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政治上冷战的嘎然而止，昔日对峙的苏美两极，由于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戏剧般地结束；经济上全球化的陡然加速，不仅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密切，甚至出现了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科技上信息化的迅猛扩张，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各种技术百舸争流之中，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借助冷战后的红利一飞冲天，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很显然，这个时代发生了大转折。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规制未来的世界？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作为全球经济和技术的主导者，自然需要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政治高层做出的是政策上的调整，而学界翘楚提出更有理论化的战略对策。哈佛大学执美国社会科学之牛耳，在风云变幻之际，一些学者立马麻州、青梅煮酒，纵论天下之大计。
弗朗西斯·福山，一位不到40岁日裔美国学者，其貌不扬、性格内向，却在苏东即将剧变之前发出了“历史终结”的宏论。福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并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以美国为范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的右翼立场不敢苟同，宏大叙事也多有漏洞，但他“马前炮”先知般的见解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虽备受争议却总为关注的战略学者。
萨缪尔·亨廷顿，福山的导师之辈，此时已经作古，在冷眼观察时局突变之后冷静地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亨廷顿看到苏美争霸告一段落之后，过去意识形态的主义之争势必走向式微，而兴起的将是新的以宗教为背景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东亚的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宏论一出，高屋建瓴，再显学界泰山北斗之范。
约瑟夫·奈，软力量理论之父。在冷战后美国一极超强到处挥舞大棒之际，他提醒当局注意时代之变化，应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使用软力量。硬力量是威慑力，软力量是吸引力，大棒加上胡萝卜，配合使用更有效。软力量理论成为最近20年影响急剧上升的主流理论之一。
这些冷战结束后全新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内外政策的大局。美国竭力插手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演变，不断制裁和围攻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行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无不带有“历史终结”的狂妄。在美国“9·11”事件以及美国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上帝与真主相互对垒，文明冲突似乎变成严峻的现实。而美国掌控国际组织，操作国际规制，打着合法的旗帜推行软霸权，软力量也用的很到位。
福山、亨廷顿、约瑟夫·奈等，的确不是等闲的书生。福山是哈佛毕业的博士，亨廷顿是哈佛的资深教授，约瑟夫·奈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们都是背靠哈佛大学的学者。的确，学术有传统，学者有山头。美国在长期的学术竞争中，形成了一些顶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单位。学者们要在专业上出人头地，总与这些学界的少林武当渊源密切。美国的战略学者们，多是出自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常青藤大学，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机构。这些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人脉相连，关系密切。由于这些机构的学术声望、研究旨趣以及与政府关系等因素，使得它们沉淀了关怀战略问题的学术传统。美国战略思想的表达也有传统的领地，那就是以《外交》(Foreign Affairs)、《时代》(Times)为代表的刊物，前者偏重于学术气息，后者更直接面对时代问题。尤其是《外交》杂志，刊发多是政要和学者的战略见解，一直被视为美国的战略风标。以上的机构、人员、刊物三位一体，勾勒了美国战略学者的江湖。
当然，每个学者战略眼光的养成各有特殊的条件，其中学术广度、学术深度以及社会关系、政治敏锐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福山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东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算得上是学二代，求学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结识和跟随过沃尔福威茨等有影响的政界名流，工作于美国国务院以及兰德公司等著名单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就很容易理解当时年纪轻轻的福山敢于提出在许多人看来是眼高于顶的“历史终结”的宏论了。福山成名之后写了许多著作，除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还有《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大分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以及《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等，这些著作褒贬不一，但都带有主题宏大、知识庞杂、直面现实和思考未来的特色。
亨廷顿年少得志，20多岁获哈佛博士并留校执教，20世纪60年代就是成名学者。其同学中不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为官、为学都出色的两栖型人物。不过就为学而言，亨廷顿成就更高，无论是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还有后期的《第三波》，都是政治学中的经典。学政治学的要不知道亨廷顿，恐怕如同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在哈佛的政治学理论中，既有罗尔斯传世的正义论，也有诺齐克最小政府的乌托邦，而亨廷顿老而弥坚写出的更为入世的一篇《文明的冲突》，影响之深远，在冷战后20多年车载斗量的论文中还无出其左右者。
约瑟夫·奈从国防部副部长退职回到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较之于学术精深，约瑟夫·奈的政治敏锐更胜一筹。他曾在多个领域出版过著作，值得惊奇的是每一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末期美国政府遭遇挑战和危机之时，约瑟夫·奈主持了宏大的研究项目，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下的政府问题。笔者10年前聆听过他的关于全球化、信息化等的论述，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而他关于软力量的高见，影响了一个时代。即使在中国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也能感知到他战略智慧的影子。(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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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以历史路径为主。冷战史名家约翰·加迪斯教授和曾撰写过《大国的兴衰》的名教授保罗·肯尼迪，都非常重视通过研究历史来探究战略。培养战略精英，不了解过去伟大的思想怎么行？不研究战略思想发展史怎么行？他们在耶鲁大学设立的大战略研究项目，大致分为阅读经典、海外旅行和当代重大问题讨论三个板块。学生进入到这个项目后，春季学期被用来大量阅读经典著作，读修昔底德，读孙子，读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二世、美国的开国元勋、康德、梅特涅、克劳塞维茨、林肯、俾斯麦、威尔逊、丘吉尔、两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凯南、基辛格等人的著作。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集中搞战略研究的地方，是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该中心的突出特点是重视科技与战略研究的关系，开展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成两大拨儿，一拨儿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导弹专家等等；另一拨儿人则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两拨儿人整天在一个屋檐下搞研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要提出一项政策，那么该政策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何，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说，他们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在政策的敏感性等方面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一项政策的历史变迁、在法律上如何操作、如何将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化成政策，这些问题，他们不太擅长，因此也就需要由一些搞人文社科的来帮助，来协调。两边一搭伙儿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哈佛大学
哈佛的战略研究分好几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曾长期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基辛格出道之前也在这儿。后来在该中心下又成立一个奥林战略研究所。在过去近20年中，奥林国家安全项目通过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优秀的年轻学者(包括博士待位人、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轻教员，每年10人左右)提供奖学金的方式，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界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圈子。目前来看，在哈佛的战略研究中，更为活跃的是设立较晚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从1960年代起，在政治学家诺伊斯塔特，外交史学家欧内斯特·梅，以及他们的学生、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持续努力下，发展了一条从案例和决策过程入手来研究国际战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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