基因竞赛，我们需要认识这样一个竞赛和战争的性质，并做出一些合适的战略部署。
基因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是有别于其他武器的。我利用临时的头脑风暴，总结出如下四点：
第一，极度的非对称性。因为在基因和应用上，有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发展程度极度不对称。在经费投入、研发平台、技术实力上，各国差异甚大。中国在2008年7月，做出了一部非常重大的转基因研发战略，推出了一个为期5年的240亿元的转基因研究国家重大专项。但是，这笔研究经费，只是相当于孟山都一家公司的。况且，我们没有他们的集成良好的研发平台。仅此一例，就能表明其极度不对称性。
第二，全民参与性。过去的核竞赛，是国家间政治、国家间军事的活动，除非爆发战争，几乎不涉及到平民。但是，基因竞争和基因战争，却涉及到每一个国民。因为我们的食品、日常用品，以及我们未来的医疗，都可能受制于转基因技术。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应用，已经在影响着每一个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竞赛和战争。
第三，隐秘性和渗透性。基因改造的效果，可以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释放出来，基因变异在我们人体之中，在我们漫长的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是我们难以预期的。而且，这场竞赛突破了国家疆域的界限，具有超越互联网，又类似于互联网的隐秘性和渗透性。
第四，内在驱动型。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用，具有一个强大内在利益驱动机制。因为基因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扩张过程中，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使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机制。
在我提交的发言稿中，就提到了中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内在利益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就是“一箭七雕”的机制。因为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在中国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潮。这七股力量形成的利益联盟是：（1）跨国粮商得利润；（2）外国政府得战略；（3）地方政府得政绩；（4）中资公司得好处；（5）科研院所得经费；（6）国家部门得租金；（7）种粮农民得闲暇。
上述7个利益集团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里应外合，形成一个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利益链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而未来十年，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还会进一步的铺展，并改变百姓的生活、国家间的关系，以及世界的格局。这需要引起在座各位的重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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