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透视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透视

郑彪

千年之交的岁月，是世界历史的多事之秋。苏东剧变激起历史性海啸的余波尚未平息，美国金融海啸的狂飙巨浪又席卷全球，19世纪末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百多年来几经折腾，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进入了它最后的没落时期。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呼之欲出。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历史进程的宽幅震荡，世界风云的莫测变幻，国际舞台的乱象丛生，以及种种地球危机，表明当代人类遭遇深重的文明危机。失魂落魄，精神蜕化，道德沦丧，没有方向，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政治-文化特征。人类正在失去灵魂，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们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充满困惑和疑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3266美元（2008年），世界排名在100位开外，却在2009年4月2日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成为众望所归的焦点和亮点，证明这个世界其实“不差钱”，差的是思想、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种种危机、乱象都证明一个事实，几百年来由西方文明引领世界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人类文明面临转型，世界政治进入新时代。

当代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资源要素，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文化被称为软实力，被赋予更多的竞争色彩。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自古以来就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标志。鉴于中国文化固有的独特的人类道德高度，也鉴于世界发展正在赋予中国文化以崇高的人类使命，研究和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需要有高起点、大眼光、大思路。高起点，就是将中国软实力建立在具有道德优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占领当代人类道德高地，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人类承担的历史责任所在。大眼光，就是要放宽历史眼界，用人类文明史的眼光做中西文化的比较，追本溯源，做一次透彻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比较，这样，未来的发展趋势就豁然开朗。大眼光会出大思路，大时代应该有大思想，不仅能够引领和支持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而且要参与引领人类走出危机，赢得未来。这首先要求对当代的世界背景，特别是对现阶段“文明冲突”凸显条件下世界体系的变革和中国的前进方向有一个正确而可靠的分析。

当代世界科技昌明，但人类在政治文化上仍然不甚成熟。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东亚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所在。进入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天翻地覆，两次大战打得昏天黑地，惨不忍睹。于是东风压倒西风；转眼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艰难地爬出30年代的大危机，医治了肌肤的战争创伤，忘记医治文明，又搭上战后科技革命的“动车组”，繁荣了二三十年，终于旧病复发；东方的超级大国则由于历史相对较短，文明积淀相对不足，加以历史上没有做世界大国的经验等原因，初登大位，不免“纵情以傲物”，于是“骨肉为行路”，自乱阵脚，自我削弱；渐渐东风转了西风，后来竟至搞得国家解体，民族罹祸，人民遭难，殃及全球，世界历史倒退。西风压倒东风之后，文明史更短的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文明更来不及积淀，是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中最大的“搭车族”。⑴没想到“搭车”竟有如此巨大的投入产出效应，不仅一举成为最大的爆发户，而且三下五除二地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霸主的交椅岂是好坐的？没有厚德，如何载物？越是居高位，越是烫屁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库魏征先生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⑵

一、拨开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迷雾

美国金融海啸彻底摧毁了新老自由主义的神话，《资本论》在西方重新“出土”成为高品位畅销书，人们在想起马克思的同时，也一定会想起百年前作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著名论断的列宁。可是，苏联解体了，满世界鼓噪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终结’了”。有趣的是，近百年来西方已经呼唤过两次“历史终结”了。第一次是19世纪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对于1897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⑶可是转眼之间，世界大战爆发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了。第二次是100年后，美国教授福山说“历史‘终结’了”，又说“历史没有终结”，是自己看走眼了。到底终结没终结？20世纪的世界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在世人眼里，就是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和达官显贵眼里，都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于是谣言蜂起，谬种流传，人心涣散。

（一）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

美国学者对中国人动辄以千年、百年为历史尺度感到奇怪和不适应，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历史太短。中国春秋时期国际政治学就很发达，对政治规律有深刻的认识：“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⑷这句话被黄炎培先生称之为政治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向毛泽东进言时引用，于是此话不胫而走。西方文明在公元八、九世纪形成，在公元1500年以前一直是世界上相当落后和边缘化的文明。13世纪中国的指南针传到西方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航海技术发展，于是在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东西方商路发生转移，大航海运动拉开世界近代史的序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诞生。于是西方“其兴也勃焉”，一路风风火火，经过四百年到19世纪就发展到了顶峰。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标志着西方的文明分裂。20世纪初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十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也没有能够绞杀苏维埃共和国，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竟然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背景下蒸蒸日上，别是一番“其兴也勃焉”的景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方向和进程，世界文明的重心开始东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等一系列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的政治力量对比，那时候东风压倒西风，不是唱出来的，⑸而是靠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硬碰硬干出来、打出来的。所以，从战后初期一直到整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穷是穷点儿，但都扬眉吐气。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改变和由此引起国内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内外部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和平演变”，是一场在资本主义理论外衣和制度框架内发生的的“静悄悄”的革命，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其实，无论是西方国家19世纪末的反垄断，还是罗斯福新政，乃至福利国家以及20世纪下半叶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制度演进，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在世界变局和东西方政治对抗（也是核对抗）下，被迫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性质。只是这种政治演变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并被涂上了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油彩而不易辨认。而且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戴社会主义这顶“红帽子”，当然也不愿意继续戴资本主义这顶“绿帽子”，于是就有了“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模式”之类偏向中性的“粉帽子”。这段历史说明，其实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先，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于后。乔治·凯南聪明过人，实际上他是从西方自《资本论》问世以后到罗斯福新政这段历史中悟出“和平演变”道理的，杜勒斯则是在政治上实践了这一思想。但是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既不情愿也不甘心沿着罗斯福新政的路子走下去，一旦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美英便迫不及待地乘机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卷土重来，得手一时；之后适逢苏联解体，美国乘机反扑，包括其大搞“金融创新”，其实就具有“金融扩张”的性质，没想到乐极生悲，搞出金融海啸来，收不了场。列宁有一双历史的“鹰眼”，不仅看透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且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特点是金融资本，看到了银行家和金融寡头的“新作用”。只是列宁没有看到金融可以“创新”到出神入化以至于如此离谱的程度。假如列宁在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当代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全球性金融骗局、泡沫破裂和金融海啸，归结为资本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的最新表现。至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那是时候不到。列宁做出这个历史论断是在1916年，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92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沃勒斯坦“号脉”，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1世纪中叶寿终正寝；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启了“世界新时代”。

苏联对于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进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中国也起了重大历史和现实作用。苏联解体，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岿然不动，成为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资本主义制度从1825年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至今，经历了多少次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苏联生存了74年，中间经历了两次热战的严峻考验，却没有经受住冷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来成就巨大，也经历了多次危机，走了不少弯路；大小战争打了四次，能打仗出了名，可是这30年糖衣炮弹也吃了不少，都抗过来了。不仅抗过来了，而且闯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亮堂。在当代这个价值颠倒的混沌世界，中国道路有着特殊的巨大的魅力，西方叫软实力。最近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电视讲话中说“中国是发展的榜样”，可能太激动，竟然高呼“伟大的中国万岁！”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后院”总统高呼万岁，其实也是喊社会主义万岁，“前院”总统应当有所耳闻。“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兴起，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倒退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罗斯福新政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其实还是向社会主义方向举步，承认不承认是另一回事。21世纪人类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已经是一条死路，“文明冲突”到底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实现文明转型，沿社会主义方向构建和谐世界才是金光大道。美国人说奥巴马在搞美国特色社会主义，虽是调侃之辞，也不乏真理的元素，原本凯恩斯主义就有马克思的思想。历史发展的真实线索被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大量表面相互矛盾的现象所掩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加以剥离，用自由主义工具根本看不懂，用“文明分析”则混淆是非。需要指出，笔者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与第二国际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关键的区别在于笔者所说的“和平演变”要以阶级斗争为条件。对此下文还有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发达国家发生，说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不适合发达国家；而且，发达国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普遍性，等等。其实不是发达国家没有阶级斗争，也不是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不够激烈，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更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恰恰是由于，一方面，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殖民扩张、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大，社会财富积累多，使得政府通过再分配来调节阶级矛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时刻，也是阶级斗争足够激烈的关键时刻断然采取了明智态度，用强硬手段迫使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做出实质性让步，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强制性改善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之没有发展到鱼死网破的程度。在这方面，西方不仅有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也有阶级妥协（“光荣革命”）的历史经验。而在俄国这样刚刚摆脱农奴制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包都没有的国家，阶级斗争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上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而阶级斗争在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西方十几个国家联合武装干涉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方式。离开历史条件，为尼古拉二世争什么人权，是为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离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离开战前苏联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苏联如何建立起强大的工业能力并掌握足够的粮食，如何能战胜强大和凶恶的德国法西斯？离开这一切，苏联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1941年就“解体”了，何待1991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如何可能一跃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实现了自彼得大帝以来对世界霸权的梦想，苏联人乃不知珍惜，思想退化，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迷魂汤”灌得失去理智和思维能力，酿成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历史上的惨祸。这样讲，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略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量问题，包括列宁斯大林时期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再大，都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否定大道理。

同样道理，离开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20世纪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不可能有中国等国家的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还是殖民地，只有向下沉沦，有啥发展可言？离开这一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没有现在濒于崩溃和多极化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苏联逐步衰落乃至后来解体，根源是其领导人在理论上放弃和背叛马列主义，实践上先是放弃改革，⑹后来又慌不择路，走了邪路。就中国来说，假如没有1949年革命胜利和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中国在20世纪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际政治实体继续存在，都是问号。至于从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看，包括从改革开放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离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吃苦头；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得不好也可能走上邪路。在这些20世纪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不能犯迷糊，不能跟着西方跑，为抽象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观念所困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中国人必须有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几千年成功的中华文明，也来源于百年来被国内外实践证明成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100多年，还将继续推动历史。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以及关于资本积累的规律等等学说的正确，而且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没有过时。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2000年公推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之后，这次重新“发现”《资本论》的意义，惊呼马克思仍是21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所以笔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的悲剧，马克思主义何悲剧之有？对世界政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全局缺少把握，对苏联历史研究不够，对许多问题的开掘缺少深度，有一点材料，就敢下结论，这是靠不住的。（7）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属于有一点材料就下结论，结果没有几年，又自己否定自己。

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就西方而言，公开贬低意识形态，暗地里自己极为重视意识形态，特别“讲政治”，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和一贯手法。说到底，“主义冲突”也好，“文明冲突”也罢，反华才是实质。所以，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有用，都重要，意识形态也是文化。亨廷顿这里说“意识形态不再重要”，是相对于文化而言，而且有特定的含义，不可误读。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国际权力资源要素，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如此。

从历史经验教训看，极“左”派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也不都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局部问题上，往往理论上并不全错，有时候还有远见。但是极左，在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理论太偏激，主观上又急于求成，实践上便误入歧途；而且一错再错，一错到底，总体看在理论和实践上没能打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右派往往背离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主观上怀疑甚至敌视马克思主义，迷信西方自由主义，实践上追求美国模式，实际上是延续历史上全盘西化的错误思路。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望远；又由于急功近利，至多就只能走对一步棋，只看见“市场”二字，两三步棋以后就注定陷入新自由主义泥坑，就露怯，就技穷了。2002年以来，面对中国建设以及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堆积如山的重大问题进行改革，自由主义学派集体失语，对构建和谐社会既缺乏应有的热情，更缺乏积极的建树，就是明证。真正的左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深通中国国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既能看对，又能做对，这样才能成功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为国际“大气候”所左右，能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种领袖人物改革开放以前有，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但是这种主张，往往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比较，经过“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才可能得到承认。

（三）关于阶级斗争

20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进入低潮，于是新自由主义兴起。这一时期美英等国家实行的削减人民福利、减少（富人）所得税和实行非国有化以损公肥私等政策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大肆破坏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政策表明，新自由主义具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政治上反攻倒算的性质，而国际范围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既有西方集团内部斗争的性质和地缘政治斗争的性质，也有南北矛盾的国际阶级斗争性质。在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缓和条件下，泛起了和平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的背景和人员复杂，观点瑕瑜互见，但是它把苏联衰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关键是在冷战背景下，这个运动客观上为西方所利用，成为苏联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后，其中许多人发现自己成为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俄罗斯民族的罪人，痛心疾首，悔不当初。毫无疑问，冷战同样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80年代这股以“告别革命”为口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泛起，乘着新自由主义的西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甚嚣尘上，流毒甚广，不仅全盘否定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而且发展到抹黑和否定中华文明史，甚至发展到否定中华民族，自诬为“人种不行”。这股思潮的传播，来头之大，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为近代中国历史所仅有。中国的这股思潮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背后是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时期西方思潮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泛滥的严重后果，近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中得到了突出表现，最集中地表现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领导，以致最近最高层发出“党校要姓党”的警告，这都是很不寻常的信号。

所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无非是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在政治上的结论，所以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是否定阶级斗争。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来说，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说，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意义之重大，不容否定。这里引用笔者在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历史前提，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必须肯定，不能动摇。至于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级斗争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在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说过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所以历史证明可以采用和平演变的形式（还没有得到最后证明——引者），也是以东西方政治对抗的国际政治斗争为前提和历史条件的。离开基本上是以国内外阶级斗争为背景的苏维埃俄国的诞生，离开苏联发展所带来的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离开（核武器条件下的——引者）东西方政治对抗，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就失去了外部政治条件和内在依据，是不可能实现的。坚持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划清与第二国际的界限，也是由于坚持这一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只要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即刻会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或蜕变为资本主义，例如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引者），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且有灭顶之灾。在当代各种危机都已‘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没有‘出头’之日，意味着必有‘死定’之日。至于在当代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理论如何概括和形成，实践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如何制定，如何量力而行，因势利导，有理、有利、有节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这都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放弃斗争，发展中国家就‘死定’了，就是苏联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也是这么‘死’的。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一个以斗争求和谐的过程。对于后起国家来说，是先求生存，再求发展，逐渐强大以后才有资格和实力求和谐，否则是求之不得的。”（8）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海啸，新自由主义宣告彻底破产，历史又在呼唤马克思和列宁，在美国目前则是呼唤罗斯福。啥时候形势发展逼出一个“罗斯福”，或者逼出一个美国“列宁”来，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金融海啸是催化剂，布热津斯基们已经报警，接下去还要看阶级斗争、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如何推动美国形势和世界形势发展演变。

二、从美国金融海啸看西方文明危机

当代人类面临各种危机的根源在于失去平衡：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失去平衡；自然界本身失去平衡；人类内部失去平衡；人的自身也失去平衡。其哲学根源在于物质与精神失去平衡，其文化根源在于500年来逐渐崛起的西方文明在将人类引入工业社会，不能善其后，更无力引导人类进入信息社会。2008年爆发的这场美国金融海啸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严重灾难，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500年来西方解决了一己的富裕，却造成了另一个大世界的贫困，更没有解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相反，现代化、全球化和美国化日益将精神价值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排挤出去，而为近乎犬儒主义的理性（纯世俗的利害盘算）、为信息、为所谓数字化生存所取代，美国正带领人类走向毁灭的边缘。西方文明的这个病是无药可医的，只能激起其他文明的仇视和反抗，无法成为人类文明的引路人。《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9）这个古老的政治学规律，西方国家至今不懂。《大学》还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西方文明的病其所以无药可医，就在于太贪心，完全“不知止”，终于不能安，也终于不能得，正在得而复失。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挟武力推行全球化，到20世纪世界分崩离析，已经进入死胡同。虽然看起来现在的乱世仍将持续，但是种种情况表明，人类必须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做出最终抉择，未来世界秩序和社会无疑是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为基础的，这是真正的全球化思想。这种思想和文化，西方没有，必须他求。

美苏争霸，看似美国胜出，其实两败俱伤；苏联垮在明里，美国伤在暗处。美国为打败苏联落下的内伤，主要是道德破产和债台高筑，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孤注一掷，终于乐极生悲，于是要绑架全球。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笔者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中写道：“《易经》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美国不积善而积恶，衰落更加不可避免。美国一直处心积虑地想将中国引向金融危机和社会动乱，没想到自己的金融也出现了次级债危机。美国的经济泡沫已经接近破裂，如果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导致美元信用崩溃，那后果就很难设想了。布什政府其实是在孤注一掷，绑架全球，做一场世纪豪赌，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搞定世界，梦想注定破灭。”（10）《易经》往往被人拿来占卜算卦，笔者这样说，既非为美国占卜，更非诅咒，只是一种科学分析，没想到一年后竟然“应验”，美国真就爆发了金融海啸。这次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加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且再次宣告西方文明破产。

1、金融海啸不仅是美国财政金融破产，更是政治和道德破产。

这次金融海啸表面上是美国金融监管问题，根源在政治层面。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由于苏联解体而利令智昏，试图赢家通吃，进而导致利益勾结突破了制度防线、道德防线和金融监管，再进而导致金融泡沫空前膨胀，经年累月，终于爆发。美国政府冒天下之大不违，以国家信誉为代价放纵某些寡头大亨大发横财，而且事先明知会引发危机，早就准备好拉闸放水，向全世界转嫁，拉全球垫背了事。政治上美国10年内连打3场战争，金融上再这么干，风险极大，后果严重，当局不会不知道。但是政府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其实是拿美国国运作赌注进行一场超级政治赌博。美国这样做甚至连西欧传统盟友的利益都不顾，自私到极点。2009年3月美联储公开动用3000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等于宣布美国财政、政治和道德全面破产。

这次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表明美国是当代最大的巧取豪夺者，也是最大的诈骗犯和强盗。巧取的极致，就是全球性诈骗（战略欺骗、新自由主义陷阱、金融诈骗，等等）。次贷危机的实质就是诈骗，美国的金融创新为之提供了平台和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有些所谓“金融创新”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将风险变得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使这次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他认为，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任何技术增长的繁荣，是一场金融金字塔的骗局，“这是一个经典的庞茨（Ponzi）骗局”。⑾他说：“投资基金购买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案例发现，次级贷款和其它的资产被横向和纵向切成许多小块，然后重新组合，这些最后的产品会和其它类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产品混合在一起，抛售到市场上——没有人能够很轻易地确定这些最后投资证券组合中哪一部分属于风险资产。”他称这种“精美的规范套利”投资机制本质上是“老鼠会”，是“新形式的会计诈骗。”⑿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06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债务与否定》一文，揭露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克鲁格曼发现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出口的57%，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全球市场的消费超过了其收入的57%。他指出美国人的“超消费”主要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国家借债的方式实现的，“美国人对‘进口’钱像进口石油那样着迷”，但是美国‘进口’钱不是为了推动投资，而是为了推动消费，用来修建房地产、购买消费品，同时也用来弥补政府预算赤字。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就可以了解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克鲁格曼指出，美国不得不削减贸易赤字，房地产的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经济的基本面。然而，美国人早已习惯于挣快钱，挣大钱，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经济预期，所以美国经济将很可能遭遇“崩盘”，不大可能实现“软着陆”。2008年克鲁格曼发表《美利坚，请别为我哭泣》一文指出，目前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不过是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延续而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轮到美国了！”他认为，“那些在拉美和亚洲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信贷、房地产泡沫崩溃是同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开始扮演通常是他们分配给第三世界经济体的那个角色。”他还指出，近30年来西方金融投资家持续地玩着一个金融游戏，只要他们在某个国家的投资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他们就撤资，去不断地寻找新的游戏场所，言外之意现在是遭到报应。不同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是实体经济的产能和产品过剩，而美国是虚拟经济生产的债券过剩。克鲁格曼作为里根时代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了解内幕，他的观点不过是为这30年后终于露馅的戏法揭开了秘密。近30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终于内外发烧，全面崩盘了！

巧取之外，就是豪夺。豪夺的极致，就是全球性抢劫。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抢劫世界石油资源。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是抢劫各国财富。美国金融海啸，既是巧取，也是豪夺。站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来诊断这次美国金融海啸，不难看出其机制就是：第一，长期以来美国经济衰落，又要与苏联搞军事对抗、军备竞赛和冷战，只有透支国力；苏联垮台，美国重伤，主要表现为财政和国际收支双赤字。第二，为此只有继续利用美国的霸权地位，一面大量发行美元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维持经济周转；一面向美国和世界推广借债泡沫式消费，同时通过国际金融创新，将泡沫式消费转化为各种数额极其巨大的高级金融衍生产品，同时由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炒作操纵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洗劫国际财富。主要目标对准中国和俄罗斯，顺便收拾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对国内则先收买后洗劫中产以下阶级（泡沫消费收买选票，泡沫破裂洗劫财富，寡头套现出局，政府接盘，百姓和外国买单）。国民过度消费，没有首付（买房、车），寅吃卯粮，是一种变相收买中下层民众，让民众透支实惠，政客得到选票，大鳄和商家得到利润。第三，他们为了继续赚更多的钱，铤而走险，把钱贷给没有偿债能力的人。任何一个银行信贷员都懂得，这是自杀。第四，政府明知道债务太多还不上，也不想还，就实行弱势美元政策，贬值货币，嘴上大喊强势美元，布置撤退；同时明知次级贷款这些债权无法回收，于是通过“金融创新”将这些所谓“次级债”打包成“创新债券”，出售给长期以来在美国的“金融创新”魔术中既得了实惠更被骗得晕头转向的中产阶级和外国金融机构。这个金融创新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诈骗。进行这样一场金融诈骗不能吃独食，必须分润，于是勾结有全球声誉的权威评级机构加以配合，给这些“次贷包”盖上最佳信誉等级“5A”的标记，软硬兼施，推销给日本、中国、石油输出国，也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其中必然有冤大头。第五，美联储的专业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决定了，金融海啸根本就不是什么监管失控，而是金融把戏玩过头之后，有意放水，拉全世界垫背。他们的如意算盘本来是至少还可以玩上20年，在此之前拉爆中国。没想到天道好还，自己先爆了。第六，金融泡沫破裂以后，先是假装无辜，接着就是耍赖：我们金融危机了，监管不力，大家担待一些，都在一条船上，讲不了，大家忍一忍，再多借点钱给我。不然我还有导弹和航空母舰，有向地球任何地区投放炸弹和军队的能力。

长期以来美国玩的是一个连环套：靠美元和金融霸权支持军事霸权——靠军事霸权控制世界资源——靠美国控制世界资源和国际政治的地位维持世界人气，即世界各国的心理预期-靠世界心理预期维持美元地位。可是这种连环套是不可持续的危险游戏，终于金融海啸爆发，美元霸权难以维系，于是放火自救。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TheYankeehegemonyisfinished.”（“美国佬的霸权结束了。”）问题还在于，美国铁了心将恶人做到底，这就需要全球动乱，世界越是动乱，对美国越是有利。

美国金融海啸爆发殃及欧洲以后，西方国家都在忙活救市，纷纷要求中国施以援手。这是违背基督教原理的。在基督眼里，西方人都有“原罪”。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异教徒。现在自己的“原罪”尚未救赎，灵魂又堕落了，上帝都不保佑，又岂是“异教徒”能救得了的？向异教徒求救，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为。这是堕落。西方的堕落还在于，金融海啸给世界各国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美国居然毫无歉疚，不仅继续向各国“化缘敛财”（借债），而且向最大的债主中国倒打一耙。这对温柔敦厚的中国人来说无疑上了生动的一课，领教了西方文明的利害。所以，光借钱给美国还不够，著名画家范曾先生说：“在空前的经济海啸之前，你倘不做‘指向他灵魂的思考’，那么一切应时的举措，能平息灾难于一时一际，然而所得的后果往往是决海救焚，焚收溺至。人类面临着整体性的心灵的调整。”⒀西方国家现在的处境，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文明失去方向。自己都“月迷津渡”了，还愣说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轮到中国人说普世价值了。儒家和释家都有“当下即是”的智慧，释家更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导，美国何不就“立地成佛”？即使不能“立地成佛”，也要认清形势，主动推动世界文明转型。西方学者早已经作此呼吁，但是少数有钱有权有导弹的人不干，奥巴马政府还要搞什么“巧实力”。“巧实力”云乎哉？无非是没有大智慧，只耍小聪明。不止是西方智库、政治家缺少大智慧，其实是西方文化的局限。解决当代全球问题需要大智慧，大智慧自古就产于东方，儒释道都不乏大智慧。世界文明转型，东西方文明汇合，是大势所趋。见不及此，就只能如斯宾格勒所说，“愿意的，命运推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

2、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西方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

西方文化引领人类的一部分走向工业化，另一部分至今困在前工业化时代，西方自己却在精神上、道德上和政治上走进死胡同，其症结在于西方文化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物主宰人，而不是人主宰物。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惊人的一致。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人类越来越为资本主宰，而不是主宰资本。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但却为资本利用而成为人类相互竞争和毁灭的工具。人类主宰资本则资本造福人类；资本主宰人类则人类走向毁灭。这次金融海啸再次证明美国为资本所统治，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灵魂的国家。英国著名史学家托马司·卡莱尔（1795-1881）有一句名言：“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理想，在中国，始终未能实现；迨传播到欧洲而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好像一根燃着了的火柴，一阵风吹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⒁西方“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一句话道破西方文明的虚伪。

现代人盲目崇拜进步，迷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强。人们盲目相信进化论，西方主流社会尤其崇拜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哲学上看，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自身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还是既进步又退步，进三步退两步？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地正确回答。从文化上看，19世纪欧洲文化群星璀璨，而20世纪却人物凋零。不仅人物凋零，而且西方世界的精神萎靡已经长达百多年，找不到出路。19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20世纪西方人惊呼“人也死了”，现代文明社会随着物质进步，人类本身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庸俗化、精神矮化、没文化和异化，对此美国的商业文化（赚钱毁人）、帝国主义文化难辞其咎。所谓后现代文化的物质社会、福利社会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应当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物质力量太大，诱惑力太大，人类不仅无力控制，反而为其所控制，所主宰。人类已经不是物质的主人，而是物质的奴隶。中国文化主张由人控制物，而不是由物控制人，如陶渊明所说“心为形役”，“人为物役”。西方文化使得政治家、资本家成为撒旦，放纵人的欲望，诱导人堕落，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在西方文化统治下，物的诱惑使得人类似乎越来越野兽化，就是为了“潇洒走一回”，吃喝玩乐一遭几十年，哪来哪去。人的价值究竟何在？就是个酒囊饭袋？赚钱机器？一个能够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在现代银行里，没有人，只有客户，而且客户都不是人，而是一系列账户号码。在现代医院里，没有病人，病人如同坏了的汽车需要修理，医生就是修理工。病人进门，医生绝不“望闻问切”，先开一摞单子化验、照相，然后对号入座，分门别类，分别修理五脏六脾，实在不行就开刀换零部件（换心，换肾等等）。照此下去，将来医生完全可以下岗，为机器人所取代。教师也是一样，上课放录像即可，又降低成本，何必劳民伤财？当代人类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危机及其根源，就在这里：见物不见人。许多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精神已经死了，成为物（钱是货币化的物）的奴隶，活着的只是皮囊。许多人死了，其实还活着，还在服务于人类，为人类指点迷津，如马克思。小品《不差钱》很耐人寻味，里边有老少两张嘴。少的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死了，钱没花了。”老的说：“人最大的痛苦是，人活着，钱没了。”可见现在许多人是为钱活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思想自古而然。但是，这种腐朽思想在中国从来就不能理直气壮，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因为有儒学为正统，所以为两千年以来中国社会所贬抑。一些现代人“沐猴而（西）冠”，骂残古人，殊不知，如果没有儒学为正统文化，不以道德抑制私利私心，中国不要说维持中华民族几千年于不坠，恐怕早就不知所终了。所以历来中国官僚和商人要附庸风雅，装点儒学；即使是假道学，也比真流氓要好。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风行世界，消灭了真君子，搞得假道学都不必费事了，都成了真流氓，而且满世界流行“我是流氓，我怕谁？”这都是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带头“耍流氓”闹的，从根儿上讲都是西方文明惹的祸。西方文明造福于近代人类社会，也遗祸于人类社会，世界越来越乌烟瘴气，终于在20世纪末被美国带上悬崖。对中国来说，1840年以前的东亚和中国，虽然穷点儿，大体上还算太平。西方人打进来以后，全乱了套。而且自那时起的100年里，中国地位一落千丈，人民水深火热，国家四分五裂。全靠中国人自强不息，才有今天。毕竟今天生活改善，国力增强，学习西方，除了道德沦丧以外，经济颇有成就；虽然也仍然不免受些洋气，明里暗里被人占便宜没够，但是毕竟与百多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有自我修复能力，都是粉饰之辞，其实都是大危机条件下阶级斗争逼的，才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大发展，其实质是为避免革命。后来，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曲折，世界革命形势退潮，70年代以后东西方力量对比向西倾斜，给了美英等西方极右势力一个错觉，以为历史可以倒转。于是推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结果得计于一时，现在砸了。世界重新向左转，经过历史的反复，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已经面临哈姆雷特的选择：“生存，还是死亡？”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命运选择。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曲折反复和国际洗脑运动，现在再来说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垂死性，许多人会发出“苦恼人的笑”。这次金融海啸为所有人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中西方上层反应强烈，为过去所罕见。美国金融海啸犯了众怒，西方国家首脑纷纷指责美国，而且直言不讳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甚至明言新自由主义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还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70年代，由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经济界的正统。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⒂俄罗斯学者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深化还表现为西方国家政治的黑社会化。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说：“国际社会，首先是美国和欧洲，总体受犯罪集团影响这一点证明，在西方，精神崩溃和堕落的过程在过去的80年仅仅是加深了，具有了新的、更加令人感到惊恐不安的性质。实际上，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这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其中，最近揭露的美国公司和美国行政机关高层公职人员在金融方面的不体面行为，在世界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等等，都证明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犯罪社会，这个社会实际上希望得到权力，拥有自己的幕后世界政府。追求世界自由市场（以高利盘剥为特征的）的虚假价值所产生的今天的跨国犯罪，是世界文明的灾难。俄罗斯不幸遭遇了这个灾难。”⒃

3、美国金融海啸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加剧了美国和西方文化衰落，世界政治多极化已经形成，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重心的东移正在加速，这对中国崛起具有某种战略转折意义。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金融海啸，是美国衰落的催化剂，是世界体系演进的里程碑，是中华复兴的历史机遇。

新自由主义和超级金融泡沫是当代两大全球性骗局。前者既是地缘政治工具，也是意识形态掩护，后者是金融战。美国其所以能够玩弄国际金融这么多年，泡沫经济玩到这种程度，完全是依仗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支撑下的美国军事霸权。美国陷入道德危机，还在于将世界领进一个全球化的诈骗时代。70年代以来，美英为了一己利益，在全世界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名，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包装成“拯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救世良方，先后将拉美国家、苏联东欧国家骗得人仰马翻，国家陷入解体动乱，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

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费占全球30%的资源，面对危机布什却顽固地表示美国决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霸王模式。现在美国霸权正在失去，其模式也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其实是“纸老虎”，它有两怕：一怕美元地位崩溃，如同被抽了筋，那就一落千丈。金融海啸敲响了美元霸权的丧钟。二怕选民。美国自诩先进的民主制度决定了美国政治的软肋。长期以来美国透支国力，国家债台高筑，国民过度消费，制造经济泡沫，维持虚假繁荣，形同对国民“贿选”。消费具有刚性，国民提高了胃口，“山姆大叔”变成“山姆大爷”，一旦陷入金融海啸引起的长期萧条，美国国民的承受力相当差。所以接下去美国仍要经历一场炼狱般的痛苦考验，其影响还远未显现。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尤里·帕霍莫夫指出，这次全球危机将“导致文明板块的构造性移动。在此情况下，震中位于美国的全球危机可能扣动文明板块大挪移的扳机。届时美国的全球化模式可能会加速被另一种模式所替代，最有可能的是东亚模式。”⒄这场美国、西方和世界体系的危机，对许多后发国家都是机遇，对中国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折点。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对此，本书在第二章作了进一步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衰落和分裂的产物（直接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分裂，本质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和分裂），也是西方文化的奇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它至多能容忍凯恩斯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福利主义。

与8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相对照，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流行，已经有四十来年，并非始自这次金融危机。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被称为“回归马克思”。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埃里克·欧林·赖特说：“时代变了，20世纪70年代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许多学生，此后纷纷受聘进入专业和学术岗位，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目前已获得终身职位。”⒅他说：“我关于阶级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高额研究经费，这些经费不仅支付了我的部分薪水，而且能够使我从教学中腾出时间进行写作。随着我的名声日益显赫，我获得了无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讲的机会。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和威斯康星大学给了我可观的报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和阶级分析学者，我不敢断言所有这些对我没有产生影响，我也不敢断言，面对自由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殷实的大学教授职位所带来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单凭我的意志就能够彻底抵制诱惑。”⒆这种大规模聘用和扶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现象，离开美国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在苏联从衰落到被抛弃；而新自由主义则由美国英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推动，在全世界泛滥，直到近年来才迅速退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以及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泛滥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从反面证明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当代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抽象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分析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世界体系，作为社会科学的“解剖学”，具有极强的诠释能力；与现有的任何理论工具，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优势。这是西方回归马克思的根本原因。例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可以透过曲折复杂的现象，看出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仍然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运用《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原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包括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有庖丁解牛之效。反之，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分析这次金融海啸，多是皮相之见，如所谓金融监管不力之类。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其中关于垄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腐朽性的研究，对理解当前这场美国金融海啸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地位的论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20世纪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所以，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至今马克思主义仍三分天下有其一。罗伯特·吉尔平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还是有用的，只要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强调的那些资本主义缺陷——资本主义发展中‘繁荣和萧条周期’、大量的财富和广泛的贫困并存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对市场份额的激烈角逐——依旧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继续流传下去。”（20）

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其消灭剥削、压迫、私有制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以及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代表了人类自古以来一切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代表了人类进步、公平和正义的发展方向，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能够代表当代绝大多数人民包括一切弱势群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中下层中产阶级。发达国家的，更不待言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多年来地位下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又遭重创，日益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所以至今仍是许多国家不懈的追求，也是当代许多国家进步的正直人士的理想、信仰和追求，是许多学者包括发达国家许多学者坚持的价值观、方法和理论工具。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主义，是代表穷国利益的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则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主义，所以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最需要救助穷人和穷国时，奥巴马政府仍然是解救金融机构实际是帮助富豪的思路，目前其国内信任度日益低落是必然的。而在这次危机中，最有办法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

最后，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本质是一种科学，而不是教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历经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曲折，特别是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宽幅震荡和金融海啸，至今仍然闪耀出真理的光辉。而战后苏联衰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也就成为僵死的教条，必然丧失生命力，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探索、改革和更新，一旦僵化就危险；而一旦走上邪路，也必然完蛋。西方有人说，社会主义被中国“弄脏了”，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僵化思想；苏联东欧国家有人说，他们的社会主义被中国搞垮了，这是一种向外用力的思维，不懂得自省。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相当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价值以外，主要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真正能够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实际，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能够着眼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对世界最新发展及时作出有益的理论概括，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理论诠释和理论创新。这样讲，并不等于完全赞同“西马”的观点。而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从风行一时而终于到处引发祸乱，归于沉寂，并成为过街老鼠，归根结底在于它只是维护某种既得利益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科学。

（本文为拙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章“世界政治新时代”的第1节“人类危机的文化根源”，题目做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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